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穿过古鲁河谷、挺进江孜的传闻接踵而至，它迫使大住持将绑架荣赫鹏上校的行动计划大大地提前了。
一千二百名康巴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汇集到了日喀则，这些人是临时从东南山区的牧羊人中招募来的，他们身材高大，面色茶红，头上戴着盘成箍结的红布帽。
大住持在扎什伦布寺外的一条大路旁接见了他们，并且按照这一带古老的宗教礼仪为他们逐一摸了顶。
按照大住持的命令，这些康巴人组成的突击部队必须在五月三日之前赶到江孜，在五月四日的午夜对英军指挥部所在地发动攻击。进攻一旦得手，他们将挟持荣赫鹏上校进入羊卓雍湖畔的森林中等待下一道命令。负责指挥这场攻击战的康巴人首领和大住持坐在路旁的沙地上，他们极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一行动计划的种种枝节和补救措施。最后，年轻的康巴人首领向大住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凭什么来辨认我们要抓的那个人？”
“噢，我差一点忘了。”大住持笑了一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硬纸片递给他。
这是一张荣赫鹏上校的照片，它是那位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在几个月前送给大住持的。
首领接过照片，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照片上的这个人面容清瘦，嘴角留着一簇浓密的胡须，肩章、胸徽清晰可见，看上去像真人那样栩栩如生。康巴人的首领朝照片瞥了一眼，立刻将它丢在地上，仿佛它像炭火一样烫手。
“你不用害怕，”大住持温和地对他说，“这既不是纸镜，也不是魔鬼，它是银版相片，这种技术是不久前的一位法国人发明的。”
突击部队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拂晓从日喀则出发的。大住持一直将他们送出了两道山口。这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一条细如羊肠的山路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大住持将康巴人的首领带到了路旁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边。
“这条山路直通江孜，”大住持神情肃穆地嘱咐他，“一旦你们突袭成功，你就在这条江孜河中放下一根圆木，将你头上的红箍带绑在上边，这样，水流会将你们的吉祥带到我这里。”
康巴人的首领点了点头。
在告别的时候，首领忧虑重重地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有些迟疑不决地问道：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
“我是说，万一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怎样给你发信号呢？”
大住持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怔住了。他想了想，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回答道：
“你们是不会失败的。”
康巴人的队伍在暖烘烘的阳光下消失之后，大住持没有返回扎什伦布寺，而是在那条河道上的一座木桥上坐了下来。他像一个瑜伽师那样盘腿静坐，始终保持着同一种姿势。
短短几个月来，纷乱的战事使大住持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平常的一段时光。他独自决定对江孜的袭击计划并没有向拉萨方面做出禀报，他担心，他的禀报会在拉萨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从而会使这一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行动计划流产。即使拉萨方面批准这一计划，消息也将会泄漏出去，使英国人加强防备。未来的袭击事件使大住持更深地卷入了他平常一向厌恶的军事与政治，他无法知晓，冥冥之中的神祇是否会给他的突击部队提供庇护。既然佛祖对于英国人在古鲁河谷的屠杀缄默不语，那么，五月四日午夜的袭击也难免事与愿违。他多年来潜心修行所获得的和谐宁静的内心仿佛一下子被搅乱了，很多问题的复杂程度早已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想象力的范围。不过，对江孜的突袭如能阻止英国人进入圣地拉萨，这一冒险举动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
河水静谧地无声地流淌着，水流荡涤着河道两岸的浮草，在桥桩四周形成一轮一轮的涡圈。乳白色的毛茛花和委陵菜花开遍了山野。
河道的对岸是一座不大的藏族村落。那些低矮、黑色的房顶上堆满了干草，一朵朵洁白的云彩在房舍上空压得很低。五颜六色的经幡像网络一样将房舍连接起来，从一家到另一家。有些经幡和布条甚至一直穿过树林，绵延到河边的桥头。又肥又大的一群渡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无数叽叽喳喳的山雀在树林深处啁鸣不已。
晌午时分，大住持看见几个妇女从他身边的木桥上侧身而过，她们背上背着藤篓，里面装着干马粪以及刚刚从山上采集来的冰块。巨大的冰块在背篓里钻石一样闪闪发光。这些妇女一边往村里走，一边不时回头朝他张望，同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这一天的傍晚，村中的妇女再一次出现在河边，她们给大住持送来了一些牛肉、糌粑、青稞酒和一条御寒的藏毯，为了不打扰大住持的静修，她们将那些物品放在桥头，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大住持像尊岩石一样默坐在桥头，冰凉的冷风吹拂着他的面庞，深夜的降霜静静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对那些食物和藏毯一直无动于衷。到了第二天早上，食物又源源不断地送来，她们拿走了前一夜的，换上了新的。附近寺庙里的活佛、喇嘛以及一些过路的僧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了大住持的身边。他们虽然不知道受人尊敬的大住持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静坐修行，但依然默默地围坐在他的周围，敲鼓诵经。到了晚上，那些喇嘛和僧侣便悄悄地靠近大住持，以便用他们的身体挡住五月料峭的寒风。
6
约翰·纽曼抵达苍南后的第四天，一位化装成藏民的英国士兵从江孜悄悄来到了这里。他在何文钦的住宅里见到纽曼之后，将一封荣赫鹏上校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荣赫鹏在这封信里命令传教士立即赶往江孜，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缘由。
何文钦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女仆看见他扛着一杆双筒猎枪朝月亮森林的方向走去，看上去好像是去打猎。
约翰·纽曼为了向何文钦先生道别，在住宅外的一条溪流边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依然没有看见何文钦的踪迹。傍晚时分，在那名英国士兵的不断催促下，他惘然若失地踏上了前往江孜的路途。
传教士是在第二天早晨抵达江孜的。在营帐外迎接他的是军需官布雷瑟顿少校。这位年轻的军官看上去比在甘宗坝时更黑更疲了，水土不服和失眠症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阴郁的痕迹。
布雷瑟顿告诉他，随着英国军队在西藏腹地越陷越深，战争也将越来越惨烈，士兵的伤亡必将随之增加，在未来的二十个月，荣赫鹏上校希望他留在军营中担任随军牧师。
约翰·纽曼对于这一决定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布雷瑟顿少校，自己是一名神职人员，一名自由的传教士，除了来自国内教会方面的指令之外，他没有任何理由和兴趣承担别的义务。“更何况——”约翰·纽曼解释说，“我也闻不了血腥味。”
布雷瑟顿少校很有耐心地朝他笑了笑：“纽曼先生，你现在是在荣赫鹏上校的战地指挥所里，而不是在苏格兰乡间的修道院，你闻不了血腥味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荣赫鹏上校现在命令你将一盆羊血喝下去，我想你恐怕也不会拒绝吧？”
布雷瑟顿少校这样一说，苏格兰传教士似乎已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早在一七八五年，由于某种原因，天主教耶稣会在西藏自行解散了。它所设立的教区后由法国的辣匝禄会接管。无论是耶稣会，还是巴黎辣匝禄会，他们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传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传教士们在西藏的种种遭遇是意味深长的。他们对于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往往感到悲观失望，进而得出了“西藏的原始宗教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结论。
约翰·纽曼在中国长江流域传教十余年之后，曾一度返回苏格兰。教会方面在西藏地区的失败激起了他对这一神秘区域强烈的好奇心。在约翰·纽曼看来，他在中国内地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传教经验也一定适用于西藏，要想使西藏人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基督教徒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他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
一八九四年的夏天，他跟随着一批边贸商人，穿过克什米尔盆地、印度西北部的山区，只身来到了西藏。他随身带来了一些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并希望以此来打动那些蛰居山野的西藏人。这些物品包括一架摄影机、一架望远镜、几只显微镜和打火机，以及十余册版画。经过几年的传教，约翰·纽曼差一点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一场天花夺去了三名藏民的生命，他深信这些藏民最终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当约翰·纽曼在苍南温泉与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邂逅之后，这位幽默的中国人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倘若你能够将西方的天花疫苗带入西藏，你在这一带的教徒将会像拉萨的放生羊一样多。”
和内地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何文钦先生对基督教并不反感。这位年轻的驻藏官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梳着一条油黑发亮的长辫，优雅的举止和华丽的锦缎绸袍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女人。约翰·纽曼在苍南见到他的那一刻，便深深地为他的仪表所吸引。在他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一同喝茶，谈论中国的古代诗词；一同骑马远足，去月亮森林打猎；前往藏北那曲参加赛马大会……久而久之，从约翰·纽曼内心隐晦的意图来看，劝说何文钦皈依基督教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宗教职责的范围。
在江孜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江孜一带的多雨天气，蒙蒙细雨从每天中午开始，一直下到日暮时分。约翰·纽曼的住处被安排在白居寺附近的一块山坡上，几顶土耳其式的帐篷在青稞地里围成了一圈。四周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树林和植物。
英国远征军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古鲁河谷的袭击事件使国内议会的争执变得空前的激烈。约翰·纽曼注意到，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一直忧虑重重，愁眉不展，在潮湿、阴冷的雨季，仿佛军营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耐心。
荣赫鹏上校在一次散步时不无颓丧地向纽曼谈到，即使国会立即批准他向拉萨进军的计划，从战略上考虑，进攻时间也至少要等到雨季结束之后；如果在雨天进攻，英军漫长而脆弱的后勤供给线将面临被藏军切断的危险。
和荣赫鹏上校相比，布雷瑟顿显得比较容易接近。他常常在饭后来到约翰·纽曼的帐篷里聊天。布雷瑟顿早年曾在神学院读过几年的宗教史，但他对宗教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知识和考证的领域，从不涉及信仰。和国内教会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教士的猜测一样，布雷瑟顿以为耶稣确有其人。他告诉约翰·纽曼，他几年前在加德满都任职时，曾在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做过一段实地考察，他感觉到，在那些佛教盛行地区，“甚至空气中都飘浮着耶稣的幽灵”。在印度南部，有人曾带他参观过一间阴晦的密室。据当地的佛教徒暗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并未马上死去。他依靠自己深湛的瑜伽功侥幸活了下来，晚年一直在印度的这间密室里潜心修行，并且活到了八十一岁高龄。
“克什米尔的情形也颇为蹊跷，”布雷瑟顿脸色肃穆地对纽曼说道，“圣经《旧约》中描述过的秀丽、安宁的山川和河谷在这一带随处可见，我觉得，克什米尔就是《圣经》传说中那样一个‘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
约翰·纽曼对于布雷瑟顿的那些言谈的反应是极为矛盾的，这就好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妓女的态度——既鄙视、厌恶，又充满着渴望。
布雷瑟顿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位在泰晤士河畔长大的年轻人进藏以后，显然被这里诡秘的神宠吓坏了，整天被一些荒唐的臆想和预感所缠绕。在江孜的这段时间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纽曼提及：“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悄悄地临近了。”
五月二日的上午，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出现了转晴的迹象，湿漉漉的草地上雨水未干，一些英军官兵便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踢起了足球。另一些士兵则来到江孜河边，与那些正在洗衣服的藏族妇女搭上了话头。这些女人好像并不在意士兵们温和的玩笑，但一旦谈话超越了某种范围，她们就赶紧抽身从河边离开了。
这天午后，几名游走四方的托钵僧在途经江孜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国士兵严密的盘查。这些托钵僧给约翰·纽曼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来时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进藏以来最大的一次佛事活动。近千名喇嘛和活佛围坐在一条河道的两岸，他们的诵经之声在几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约翰·纽曼在这天夜里悄悄溜出江孜，赶往集会地点。当时，他并不知道，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已经在那条河边默坐了七天，饥饿和寒冷已使他奄奄一息。
7
在江孜的那段淫雨霏霏的日子里，英国远征军在遥无尽期的等待中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荣赫鹏上校接二连三地得到报告：一些士兵渐渐丧失了自我约束力，他们频频袭击白居寺和江孜的古董市场，抢掠珍宝，骚扰妇女。而江孜的藏民已不像先前那样柔顺温和，他们极为隐秘的报复致使两名英军低级军官在江孜河畔永远地失踪了。
最坏的消息依然来自英国国内，在印度的寇松总督被突然解职，接替他的是衰老不堪的阿普西尔勋爵。这似乎意味着，在荣赫鹏进军拉萨的途中，他失去了最后一顶保护伞。四月中旬，荣赫鹏接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电文中竟然以委婉的语气劝他辞职。
另一方面，拉萨的西藏官员已彻底放弃了与英国人谈判的希望。从康区汇集来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江孜以北的山区，在卡罗山的南麓构筑工事和防御墙。那些刚刚汇集来的军队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其中金格尔枪的射程在两千码之外。荣赫鹏上校曾经命令先遣队朝藏军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尝试性的进攻，但遭到了西藏人顽强的抵抗。
五月三日凌晨，一夜未睡的荣赫鹏上校终于做出了一条大胆的决定。他命令在江孜驻扎的大部分军队由布雷瑟顿少校率领突袭卡罗山。荣赫鹏似乎预感到，如果不在西藏人的工事修筑好之前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那么这座绵延数里的防护墙迟早会成为英国人向拉萨进军途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一计划受到了布雷瑟顿少校的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随着英军主力北去卡罗山，远征军在江孜的指挥部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一旦藏军获取我军的情报攻入江孜，英国军团的指挥中枢必将被一网打尽。
布雷瑟顿的忧虑尽管不无道理，但还是激怒了荣赫鹏上校。他声色俱厉地提醒少校：“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并不是拿破仑麾下的法国军团，而是一群高原原始部族的牧羊人。”
这天傍晚，在英军主力撤离江孜七个小时之后，不祥的征兆终于出现了。
原先在英军医疗所治伤的数十名藏军俘虏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远征军雇用的几名藏族女仆和搬运工也同时不辞而别。另外，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距离指挥部所在地二十英里外的平原上出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牦牛队。他们借助暮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了江孜河对岸的一处茂密的森林里。
荣赫鹏上校并未将这些可疑的迹象放在眼里。他像往常一样，在晚饭后照例来到了布雷瑟顿的住处，和少校下了一盘厄尔鲁特棋。他也许意识到白天对布雷瑟顿的当众训斥使他们多年来的友谊受到了伤害，因此，双方心平气和地下盘棋，所有的不快便会烟消云散。
到了午夜时分，天空再一次下起了大雨。雷声一刻不停地轰鸣起来，狂风将帐篷刮得哗啦啦作响。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毕竟感到有些累了，那盘棋刚刚下到一半，他就在一张藤椅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凌晨两点，由一千六百名康巴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呼呼的风声中悄无声息地推进到了使团营地的附近。英国人对这场袭击看来毫无防备，营地的灯火早早地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几只鹊鸭和布谷鸟在营地外的灌木丛中不安地鸣叫着。
一名新征入伍的印度籍士兵对藏区的酥油食物一时无法适应，整整一个晚上，口渴和腹痛使他难以入眠。当他第三次来到帐篷外解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影在驻地外的围墙附近晃动了一下。随后，在闪电的光亮中，他看见一支支滑膛枪从围墙的垛口伸了进来……这名新兵显然被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吓坏了，他在稠密的雨幕中足足僵立了四五分钟之久，才回过神来鸣枪报警。
枪声立刻惊动了布雷瑟顿少校。他迅速将沉睡之中的荣赫鹏唤醒，随后跟着几名警卫冲到了营帐外的院子里。
荣赫鹏上校一时无法判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穿睡衣，慌慌张张地来到营帐外的时候，西藏人密集的枪弹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他看见院内的几十名廓尔喀人漫无目的地窜来窜去，使团内的一位年老的军医穿着白短裤在场地中央瑟瑟打抖。
在一阵忙乱之后，负责营地安全的默里少校带领警卫连的士兵赶到了荣赫鹏的身边，他们簇拥着上校撤退到营地外的一片亚麻地里。
担任这次袭击任务的西藏部队虽然行踪神秘，但对于围攻战术几乎一无所知。在袭击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们越过围墙攻入英军驻地，那么远征军的指挥部就将全军覆没；而眼下，他们趴在围墙上盲目的射击为英军组织有效的反攻争取下时间。
随着黎明的光线在黑暗中升起，围墙上的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英国人马克沁机枪的火力之下。这场袭击持续到早上五点钟，战局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驻地左侧的藏军在围墙附近留下了百余具尸体之后，开始沿着江孜河朝西南方败退，在营地的右侧，大约有三十名左右的康巴人退到了一间马厩里，尽管默里少校认为可以将他们一举俘获，但惊魂未定的荣赫鹏还是下令在马厩前架起了机关枪。
在一连串疯狂的扫射之后，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酝酿数月之久的袭击计划终于流产。
这场袭击给英国军队造成的损失是极为有限的，在战斗中，英军仅有五名士兵阵亡，其中包括一名骑兵上尉。
弗朗西斯科·荣赫鹏在战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战地记者亨利·纳拉叫到了自己的指挥所里。按照荣赫鹏上校的命令，他必须将一封由荣赫鹏口授的战报迅速发往国内，这篇战报对英军在江孜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做了夸大其词的说明，这样一来，部队的阵亡数字一下子提高到了六十三名。
“西藏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愚蠢的夜袭实际上帮了我的大忙。”在前往医疗所的路上，荣赫鹏上校对布雷瑟顿这样说道。
“你认为国会会马上批准你的计划吗？”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走在了前往拉萨的路上。”荣赫鹏点燃了一支雪茄，“这场袭击好像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一把钥匙，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用它打开布达拉宫的大门。”
布雷瑟顿似乎想说什么，但立即又改变了主意。免于灾难的侥幸并未使他闷闷不乐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动总攻击？”过了一会儿布雷瑟顿问道。
“明天，”荣赫鹏上校加快了步伐，“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下个星期就能攻占哲蚌寺。”
战地医疗所的棚屋里、草地上到处都躺满了受伤的士兵。医生和护士们在里面紧张地忙碌着。布雷瑟顿注意到，一名藏族伤兵对于没有麻醉的截肢手术竟毫无畏惧，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和英国伤员痛苦的叫喊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布雷瑟顿走近他。通过翻译，他第一次和一名藏人进行了交谈。
“医生将我的腿锯掉并不是一件坏事。”那名藏兵对他说。
“为什么？”
“因为下次打仗的时候，我就无法逃跑了。”
他的这一回答使站在一边的荣赫鹏上校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8
天黑以后，何文钦才从月亮森林回来。正在院中给鸢尾花浇水的女仆告诉他：约翰·纽曼先生已于傍晚时分离开了苍南。这位传教士为了向他告别，在屋外河边的沙地上一直等到了太阳落山，“看起来，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何文钦没有说话，他将马上驮着的一只藏羚和几只雪鸡扔在地上，便径自朝后院走去。尽管何文钦现在越来越不喜欢那位传教士，可是纽曼的突然离去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片空空落落的孤寂。
随着英国远征军朝卡罗山要塞逼近，苍南一带的藏民和商人都在纷纷离去。这个距离江孜只有几十里之遥的村落即使不是未来的战场，至少也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每天都有大批的藏兵经过这里，他们赶着牦牛车，沿着玛索河谷朝卡罗山进发。这些藏兵由于营养不良和长途跋涉而显得疲惫不堪。他们在栗树掩蔽的峡谷中走得很慢，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开赴战场，而是去藏北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会。
—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一名汉人信使翻过贡巴拉山脉，来到了何文钦的住宅前。他将一封拉萨驻藏大臣的亲笔信交给了何文钦先生。
驻藏大臣在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指责何文钦“延误时机，谈判不力”，暗中与英国传教士过从甚密，致使英国军队长驱直入，打通了前往拉萨的道路。
“什么官阶太低？”驻藏大臣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你是大清帝国堂堂钦差，他荣赫鹏只不过是一名上校而已……”
鉴于何文钦的严重渎职辜负了皇帝陛下的恩宠，驻藏大臣命令他闭门思过，听候处置。
这天晚间，天空再一次下起了瓢泼大雨。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纸窗，一缕缕潮湿的夜气从门扉中袭入书屋，带来了树脂凉森森的气息。何文钦坐在酥油灯下，注视着屋檐流苏般的水帘，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古城扬州，多雨的天气一般出现在梅子黄熟的时节。连绵不断的雨水使槐花和栀子花吐露出诱人的芳香，将树木淋得一片青绿。每当夜深人静的晚上，何文钦常常独处小楼，在幽幽的灯光下谛听一夜风雨……
现在，那里的一切离他毕竟十分遥远了。重叠的花枝和遍地的珠帘在回忆中显得那样呆板、沉寂、毫无生气。虽然驻藏大臣在来信中并未说明正在遭受内乱外困的皇帝将如何处置他，但何文钦却从字里行间看清了自己的命运：随着魂萦梦回的归乡之路悄然中断，纷乱的时间已经将他远远地撇下了。
翌日黄昏，何文钦跨上一匹那曲产的黄鬃马，独自一人走出了住宅，走入了河边那片长满橡树和栗树的森林。他在昏昏沉沉的酒意中看见女仆从院子里跑出来，拽住了马的缰绳。女仆泪流满面，喧嚣的声音在他耳边震荡不已，但他听不清女仆向他说了些什么。稀疏的枪声越过贡巴拉山的山脊，朝这边隐隐传过来，听上去很不真切。何文钦抖动了一下马缰，那匹矮种马便撒开四蹄在碎石遍地的树林中奔跑起来。他看见女仆在河边的身影越来越小，何文钦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朝着她挥了挥手。
温暖的阳光懒洋洋地依附在河道弯曲的水线之上，成群的渡鸦和马鸡在河边的岩石上跳跃着。何文钦策马急驰，奔流的河水和大片盛开的蝴蝶花丛从他眼前急速掠过。何文钦并不知道自己此刻要走向何处，但暖烘烘的阳光和扑面的冷风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惬意和舒畅。他忍不住冲着远处峰峦叠嶂的雪山亮开嗓门吼叫了一声，遥远而虚幻的回声很快就在寂静的山谷中重重叠叠地响了起来。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玛索河谷在拉龙附近突然改变了走向。顺着那条折入东北的晦暗林莽，何文钦终于看见了卡罗山顶那一带银灰色的雪线。
西藏军队的营地屯扎在卡罗山口以北的一片宽阔的芥菜地里。营地的篝火早早地点燃了，空气中到处都飘满了马粪和孜然香料的气味，一簇簇藏兵怀抱着火绳枪围绕火堆坐着，他们神色黯淡、面无表情。在卡罗山隘口的一座蓝色宗堡前，几个怀抱六弦琴的士兵正在拨弦唱歌。在何文钦的记忆中，士兵的歌谣和水乡船夫的眠曲极为相像：低沉、粗犷、缺乏节奏，但却充满了忧伤。
何文钦骑着马从这些士兵中间缓缓走过，当他来到营地外围的一道防护墙边时，一位拉萨代本的侍从官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侍从官用不很流利的汉话对他说，“在防护墙以南不到三百码的地方，驻扎着英国人的第三十二先遣团。”
何文钦像是没有听见他所说的话。他策马跃下隘口的一道低缓的山坡，稠密的黑暗很快就将他吞没了。
“英国人的机枪会把你打成肉饼的。”那位侍从官在背后朝他吼了一声。
何文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英国人的营地去。同样，他也不知道，那匹疲弱的那曲马最终会把他带往何处。
事实上，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最后并未来到英国军队的营地，在卡罗山南侧的大片泥泞荒野中，横亘着一洼洼幽亮的沼泽地，那匹识路的矮种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它，在距离英国军营不到一百码左右的地方拐入了羊卓雍湖畔的一处茂密的森林。这时，酒醉之后的何文钦已伏在马背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当何文钦从清晨的冷风中醒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躺在一条溪流边，身上积落了一层厚厚的霜冻。马匹喷着响鼻，正在河道边饮水。
在河道的对岸，何文钦看见一簇猩红的头饰在树篱中时隐时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康巴人正在河边砍树。“橐橐”的伐木之声在森林里空空地回荡着。何文钦牵着马蹚水过河，来到了那位康巴人的身边。
这个年轻人好像是刚刚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士兵，他的腿上受了枪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何文钦帮助他将那棵桦树砍倒之后，两个人在河边的沙地上坐了下来。
“你是刚从卡罗山要塞逃出来的吗？”何文钦问道。
康巴人摇了摇头：“我从江孜来。”
“五月四日凌晨，我们袭击了英国人在江孜的司令部，但没有成功。英国人将我们逼到了一座马厩里，架起机关枪朝里面扫射，可我没有被打死，挨到天黑就逃了出来。”
“你在这儿砍树干什么？”
“是这样，”康巴人说道，“我必须给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发一个信号，因为他嘱咐我，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在江孜河里放一根圆木并且将我头上的箍带绑在上面，可是，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那么你就发一个失败的信号。”何文钦不假思索地对他说。
“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失败。”
何文钦皱了皱眉头，似乎明白了康巴人的难题。
“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想让你把我杀了，”年轻人神色黯淡地对他说，“你将我的尸体绑在圆木上，这样，大住持就会明白一切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何文钦同情地看着他，“不过，我不会杀死你，你再慢慢想一些别的法子吧。”
何文钦说完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去。这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无数的白色蝴蝶在河边的丛林里翩翩飞动。何文钦牵过马来，正准备考虑一下朝哪个方向走，康巴人手握一把尖刀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后。何文钦突然感到一阵冰冷的寒气袭入他的腰部，很快流遍了全身……
当康巴人将何文钦的身体拽向河边的时候，他并未完全死去。纷乱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双眼，但他能同时感受到植物清新的芳香和阳光的温暖。
不一会儿，何文钦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顺着水流朝下游漂去，凉飕飕的河水漫过了他的脸庞……
9
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在江孜河畔守望了十天之后，依然没有看到预示着吉祥的桦木从上游漂来。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几年前布达拉宫的大祭司所作的预言。
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赶到这里的时候，大住持已处于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临终之前，这位长年蛰居日喀则寺院的大喇嘛留下了两道遗嘱。其中之一涉及了他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佛经的参悟与理解以及他死后的葬仪安排等等，它由两名资深的活佛草草记录下来。而另一道遗嘱则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秘闻有关。作为唯一的听众，约翰·纽曼仿佛感觉到，大住持在决定向他讲述这段秘闻之前，一直显得犹豫不决。
在遥远的古代，一位名叫伊萨的以色列少年历经重重艰险，只身来到了喜马拉雅山山脚，在一座寺院中潜心修行，研习佛经。他天生聪慧，悟性出众，不到几年便修成正果。印度、西藏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几位经师对他极为赏识，他们似乎预感到了这位少年在未来的非凡成就，竭力劝说他留在喜马拉雅山区传道，但这位以色列少年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悄悄踏上了返回耶路撒冷的茫茫旅程。
“这位名叫伊萨的少年就是耶稣基督，”大住持对约翰·纽曼说，“这段史实即使在西藏也鲜为人知，记载这件事的两道经卷至今还保存在拉萨大昭寺的一间密室里。”
扎什伦布寺的住持是在这天午夜寂然辞世的。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和品德，在他坐化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佛塔。
在这座佛塔行将完成的一天早晨，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的尸体终于漂到这里，江孜河中的鱼类和丛林中的鸟兽将他身上的腐肉噬食一空。按照汉族的丧葬习惯，约翰·纽曼和当地的藏人将他的遗骸从河中捞起来之后，没有为他举行天葬仪式，而是将他埋在佛塔旁的一块罂粟花地里，并在他的坟头栽种了一棵橘树。
传教士约翰·纽曼在何文钦安葬后不久就离开了西藏。他雇用了一辆马车经由藏南的亚东返回苏格兰。他随身带走了一只转经筒和一条油亮的发辫，这条发辫是中国官员何文钦在一年前赠送给他的。在寂寞而荒凉的旅途中，约翰·纽曼不时察看着它，不禁泪流满面：这条发辫即使在离开了人体的滋养之后仍在暗暗生长……
约翰·纽曼的马车在经过亚东附近的一座驿站时，一位英国情报人员告诉他，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远征军已在数日之前占领了拉萨。
这天晚上，苏格兰传教士在客栈幽暗的灯光下久久不能入睡。他随手翻开了床头的那本《圣经》，一枚风干的树叶从夹缝中掉落在地上。约翰·纽曼用一把镊子捡起它，放到显微镜下反复观瞧：这枚从神树上采撷下来的叶片看上去和其他普通的树叶并无不同，原先栩栩如生的佛像图案早已不复存在……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日，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英国军队抵达距离拉萨二十英里之外的雅鲁藏布江边。
布雷瑟顿少校未能看到布达拉宫像火焰一般闪闪发亮的金顶，他入藏以来所产生的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军队在横渡急流澎湃的雅鲁藏布江时，布雷瑟顿少校和另外两名廓尔喀人落水身亡。
三天之后，荣赫鹏上校率军进入拉萨。尽管拉萨的喇嘛派出了各种身份的谈判代表，企图阻止英国军队进入布达拉宫，但荣赫鹏上校还是强行闯入了这座壮丽、神秘、金碧辉煌的圣殿。
布雷瑟顿的遇难以及进入拉萨后的种种不适使荣赫鹏上校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九月七日，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他胆大妄为地与西藏人签订了一份具有国际意义、令人啼笑皆非的协议书。
事后不久，一封由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签发的书信送到了原印度总督寇松的手中。布罗德里克在信中指责荣赫鹏是一个粗俗、没有教养的人，“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对于二十世纪欧洲及亚洲的政治格局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国家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抛弃荣赫鹏上校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在漫长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之下，荣赫鹏上校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他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包括时间本身在进入西藏以后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耳畔再一次回响起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那种衰老不堪的声音。当时是在甘宗坝，他与大住持在指挥所的营帐里为一些地理常识发生激烈的争吵。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