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养顺认为梦莲一人整天在家闷着，语言不通，又守着个痴呆婆婆，下班还是早早回去的好，再说他对山本的邀请也没什么兴趣，更何况山本的名声在组里又是那样，便有意推托，但架不住李头在后头一个劲的捅咕，说不吃白不吃。李养顺掰不开面子，他这个人就这样，吃软不吃硬。甭管恨谁恨到什么地步，只要人家给个热脸儿，心也就软了。

“北京亭”是个一间门面的小饭铺，地界不大，收拾得干净利落。进门左手一溜柜台，售出各类饮料大小瓶子中不乏“二锅头”、“燕岭春”一类目前在北京市面上流行的大众酒，也不乏“竹叶青”、“西凤”、“杜康”一类名优，更有日本的“大关”、“开运”和“麒麟”。右手贴墙是几张方桌，铺着白桌布，高醋矮酱油味精瓶辣椒罐排了个齐，成了小店一大特色。李养顺他们进来的时候梳发髻的老板娘正指导两个小伙计给顾客兑酒，其中一位大概是初千，紧张得手直哆嗦，怕倒不准刻度又怕倒洒了，那个奇形怪状的“大将军”牌威士忌瓶子怎么拿又怎么不顺手，鼻尖上直冒汗。

“舌头搭拉那么长干什么？属狗的？”老板娘训儿子一样地训着，“又不兴拿舌头舔。”

小伙计赶紧把舌头收回去了，倒完了威士忌又拿起了杜松子。

“倒完酒一悠劲儿把瓶口转一下，瞧，这么着，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笨笨拉拉滴嗒一桌子让客人不高兴。酒都是人家买了喝不完存这儿的，姓什名谁上头写得清清楚楚，喝多喝少人家心里有数，您都给洒了怎么档子事？谁赔？你还是我？”

李养顺一听这口地道国语心里就舒坦，再看老板娘，长得十分少相，穿件掐腰古香缎旗袍，腰间别了块绣花帕子，徐娘半老，风韵尤存。见了山本，她嘴一咧，一句“来了，您哪！”露出光闪闪几个金牙。

“几天没进您这门坎儿，您猜怎么着，馋虫在嗓子眼伸着小脑袋叫唤呢。这不，连俩朋友也让我勾来了。”

老板娘热情地点点头，用秋叶原绿裙子们的声调说“依拉下依……”。跟那些妞们的语调毫无二致，简直是一个学习班里练出来的，就象中国火车上的播音员，天南地北，哪趟车都一个味儿，甭管乌鲁木齐还是齐齐哈尔。

“甭客气，都是中国人，那套花架子他们也看不惯。”山本又指着李养顺说他也是由北京来的。

“唔……”女老板睁大眼做了个外国女人惊奇状，“在东京靑到老乡真是高兴哪！今日得好好坐坐，我请客。”又向刚才兑酒的小伙计说，“保利，进去跟老板说一声，孙先生来啦。”

被叫做保利的应了一声，转身刚要进去，又被喊住，“怎么译应哪？就嗯一声？嗯是怎么个表示？得大声说‘是’，记住啦？”

“是。”小伙计脸通红。

老板娘转过脸来说：“新来的，生手，什么都不会。上月跟几个同学起哄驾秧子似的就来日本了，也不问问行事，说是反正有身亡保证人，冻不着饿不着，日语学校也好进，不考试交钱就让上。”什么日语学校？赚钱的玩艺儿，光池袋一个泡方，几天就冒出十几所来，挑中国人当拉纤儿的，一拨就能赚几百万，吃住全不管，咱们国家一看有外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批，批一百来一百上当一百，要不怎么说中国人太实诚了呢，都是死心眼子。这帮雏儿，在国内靠爹妈靠祖宗靠惯了，出来满不是那么回事，保证人说担保只是个人情，你真要吃他的，他当下就不认识你。这不，傻眼了，走到我这“北京亭”门口，一看中华料理，准跟中国沾边，就进来了。找活干，小可怜儿似的，你能推出去？留下干吧，好歹有口饭吃。要不怎么说这年头做不得佛爷呢，这些孩子什么也干不成，主要是懒，一身懒筋抻不开，眼里没活儿，算盘珠子似的，支支动动，在家里连碗都没刷过，到这儿来当小力笨，落难公子似的，自个儿还委屈得不行。爹妈可是大松心，儿子出国留学去啦，耀祖光宗挣大钱哪！可就不细细问问他儿子在外国怎么个活法儿？到现在一句整桩日本话都不会说，整个儿一个哑巴。出国热，热昏了头，都以为出了国个个都阔，都以为外国人是睁眼认不得钱的傻土鳖，哪儿有的事！万把中国留学生泥鳅闹坑一样地扎在日本这块弹丸之地，谁施展得开？背死尸的，打短工的，捡破烂的，倒腾生发药水的，让人看不起不是……

老板娘正说在兴头上，江老板出来了，先跟山本来了个大拥抱，又跟李养顺们握了手。老板娘转进厨房亲手准备菜去了。只一会儿，就端出满满一大盘子切得细而又细的酱猪耳朵，盘上撒着几根葱丝，滴着几滴香油，发出诱人的香味。看着这盘菜，李养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在东京。日本人不会对猪耳朵感兴趣，也决做不出这么地道的下酒菜，一时间他仿佛又回到朝阳门外的小饭铺，二两白干，一盘酱猪耳朵，一碟煮花生，齐啦！见天喝他个微熏——一种难言的销魂，一种忘乎所以的超脱，并不糊涂却又微微眩晕，朦朦胧胧回到家里，母亲、老婆接了，端上一大碗芝麻酱面，一把黄瓜丝儿一勺冲鼻子的芥末，一拌，呼噜呼噜下肚。那日子口，多舒坦。想对这儿，李养順眼睛有点发辣，精明的老板娘赶忙递过手巾把儿来，“东京就是热，闷，汗老出不来。”

保利端个方盘，托出醋溜白菜、蒜肠、酱肘花几样京味小菜。

酒是二锅头。江老板打横坐着，陪着吃，也并不比谁少动筷子。这才是中国作派，秋叶原的那狗屁制度，不许进营业厅，小妹妹儿的——李养顺喝了一口二锅头，是味儿，热从嗓子眼传到食道一直到心里。

山本问江老板按手印儿的事怎么样了，江老板说东京几个商界华侨联合起来了，就是不按。李养顺问是怎么回事，江老板说，在日本的外国侨民都得给政府交一份服从政府的保证书，每个人除了鉴名以外还得在上头按手印儿，我们说，犯人才按手印儿呢，我们木是犯人，不按。美国人也不按，政府不敢强求人家就来对付我们，我们说好了，哪怕不让开门营业也不按，污辱人呢。中国人能在外头丢这个份？

李养顺说，是不能按。

“不光按手印儿”，江老板说，“日本人动不动就支那支那的，咱们有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叫支那。其实支那本身也没什么，可从这帮小子嘴里出来就成了贬意，成了惯用型啦。外国人叫罢了，咱们自己也叫，”江老板说着摸出一张国内报纸来，“这是给我寄来的，这位上海的大作家在这儿吃了我一顿饭，回去就写了篇文章，一口一个支那料理，什么话？有点儿水平没有？现在日本人都‘中华料理’了，他还‘支那料理’呢，真后悔白喂了那小子一顿锅贴儿，敢情连吃带骂。”

山本大口地喝着酒，连胸脯都红了，那张孝忠式的武士脸也早已被关公脸所代替。他反复地跟李头说他文革中的事儿，说他是个挺有良心的造反派头头，可是清理三种人时有些人就抓住不放，本来该升科长，却连以工代干也转不了，其实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没打过人，没参加过武斗，不过是指挥了百十号子人在中南海门口的“揪刘火线”上坐了一个礼拜。那时，坐的人成千上万，海了去啦，他带着人从大连赶来完全是凑热闹，让弟兄们除了在中南海支帐篷歇脚以外，轮番也逛逛：化京，住旅馆还得掏钱不是，可这些逛了的人反而不领情，臭屎盆子都往他脑袋上扣。“人是他妈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他又开始骂中华料理部部长，不是玩艺儿，两面派，小爬虫，暗地里扣他的工资，今儿个又弄出个鸡巴母狗眼儿来做什么示范，日本人给中国人做示范，无外变着法儿地让大伙多干活。

“诸位可都是日本人哪。”江老板说。

“中国人！中国人！”三个人齐声回答，不知是吃了人家的嘴短还是心里就那么想的。山本说，他算过，一盒烧卖上头卖出价500日元，他们一天能包出400来盒，近30万，每人的日均工资不足4000，十几个人，四五万足打发了，刨去料钱，下剩的一大笔哪儿去啦？该用得着老马的剩余价值公式算算了，资本家每个毛孔里流的都是工人血汗，这话一点儿不假。要学“政经”非得出国，让电视里教“政经”那老头出来转两圈儿保准比现在大有长进。

李养顺想，其实山本这人也不错。

“话又说回来，”山本越说越来劲，眼都直了，“我们的人也太不争气，稀稀拉拉，松松垮垮，老跟没睡醒似的，走路都跟人差着几个节奏，动不动就犯小心眼儿，在日本也抱不成苗儿。内耗啊。干不出个样儿来也难怪人家老看不起。”

李头则说山本的话前后矛盾，自己否定自己。

山本反驳说李头没听懂他的意思，争来争去没个所以然。

这晚老板娘倒是学了个国内时髦词——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