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遇之前，隔开他们的是茫茫大洋和动荡而神秘的命运。邓肯倾尽心力，为了办一所远离铜臭、向所有人敞开的舞蹈学校，在世界各地呼喊奔波。艺术沦为有钱人的附庸是邓肯所深深厌恶的。她渴望所有人都能被最美的舞蹈所洗涤和震撼。她太赋有爱，也太赋有理想气质了。她的努力是如此令人感动，又是如此令人绝望。

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美永远是珍贵的。邓肯频频受挫。1920年夏天，在巴黎演出后的演讲中，邓肯失望而愤激地说道：“我想在德国开办我的学校，但德国皇帝竟说那是伤风败俗，于是，我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美国，而美国人又说办这样的学校只能有利于种植葡萄园……这样，我又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希腊，而不幸希腊人正忙于和土耳其人交战。今天，我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法国，可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叫做文艺部长的人仅报我以善意的微笑。我总不能靠微笑来养育我的学生，他们必须用水果、牛奶和蜂蜜来喂养……”一年后，就在邓肯再次遭受挫折时，她收到了新生苏维埃政府发来的电报，电文说：“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将为您建立学校。”不难想象邓肯为此所感到的欣喜与鼓舞。在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简单地通了一封信后，她决定赴俄。据说她还告诉法国记者们她想在苏俄呆上十年。

当邓肯四处奔波时，叶赛宁的诗歌雪花般降临到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这都是些多么天才而淳朴的诗句呵！他的名字随着这些诗句传遍了整个苏维埃。这个诗歌天才周围簇拥着掌声、女人和无数崇拜的目光。革命正如火如荼，一切都呈现着新生的光泽。而叶赛宁却在诗歌的折磨和乡村渐渐消逝所带来的痛苦中不能自拔。他认为活着应该不超过二十五岁，并说：“只有短暂的生命才能是辉煌灿烂的，活着，则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献给诗歌。献出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生命即是烧光。”

一开始，叶赛宁确实满怀喜悦和期待地张望革命。打碎旧世界，在人间实现天国，这无论如何都是激动人心的，而渐渐地，叶赛宁发现革命根本没有带来他所向往的一切，相反，还摧毁着他所深爱的一切。于是，他被绝望、痛苦和幻灭感紧紧攫住了。1920年8月，叶赛宁看到了一匹小马驹拼命想追上一列火车。他悲伤而消沉地对朋友说：“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在我看来意义十分重大。铜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可爱、生动、正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伤，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时代。你知道，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它正在发展，但它根本不是我期望的那样，而是一种蓄意的、规定好的东西……没有光荣，也没有梦想。”拥有某种天才，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重压——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病态般的极端体验和痛苦。叶赛宁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与他的天才血乳交融的家园的破碎。同样，他在献给好友马里延果夫的诗中，以悼念的口吻唱道：“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的祈祷。”

相遇的日子，那个神秘莫测的日子正在临近。而他们毫无所知，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中挣扎，彼此旋转着。那个日子突如其来，却早已在命运之中。在一个艺术家们的集会上，他们相见了。四目相对的一刻，他们一定被对方所深深震慑了。激情席卷而来，摧毁一切。邓肯的女友玛丽苔斯蒂描绘当时的场面：“门突然打开了，露出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孔，她说好像曾经看见过的，满头是金黄发亮的卷毛，一双动人的蓝眼睛，死死盯着她瞧。她不需要介绍，这是命运。她张开双臂，他马上跪下紧紧抱住她，高喊：‘伊莎多拉，伊莎多拉，我的，我的。’”而叶赛宁的好友马里延果夫的描述跟玛丽不大一样。在他的描述里，邓肯显得更端庄优雅，而叶赛宁显得更内敛些。“她慢慢地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摸着他的卷发说：‘金色的头！’……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像枪伤般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了一个俄语单词：‘天使！’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对邓肯和叶赛宁来说，这一刻无疑是永恒的。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也是他们苦难的开始。也许在其他人眼里，这一幕还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谁说得清呢？

邓肯对爱情是这样理解的：“认识一个人，通过骨肉之躯，而接近了一个心灵、快乐、感觉、幻想等。这实在是可怪而可怕。特别是经过外表的骨肉而得着了一种快乐的幻象——这就是人所谓爱情的！”邓肯的爱情在尘世之上，它透过她倾心的人显现于世。这样的爱情是最虚幻的，它难以把握，穿透实体，难以言说。邓肯不得不把它描述为“得着了一种快乐的幻象”。它与世俗无关，充满了美感和梦幻感，宛如童话歌谣。这样的爱情也是最真实的，它直达心灵深处，直抵灵魂本身。它全然抽离了世俗的牵绊和纠葛，呈现出一种渴求光热的状态。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燃烧，接近于飞蛾扑火。这样的爱指向永恒和完美，而瞬间和残缺无处不在。爱抵达了，苦难随之展开。这样的爱本身具有浓厚的悲剧气质。

叶赛宁是邓肯的最后一个情人，在叶赛宁之前出现的男人都风吹云散了。这个以自然为美的舞者，在《自传》中写道：“每次新的爱情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不管它是以恶魔或者天使或者普通人的样子出现，我都相信，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唯一的那个人，这次爱情是我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邓肯的言语里蕴藉着深深的绝望。我相信这种绝望不仅来自于邓肯命运的多舛，更来自于一种对情爱和人生虚妄的穿透力。这位舞蹈的女神，一定体验到了某种极致的虚空，才如此渴望以爱来消解它，来拯救自己。其实一切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艺术家们都避不开虚无的体验。他们以此进入精神和艺术的内核。邓肯渴求着爱，渴求着真实的、完美的爱情。在爱里，她的舞蹈流水般奔流不息。

天才本身是带有光芒的，很多人对此仰望。而对少数对美和爱极端敏锐的人来说，这种光芒便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邓肯倾倒在叶赛宁的光芒中。邓肯本身也是美的追随者，美神一直在她左右。她是美，大自然和古希腊艺术的女儿。她曾由叶子在清晨和风中的颤抖而创造了一种胳膊、手和指头的轻微抖动的舞蹈动作；她向波浪学习。她说自己15岁时，就感到世上没有一个老师能教她跳舞。她走向自然。在巴台农神殿，邓肯说自己“一定要跳出一种舞蹈。它的感染力可以和这神殿一比高低。否则，就永远不再跳舞”。邓肯理解天才，承认天才总是致命地吸引着自己，理解天才的悲剧性。她带叶赛宁周游欧美，并表示，“我把叶赛宁从生活苦难深重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

而叶赛宁并不懂邓肯。他曾当面嘲笑邓肯，认为舞蹈是易朽的，转眼就会消失，无法与他的诗歌相比。邓肯包容了叶赛宁的骄狂，也包容了他的喜怒无常。叶赛宁经常在午夜带一大帮人回来，大喊大叫：“伊莎多拉，给点吃的，给点吃的。”然后把女仆叫起来下厨。叶赛宁在美国遭到挫折后，郁闷而焦灼，处于半崩溃的疯狂状态，经常在酒会上将酒席掀翻，砸烂桌椅。据苔斯蒂回忆，“这个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俄国青年，像球一样，又像暴风雨中船舷上的行李，在房间里暴跳如雷，横冲直撞……”对这一切，邓肯都怀着理解和宽容，即使在她心力交瘁的时候。她就像圣母般地呵护着叶赛宁，呵护着这个任性、天真而野蛮的孩子。她仿佛不是叶赛宁的情人，而是他的母亲。她源源不断地付出，爱怜之情充盈着她的生活，像抚摸着礁石的海浪。

某个圣诞节前夕，叶赛宁和几个朋友在外大饮了三天美酒，邓肯通宵不眠地等着他的敲门声。她给叶赛宁的朋友斯塔尔采夫写了一封信，末尾写道：“别以为我像个痴情的女学生一样在说话，不——这是虔诚的爱，是母亲的念子之情。”邓肯的自白让略知内情的人听了非常心酸。她生命里最悲惨的事件便是1913年，她的两个孩子由于车祸掉进河里淹死了。这一悲剧几乎毁了她。自此之后，她的生活全被笼罩在一种绝望的气氛中，只有艺术之光能偶然照亮心中黑暗的角落。她说：“整个生活在我看来只是在幽灵的海洋上漂泊的幽灵之船……”邓肯已然把自己看作了孤魂野鬼。

邓肯的母性与她的艺术融合在一起，从而令她具有了某种神性的光辉。命运的深渊吞没了她，这种光辉却没有暗淡下去。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爱情中不由自主地要倾入自己的母性。面对叶赛宁，邓肯的爱情已不再纯粹。1923年，她曾对玛丽苔斯蒂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本来有朝一日会看起来跟他一模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委屈吗？”为了不让叶赛宁受一点委屈，邓肯不得不忍受着所有的委屈。他们的关系如此地酷似母子。母亲和情人的爱，邓肯都给了叶赛宁，她自己也在这两种爱中深深沉溺。

叶赛宁是否真的爱上了邓肯？这个26岁的小伙子，在这比他年长18岁的异国女人面前，时常形影无踪，喜怒无常。似乎仅仅是邓肯不计后果的爱，维系着这段关系。叶赛宁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他在一大群对他前呼后拥的崇拜者里风一般地出现在任何他想出现的地方。邓肯仿佛只是他的陪衬。一天晚上，邓肯正在她的工作室招待朋友，叶赛宁和几个诗人醉醺醺地进来了，邓肯欢迎了他们。她通过翻译对叶赛宁说：“我要专为你跳个舞！”一曲之后，叶赛宁却表示他比邓肯跳得更好，接着便乱踏着节拍在工作室里横冲直撞起来。马里延果夫说：“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伊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名望。而且，他是跟她的名望结婚，而不是跟她——一个徐娘半老、略微有些肥胖、头发染色、风韵犹存的女人结婚。”

叶赛宁没有像邓肯对他那样炽热地去爱。他的心灵的重心不在这上面。邓肯要以爱情来消弭自己对人世的绝望感，在激烈的爱中她得以复活，而叶赛宁却为乡村的逝去心碎：“农村是生活，但城市呢？”发出这一诘问的叶赛宁哀伤之极。爱情无法拯救他。他是大地的儿子，而母亲正弃他而去。他曾宣言：“请注意，我的诗歌几乎没有爱情主导动机。我的抒情诗充满着一种伟大的爱，即对我祖国的爱。”其实，表达成对“祖国乡村”的爱应该更为贴切。他的诗中飘满着泥土的芬芳，他的诗歌是大地上的植物。

这个大地的儿子，在爱情上曾受过巨大的创伤。1921年春，他对他的一位朋友坦白：“我有过真正的爱情，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家在农村。我常去找她，偷偷地去的。我把什么都对她说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我爱她好久了，我痛苦，惋惜。她死了。我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我再也不爱任何人了。”宣称再也不爱任何人的叶赛宁跟邓肯走在了一起。他是否重新燃烧了起来？

对邓肯，叶赛宁不可能无动于衷。同时代人都将她看作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关于她的评论和赞誉数不胜数。奥希尔说，对欧洲人而言，邓肯是“一个具有古希腊荣誉的人，是具有各时代一切伟大艺术荣誉的人，是菲狄亚斯、波提利来和米开朗琪罗的媲美者，是伟大的贝多芬以及格鲁克、肖邦和瓦格纳的妹妹”。

叶赛宁具有儿童气质。邓肯的母性肯定也吸引了他。遇到邓肯时，他正是在精神上最失落、生活上最放荡的时候。他沉痛于城市对乡村的侵占。他哭喊道：“我的俄罗斯，木头的俄罗斯啊？只有我一个人当你的喉舌和歌手。”在灵魂深处，任何抚慰都无法平息他的伤痛和绝望，而邓肯对他毫无保留的爱和丝丝入扣的照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紧张与疼痛。邓肯的爱像一个摇篮，一张病床。叶赛宁需要呵护和照顾。他是那么地需要邓肯，尽管有时会因为邓肯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感到焦灼和愤怒，这种需要在他越窘迫而痛苦的时候就变得越加迫切。他爱邓肯，和邓肯爱他不一样，但毕竟是爱了。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喜和狂悲，令人惊心动魄。他们的灵魂相互碰撞，他们相互折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爱情，一场劫难。苔斯蒂描绘了他们旅行中的一个场景，“火车开出的时候，他俩站着，脸色苍白，就像两个永坠地狱的小小灵魂……”火焰还未熄灭，苦难还未终止。这是一场诗神与舞神的恋爱，太美丽，也太残酷。一代代人们，只能远远地看着，看那不死的烈火，看那火中的灰烬。

这场劫难终止于他们的欧洲之行后，受尽磨难的叶赛宁哭了，还跪下来吻了吻脚下的土地。邓肯对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把这个孩子带回他的祖国来了，不过我和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他们都身心交瘁。十五个月前，他们刚办了结婚手续。邓肯要带叶赛宁周游列国，要做他的维吉尔。叶赛宁表示要用自己的诗歌去征服欧洲。他像一个年轻王子般野心勃勃。俄国诗人们对这个天真的兄弟不以为然，艾尔玛说：“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马里延果夫干脆说：“让他倒霉去吧……”

叶赛宁来到物质发达的西方世界。被野心激荡着，写诗，发表讲说，朗诵，也惹是生非。到柏林第二天，叶赛宁和邓肯走进柏林艺术之家。在一伙流亡者中，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叶赛宁响应了。他跳上桌子，朗诵起诗来，在一片嘘声和吵闹中，大喊：“没用——你们甭想把我轰下来，我要是把四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口哨——你们也试试看，你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这时候的叶赛宁，在爱伦堡的回忆里是“变得憔悴了，自然，也爱吵架……邓肯想使叶赛宁安静下来，但是白费劲，那些令人不安的场面层出不穷……叶赛宁绝望地把陶瓷器打得粉碎”。

叶赛宁的忧郁症和思乡病都严重起来。他本身就极端厌恶戕害自然的工业文明。他的压抑和痛苦无处宣泄，度日如年。在给马里延果夫的信里，他写道：“我多么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噩梦似的欧洲，回到俄国。”而他还要受到更致命的打击。这次打击直接击中了他作为诗人的骄傲和野心。美国人读不懂俄语，而他的诗歌被译成英文后在美感上大打折扣。征服欧洲的雄心破灭了。在美国人眼里他不是什么天才诗人，只是邓肯的年轻丈夫。习惯了荣誉的叶赛宁无法适应这样的冷落。他处于极度的压抑和紧张中，频频丢人现眼。他的自由让人心酸，“是的，我丢了丑。我需要丢丑。我需要它，是为了让自己出名，让大家记住我。你能想象我会向他们朗诵我的诗歌吗？向美国人朗诵诗？我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笑料”。

离开美国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叶赛宁开始纵酒，滥饮无度，在旅馆打碎家具和门窗。他变成了一头被酒精刺激着的野兽。酒后的发疯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苔斯蒂回忆在一次酒宴上，“香槟酒灌了一肚子的叶赛宁暴跳如雷，连他的好朋友都吓呆了……他抓起台布，转眼间整桌酒菜连同餐具向四面八方飞去，谁碰着谁遭殃”。叶赛宁在精神上已陷入绝境，邓肯此时也无能为力。十五个月的旅游实在太长了。

叶赛宁回俄国后便在邓肯面前消失了。他又恢复了以前的自由生活，邓肯再无法让叶赛宁回来。她给叶赛宁发了无数次电报，最后一次收到的回电是“我另有所爱。我已结婚，很幸福。叶赛宁”。叶赛宁的放荡受到了指责，而这已毫无意义。他们的感情结束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邓肯家里。叶赛宁醉醺醺地跑来抱走了他的胸像，又将它丢在莫斯科某个偏僻的街沟里。

不久后，他们都相继死去。叶赛宁死于自缢，邓肯死于交通意外。无论如何，他们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

2001年12月15日凌晨4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