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下，神甫们面对这些艰辛的工作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事尽心尽责。在传染病院及城里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无私地救济难民。只要有苦难的地方，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人们总能看到他们和眩晕之人、将死之人在一起，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饱受折磨，危在旦夕。他们给予那些病人精神安慰，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物质帮助，只要别人需要，他们就乐意为之服务。只在城里就有六十多位教区神甫因感染瘟疫而死亡，这个数字约占神甫总数的九分之八。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一样，费德里戈一直鼓舞着大家，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在这个大主教家庭的所有成员几乎都因病逝世的时候，其亲朋好友、地方高官和邻近的贵族们都恳请他搬到另一个隐蔽的别墅中远离危险，但他回绝了这些劝告和请求。他在给教区神甫的信中写道：“就算放弃生命，也不要放弃我们这世上的家庭和孩子们，照顾他们是我们的职责；你们要直面这瘟疫，只要能为基督拯救一个灵魂，就当心怀爱心，像去迎接生命、领取某种奖励一样。他没有忽视任何没有妨碍他履行自己职责的措施，而且还为此对教士们做了一些指导和规定；而当他在行善中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也毫不畏惧，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似的。为了赞扬和调动神甫们的热情，他经常和他们待在一起，鼓励那些对待工作不积极的神甫，并把他们派遣至别的神甫亡故的地方，希望他走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他探访传染病院，给患病之人送去安慰，并鼓励医护人员，要他们尽心尽责地照顾好病人；他走访了整个城市，救济那些被隔离在家里的不幸的穷人。他靠在门前或驻足于窗户下面，聆听人们的悲苦，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叫他们一定要鼓起勇气。总之，他将自己投身于瘟疫，并生活在被瘟疫感染的人群中，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到了最后他也没有感染上这疾病。

在这波及公众的大灾难中，在正常的秩序遭受持久的骚乱时，总会有某种美德的发扬和升华，但同时犯罪的概率也有所增加，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异乎寻常。而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各种罪恶行径尤其显著。那些没有感染上瘟疫并对此毫不惧怕的恶棍们，趁着公众混乱以及公共力量的削弱，找到了新的犯罪机会，并能够保证自己不受处罚。而且，大部分公共力量已经落入了这些恶棍的手中。一般来说，除了那些不惧怕瘟疫、天生就对自然植物无所畏惧的人愿意从事脚夫和鸣道夫之外——他们喜爱肆意地掠夺和抢劫，再无他人。

为了对付这些人，当局政府制定了最严格的法令，也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胁他们，为他们划分了固定的范围，而且，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那样，还派遣人员管制他们。地方官员和某些贵族被派往城里各个地区，并赋予他们权力抓好时机好好地管制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事情一直发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由于死亡人数、逃跑人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幸存者也越发恐惧，这些管理人员们已无法再对那些恶棍进行管理，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脚夫们，把自己当作一切事物的仲裁者。他们像主人一样专横地走进别人的家中，更像敌人一样乱闯民宅，更不用说他们是如何肆意掠夺，如何虐待那些染上瘟疫的不幸的人们。他们把他们那污秽邪恶之手放在那些健康的孩子、女人和男人身上，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钱交出来，就把他们拖去传染病院。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让穷人们为他们的“服务”付钱，如果不交出一大笔钱，他们便拒绝将那些腐烂的尸体搬出去。据说（鉴于一些人太过于轻信别人，另一些人又太过于狡诈，信和不信的说法都同样靠不住），塔迪诺也这样说，为达到扩散瘟疫的目的，那些脚夫和鸣道夫故意让受到感染的病人从马车上掉下来，因为对他们来说，瘟疫意味着金钱，在有瘟疫的日子里他们就像在自己的王国里一样自由自在。另一些邪恶之人伪装成脚夫，在脚上绑一个响铃——这是区别脚夫与否的标志，他们闯进民宅，对他们施以各种暴行。有些房间没人居住，或者只是居住着一些虚弱或者快要死的人。这些房间大开着门，时常会有小偷进来无所顾忌地偷东西。还有些房间也会被警察闯入，这些警察同样肆意抢劫，甚至比那些小偷的行径还要恶劣。

疯狂与邪恶同步增长，所有那些盛行的错误或多或少地都从人们的张皇失措和茫然不安中获得了额外的力量，产生了更加广泛、更加迅速的后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增强和扩大对于涂抹毒物这事的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涂抹毒物这一行为，就其影响和表现方面而言，又常常代表着另一种罪恶。这种想象的危险情形比真正现存的危险更加困扰、折磨着人们的心灵。“然而，”里帕蒙蒂说道，“人们眼睛看到的和脚底触碰到的，不是散乱的尸体，就是堆积如山的尸体，使得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场一样；另一种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丑恶的症状便是人们之间那种相互的憎恶，相互的不信任，以及过度的怀疑……他们不仅不信任朋友、客人，而且连那些人类关系的群体之名，如夫妻、父子、兄弟都成为极其恐怖的词语。他们互相猜疑，这真是一件既可怕，又难以启齿的事啊。家庭的餐桌、夫妻的婚床，都被视为可怕的诱惑之地，被视为放置毒物的地方。”

对于涂抹毒物的这一阴谋的胡乱猜想和奇特构思，粉碎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颠覆了彼此间的种种信任。一开始，人们只是以为涂毒者是受着贪心和野心的驱使，可后来，他们猜想并且相信，在这一行为中隐藏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恶魔般的渴求，某种足以战胜其意志的诱惑。病人在梦中责备自己，做了别人暗害自己时所做的事，这仿佛是在吐露真话，可以说，这使得任何事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可信的。要是神志不清的病人在梦中，就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做出一些只有涂毒之人才会做的动作的话，那这可比言语留给人们的印象要深得多。这事倒是很可能发生，也是一件为许多作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论据的事件。同理，在审理巫术这一漫长而又悲惨的过程中，被告的供词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并非总是被屈打成招才承认的，也不是为了进一步支持和维护有关巫术一事，因为当一种观点在某个地方盛行时，它肯定会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寻找一切可能的出路，经历让人信服的各个阶段。很难想象，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会永久地相信某件非常奇特的事一旦发生，而其始作俑者却不会暴露出来。

由涂毒一事引发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令众人很信服，而且它还流传得很广，因此值得一提。不过，每个人都在讲述这同一件事，可是讲的内容却不尽相同（这可能就是该故事奇特的地方）。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个人看见一辆六只脚的马车停放在大教堂的广场上，里面坐着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和他的几个随从，这个大人物忧郁的神情中透出些许兴奋，他的眼睛红得似火，头发直立着，紧闭的双唇还露出威胁的表情。正当这人看得入神时，马车停了下来，车夫还邀请他上车，这人也没拒绝。马车在绕了一两圈后便来到了一所宫殿，于是他们便下了车，同众人一起走进了那宫殿。在那儿，这人见到的景象有惬意的，也有恐怖的。他看见了废弃之地，看见了花园，看到了墓穴，也看到了大厅。在这些大厅里，还坐着一些幽灵。最后，他被带领着去参观一个装钱的大箱子，那些人告诉他，只要他接受一个装着油膏什么的瓶子，将其涂抹在城里，那他就可以拿那钱柜里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他拒绝那么做，于是顷刻间，便发现自己回到了刚刚上马车的地方。这个故事被广大人群所相信，根据里帕蒙蒂所说，这一故事也并未遭到许多有学识之人的取笑。它传遍了整个意大利，甚至还传到了其他更远的国家。在德国，该故事还被绘成了版画。一位名叫马贡扎的大主教候选人写信给红衣主教费德里戈，询问米兰的这一奇特之事是否可信，红衣主教回信说，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

还有一些有学识的人，他们的梦话虽然本质不同，却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带来了同等悲惨的后果。他们大部分都相信，彗星是于1628年出现的，而且该年土星又与木星会合了，这些就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土木二星的会合，”塔迪诺写道，“会于1630年应验。那些有学识之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家也都明白这有何含义。它预示着即将会发生的置人于死地的疾病，还会发生种种令人惊讶的事。”这一预言我不知道是何人何时捏造出来的，但据里帕蒙蒂说，很多人都能随口道出。而另一颗彗星恰好又在发生瘟疫这年的6月显现，因此，它被人们视为一种新的警示，同时也作为一个明显的涂毒证据。他们还翻阅各种书籍，而且发现有很多人为制造的瘟疫，他们甚至还引用李维、塔西佗、戴奥尼夏、霍默、奥维德，以及许多其他的古人的书籍，这些书中都叙述或者提及过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现代作家，他们的著作中对此谈得更多。他们还引用了其他数百名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要么从理论上，要么从口头上，都提及了有关毒药、巫术、涂毒和火药之类的事。切萨尔皮诺、卡尔达诺、格雷维诺、萨廖、帕雷奥、斯肯基奥、扎基亚，以及可怜的德尔里奥都属于上述被提及的作家。如果说，一个作家的声誉同他的作品的好坏成比例的话，那德尔里奥肯定算得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的著作《魔术的专题演讲》概括了到当时为止，人们在巫术方面所梦想的一切，成为无法辩驳的权威之作。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为那些不合法的、恐怖的、持续的谋杀提供了准则和有力的动力。

从没文化的老百姓的发明中，有学识的人获得了符合他们自己思想的东西；从这些有学识的人的发明中，老百姓也获得了他们能够尽量理解的东西。他们一起形成了庞杂混乱、共同狂热的群众。

不过，那些医生的行为，才令人觉得更加惊奇。我说的医生，指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相信该传染病就是瘟疫的人，尤其是塔迪诺，是他自己预言说那是瘟疫，并目睹着它的到来，可以说，他亲眼看见了它的发展。他公开断言那是瘟疫，说其是通过接触传播的，还说要是对其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它定会使整个国家都染上此病。可是，后来，他却将这些结果作为涂抹毒物的一个论据。他在米兰第二个死于瘟疫的患者卡洛·科隆纳的身上发现，谵妄是此病的一种症状，后来，他却将此事作为涂毒这一可怕的阴谋的证据。这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两个目击证人，他们透露说，自己曾听到一个身患瘟疫的朋友说，有一天晚上，有几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说要是愿在附近的住房上涂抹毒物，那他就给这位病人健康和财富，而他一再拒绝，最后那几人便离开了，留给他的是床下的一只狼和床上的三只猫。它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天亮。

要是说只有一个人那么想，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说是他自己太过古怪，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很多人都是那么认为的，那这便成为人们当时思绪的一种典范了。而且它还显示了那些有条不紊、理智的思绪是怎样被另一种思绪直接扰乱的。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位塔迪诺还是当时米兰非常有名气的人士之一。

两位著名的、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曾写道，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对涂毒一事很是怀疑。我们很高兴能在回忆这位优秀、慈善的人时，给予他更加全面的赞扬，同时呈现出这位善良的主教在此事上，就像在很多其他事上，超越许多同时代的人的品格。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他身上呈现出的公众舆论对于人们的巨大压力，即使像对他那样最高贵的思想也是如此。至少从里帕蒙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起初，费德里戈确实对此事有所怀疑，后来，他也认为公众的舆论确实包含大量的轻信、无知和害怕，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托词来弥补自己这么迟缓的承认，而且他还发现，公众的观点虽然有些夸大，可是其中有的方面还是说得很有道理。安布罗焦图书馆还保存着由费德里戈亲自撰写的有关此次瘟疫的小册子。以下就是他的这种情感，其中有一次竟清楚地表达出来：“有关涂毒一事的报道多种多样，其构造之法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有的我们认为是真的，另外一些则是编撰的。”

不过，有些人自始至终，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定此事全然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是从这些人本人那里获知这一观点的，因为没有谁有足够的胆量当众吐露自己与公众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些作家那儿获知此种观点的，这些作家或嘲笑、或指责、或驳斥这种观点，说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成见，是一种不敢拿出来供公众争辩的谬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毕竟存在。我们还从另外一位知晓民间传说的人士那儿了解到此观点。“我在米兰就遇到过很多明智之人，”善良的穆拉托里在以上提及的文章中写道，“他们从自己的祖辈那儿得知有关此事的可信的评述，他们都不相信有关涂毒一事的种种报道。”看起来真理仍然在慢慢流传，尽管人们只是对家人才会说出，可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不过，这些家人都将其掩藏起来，不敢明说，怕引起公众的谴责。

地方官员的人数每日都在减少。对每件事，他们都失去了信心，感到十分困惑，可以说，他们将自己那唯一尚存的勇气，唯一的那点快要消失的决心，花在了寻找涂毒者上。他们自以为把那些涂毒者找出来全不费功夫。

当然，随之而来的审判既不是这一类审判的开始，也不能将其视为审判史上的罕见之事。因为，我们暂时撇开古董不谈，只谈跟我们所讲述之事较近的年代里的一些事：1526年在巴勒莫，1530年、1545年以及1574年在日内瓦，1536年在卡萨尔·蒙费拉托，1555年在帕多瓦，以及1599年和1630年在都灵，都有一位或者多位不幸人士被指控曾用粉末、毒物和巫术，或者同时用这几种手段来传播瘟疫。这些人最后遭受了审判，还被处以最残忍的极刑。不过，在米兰所发生的所谓的涂抹毒物一事，由于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众人记得，而且传播得很广，因此，它可能是最值得研究的东西了。或者，说得更明白点，那就是在很多方面，它都值得众人研究，因为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很多详细而又真实的材料。尽管不久前，我们才赞扬了一位作家，讲述到了此事，不过，他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将此事写成历史，说得更实在点，而是想从中获取有关这个话题的最为重要，也最为广泛的论据。对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可以形成一部新的作品的素材。不过，这些也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而此处也不是更进一步讨论它的场所。此外，我们在这些事上逗留了那么久，兴许读者们已不再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所讲述的这些了。因此，我们还是将这些事留给另一部著作去讲述和探讨吧。

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主人公身上，不要再抛下他们，直至故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