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用我爸爸的话说是，学校到顶了，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

我的一二年级，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老师也只有一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村里除了她家里人，其他人都叫她老师。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上完幼儿班的课，接着上一年级的课，最后轮到二年级，依次填满内容，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当然，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

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我每次都考一百分，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其实我没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典礼开完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老师叫住了我，她看着我，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红着脸站着。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那学校真大，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学校报完名回来，爸爸告诉我，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以前是个庙，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

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爸爸说，他头发雪白，面色通红。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姓邱，是个小伙子，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妈妈显得很担忧，她说老师很要紧，没有经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事实上，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我又考了满分，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认为，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我是个例外。

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他喊我起来造句，我把“爸爸妈妈”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

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

那以后，我变得不太爱说话。

爸爸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经常问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那时候，我理解不了爸爸的世界，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妈妈说我爸爸曾经跟谁谁谁好得穿一条裤子，但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十里路以外的石灰厂上班，然后一身灰尘地回来，灰头土脸的日子让他几乎不跟别的人说话。爸爸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自己村里，我看他们见面也不怎么聊天。

曾经为这事，我质疑过妈妈，妈妈只说了一句，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重家具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他扛回家的。这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虑，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在那个人结婚前，爸爸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成了陌路人。

随着对学校的慢慢熟悉，我果真看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师，他已经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看上去像个元老。爸爸跟我说，那是他的老师，头发年轻的时候就雪白了，不是病，是品种的关系，他好酒，红润的脸色是长年喝酒喝出来的。爸爸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告诉他，爸爸是谁，他肯定还记得。

我想爸爸说这些话可能是想让“白头”老师在学校格外照顾我一点。只是按我的个性，是不会主动去跟一个陌生老师接触的。

在学校里，说来也奇怪，我们村一共去了六个人，被均分在两个班里，到了一个新环境，原来的友谊仿佛都被抛到了一边，平时在其他同学面前，谁都不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仿佛被同学看出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国光虽然取笑过我，但他跟我的关系却比我跟其他人都好。学口音那件事，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一个人，他遇见谁都取笑，不管你生不生气，他自己会很快忘了这件事，没心没肺地跟你聊天。他好吹牛，早自修之前、每堂课的休息间隙，就听他在那里高声大气地说话，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先哈哈大笑，笑声缭绕在教室密闭的空间里，热气腾腾，需要很久才能散去。

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讲笑话，很多段子都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他成绩很差，这方面却禀赋惊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比如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挖苦他的智商，一下课，他就把这事丢到了一边，拿数学老师开涮。

他拍拍我肩膀说，跟你说件事。我只侧过头，他感觉不过瘾，对我使劲招手，你转过来坐呐，这事不能让别人听到。我转过去，他眼珠子一转，开始编故事。他说，“早上我去买油条的时候，你猜我遇见了谁？”

“谁？”

“就是刚刚给我们上课的那位，他在那里吃面条，一碗吃着，跟前还摆放着两碗，都是海碗，那么大！”他说着，双手比划出两个大圆，往跟前“咣咣”一放，自己先乐了起来，“这是猪的饭量啊！这还不算，他把早餐店里的辣椒罐拿过来，来一勺，不够！再来一勺，还不够，最后，整罐辣椒酱都倒进了面里，你猜他说什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国光已经乐不可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说什么？”

“吃进肚子的都是自己的，哈哈哈……”国光乐翻了自己，他一边拍打着桌子，一边笑得脸上皮肉泛红，引得周围的女生骂声连连：“神经病啊！又发神经啦！”他却越骂越癫狂，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

我在里面充当一个无辜的可怜角色，听到后来也没有跟着笑，国光往往会问我：“你怎么不笑？不好笑吗？”我还是没觉得这有多么好笑。

那天，爸爸问我，在学校里跟谁最好。我想了一下说国光。爸爸又问我，他学习成绩好吗？我摇了摇头说，他所有的作业都是我这里抄的。爸爸也没有说什么，他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跟他好呢？我说，他会讲笑话，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

爸爸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又问我国光是谁的儿子。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大人们总是这样，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兴趣所在。学校里的同学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去关心对方父亲的名字，把名字赤裸裸地叫出口就认为是一种咒骂，再恶毒点的就是带上对方父亲不怎么好听的绰号，比如癞头阿三之类的。

爸爸并没有死心，他又问我，那他是不是新林村人？我说是的。

我对国光仅有的了解是他家开小店，家境在同学中算优越的。有一回，他用报纸包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牛肉来了教室，把班里的一帮同学馋坏了。我也从来没看到过牛肉，牛倒是见得多了，农忙的时候干活全靠它，但我们那里从来不杀牛，集市上也从没见过卖牛肉。

国光说，是因为他上学快迟到了，来不及吃饭，他爸爸才割了这么一块牛肉给他，让他饿了的时候吃。看到那么多咽口水的同学围着他，国光突然来了兴致，他说，谁让他打一个耳光，他就割牛肉给谁吃。

起初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一阵静默之后，一个叫云飞的同学跳了出来，他像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举了一下手说，我来！人群推来攘去，给他挤出一条缝。他钻了进去，又说了一句：牛肉，我没吃到过。他摸了摸自己的右脸，又摸了摸自己的左脸，似乎为哪边的脸挨耳光有点犯难，最终，他伸出了左脸，牙齿咬得紧紧的，脸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块板，那尖嘴猴腮的模样特别逗，但我们谁都没有笑。

国光毫不犹豫，“啪”地一声打了上去，这一下，让我们看的人心里“砰砰”直跳，仿佛打在了自己脸上。云飞叫了一声说，“哇，这么痛！”他使劲地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说，“好了，牛肉可以给我了。”国光拿出削笔刀，从那块牛肉上切了薄薄的一片，云飞又叫了一声，“这么小！”

云飞过后，像头羊跳下了悬崖，别的同学纷纷跟着往下跳。这件事，幸亏没有人告诉老师，不然国光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

那次，国光破天荒地切了一片牛肉给我，跟我说，不打耳光，送你吃。惹得别的挨打的同学纷纷抗议，国光说，他手也打痛了，不想打了。那次之后，我对国光好感倍增。

说到国光家开小店，爸爸确定了国光的父亲，他言之凿凿地说，那不会有错的，他爸爸跟我当年也是同学，跟在我屁股后面甩也甩不掉。

我恍然大悟，一个地方读书，很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同学关系。

爸爸又说了一句，他家全这个德性，好吹牛，吹牛能吹翻天。

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爸爸大概突然意识到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也没跟我继续聊下去。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又提到了国光，他说，你那同学的妈妈很早就死了，死于车祸，还挺惨的。这句话引起了妈妈的兴趣，两个大人开始聊一些细节，完全撇开了我。那顿饭，我吃得有点心塞。

我以为爸爸问过我就算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羞愧的事。那天一上学，国光在教室门口喊住了我，他说，“你爸爸是不是跟我爸爸去说，我作业都是抄你的？”我一下怔住了。

有同学围上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默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脸烧得很厉害。国光很生气，他又跟别的同学诉说了一遍：“他爸爸那天去我们家店里买香烟，问我爸爸‘你儿子是不是叫国光？’我爸爸说是啊，他还以为我在外面闯祸了，没想到他爸爸又说‘你儿子的作业都是抄我儿子的’。”

我不明白，爸爸当初为什么去跟国光的爸爸这么说，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自卑反击的做法。我们家一直比较穷，而国光家不一样，去同学家买香烟本来就有些卑微，我爸爸突然来了这么一出，拿儿子压压对方的气焰。我没法想象，当初爸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我看到那些同学拿眼角看我，他们围在国光的周围，什么话都没说，但这就是一种立场。如果换成一个成绩很差的同学，我猜想他们可能会当面奚落我。

接下来整天的课程，我都处于恍惚的状态。我始终觉得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背后盯着我，像一杆电焊枪，能把我背上烧出一个洞来。我不敢回头看，坐在那里，能清晰地感受到国光的愤怒，他时不时地弄出点响动来，比如把卷笔刀故意摔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又或者把脚贴在我凳子腿上，不停地抖，完了还用脚帮子一下一下地捶我的凳子。

回到家后，我挣扎了很久，终于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到国光的爸爸那里去过了？”

我爸爸迟疑了一下，然后笑笑说：“是的。”我能感觉出来，他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好了，他笑得很勉强，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呢？

我恨死了我爸爸，但我也不能再质问下去，难道让爸爸跟我道歉吗？

过了几日，我发觉国光的反击开始变本加厉，他用家里小店的货物收买人心，让原本跟我还有交流的人都不再理我。他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告密者。

这跟汉奸差不多属于同一级别，让我羞愧不已。国光开始为我编段子，下课后，他叫上一帮同学围着他，听他吹牛。当然地点选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有时候是操场上，有时候是花坛边。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从他们的表情里能看出来，每个人都鄙夷地看着我，还轻蔑地冲我笑。

我在厕所里碰到过这样的事，国光和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撒尿，隔门外，就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突然闯了进去，他们都住了口，长长一泡尿的时间里，他们谁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即便这样，我也从不争辩什么，我以为过段时间，国光态度会软下来，可他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他时常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

我特别厌恶上体育课。那时候，我们没有校服，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却规定我们必须统一着装，穿那种蓝白条纹的运动服。我的很多同学都有兄弟姐妹，共用一套衣服，勉强都能合身，而我和国光成了两个极端，他有一套新买的运动服，颜色鲜艳，几道白边亮得晃眼，而我家里买不起，只能到邻居上六年级的哥哥那里借，那套服装旧了不说，常常领子都是黑的，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狐臭味。

每次体育课，国光就这么带着奚落的眼神看着我，从头到尾一直很夸张地盯着看。那天，体育老师心情不好，看到我们这支“杂牌军”就来了气。他提了提我拖到地上的肥大裤腿说，你不是来上体育课的，是来唱戏的吧？

所有人都笑了，国光笑得最大声，捧着肚子蹲地上笑，差点就躺地上打滚了。那时候，羞愧的我其实在瑟瑟发抖，只是谁也没察觉出来。那堂学做广播体操的体育课，我忘了很多动作，常常比同学慢半拍，最后被体育老师揪到了边上，一直傻站到下课铃声响起。

那以后，国光嘴上还多了一个新词：贱骨头。虽然他从来没有说是在形容我，可我知道这词的出处，我们那里形容戏子，常常用这个词。国光明面上都在喊别的同学贱骨头，可在我听来非常的刺耳。

终于有一天，邱老师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那时候我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问我最近怎么了。我低着头不说话。

这期间，有个人从门外进来，我瞥了一眼，是我爸爸的老师。他给每个老师发了一本小小的宣传册，发到邱老师身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他我爸爸是谁。我不明白，这算不算一种求助？那一刻，我内心非常想找一座靠山，但他发完宣传册很快又出去了。

邱老师翻了几下那本宣传册，又放下了，脸上恢复了严肃，他说：“我们把你当尖子生培养，你自己对自己要求也要严格。告诉老师，最近到底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邱老师很生气，“你以为老师不长眼睛？上课的时候，你眼神游离，昏昏欲睡，你以为我没看到吗？”

我又是一阵沉默。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

邱老师叹了声气说：“以前教你的老师前几天刚刚来过，还问我你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跟她说。”

不知怎么的，说到以前的老师，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但我忍着没哭出声，低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地上，不一会儿，鼻子里有了鼻涕，我没好意思去擦，只能不停地吸着，那些尴尬的声响让邱老师停住了发问。

邱老师最终拿我没办法，他放我回去前，像个慈祥的长辈。他耐心告诉我，不要为什么事分心，好好学习，把掉下的课程好好补习回去。我都答应了下来。

通过这次谈话，我恢复了一些元气，自己也暗暗地下决心，不再去管国光的事。但我小看了邱老师，他又找了语文课代表了解情况。

语文课代表是我的同桌，她平时也不太跟我讲话，却观察得很仔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邱老师陈述了一遍，还把国光拉拢同学孤立我的事也说了出去。于是，我看到邱老师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把国光一把拉出了座位，他随即又揪住了国光的耳朵，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把国光拎出了教室。国光一路都在“哇哇哇”地叫。

所有同学都吓住了，我看到国光离开座位的时候，还瞟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表演的成分，但“哇哇哇”的叫声都传到了我耳朵里，又通过耳朵落到了我内心深处，我真的有点坐立难安。

邱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很多同学都跟着跑出去看热闹，我没有从座位上起来。隔壁办公室的声音很清楚，邱老师的嗓门很大，都是雷霆一样的怒骂。

“成绩像泡狗屎！”

“抄作业你还理直气壮了！”

“拉帮结派，孤立同学，怎么教出你这样的祸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