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顺风顺水，我给她写了很多情书，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办了酒席，过了两年又有了孩子。我小舅子后来跟我说，他后悔了，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妹妹带出来，是他改变了他妹妹的生命轨迹，一个人这么严重地影响了另一个人，而且是自己的亲人，他总觉得寝食难安。我说，去，是我改变的好不好。他又叮嘱我，好好对待他妹妹，不是碰到我，他妹妹完全有可能嫁一个很体面的人，过一种豪华的生活。我说，这也是的，现在做记者太没前途了，累得跟狗一样，还只拿这么几块工资。他说，你知道愧疚就好。

那天，我“吭哧吭哧”地伏案写了很久，只写了两张半，有很多内容只在我脑子里盘旋，却落不到笔下来。第三张打印纸上的字写得特别大，看上去像斗笠，显得特别滑稽。我写到了接下去的打算，觉得跟写单位的年终总结差不多。对未来要展开畅想，我心里想的那些话一句都出不来。单位年终总结里的那些口号，我觉得写上去是对田老的极端不尊重。我只能说，已经很久没这样给别人写信了，这种感觉既亲切又陌生，但最终觉得还是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我盼望着他回信。

我把三张打印纸折了起来，我爱人走过来问，是不是要找信封和邮票了。我说是啊。她说，这个家里真没有了，只能去邮局买了。我收拾了桌子，把那几张打印纸藏在了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我说，家里待了很久了，出去走走吧。

关门前，我爱人问我，你知道寄信地址吗？我愣了一下，是啊，田老的家里我是去过，只记得那个小区叫花园新村，他们的房子在一条人工运河的边上，具体是几幢几号就记不得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鲁班，他说他也不知道，让我直接打电话给田老。我说田老电话里听不清楚，所以才叫我写信的。鲁班说，他老婆不在家吗？我说不知道。

我其实有点不太乐意打这个电话，如果田老的老婆接电话，她可能会有想法，总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要写信给田老，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目的？无缘无故地跟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联系，又突然找上门，套些近乎，换了我也会有想法的。

鲁班后来说，他去想办法。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什么时候能要来这个地址，同在一个城市，问一个地址总不会复杂到哪里去，何况是一个小城市。鲁班工作的地方到田老家里，走走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去了西湖，西湖是省城的标志。在我们眼里，它普通得跟家门口的大池塘没什么区别，但因为名声太响，很多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的就是在这个大池塘旁边拍个照，好像在被称为天堂的景点旁拍个照，自己的模样也会跟着美起来似的。

我跟我爱人说，我们在断桥边拍个照吧。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俗不俗啊。我说，不是为了演许仙白娘子，是为了给田老寄张照片过去。我爱人说，那你跟儿子一起拍吧，我就不拍了，我跟田老又不熟。我想想也对，自从田老让我帮他搜“人体美”照片后，把我爱人拍下来寄过去，我也一直有抵触心理。

我爱人当摄影师，用我的手机给我们父子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手机递还给我说，你有短消息。我打开一看，是鲁班发来了田老的地址。

我们在西湖边找了一家景点照相馆，想把刚才拍的照片打印出来。老板一看我们是自己拍的照片，仿佛抢了他的生意。他说，要洗照片只能让他们拍，他们不洗自己拍的照片。我说，不洗拉倒，我们找别的地方洗去。

出了照相馆，我不得不承认，在大街上找一家照相馆真的不容易。数码技术兴起之后，听说百年老店柯达胶卷也倒闭了，很多照相馆都开始另谋生路，仅有的照相馆也只拍拍证件照，弄点写真之类，勉强维持生计。

我跟我爱人说，时代变了，找个照相馆比找个博物馆还难啊。我爱人笑了笑说，你要寄的信，不是同一回事吗？我说，是啊，记得第一次给人发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轻轻一点，那头就立刻收到了，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速度比千里马还快呀。

我爱人看着我傻乎乎的样子说，你就喜欢停留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你没发觉你跟年纪比你大的人特别处得来吗？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怀旧，这些年老是去曾经待过的地方走一走，人生似乎一直在这种不断的温习中向前走着。对于新事物，一开始，我总抱着本能的排斥，我在朋友中最晚一个开博客，等我开了博客，发现大家都热衷于玩微博了，等我开了微博，大家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我总比别人慢一拍，这种快速新陈代谢的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总是太赶，快—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我说，找不到照相馆那怎么办？要么去复印店碰碰运气？

我们进了一家复印店，老板跟我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打印照片的，只是照相纸用完了，现在没法打印了。我说，不用照相纸，就用厚一点的纸张打印出来好了。他看了看我说，那样打印出来又不是照片。我说没关系的。他就拿了一种封面纸给我看，说就这么厚了。我看也没看就说行。他说，彩色打印有点贵的，要四块钱一张。我又看也没看就说行。

打印好照片，我们去了南山路上的邮局，艳阳高照，窗口说要关门了。我说，麻烦通融一下，我买个信封和邮票，寄一封信。窗口穿绿衣服女人脸色有点发绿，她不耐烦地问，寄挂号还是平邮。我扬了扬手中的信说，就普通的信。她从窗口扔出了一个信封，又撕下一块八毛钱的邮票。我好奇地问，现在寄信需要一块八毛钱邮票了吗？她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信说，你那么多纸，份量肯定超了，邮票不多贴点，要退回来的。我说，多少算超重？她彻底不耐烦了，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信，连着那个信封往电子秤上一摔，翻了翻白眼说，我会骗你吗？你手上多少份量，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乖乖地贴了邮票，邮局还用二十年前的浆糊，刷浆糊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变质米饭的味道。我把那封信塞进了那个刷满绿漆的邮筒，我爱人在旁边说，现在寄一封信代价太大，除了赔精力，还得看脸色。我无奈地笑笑，儿子却吵着要挣脱他妈妈的怀抱，他下到地上，抱住那个对他来说像擎天柱一样高的邮筒，快乐得不肯离去。

寄出那封信以后，我仿佛放下了一桩心事，日子又开始像火车轮子一样滚滚往前。直到有一天，报社的门卫叫住我，说有一封我的信，我才突然记起来，半个月前给田老写过一封信。只是那天收到的那封信并不是田老写来的，而是一个热心的市民写来的，他大约经常看我写的新闻稿，写信来向我爆料，让我去他们那里曝光一家电镀厂，说污染已经让他们那里很多人生癌了。结尾处，他用加粗的黑笔写道：救命，还有三个木棍似的惊叹号。

放下那封信后，我惦记起田老来。我给他家里打了电话，这回的电话彩铃是一个男歌手的歌，我猜测会不会田老的老婆来接电话，电话接通了，果然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彭娜老师吧？她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报社的三七，曾经采访过田老。她在电话里拉长了声音，“哦—”了一声，仿佛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想起了我。我听到田老在旁边问她是谁打电话来，她说是报社的三七，田老竟然听清楚了。我至今也很诧异，田老的老婆对田老说话声音也不大，她的嗓音也不尖，只要她说话，田老好像每句都能听出个大概来。

我说，半个月前我给田老写了一封信，他收到了吗？田老的老婆表示不知情，她转头问田老，三七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田老很明确地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寄出的？我听到田老的老婆说，半个月前。田老嗓门大了起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我连忙在电话里说，没关系的，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田老上次让我给他写封信，讲讲近况，我就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封，可能寄丢了。实在不行，我到时候再寄一封。田老的老婆说，你别去听他的，你们工作忙，又不像他，整日闲在家没事。她紧接着又在电话那边抱怨田老，说人家工作那么忙，你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人家。我说，没事的，这么多年了，我也惦记他老人家，他身体好吗？

田老的老婆说，一切都挺好的，你工作忙，真的别为他的事操心了。后来我听到田老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三七，娜娜说得对，如果你工作忙，就不要给我写信了，我上次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你真的放心上了，我抽时间给你写信。你们打电话来，我也听不清楚，只能这样自说自话了，就这样啊，代我问候你家人。

挂了电话后，我感到很气愤，邮局现在都是些什么人在送信！我去了寄信的那个邮局，要求查询我的信。我说半个月过去了，寄出的信还没收到，走走都该走到了。窗口的服务员轻描淡写地说，不是挂号信没法查的。我一下子来气了，说这不是邮局的本职工作吗？服务员又添了一句，平信是没法保证的。

我说，这是信啊，没有电话、电脑的时候，不都是寄信的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你们小时候没学过课文吗？现在怎么能这么没有责任心？服务员开始充耳不闻，装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我忍无可忍，“啪”地一声把记者证拍在了窗口的大理石柜台上，我想那架势跟军人掏抢耍狠一个模样。

亮出记者证后，里面的绿衣服们慌作一团，最后他们的值班经理出来了。她五十岁上下，长得很和蔼，出来前脸颊已经火烧一般。她很诚恳，说平信寄丢确实时有发生，因为随着物流行业的兴起，邮政投递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以前把这个职业引以为豪的老员工都慢慢地退出了投递行业，现在新雇的投递员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把信塞到楼梯，没交到收信人手里就走了，也有个别甚至找不到地址，就把信扔了，他们也在查这样的投递员，一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她还说，他们也主张贵重、紧急的信件尽量用挂号信，挂号信可以倒查每一个环节，谁那里出错都可以被查出来。

我说那怎么办，我那封信是找不到了？她关切地问我，那封信要紧吗？是不是耽误了你重要的信息？我没好气地说，不重要谁现在还写信？她为难了一阵，说要么我说个价，她私人赔偿我损失，我只好放弃了争执。

之后，我又给田老写了一封信，把去邮局闹的事说了一通，为了防止收不到，白忙活一场，只写了一张打印纸。这次我故意寄了平信，还是南山路上的邮局，窗口里面有几双眼睛都认识我，但她们都装作不认识，我当着她们的面慢悠悠地封信口，贴邮票，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信塞进邮筒，我听到空荡荡的邮筒里传出信件落地的“哐当”声，才慢慢地踱步出了邮局。

三天后，田老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信已经收到了，他觉得难为我了，为了迁就他一个老人家，还让我用这么古老的方式交流。几天后，他给我回了封信，是用挂号信寄来的，里面除了洋洋洒洒的文字以外，还有一大堆照片，照片很精彩，有一张是前几年他骑电瓶车买菜时拍的，他在照片背后都注了文字，说那时还有一颗四十岁的心，电瓶车开到三十多码，从九十三岁开始，就彻底不骑了。有一张是他趴在画室的那张老桌子上打盹，背后的文字这么写着：白天要神游三回，仿佛又回到婴儿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朦胧中度过，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子时一过，就再也没有觉了。

他在信中说，这些照片都是他老婆给他拍的，这几年，她拍照的水平日益精进，给他拍下了海量的照片，其中他选好了百年后的照片，已经叮嘱了他老婆，在葬礼上一定要用。

我们一来一往，在接下去的三年里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信，其中有些信在寄的过程中丢失了，有些信转辗了一些地方，耗去了一些时间，又各自找到了收信人。我似乎重新喜欢上了这种交流的方式，满腔热情通过书信寄出，直到几天后才收到回音，仿佛在一个山头朝幽谷里喊话，那种缓慢的回声让时间安静了下来。

电脑、互联网刚出现的那会儿，曾经有人大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时候我还觉察不到，等这种变化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才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汹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一股急流里，匆忙地向前赶。我很庆幸，还有田老能让我慢下来，重新回归到从前的生活。

田老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跟我谈到了死亡，他说活得太久其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走了以后，他对另一个世界早已充满了向往。他还说，其实他也能感觉出来，他老婆嫁给他的时候，至少是没有考虑到他还能活这么久的。一个女人的青春是很宝贵的，活着活着她也步入了中年，当初结婚的念头还是草率了些，毕竟两个人的年纪相差太多了。

田老在信中说，现在他老婆越来越依赖他了，希望他能活得尽可能的长寿，但人的寿命就那么多，他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再下去，终究是要先她而去的。他前几年还带着她去上海走走，让她多认识一些人。

剩下的话，田老没有在信中说出来，我想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田老过世的时候，整整一百岁，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很简朴，除了彭娜娘家的亲人，还有一些田老生前的朋友。鲁班跟我说，他看着田老走的，走得很安详。这几乎是每一个寿终正寝的人过世后，亲朋好友间约定俗成的话，像句虚假的客套话，但这次不一样，我对鲁班的话深信不疑。田老走了，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他那个时代里，我们对远方是有距离的，所有未知是可以寻找的，思念也无时不刻在发生着，衍变成了乡愁、爱情等等。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有一瞬间，我觉得眼前这个朴素简单的葬礼变得盛大而沉重起来。

追悼会上，彭娜一身黑衣，全程都没哭。从殡仪馆回来后，彭娜按照田老生前的遗愿，捧着骨灰盒到了他们家旁边的那条江。她说，本来田老打算树葬的，也就是把骨灰盒埋在一棵樟树底下，临终前他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那条江里，撒得一点都不要剩下。骨灰必须得拌着玫瑰花瓣，由彭娜亲手撒。

我看到彭娜一把一把地抓起骨灰，慢慢地撒向江里，旁边是她的弟弟，捧着田老的遗像，那张照片上田老戴着鸭舌帽，眼睛被帽檐遮住了，只露出了半副眼镜框，但能感觉到有一股目光正安详地看着远方。

送完田老最后一程，彭娜把一叠厚厚的信件交到了我手里，她说是田老生前交代的，这些信件很宝贵，他不忍心和他的遗体放在一起，一把火都烧了。我接过来一看，发现都是我写给他的信，每一封信上都编了编号，封口整整齐齐，是用剪刀剪过的。

我回到省城后，以为再也不会有田老的消息了。后来，鲁班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彭娜把田老生前的所有房产都卖了，连衣物都送人了，她还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送给了他。鲁班问她为什么，彭娜说她要移民去国外了。鲁班很纳闷，接过照片的时候，他说，你自己留一张吧。彭娜随手抽走了一张，一转身就掉眼泪了。

鲁班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彭娜要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也送人，这些照片多珍贵呀，比现在电影荧幕上的明星帅多了。我说，这可能是跟过去告别。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封国外寄来的信，从信封上的邮票来看，好像是从埃及寄来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赫然在目。我拆开那封信，是彭娜写的，她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开头，意思是突然给我写这封信，这种唐突和冒昧让她觉得很过意不去。之后她切入了正题，说我是田老生命最后的历程中交流最多的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她，而基于这种原因她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我写这封信。

她说了移民的各种理由，除了雾霾，食品安全，人情世故等等大众的理由以外，有一条是这么写的：田老师没了以后，我试着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离开共同生活的那个城市后，我回过娘家，感觉已经不再属于那个家了，连母亲的关怀都感到了陌生；我也去过上海，到处都是与他两个人的回忆，站在这么繁华的大都市里，我却沉湎于一个已经走远的背影，那种巨大的孤独感让我浑身颤栗；我后来又去了大西北，以为距离能让我安静下来，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希望带着我一起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哎，这个愿望最终因为他年事已高，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我发现他的影子遍布了幅员辽阔的祖国，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南山路上的邮局门口，发现那里还有一个投币的公用电话亭。电话凌乱地挂在那里，电话线上结了一层浅褐色的锈，大概已经很久没人去用它了，我很奇怪市政公司为什么不把它拆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电话亭显然在那里很久了，我多次经过邮局门口，却一直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在那个废弃的电话亭旁站了很久，盯着电话听筒出神，陷入到了一种虚无的情境中，再后来我被一股奇怪的感觉牵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把那个笨重的黄色电话听筒摘了下来，放在耳朵旁边，跟想象中一样，没有任何声音。

它仿佛死了。

我又把电话挂了回去，一转头又看到了那只刷着绿色油漆的信筒，它像个陌生人一样突然矗立在我跟前，我无所适从地摸了摸信封上的地址，思忖着，是不是该给她回封信？

（刊于《收获》2015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