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对啦，军人的天职不就是把敌人赶尽杀绝吗？”

“所以，我们也不是英雄，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吃人家嘴短，就得拿人。职业。”

“所以我们的职业就是拿人，有时候杀人。”

“拿该拿的人，杀该杀的人。”

“不管怎么说，蒋不凡，如果有那玩意的话，我们是不是得下地狱？大帅，张学良都在地狱里等着我们呐。”

蒋不凡不说话啦，瞪着老虎厅里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也没瞪。半晌之后他说：“你看那老虎多威风，让蒋夫人也买一个，摆家里。”

“我问你呐。”

“我不信这个，我没有信仰，我就信人死灯灭。”

“如果没灭呢，就是换了一灯座儿。”

“你是不是因为差点死了，才想这些。”

“不是，我是因为李德全判了死刑，才想的。”

“那你就不对啦，他可是罪有应得，那孙子拿一把双立人水果刀灭了两门。”

“他爸就是个劳改犯，1982年的时候，因为偷邻居晾的衣服，给判了八年，从小没妈，跟别人跑了，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饭盛多了，爷爷就打他。我们怎么不抓他爸，他妈，他爷，他奶奶呢？”

“小子，能上天堂的人不多。如果有那么一地方的话。”

“我们能去吗？”

“不知道，可能里面住的都是牛顿，爱因斯坦什么的吧。”

即使我不愿意承认，以免增强自己的懦弱，即使我看起来一如往常，除了脸上的伤疤使我周正的样貌有了奇异之处，事实是，自从受伤之后，噩梦不断袭来。我梦见自己被装在氧气钟里，放入海洋深处，去观看深海的生物。那些生物在极大的压强里面生活，因而变成了极扁的形状，纸片一样在我周围游动，有的没有眼睛，有的眼睛长在屁股上，有的眼睛长在细长的须子上，水袖一般飘飘然，不知道是在看我，还是仅仅在探路。氧气钟上的探照灯照过去，在隧道一样的光柱里，一切都诡异地真切，五彩斑斓，却又似乎根本就没有颜色。生物们并没有被强光吓走，而是围拢过来，有几个莽撞的撞在玻璃罩上，好像要钻进我的怀里，可是我听不见一点声音。撞上来的生物越来越多，后来简直是蜂拥而至，虽然还是没有声音，玻璃罩上开始出现了裂纹，我大声呼救，没有任何用处，连我自己都听不见，终于海水淹没了我，氧气钟的碎片在我周围向上升起，而我再次坠入非生非死的维度里，还是那条河，那条船，摆渡的老人对我说：这次没的办法，高低要把你送到北岸去啦。我问，北岸有鸟吗，有花吗？老人说：北岸鸟不会落地，花不会枯萎，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我说，那敢情好。他说，只是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忘记了现在的你。我说，不行，我还有事没做。老人说，上了船，你就没得选啦，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因为你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说，不行，我还有事儿没做。船疾驰向前，我想跳入水中，可是脚上好像给绑了细线，如何也跳不起，挣扎了许久，听见老人说：北岸到了。我突然睁开了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我坐起伸手摸了摸脚踝，没有细线，天宁也醒啦，抚着我的背问，做梦啦？我说，梦见脚上绑了线，让人绑架了，跑不了。天宁把手放在我的脸上，准确地说，是放在我的伤疤上：那就对了，我的脚上也有一条，我们俩谁也跑不了。我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她说，大半夜不要讲道理。快睡。

李德全获判了死刑之后，没有上诉。离执行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去看守所看了他一次。他正坐在自己的床上靠着墙低头写字，像个小学生一样一板一眼，时不时扶一下向下滑的眼镜。

“写信呢？”我问。

他抬头看了看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胡子长了，他们不让我用剃须刀。”

“这地方，对刀字儿比较敏感。”

他摘下自己的眼镜，用囚服的下摆擦着，镣铐的声音清脆悦耳，说：“没写信，寄出去怕吓着人，练练字儿。”

“认识我吗？”

他戴上眼镜，“见过。我是应该叫你政府呢还是叫你长官？或者叫你同志？”

我说：“不用，都不是。字能拿过来给我看看吗？”

他说：“恐怕不能，你是来看你的战利品的？”

有点意思，还用了一个比喻。

我摸了摸左脸说：“我差点成了你的战利品好不好？”

他说：“这事儿不能怪我，我没想打你。”

我说：“知道，这事儿是我的责任，让你给打啦。”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听听。”

“嗯，也不算有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

“想采访我？像电视上那种，采访死囚，听我忏悔，然后临死前给我加个菜。”

“我可没带摄像机，我就是想听你说点实话。”

“那你得失望。”

“说说你为什么杀人？”

“这我说过了，你自己去查呗。”

“查了，你说是谋财。”

“当然。”

“就没别的啦？”

“还有嫉妒。”

“还有吗？”

“没啦。”

“李德全，我觉得你应该珍惜。”

“什么意思？”

“珍惜，我站着，你坐着，我在用心听你讲话，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得。”

“这对我没意义，你以为你是谁？我不需要任何人记得我，就算你记得，你想起来的时候也会是：那个杀人犯李德全临死之前和我说。我不需要。”

“我查了你的档案，你虽然家庭问题很多，但是你从小成绩很好，你现在四十一岁，大学学的档案管理，可是大学毕业，在市委办公厅干了两年之后，就辞职下海经商了，为什么，单纯是为了发财？”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你是不是替那人挡了一枪，当时？”

“听说是，我记不得了。实话。”

“如果真有这事儿，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替他死？他可能根本就不配替你活着？你跟他熟吗？”

“下意识。他是分局的，我之前不认识他。”

“什么叫下意识，能解释解释吗？”

“下意识就是，如果我是你，你是我，你来抓我，你也可能替别人挡一枪。”

“你觉得我会？”

“不一定，有可能，这才叫下意识。”

“他怎么感谢你的？”

“他来看过我，带了点水果，在我昏迷的时候。”

“没啦？”

“他也是被动的，事儿都是因我而起，不是，往前说，是因你而起。”

他把纸片放在床上，说：“也不是完全为了发财。”

“还有什么？”

“我这样的在市委干不起来。”

“成分问题？”

“那时候已经不叫成分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不过，在提你之前，这方面还是会考虑。我能进去已经不错啦，完全凭的是本事，可是怎么干，也达到不了我的期望。”

“你是不是期望太高了？”

“我的期望就是能者居之，这期望高吗？”

“你辞职下海经商，在当时看挺有魄力。”

“不算，那时候下海的人很多，是潮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觉得，可能那里面比较公平。没人注意我爸是谁啦。”

“开始的时候顺利吗？”

“一直都还算可以，如果不被别人骗的话。我没做过亏心的买卖，尽管那个来钱快，当时也没什么风险，可能是家庭的关系，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可是被熟人骗这部分，我控制不了，两次都没防备。”

“所以你做了两次案。这一层你在口供里没说。”

“没那个必要，这是我的私事儿，而且说这些，有用吗？对于我来说。”

“你杀的两家人，都骗过你。”

“第一家是，第二家不是，第二次那人跑了，我找不着他。”

“所以第二次被骗心里更不痛快，一般都是这样，掉进同一个坑里，你就找了干得最好的同行出气。”

“能别老试图分析我吗？他骗过别人，有批货他压了人家一年的款，那人跳楼了，没死，摔在水果摊上，残了。”

“哦，除了报私仇，有时候你还替天行道。”

“不算，压款这事儿经常发生。选他，第一，他确实害过人。第二，他和我熟，很熟，几乎可以算是朋友，我第一次被骗之后，能再起来，除了抢的钱，他借给我三分之二。第三，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不是我的对手。”

我走开，用纸杯给他倒了杯凉开水。

“谢谢，正好渴了。”

“可以这么说吗？你第二次作案，选择他们家，除了泄愤和作为一个罪犯专业上的考虑，还有羞愧，因为他帮过你，而你又搞砸了。”

他把水喝干，把纸杯还给我说：“也许可以，也许，真是这么回事儿。不过，也可能是，我在毁灭自己之前，想先毁灭掉和自己有关的美好的东西。就像是小孩儿生气的时候，摔碎自己最好的玩具。”

“你知道第二次跑不了了。”

“说不好，有预感，但是也不是坐以待毙，如果你们抓不着我，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去，就是挺奇怪的一种状态。”

“嗯，你对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个人？”

“到现在这步，我也有责任。”

“这个说法有点不磊落。”

“那我管不了，是你的事。如果非要换种说法，可以说，我其实可以更好。”

“你不一定非得这么做，我这么理解对吗？”

“差不多吧，人做每件事都有理由，大部分时候，但是那些有理由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又擦了擦，我才发现，他的眼镜没有镜片，他一直在擦的是镜框。他戴上裸露的镜框看着我，说：“面对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种，我的方式不好，坐在这里我想清楚了这一点，尤其回想在杀那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像小兔子一样被我擒住，割断了喉咙，连央求我的机会都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和我一样，像个孤儿一样活着。也许我不一定非得替他们做这个决定，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我的方式不好。你是不是想听这个，我的忏悔？”

“我不认为是忏悔，说实话，但是有真实的成分。”

“对，也许我只是编给你听的，打发时间。”然后他不说话了，拿起笔和纸片来继续写字。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案子你只做过这两起是吗？”

他不说话，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从来没说过话一样。

“2003年，住在皇姑区岐山路一栋日式民宅里的一个十八岁女孩儿，失踪了，没有尸体，没有遗书，那是你第一次作案第二年的事情，你记得些什么吗？”

他不说话。

已经够了，也许他这么想。

我说，保重吧，李德全。

我转身走出走廊之前，他在我身后说：“我从来不搬动尸体，我害怕那东西。”

我转过来说：“谢谢。”

“不用，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在侮辱我。也请你保重，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命好。”

然后他继续写字，看起来那个时候，写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不得不逐渐承认蒋不凡是个天生的警察一样，在我跟了他三年之后，我就不得不逐渐承认，作为一个警察，他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一点。除了警务，他还负责一些帮派活动的安全，也为帮派之间的争端居中调停。调停这件事情程度可深可浅，或者，逐渐由浅入深。他会在电话里说：铁军，晚上六点黄河大街韩都烤肉，你来。席间他说：六子的事儿我知道啦，你先不用动他。铁军什么也不吃，说：他容不下我。蒋不凡说：我知道，以后再说。铁军喝了口大麦茶说：好，蒋哥，那我先走。他说：吃片肉再走。铁军就从篦子上捡了片半生不熟的肉放在嘴里，嚼烂，咽进肚里，说：蒋哥，那我先走。他说：过一个月回头请你到家里头吃，你嫂子想你了。铁军站起来，冲我点点头，然后走了。我跟他的时间久了，他开始介绍我，说：这是天吾，我朋友。对面说：天吾哥，多照应。我说：叫天吾就行。一次见到的那人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怎么也有四十岁左右。他说：别客气，我是少白头。蒋不凡指着我说：你们不要犯在他手里，他是少年包青天。中年人说：不会，我们都是生意人，不做违法的事情。就算将来有点小毛病，也得绕着天吾哥走。蒋不凡说：那就好，挣钱是对的，钱没得罪任何人。别干违法的事儿。中年人说：是，钱是无辜的，是这意思吗，蒋哥。蒋不凡点点头，说：白头，你去秦皇岛住一阵。中年人喝了口酒，说：多久？蒋不凡说：不一定，先过去，那边有朋友接你。中年人说：我老婆孩子怎么办？蒋不凡说：一起过去，机票已经买好了，去毛锋那拿。到那之后，少出门，有事儿就报警，懂吗？白头点点头说：我孩子上学怎么办？蒋不凡说：我想办法。你最好改个名。白头说：不改了吧，就这样，用了几十年了，老婆说梦话喊的都是这个。蒋不凡点点头：好，你孩子最好改个名吧，别太自私。白头说：行，给她改了。蒋不凡说：她原来叫什么？白头说：叫唐琳。蒋不凡回头看我：你说改个什么名字好？我说：我不知道。蒋不凡说：知道你不知道，随便说一个听听。我说：唐若琳。随便说的。蒋不凡对白头说：你觉得怎么样？白头看看我说：好名字，唐若琳，唐若琳，好名字。蒋不凡说：那就叫唐若琳吧。再别改了。

一天我们一边在茶社喝茶，一边等人。蒋不凡拿茶水洗净茶杯，然后用镊子把茶杯举在我面前，说：闻闻。

“闻不明白。”

“不急，再喝几次，你就知道什么是好茶了，这儿的茶叶一般，有点陈，不过环境还可以。”

墙上挂着高仿的《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茶和环境，我都不懂，你觉得行就行。”

蒋不凡说：“你跟我几年啦。”

“四年多了吧。”

“我快要退休了。”

“还远着呢吧，你才五十出头。”

“你不懂，快退了，知道就行。”

“那你准备干点什么？退休之后。”

“没想。”

“没想是怎么想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的意思，如果你非要我翻译一下的话。你为什么老和我抬杠？”

“我第一天跟你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你完全可以让我滚蛋，不对，你随时可以让我滚蛋。”

“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

“一部分。”

“可你拿我没什么办法，就算你一直在场。”

“我知道，我虽然一直在场，可我还确实没拿到你什么把柄。但是没拿到把柄和什么也不知道，是两码事，我这么说你有异议吗？”

“准确。我只是需要有点秩序。”

“外加很多的钱。”

“钱是秩序的一部分，你知道如果没有我，如果我今天死了，这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吗？”

“你这句话像联合国秘书长说的。”

“我他妈已经够谦虚了，你知道，无论我们怎么破案，犯罪率也不会降低，只有有秩序，这个城市才能更安全一点。你没发现吗？这里很多街道的信号灯设计不合理，汽车，自行车，行人挤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交通警察指挥，不要管什么红绿灯，打手势就足够了。”

“挺形象，但是还是狡辩。所以你破的案子都是秩序之外的，或者说，你的秩序之外的。”

“差不多。知道为什么烟可以随便卖而毒品不行吗？因为烟便宜，出现的早，更大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案子是破不过来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到了你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当警察是个良心活。”

“良心，你还真敢用词儿。失踪的事儿你管吗，在你的秩序里外？”

“这事儿你问我过一百八十回了，你知道全中国的失踪人口有多少吗？你知道一个人不想让你找到，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吗？”

“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是人，不是数字。”

“对于我来说是数字，而且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已经宣布死亡了，法律上的规定你懂吧。”

“我只知道宣布死亡和死亡有很大的区别。”

蒋不凡把我丢下，开始摆弄茶具，赌气似的喝了两杯茶之后，他说：“我答应你，那个失踪案我会盯着，只要我当警察一天，我就不会忘了。”

“这话我听你说过，而且按你说，你也当不了几天警察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蒋不凡给我倒了一杯茶。

“既然你觉得我不干净，为什么你还来？”

“我有我的考虑，似乎我没有义务解释我的每一个行为。”

“你不怕下水吗？”

“我看见河在那，而且你应该听过，淹死会水的，我可不会游泳。”

“嗯，你不喜欢游泳。”

“喜欢，我是个普通人，正常人。”

“我可以帮你。”

“我有工资，有失业保险，有房屋公积金，逢年过节，局里还发东西。”

“够了？”

“足够。”

“小子，你不是一般人，真心话。”

“我是，是你把一般人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其实我现在就应该把你铐起来，不过我只是想做自己要做的事儿，做完了就行啦，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你撒谎。你正在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好警察，干得劲劲儿的。”

“这我不知道，在完成我的事儿之前，我应该做点分内的事，我这么想。”

“看来你不可能为我做事啦。”

“要看什么事？”

“比如，接替我，在各个方面。”

“不可能，我没那个能力。”

“好吧，喝茶，话说得太多了，我嗓子都他妈要哑了。”

“你以后还准备带着我吗？”

“废话。目前我们还是半个朋友呐。”

夜晚终于来了，在S市的这片已经为数不多的棚户区里面，夜晚似乎比别处更黑。我们的车子停靠在一条小土路上，没有路灯，矮房里映出的灯光因此似乎比别处更暖。人们陆续的回家，有的手里提着菜和酒，有的骑着自行车匆匆的赶路，此处位于城乡结合部，属于S市的辖区范畴，房租最为便宜，治安也最为宽松，落魄的市民，想要向城市进军的农人，小偷小摸的游民，都能在此找到适合他们的房子和邻居。时不时能看到醉得摇摇晃晃的男人揭开裤子，站在路边小便。很多房子的墙上写着“征收”，看来不久的将来，这里也会是另一片商业开发的住宅区，也许刚才那个摇摇晃晃的男子就会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动迁款，而这笔动迁款有多少会变成他肚子里的酒，然后变成某个黑暗角落的废液，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盯的那个中年人，已经陆续把菜摆在炕上的小方桌上，盘子装的菜就有六个，最后又用海碗装了汤摆上。在他们这个团伙里面，有两个全国A级通缉犯，是双胞胎兄弟，算上那天的目标在内，一共五个人，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大多数有过前科或者离异无业。从1992年到2002年，他们在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夜晚劫杀了四个出租车司机，通常是勒死，把尸体放在出租车的后备箱，第二天凌晨径直开车抢劫银行或者储蓄所，射杀了两个银行职员，两个保安，一个路人，从作案地点逃出之后，在郊区偏僻处，焚车解散。这伙人在2002年末突然销声匿迹了。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通常这样疯狂的匪徒不会骤然收手，除非出现惨烈的内讧。据蒋不凡说，他们之所以停下来，是团伙的头目，双胞胎之中的大哥，一天突然上收了所有人的枪，然后宣布团伙解散，只身一人去了广州。据线人说，是为了一个女人。

如果破了这个案，你就是副队长了，在那天上车之前，蒋不凡这么跟我说。而他觉得，我猜，一个收手了十年的脱离了组织的中年逃犯，不会费我们什么周折，而我当了副队长之后，也许有一天会改变主意，接下他的衣钵，成为一棵根植于这座城市的阔叶槐，地上绿色的枝叶和地下灰色的根须同样茂盛，不但能保护秩序，还能保护退休之后上了年纪的他。我相信他是这么想的。直到小屋的方桌上，摆上了五副碗筷，事情向着我们不那么有把握的方向发展了。

“你的线人不是这么说的。”当我看见一对中年的双胞胎向小屋走去，两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嘴巴周围留着浓黑的大约半寸长的小胡子，另一个胡子剃的十分干净。

“沉住气，这样更好，全在这儿了。”他伸手摸了摸枪，确定带了。

“我们两个？”

“恐怕不行，用手台，请求支援，把情况说清楚。”

我刚刚把手台拿起来，听见有人敲蒋不凡那侧的车窗，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没有化妆，长得很文静，穿着单薄的白色女式夹克，冻得瑟瑟发抖。在我发愣的时候，蒋不凡已经摇下车窗。女人指了指蒋不凡手里的烟说：同志，请问这附近有烟店吗？南方口音，烟店。奇怪的问题，奇怪的口音，我忽然觉得这里面有十分不妥之处。这时我这边的车门被拉开。

“车里冷，进屋说吧。”

五个人站在车周围，我面前的那个，手礼貌地搭在车门上，嘴巴周围的小胡子上，上了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