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南塘可不是后来变成的那个样子：充满艳丽的恐怖，拥有一个我们无法知晓，却在我们也没有一点儿防备的情形下猛然显现一角的世界。那时候的南塘不过是一口普通的池塘而已，长三十丈，宽二十丈，一池碧水荡漾在平展展的田野当中，你不走近根本无法发现她。她像一位坐在新房里的新嫁娘，质朴、安静、清洁。她的岸坡又直又陡，铁锹打磨的形状与光亮完好保持了一年，等到第二年才消失殆尽。她隆起的岸堤当年没有长草，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生土瓣子没有变成熟土，散发出与周围暗褐色的土壤截然不同的黄白色，像一群新坟簇拥着她。那些土单纯瘠薄，点缀着大小不等的砂姜和残碎的白色贝壳，看上去像天花病人的麻脸，连田野里随意挥洒的杂绿都不愿覆盖它……从南塘诞生的那个春天开始，这种和每一口新挖池塘并无二致的平凡景象持续了四年。四年里人们没有发现这口池塘特殊的秉性，他们在这口池塘里淘粮食、洗澡，也利用这口池塘灌溉庄稼。但没有人想起养鱼，因为这儿是豫东平原，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以耕种为业，土地才是他们相依为命的朋友，而水——他们既不屑一顾又害怕。水不能给他们冲来粮食，却能在某一年的涝季将他们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冲走。但某一年水懒得光顾本地时，他们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照样会灰飞烟灭。涝和旱是他们灾难记忆的主体，他们对水的说法一言难尽。
人们对南塘刮目相看始于四年头上的那个春天，一个喜欢打鱼但不喜欢吃鱼的村人——这种人被人们视为“二流子”——在南塘里撂了一网，他没有希望他的渔网能抓到什么东西，仅仅是因为无聊，他要在田野里胡乱溜溜，要找点事情做。他因为被视为二流子，所以可以偷懒，可以不去参加一些没有任何用途的集体劳动——比如把土用箩筐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再从另一个地方抬回原来的地方，好为分发工分找到正当的理由。偷懒是所有二流子的通病，但并不是所有的二流子都喜欢逮鱼。人们送给这位看见水双眼就闪闪发光的二流子一个得体的外号：水拖车（即水蜘蛛，一种只在水面上奔跑的长腿蜘蛛）。水拖车想着这塘清水已经在原野里澄了三四年，不会不生出几尾拃把长的鲫鱼片子。鲫鱼片子那玩意儿据说是蚂蚱的子儿生的，只要有水就有它的影子。水拖车盘算着南塘里鲫鱼的大小和体色，是黑鳞还是铜鳞，喜好藏身哪个塘角，他撂几网能够和鲫鱼们谋面……这些活蹦乱跳的鲫鱼促使他躲开众人，在一个上午掂着他的破渔网径自去了南塘。他没有任何奢望，就是想试试手气，即使没有鲫鱼片子，他也不会失望。打鱼空手而归是平常，满载而归是反常。水拖车享受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他的心态无比优良。他到了南塘，绕着塘堰逡巡，并不急于撒网。等到他的侦察初步有了结果，他才慢腾腾踱下塘坡，在西北角撒网，他磨转身子，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塘心里哗啦撂了一网。他甚至都没有急于收网，停了许久才抖了抖网纲绳，缓缓地交替双手开始一把一把拉网上岸。他漫不经心地蹲在水边，泰然地眯缝着眼，用手倾听着他那张补了又补的破撒网走过水底的匆匆脚步声。突然，他蹲着的身子绷了起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变成了牛眼，瞪得溜圆。他绷紧的半弯的身子像拉满弦的弓。他忠诚的网纲绳激动得发抖，告诉他网住了大鱼。“这不可能，”他嘴里咕咕哝哝，“这不可能！”但网纲绳拉着沉重的网兜不慌不忙走了上来，接近岸边的时候网兜里发生了地震，接着水面绽放出愤怒而绚烂的白花。他网住了大鱼！那是条红鲤鱼，头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头颅那么大，眼睛死死盯着人，就像两片会说话的大拇指甲。它满身通红，分叉的尾巴像溅射的鲜血。水拖车没把这条红鲤鱼带回家，甚至没碰它一下。他拉它上岸，离水半尺就不再动作。他浑身哆嗦着，一点一点掂散网片，要不是舍不得他的网，他一定爬起来跑开。但他只有这一张破网，而这张网几乎等于他半条性命，比老婆儿子都金贵，是他打发漫长难挨时光的伙伴。“天啊，”他咕哝着，“我的天啊！”那条鱼太大了，身子差不多有一个大人那么长，他觉得一庹都庹不尽。它完全可以挣脱他的破网溜走，但上岸后它扑腾得并不怎么厉害，仅仅是听凭他给它解开纠缠的网片，有时动作一下看上去也是为了配合他不住发抖的双手，像一个被晚辈侍奉的老人。这是口新塘，水拖车心脏咚咚咚咚狂响着掰着指头算账：四年，才四年啊！天啊，哪里能有这么大的鱼，还是红鲤鱼！足足有四十斤。不可能！这不可能！！水拖车眼里有水，对鱼的估重绝不会上下差三两，那么就是说，这条鱼每年要长十斤，才能有如此的个头。这是一池瘠薄的新水，缺少养出大鱼的养分，一般野地里的池塘四年龄的鲤鱼能长成三五斤已经足天，而这条鱼却是四十斤。水拖车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震得他的头发懵手发抖，他颤抖着双手趔着身子小心翼翼解散网片，让大鲤鱼顺势一跃哧溜蹿入水中。
“你一定是在做梦！”第二天水拖车比比画画，在饭场里把这条头天钻进他网里的红鲤鱼讲给村人们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平素胡言乱语惯了，傻瓜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呢！水拖车急得抓耳挠腮，别人越不相信他越是躁动不宁，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突然亮出了口袋里久藏不露的确凿证据：那是一片鱼鳞，有巴掌那么大，呈半透明状，下半部分红得滴血。“爱信不信。”水拖车像是在与人争辩，其实没有一个人想与他争辩。那片鱼鳞像是一面铜锣，比他两个手掌展开并一起还要大出许多，在树荫筛下的阳光斜照里一闪一闪耀亮。“网线挂着了它的鳞，”谈到他的渔网挂落了鱼鳞，水拖车有点心虚，话语染上了恐怖的黑颜色，“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手那么轻那么轻，它一扑棱尾巴就钻进了水里。”大鱼钻进水里后，又在池塘的中央哗啦大叫一声跃上半空，水拖车看见了它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示威，但并没有真生气。可是他挂落了它的鳞！
南塘的大家闺秀风范让人钦慕，她不会因为小东小西说不上口的琐事和水拖车计较——至于十一年后落在他儿子身上的那场长长的影子可以覆盖渗透一个人整个一生的灾难，也不是生发于这片鱼鳞。但对于不恭敬的人，南塘的手腕也让人不寒而栗。水拖车向人炫示他那片鱼鳞，有点胆战心惊。他起初发狠沤烂肚里也不说出这件事情，不对任何人说，甚至包括媳妇，还有他一没事儿就对着说悄悄话的那张破渔网——尽管它什么都清楚，清楚事情的始末。水拖车想让这件事情成为一桩秘密。但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秘密，他那副躯体已经不适合当作贮藏秘密的仓库，秘密在他身体里，有点像老虎关进了笼子。那条红色的大鱼大睁着眼睛整整折腾了他一夜，他觉得如果它再不跃出他的身体，他非憋闷死不可。早饭时分他没有端碗，而是就那么空着两手走进了饭场，而那片红色的大鱼鳞，几乎撑破了他粗布褂子上的口袋。他站在饭场里东瞅西瞧，嘴唇不知道怎么样一动，那条他打算一生都不放出去的大红鱼，哧溜一下就蹿了出来。细细算算，那桩红鱼的秘密在他的身体里待了再等三两个小时就够一天——二十四小时了，对水拖车来说，这可是比一百年还要漫长一百倍的打破纪录的时间。
除了刮风下雨，嘘水村的人无论春夏秋冬，吃饭都要凑饭场，一群人或蹲或站，边聊边吃，仿佛不就点话语，那些红薯面窝头、棒子粥什么的粗糙饭食就难以滑溜地润下肚去。饭场通常位于村口或街角，是几户人家的中心，大人孩娃能抬腿就到，能有几棵树当然更好，这样蹲在地上脊梁有个依靠，言语上浮食物下沉都更顺畅。当时村子里还不像后来那样贫富有别，家家户户境况差不太多，都是粗茶淡饭，每只碗里的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苞谷碴啊豆面条啊咸稀饭啊之类，筷子上串着的是窝头或红薯干面面饼。鲜有人家端出炒菜，能有辣椒泥或生蒜瓣就馍下饭已是美味佳肴，连腌制的酱豆醋蒜什么的都鲜见。当然饭场也有许多讲究，有男人的饭场、女人的饭场、对脾味人的饭场……甚至不对脾味的性情各异的人偏偏凑成一个饭场，在饭场里他们边吃边打口仗。水拖车走进的这处饭场就在他家的西北角，出门仄歪仄歪脸就能看见。水拖车捧着那片鱼鳞，就像捧着一件易碎的传世珍宝，让大伙儿大饱眼福，他为自己赢得了人们的关注而沾沾自喜，他想让每个人看清鱼鳞。就在水拖车炫示他的鱼鳞时，有个站在人堆外头的人斜乜一眼却说了这么一句话：“鱼！鱼！！——斗你两场你就不鱼鱼的啦！”这个声音不高，却充满杀机，像大年初一燃放的大擂子炮仗火药味十足。凑过来伸着头看鱼鳞的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句话，于是都各回各位，一下子阒寂无声，每个人看上去像是专注于吞咽，甚至也不再关心那片玄秘的红鱼鳞。水拖车傻傻地呆站着，瞪着不大的眼睛，像是在倾听众人升起的鳞次栉比的咀嚼声，一时不知是走还是留好。
铳出此话的人此时正在啃筷子上叉着的两个黑暗的窝头，那种窝头是小苏打粉发动得膨胀了起来的红薯干面窝头，刚刚蒸好出锅时泛着一明一明的光芒，咬一口会粘在牙齿上好半天才能卸上舌头。这种窝头需趁热去吃，否则半个小时后它就苍老变硬，像铁蛋一样结实，拿它对着狗的脑袋砸，砸不死也能砸晕厥。但此人的牙齿和舌头像是与这种窝头有前世的默契，窝头一进嘴，三撅拱两不撅拱，撅拱得脖子里巨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幅度很大地滚动着高声响应，接着他的两颊就又塌陷了下去恢复原形——他很瘦，颧骨高高地横空出世，像是长错了位置的两只牛角。他的头上覆盖着一顶陈旧得已经找不见绿色的绿军帽，当他在晌午顶额上渗汗抹下帽子时，你会发现那只帽兜里衬边的褐色塑料帽箍已经破碎，马上就要成为一些说不上名字的滴滴溜溜的粉末。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端着帽子，他怕指甲一不小心会划破帽顶——帽顶的布被顶磨得比葱皮子还要薄，他的头发有时会从那里支离八叉地钻出来几根。如果对着连吹三口气，那帽顶一准就不再是帽顶，而是一处鬃毛飞扬的大窟窿（他这顶当作身份标记的帽子不久之后就从他的头上消失了，但这顶帽子确实太有特色了，是他当作珍宝的正宗军帽，说起他而不提他这顶泛黄泛白的军帽是一种重大欠缺）。他又瘦又高，微微有点驼背。他一只裤管挽上了膝盖，另一只没挽，但也遮不住那比拳头还要大些的脚踝。他一手端着一大粗瓷海碗的红薯干茶（村里人对水煮红薯干的称呼），一手挑着筷子上扎着的两三个窝头。他把窝头在嘴里不知道怎么样弄没影儿后，马上呼噜噜喝一口茶，并且没有借助筷子帮忙就衔住了一片煮得不太烂的红薯干，下嘴唇灵巧地一托，那片红薯干就又没了影儿。他的嘴就像传说中的窝藏蛇精的洞穴，吸力能让半里开外的东西泵离地面，不长翅膀也能剌剌地飞掠而入。
此人的名字叫老鹰。村里人叫他的大名叫不顺口（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大名，甚至不大知道“老鹰”是他的小名还是外号），只是大人孩娃老鹰老鹰地叫（当然，小孩只敢背地里叫）。从老鹰对军帽的端庄态度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复员军人。不错，他是当年村子里仅有的一个复员军人，据说还到朝鲜去猫过壕沟搂过长枪的扳机。老鹰刚才提到要斗水拖车两场，他这话可没假，他精于斗人，一说斗谁就能让谁腿肚子发软。早在“土改”斗地主的时期，他就扛过红缨枪，而且还使红缨枪的枪头子见过血。那是在斗争会上，那些血是一个老实巴交又富得肥油乱流的地主膀子上的血。“老鹰的心可真辣呀，”几十年后，一个看着老鹰长大的老者咧着没牙的瘪嘴眯缝着没了睫毛的眼睛这样向年轻人描述，“他拿着枪头子直往××身上杵，硬杵，就这样——”他瘦骨嶙峋的衰老身子艰难地摆出架势，瘪嘴“嘿嘿”着，牙床在挫动，做着木杈叉草的动作，“血流得哗哗叫，××直声嗷号，吓得妇女小孩都哭了，都不敢睁眼看！”但你从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寿星的架势里可以看出，一旦他得了势，他的心也不比老鹰甜多少。老者是站在田野里的土路上，一手扶着拐棍，指着不远处的一处坟丘说的这番话。此时离老鹰作古住进那处坟丘已有十年之久。
要是老鹰不得寸进尺，不去对着鱼鳞“呸呸”两口，又跺了两脚，也许南塘会以某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提他个醒，让他见点颜色，知道她的厉害，也就罢了。可饭场里的老鹰并没就此罢休，他不但说了冒犯神明的话，还三口并作两口把筷子上的窝头捣弄得没了影儿，然后他走向了水拖车。水拖车还在那儿发着癔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那么一直捧着个鱼鳞，呆愣愣地枯站着。吞咽的人们看出了不对劲儿，但都不说话，只是各就各位，蹲倚着一棵一棵的树干继续嘴里的活计。水拖车吧嗒吧嗒嘴，想说什么，但也说不出什么。他虚幻的眼睛盯视着老鹰，不知道老鹰要对他干什么，也弄不清他撒了村里池塘的鱼是不是犯了法、犯了罪，而现在又放出了被认为子虚乌有的大红鱼又是散布迷信，罪上加罪，看来要被众人指捣着额头鼻子好好地斗一场了。他茫然无措。他有点后悔没有藏好他的秘密了。大伙儿仍在专注地吃饭，看上去漠不关心饭场中央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呢，谁的心也没在嘴上，你从那不时掀起来一角的眼帘可以窥出真相。有一场热闹可看了，大伙儿巴不得赶紧出个三长两短来打碎死一般的寂静。
老鹰不由分说，腾出一只手猛地夺过来鱼鳞，正着看看，反着又看看。“球破鱼鳞！”老鹰说，“宣传迷信！”老鹰又说，“——你是不是又想上上绳啦？！”老鹰抬起头，眍䁖在眶洞里的眼光向水拖车攒射。“不，不不……”水拖车摇晃着双手，做着投降的架势，“我不，我不想，不……”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不不”，双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接着就像当时的电影里所有的坏人形象那样，贼头贼脑地溜走了，没去再管他担心的那片红鱼鳞。
老鹰朝着水拖车的背影使劲“呸”了一口，然后用力一摔，他本来想让鱼鳞啪地磕响一声，来作为这场小小风波的终结，也给他砌个下场的台阶。可是鱼鳞没有因为他的愿望而变得沉重一些，它离开他的手，反而一飘，又飞高了一截，然后转悠了两圈，竟又翩翩地踅落在了老鹰的面前，看上去像是在故意捣蛋。老鹰觉得鱼鳞是在找他的难堪，在村子里他向来想咋的就咋的，还没有谁敢这样跟他公然作对。“呸——呸——”他对着地上的鱼鳞吐了两口，还不解气，又咣咣跺了两脚，连他端着的煮红薯干都从碗里跳了出来。鱼鳞上正照了一束阳光，红艳艳像一只狡黠的红眼睛，嘲弄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似乎在说：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说这话的时候是农历四月初，麦子已开始打泡，麦田里的葱绿一下子苍老了，变得发灰，像是一个还没出门的姑娘不经意间怀了孕，黯然迷失了昨日的红颜。洋槐花正在肆无忌惮地绽放，香气在村庄里、田野里四处徘徊，吸引得黄鹂投进绿叶的怀抱里跳来蹶去。百灵鸟不分白天黑夜地放开歌喉，大唱恋歌。很快布谷鸟也从南方飞来，“麦秸垛垛，麦秸垛垛……”它们在天空中孤独地呼唤着，它们的谶语使麦梢发黄，直到在它们得意扬扬的笑声里，整个田野变成光芒四射的黄金。各种各样的农活接踵而至：栽红薯、钻麦棵、点播玉米、造打麦场、收割油菜……底下麦收就开始了。麦收，是一年中最重的一大宗活计，村子里小到四五岁的孩子，大到八十岁的老太婆，全都行动了起来。大田里二色的庄稼极少，除了麦子还是麦子，他们要趁着好晴天，尽快把黄澄澄的麦子从田野搜罗到茓子里粮囤里，否则天一变脸——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因为接下来就是雨季（梅雨季节），天一连阴，没有十天半月就别想让它崭露笑容——他们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的收成，不烂到地里，收到手里的也将是一堆虫屎般的黑暗霉粒。在短短的二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人们累死又累活，身上蜕了一层皮又蜕一层皮。水拖车从南塘里挂来的那片鱼鳞，无论怎么说也挂不住人们的心，它和它引起的那场小小的风波，就像村庄里下蛋的母鸡的一阵啼鸣，咯哒过了也就咯哒过了，不会留下一点儿痕迹。那片鱼鳞的红光再一次刺痛人们的神经，是在两个月之后，在南塘通往大路的那条小径上。
那条小径一点儿也不起眼，只是到了每年的收获季节，它才会一下子变宽，明晃晃的，被架子车车轮和人的脚印碾踏得瓷瓷丁丁、光光溜溜，后来还会调皮地生出一薄层细面粉一般的绒土，试图永远留下那些杂乱的脚印和轮胎印。小径毕竟是小径，它梦想的火焰会被一场小雨很轻易地浇灭，而且收获季节一过，庄稼田又开始膨胀身体，挤压得它恢复了以往的又窄又细的原形，仅供冬春季节去麦秸垛掏麦秸的人往来。小径之所以能在庄稼季节一度风光，是因为紧靠南塘是生产队里的打麦场。这个打麦场很大，几乎等于大半个足球场，队里好几百亩地的庄稼，最后都会被架子车一车一车运送到这里。打麦场里的麦秸垛，又高又长，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雄伟地矗立在那儿，就像一段残败的万里长城（这垛麦草是队里牲口们一整年的粮食，它们昼夜不分地细嚼慢咽，一筐一筐有条不紊地吃掉这座草长城）。秋收季节，打麦场里会堆满云山雪海的棉花，隆起大庄稼秸秆的峻岭。但在最初几年，因为那些塘堰上堆积的新坟般的砂姜土，即使不是收获季节，小径也不像后来麦秸垛迁徙后那么落寞。人们纷纷去南塘拉土，那些挖塘挖出的砂姜土被用来垫宅基、垫院子、和泥打墙……那些年小径被车轮和脚板抚摸得油光水滑的，像一个被溺爱着的孩子，你一踏上去就能听见它心满意足的欢歌笑语。那是小径最美好的值得永远回忆的惬意岁月，人来车往，一路风光。
在有些方面，老天爷对待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比如老鹰这样的大队干部，要是天上下雨，他家的房顶照样会湿，而且院子里也会有烂泥。要是雨再下大一些，他家的墙基也照样会泡在水里。所以在有一天上午，老鹰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让一辆咕咕咚咚怨声载道的架子车牵紧他的手跟在他屁股后头，去了南塘。老鹰在塘北堰噌噌几锹装满一车土，马不停蹄拉着就走。虽然老鹰很瘦，初见他会满眼尽是骨头，但他是精瘦，骨头缝里有嗖嗖乱叫的力气，再满腾的一车土，对他来说也不应该成问题。但他拉着土离开了塘堰，走在小径上，越拉越沉，起初他觉得是陷在软泥里，那些泥渍实了车轮，后来他觉得有二十个人在跟他对着拽。他吭吭哧哧，满身都被汗溻透，可抬头一看，连那溜新麦秸垛都还没走到。他从没这么累过。他脱掉湿透的粗布衬衫，往脑门上脸上胡乱一抹拉，喘了几口气，然后驾起车把儿再拉。这一次更沉，几乎是寸步难行，“这是咋回事啊？”他想，“我是不是中暑啦？”他直起腰身，无可奈何地扭头看了看黄黄白白堆尖的一车土。他得歇歇，去塘堰上树荫里歇歇，凉快凉快，等到力气再泉满身子。尽管他没有感到乏力，但他还是觉得歇息一阵儿对蓄积力气有用。但他放下车把时，车上的一多半土哗啦一声，从车尾嘟噜到了地上。老鹰有点烦：“去你娘的，你都嘟噜完我也得先歇歇！”他向塘堰走去。南塘的绕圈种了许多白杨树，树根扎得深，扎得长，能够到生土下头的熟土，所以白杨树长得很茂盛，才栽上四年，已经有孩子们用的小木碗那么粗，叶片长得厚厚实实的，有大人的手掌那么大，在阳光下一亮一亮，像是悬持着一树的波浪。树荫浓暗得发黑，甚至少有跳动的筛落的光斑。天晴得很好，从早晨开始，就没看见一丝云彩，阳光明亮得有点发青，直直挺挺一捆一捆的，全撒在玉米田里。玉米已经蹿到腰窝深，叶片又宽又长，像一柄柄刀子，乱舞乱戳。但这天并不热，因为小风很多，一群一群簇拥过来，又簇拥过去，仿佛结队赶集上店的姑娘媳妇们。老鹰在树荫里坐了一会儿，他真有点困了，乏了，但想睡觉又睡不着。他操心的事情还多着呢，他得赶紧把土送回家，再说他也不能躺在塘堰上就睡，睡着了谁把他的架子车拉走了怎么办？——其实谁又敢拉他的车子，一看是老鹰的，连偷儿都会趔着走的。老鹰是歇在南塘的西南角，面朝着南塘坐的。他觉得急急慌慌的没有捡好地方，屁股下头有几个砂姜，硌得他疼痛。他两手扶着地，想站起来挪个位置——这时，他觉得背后有人在走近他，尽管他既没有听见脚步声也没有看见阳光拖过来的人的影子，但他还是觉得有人在走近，而且离他不远，顶多也就是两三步那么远，那人站住了。老鹰觉得那人是找他反映什么事情，总是有人反映村里的事情，老鹰也喜好管这些闲事。老鹰忍着屁股的痛苦，掂起了扶在地上的两只手——他不能让人看见他有气无力的样子，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连坐那儿站起身都要扶着地，以后这个营长还怎么当？他吭了一声。这是他在村人们面前的习惯性动作，每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他都是先这么吭两声，算是清嗓子，也是发言预备。但那人停住不动了，好久好久没动，以致老鹰终于忍不住扭过头去——老鹰的眼睛马上变圆，像被竹篾撑开着！他脸上的血色也刷地跑光，只剩下脑壳里的滚雷声，而且这些滚雷声不是声音，而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蓝得发明的黑光。接着老鹰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抱着头不像样子地前滚翻了一两次，差点没有滚落进池塘里。在即将落水的一刹那，他像被底下的塘坡猛推了一掌，一蹶跳起来，大喘着粗气，嘴里发出哟哟的类似呻吟或者求饶的含混不清的声响。他蹿上塘堰，没再回头望一眼，当然也没再顾及他的架子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村里冲去，但不是从小径上，而是从哗啦啦大笑的玉米地里。直到冲出了玉米地，跑到村子边缘，老鹰才发出嗷嗷的狂叫，但这种狂叫声音很低，假模假式哼哼叽叽的，走到他跟前的人才能听得见。他圆张着嘴，脸比白菜叶子更白，像是在比画，但仍然算是跑步，直到到了村口才一弯腰瘫在地上。他就那么软耷耷堆在平时当饭场的村口，仰着头张着大嘴喘气，像一摊烂泥。他的身子底下有黑曲蟮般的水渍爬出来，冲起一阵阵臊气——人们这才发现，他的裤裆全湿了，他尿了裤子。而且他瘫倒的地方正好是他不可一世对待鱼鳞的地方。
老鹰起初看见的是一双手，指缝间结满了冰碴。那些闪闪发光的冰碴在融化，顺着白纸一样苍白皱缩的手指吧嗒吧嗒地滴水。水珠走过空中，发出一串串绿莹莹的光芒。那双手正伸向老鹰，无声地凝滞在半空，听任阳光舔去那上头的薄冰。冰？老鹰打了个寒噤，他的目光立即沿着向他伸展的手臂攀缘而上，接着他就看见了那个人：孤立无助地站在那儿，悬伸着双手，身上斑驳着湿湿的黄泥，褴褛的黑粗布棉袄上到处在滴水，像一支淋漓的泪蜡烛。老鹰最后看见的是那人脖子上的断茬：沾满了赤赤紫紫的血污和泥土，红癣癣裸露着，有一处地方还撅出了白生生的骨头。但那家伙没有头，没有头！——它是一个无头鬼！它想向老鹰讨要什么。它想要什么？
直到此时，人们记忆的昏冥的天空才又被四年前那个熹微的黎明映亮。他们瞅个空就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添枝加叶地揪出挖掘南塘的纷乱往事。那一段时间正是个农活的旮旯，该收的收了，该种的种了，就是参加个为了拿工分的集体劳动，也是应应卯磨洋工，大伙儿或拄着铁锨，或用一两根指头碰扶着架子车车把儿，让车架子在轮杠上玩跷跷板；或干脆在树荫里坐下来，一聚一堆。反正也没人管。老鹰已经不出来监工。他吓出了毛病，天天抱着个药罐子喝汤药。有人说他已经瘦成了一把干柴火，一风就能刮倒。但很少有人见到老鹰，他闷在屋里天天闭门不出。他嘴头子上整天挂着破除迷信，可到头来迷信先找他算账。据说他已经开始信迷信，说他还烧了香，向××××神求医问药。尽管接下来老鹰在嘘水村还要颐指气使好些年，但这次惊吓还是惊散了他身体里的元气，栽下了病根，他以后迈过了年过半百的门槛，但同时也迈过了阴阳两界的界限。他死的那一年刚刚五十岁多一点儿，患的是癌症。当年癌症还是个稀罕病，三里五里难得瞅见一个，老鹰罹患癌症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很容易就把这怪病和南塘挂上了钩。
人们神秘兮兮小声数说的是南塘诞生的情景。南塘的开挖，不是为了灌溉，当然更不是为了养鱼，而是为了向一个重要会议献礼。这个会议的芳名叫“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县、公社、大队）。每年的正月初十到元宵节之间的短短四五天里，县城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空前热闹，漫流着红旗、红纸和喧嚣的声浪（人声和比人声大几百倍的高音喇叭声），那就是这个会议正旧病复发，年年如此。当时的公社领导脑子被大年夜的鞭炮声炸得洞开，突然想起要在嘘水村村南的这片旷野里开挖一口池塘，向十天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献礼。（听说这个消息时老鹰激动得一夜无眠，在此后的挖塘工地上，他可以以东道主的身份出现，陪陪上级领导，协调各类事务发号施令，真是风光无限啊！）这个决定传达下来已经是正月初二，初三一大早，大半个公社的人们头发上辞旧迎新的爆竹纸屑还没抖净，就开拔到了这片野地里。他们搬来了一匹匹红布，但不是送给爱美的姑娘们，而是送给一根根光棍，让它们变成红旗，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嘿嘿嘿嘿傻笑。粗树枝摽着玉米秸作墙壁、麦草胡乱一苫作屋顶的窝棚搭起来了。徘徊在这片野地里的寒风们大开眼界，第一回看见蒸馒头的竹笼露天里一屉屉摞得老高，头顶飘拂着乳白的发丝。还有厕所：刨几个土坑，周围扎上玉米秸的篱笆……那些正在为春天就要来临而暗暗窃喜的麦苗被无数只铁锹剿了老窝。土地发出疼痛的呻吟，一层层被掀开：黄土、黑土、砂姜土……接着就像一道抽搐的伤口一样出血了。
见水了。水，大地的血液，从泉眼——被切断的脉管里汩汩涌出。见水的那天是第四天，也就是正月初七，离三级干部会议召开才有短短的三四天。而挖塘见水，工程进展还不到一半，底下的活儿更难做，也更复杂，不但是砂姜土不好挖，不好运，而且水更难弄，只有把那些大地身上冒出来的汁液戽净，才能下得去铁锹铲土。当时还没有柴油机，有四架水车在轧轧作响。那种水车是生铁铸造，两旁伸出长长的曲柄，每侧的曲柄可以插花对站四个人，也就是说，有八个人在昼夜不停地换班搅动一架大蝗虫一般的黑暗水车。光搅水车的人就有六七十个。想想吧，场面壮观到何种程度！“就像一锹铲碎了一个蚂蚁窝，急急慌慌的蚂蚁跟黑水一样横流一凹臼。”这是嘘水村的人们对当时景象的恰切描摹。工地在嘘水村的地界，但嘘水村不但没有便宜可占，而且出勤出工最多，全村的老老少少也算是赤膊上阵，按老鹰的动员令说，是“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向全县人民展示嘘水村大干快上的新风貌”。
公社领导们骑着自行车，一天能来工地上好几趟。他们的脸沉得能拧出水来，动不动就脾气大发，嫌工程进展得太慢太慢，照这个挖法，别说初十，过了十五也不一定有一口池塘光光鲜鲜躺在这一片土地上，好让几十里开外的一个会议大吃一惊（说不定哪个头儿脑子一热还要率领一干会众过来参观呢）。而过了十五，已真正像一句歇后语说的那样：十五贴门神——（过年）晚半月了！在料峭的寒风里，领导们习惯指指划划的手开始抹脑门，他们的脑门急出了细汗。接着领导们开始挽裤脚，并且踢掉了鞋袜，以身作则，和每个公社社员一样走进了冰凌碴子哗啦啦乱叫的薄水里。在豫东平原，“春节”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节日，因为大多数年头，过了春节比不过春节更寒冷，正月里才是真正的冬天，而春天温暖的气息要等到半个月后才丝丝缕缕渗进仍能结出霜雪的空气里。水是很冷，但冷有冷的好处，冰凌碴子划破皮肤的时候不再有疼痛的感觉。他们的心里都燃着一团火，都觉着正在干的是一项伟大得不得了的事业，一个个就像被初恋点燃了的小伙子。小小的一处窝凹里，密集了几百上千人，有四条斜斜的坡道向上头运土，独轮车、架子车（当时刚刚时兴）……一刻不停地在吱吱呀呀呻吟，为了加快进度，人们甚至用上了箩筐和扁担。没有谁再走出初具雏形的池塘里吃饭，人们拄着铁锹或者扁担，三口并作两口处理掉炊事员送来的饭食；也没人再把觉当成觉去睡。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困了就轮番去窝棚里歇一会儿，多少年之后，那些被南塘的初冰冻出关节炎并遗留终生的人们，还在啧啧地忆想那一刻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几乎是头一挨着什么东西马上就蹿入了梦乡，连个预备的过程都不给你留，甚至有人干着活儿，手脚机械地动作着就已经睡着说起了梦话。工程进展得极其顺利，当那个会议在县城如期召开的时候，南塘，这个初出深闺的女子，已经翠碧地躺卧在旷野里，被几十里外的三级干部会议的会众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议论纷纷。让公社领导们略感遗憾的是，县上的头头脑脑们没有大手一挥领人前来参观，而仅仅是让挖塘事件变作某一位重要人物发出的浑厚声音在主席台上空混浊的空气中震荡片刻，赢来一片无奈、盲目而零乱的掌声之后就被彻底忘掉。
发现那个没有头的人是在初九那天黎明，一个胜利在望的日子，他横躺在池塘西南角的一条坡道旁边，黑塌塌一堆。一个睡眼惺忪的人踢了他一脚，“起来！”他喝道，“偷懒也不找个地方，这儿能做梦吗！”他当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个人已经永远进入了梦乡，无论他怎样踢打再也不会站起来，他的脚感到了没有抵抗的软塌塌的重浊，促使他弯下身来，接着他就直着嗓门大呼大叫：“不好！死人啦！死人啦！……”
那个人是死了，确定无疑死了，因为人们拨拉了好一阵，也没有看见他的头，不知道他的身子哪端是上哪端是下。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他的头早没了，被不知多少辆架子车或独轮车的车轮碾掉了。他或许困得厉害，想在车路一旁打个盹，不知怎么样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齁齁而睡，没在意脖颈横在了车辙沟里，于是一辆辆接踵而来的架子车的车轮不客气地从他的脖子上经过。也许他是低血糖休克，一下子晕厥，因为工地上伙食并不充足，不可能人人都能吃饱。他可能剧烈挣扎过，但半睡半醒干活的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天是这么黑，几盏昏黄的桅灯不可能驱走浓重的黑暗；声音是这么稠密，各种各样姿势的人体又是这么摩肩蹭背、举目皆是……反正是这个在车辙沟里挣扎的人被忽略了，也许他还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哀号，又一辆车子走过了他的脖颈。他的脖颈不是钢铁，而是骨头和血肉，所以天亮之后，人们不得不去用铁锹在水里捕捞，在土堆里拨拉，竭力想替他找到失去的头颅，还他一个完全的身首。他的颈项被一趟又一趟车辆的车轮一点一点轧碎，直至分离开来，然后滚落进了塘底。也许有人的锹刃探进了这颗在昨天还会思考的头颅，但他肯定以为是一块大砂姜，就哼哧一声用力一蹬，又一磕，头颅就裂成两瓣。裂成两瓣的头颅又被另一只锹锨再度切开……直至大大小小的碎块被某些铁锹铲着扔进某些车子的土堆中。
那人是哪个村的？——没人能记得清。人们记得的是那人的媳妇，才三十多岁，看上去却像年近六十的老太婆，一脸的皱纹，怀里抱着一个，手里扯着一个，身后还跟着一个孩子。他们四口子围着那具没有头的尸体呼天号地，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当时的公社领导们都在场，领导们碰了下头，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这个家庭予以赔偿。他们给了那个妇女二十块钱、五十斤小麦、二斤小磨香油（当时这些都不是小数目），让她揉着哭肿的眼睛，嘴角藏不住笑意地离开了。这些财物使她很顺利地在一个月后又成了别的男人的媳妇，而且一年之后就给那三个孩子添了个同母异父的小弟弟。
但是那个没有头的孤鬼，却在许多年许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踟蹰在南塘，伸着一双无助的手臂，寻找讨要他的头颅。这个无头鬼第二次撞开人们的记忆，是在它第一次出现之后的来年初春——事后人们才猛醒，那天应该是它的忌日，不，是它诞生的日子。那天是正月初九，遇事的是一个小伙子。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南塘的诡异，不光是水拖车撒网挂掉的鱼鳞和老鹰遭遇的无头鬼，还有就是接踵而至的一桩桩蹊跷事儿。老鹰遇鬼的当年夏天连续六十天没落一滴雨水，田野干旱得冒烟，地裂缝能插进人的一只脚；而平常年份，这里欠缺雨水滋润，马上就“三天一小旱，五天一大旱”。为了使那些蔫蔫巴巴眼看就要变成柴火的秋庄稼拥有第二次生命，好在几十天后奉献出它们生命的果实，人们机关算尽。所有的铁桶，所有的盆盆罐罐，所有能够盛水的容器都从村庄里陆续走出。南塘又开始热闹起来，虽然比不上当初，但叮叮当当的混乱声响足可以使她忆想当初；而且她又听到了新的声响：一台十二匹马力的立式柴油机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站在了塘堰上，那台被油漆漆成灰绿色的新生事物——闪闪发光的大轮子通过一圈唰唰甩动的传送带，让一条沟沟壑壑的不知什么玩意儿制成的黢黑管道哗哗啦啦喷吐出白色的水柱，好久之后南塘才发现那处漂亮的喷泉汲的是她体内的汁液，但为时已晚——一塘水被它险些喝光，只剩了小半塘。
侍候机器的人坐在杨树阴凉里抠脚丫子平息痒痒的骚乱（因为时不时要赤脚下田，踩着阴雨滋生的满地烂泥走路，脚心和脚趾旮旯就被泥水里的肥壮之气催生层出不穷的红疱，痒得让人想立马掌刀剜掉。“沤脚”的痒痒伴随着夏天里遍地的植物茂盛生长），他听到了什么响动，抬起头来——他的眼马上直了，接着直了的眼闪射出点点绿光。他一骨碌爬起来，顺手抄起身旁一只白蜡条编的盛草的箩头。他几乎是一蹿就跳到了水边，他身后的塘坡里哩哩啦啦撒满了箩头里薅的青草。到了水边他打了个趔趄，差点没滑进塘里去。他的脚边立即开满了嘹亮的水花，但那些绚丽的白水花不是他站不稳的双脚打击的反响，而是鱼——大大小小的鱼几乎叠摞一塘，有鲜红的鲤鱼、黑黢黢的黑鱼、黄胡须的鲇鱼、雪白的鲢鱼、青脊背的鲫鱼、怒目圆睁的草混子……它们惊慌失措地蹿过来转过去，互相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儿。水少得太突然，超越了它们的经验，也超越了它们的想象。鱼头稠密到了这种程度：那个人箩头一歪往里头一捞，往上提的时候，他趔着身子竟有点提不动。他两只手提着大半箩头五彩缤纷的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鱼合适。而这个时候，机器被憋得冒出了乌烟，发出难听的便秘般的怪吼——鱼堵实了水泵伸进水里那端的过滤笼，美丽的喷泉一下子干涸了。接着机器呼吸骤停，鱼搅水的纷乱声音开始喷溅进人们的耳朵。那些挑桶的人、手拿盆盆罐罐的人已经嗅到消息，他们发疯般向南塘里狂奔。鱼，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鱼让他们眼花缭乱、忘乎所以，他们冲进变浅的塘水里，确切地说，是挤进鱼堆里，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捕捉那些束手就擒的鱼。有的人什么也没拿，就那么站在水里，抓一条扔向岸，抓一条再扔上岸，让上头接应的人兴奋得手舞足蹈。人们的身子摇摆不定，因为有些大鱼在残存的水里作垂死挣扎，劲儿很足，虽撞不断腿骨，但一甩尾巴足可以摔得腿肚子瘀血。他们顾不得去想这些鱼来得蹊跷，一个刚刚挖成四年的野塘，为什么突然几乎是凭空长出了这繁盛的鱼类？甚至他们没再想无头鬼，没想水拖车述说的那条大红鱼——那条大红鱼一直到最后也没有露面，但肯定不是因为人们没想起它或不相信它的存在它才赌气不出来，它可能有更为隐秘深奥的洞穴。围剿过后，南塘里平静了下来，岸坡上剥落的鱼鳞在烈日下鬼眼般闪烁，不深的水浑成了泥汤子。但有一处水仍然清澈得发黑，像一只张望的独眼。一个逮鱼的小伙子不慎失足跌落其中，尽管他会泅水，但因为没有防备，一下子陷落，还是连喝了两口水，两只脚始终没有够到底儿。这处黑窟窿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兴趣，他们找来了村子里最长的长竿——那是一根白蜡条，菜园里浇水的桔槔上从井里拔桶用的。他们几个人一起，蹚着漫到裆部的浑水小心翼翼地走近那处黑暗水域。他们胆战心惊地把长竿插进去，再插进去……一直竿头没了影儿，仍没有捣到底，让那个坠水的小伙子倒吸好几口凉气。那是一处说不出有多深的洞穴，据说与东海龙宫相通。人们面面相觑，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挖塘时曾有过这么个深不见底的神秘窟窿。
不管怎么说，村里人连着过了好几天鱼瘾。那几天人们的水缸里开天辟地热闹了起来，而那些十多斤重脾气火暴的大黑鱼，一点儿都不老实，总嫌水缸窝憋，随时都要愤怒地跳将出来。人们不得不拎来高粱秸莛纳制的锅盖，盖严缸口，然后还不放心，再结结实实地压上几块半截砖头。
就是这个时候，猫群第一次光临村子。
最先发现猫群的是妇女们，当时她们一大群人坐在刚刚散去吃饭人群的饭场里，一边嘁嘁喳喳拉呱乘凉一边吱吱地纳鞋底，突然头顶上窝在树叶丛里的蝉一只跟着一只全唱了起来，声音比阴凉外炙白的阳光还稠密。这时有人说：“哟，多大一只猫呀！”是的，是一只大黑猫，身子差不多有半张桌子那么长，一道一道横披的花纹像是刚耙过的田地。它正在捡吃地上丢弃的鱼骨头，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歪起头，嘴唇咧着狠狠地嚼骨头，暴露出红红的牙龈和尖利的獠牙。它自顾自吃着，根本不管几步远外围聚的妇女们，既不管她们对它议论纷纷的低语声，也不管驱开了树荫的劈头盖脸的阳光。她们都瞪大眼睛看它贪婪地嚼骨头。她们断定它是只郎猫（即公猫，这是她们最关心的话题，因为看上去它太魁梧、太凶狠了），是只表现会很不错的郎猫。正当妇女们攒聚在大黑猫身上的目光和阳光比赛时，一大群苍蝇又像乌云一般嗡一声腾空炸散——一只麻利的黄狸猫跳到了黑猫身边。和大黑猫比起来，这只黄澄澄的猫倒是秀气多了，连身上的花纹都有些含而不露，就像某些腼腆的似笑非笑因而风情万种的小姐们。这是只母猫。但很明显它不惮嫉妒，因为它微微屈着腿半蹲半站在地上，一点儿也没有进攻妇女们的意思，而是对付那些招惹黑苍蝇的满地鱼刺。它们一边吃，一边从牙缝里嗞出咪呜咪呜的声响。这种咪呜声凶狠、可怕，声调里透着要撕吃人的欲求，离得那么近，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有个在妈妈怀里正吃奶的孩子给吓得哭了起来。
男人们此刻正在另外的树荫下斗嘴抬杠，他们争来争去的焦点问题是干旱。天这么热，阳光这么毒烈，往太阳地里泼一盆水，吱啦就没了影……他们抗旱还有什么用？天叫吃多少就吃多少，不如躺在树荫里睡大觉，留四两力气等雨！这种听天由命的人占多数，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分子——他们大多有个一职半衔，都是入了组织的人——脸红脖子粗地要“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你们去乐吧！——我得睡一会儿，我的眼皮撑不开了。”有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说着，身子一歪就躺在了地上，但他立即跳了起来，因为有个东西替他撑开了眼皮。那是只大白猫，他降落的头撞着了它的屁股，它回头恶狠狠“咪呜”一声，差点没跳上去朝他脸上抓一把。
那天夜里人们开始睡不着觉，咪呜咪呜的猫叫声此起彼伏，像是村里稠密的树木和树木间蕴蓄的黑暗，全都变成了咪呜咪呜的凄楚声响。天本来就够热的啦，够烦的啦，这成堆成堆的猫叫声更让人坐卧不宁。人们一边在黑暗里倾听猫叫，一边面面相觑：“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