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吃东西的态度也是很诚恳的，很带劲儿地吃下去。吃得高兴了，还对我笑一笑，像是和我分享其中的快乐。

吃完了，阿霞说，我小时候，妈给我和我弟烙的油饼，跟这个味道很像。不过没有这个大，也没有这个好看。

谈起自己的母亲，阿霞似乎也并没有很黯然的神色，好像在说一个还在世的人。她用手指拈起盘子里的一个饼渣，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很认真地回味。然后说，我要带我弟来吃。

回去的路上，阿霞的话多了起来，跟我讲她家乡的事情，还有她和她弟弟的事。其实很多都是琐事，但是阿霞是用很怀念的口气说的，加了很多感情的色彩，我听得也很有兴味。

阿霞突然说，毛果，我下次要请你的。我爸说，女孩子不能占人家的便宜。

她这样说，让我有些愕然。心里也多少有些凉下去。

可阿霞从那以后，似乎情绪真的活泛了一些。和人相处，又有些恢复了落落大方的态度。而她对我，则是变得很亲近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大家也是有些惊奇的。阿霞对人的友好是不加掩饰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她往往就坐在我的身边，跟我说话。因为经验的原因，话题也都是很单调的，但是她也会一直不停地，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有一次，大厨王叔就打趣说，毛果，阿霞对你这样好，你可不能欺负她哦。

阿霞立刻很严肃地站起来，似乎要澄清什么。她说，你乱讲，我是喜欢毛果，可人家是大学生，爸妈是教授哎。她似乎为了表明她清醒的态度，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自然是大吃一惊。这最后一句，大约是阿霞从电视上看来就地引用的。这是很让人尴尬的话，让胸无城府的阿霞说出来，却莫名地有了悲壮的意味。

工友们也都愣住了神，忽而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只有凑趣地跟着傻笑。

有一天，整个上午阿霞脸上都挂着喜色，旁人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肯说。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阿霞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弟弟到南京实习，要来看她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我也为阿霞高兴起来。

到周末的时候，阿霞弟弟真的来了。工友们都有些意外，因为他和阿霞似乎并不很像是姐弟两个。这是个瘦高的男孩，长得很文气，原本是个好孩子的模样。但是他又挑染了很黄的头发，身上穿着时髦却廉价的衣服，这就使他多少显得不很本分。他说起话来，目光游离，又有些和年龄不相称的世故神情。为了阿霞的缘故，工友们和他客套着，他似乎有了厌倦的情绪。阿霞始终是很骄傲的样子，好像在向众人出示一件宝物。大家也都知道这男孩子在他们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依然保持着很客气的态度。

到了快晚饭的时候，杨经理说，阿霞，叫你弟弟在店里吃饭吧，我来请。阿霞却说，不用啦，我要请弟弟吃“必胜客”。

阿霞说这话的时候很硬气，像是做了个很大的决定。众人就很迁就地笑。

阿霞说完，又拉住我说，毛果也去。

这对我是格外的礼遇，工友们就开始起哄。我就说，阿霞，你和弟弟去吧，你们姐弟两个，肯定有好多话要讲，我在也不方便。

阿霞说，你上次请了我。我一定要请你。我下次再单请你，又要多花很多钱，所以要你一起去。

阿霞这样直统统地把自己的小算盘说出来，我就推辞不了了。

到了必胜客，阿霞直接地点了上次的锦绣大比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但我知道阿霞是不会变通的，她是个实心眼的人。

已经落过单了。阿霞弟弟又突然说想要一杯卡布其诺，说是自己很喜欢喝的。阿霞并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饮料，服务生又来了，就支吾着说不出来。她弟弟有些厌烦，抢过她的话头去，大声地说是卡布其诺。阿霞并没有不高兴，直说弟弟是见过世面的人，是自己太土了。

阿霞极力想让气氛活跃些，就说了很多自己在城里的见闻。看到弟弟并不感兴趣，就岔开话去，问他有没有去看父亲。弟弟说没有，不想去看。阿霞听他这样讲，就沉默了。隔了下子就又说，还是去看看吧，爸都那样了，都是为你。弟弟就不耐烦地说，是他自己要那样，告诉他不要再寄钱了。我和同学借钱交了赞助费，他那样挣，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齐。

这样一来，姐弟两个话不投机，有些不咸不淡。她弟弟就和我说话，开始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通常的话题，英超甲A之类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用的是很刚愎自用的语气，指点江山似的，这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时常会有的。阿霞在一边只是听着，脸上却显出了十分欣赏的表情，似乎都是她闻所未闻的见识。后来说起专业，他知道我是学文科的，就很武断地说，文科多没前途啊。说完了，自己就把场冷下来，有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阿霞赶紧接上话去，说毛果是在N大读书的哎。这样一来，他就又改变了态度，变得很向往了。说N大是全国重点啊。他们这回实习，要在N大听一个月的课。然后又说，他们学校，明年会有几个到N大进修的名额，他在班上的名次是很靠前的，估计是没有问题。问我能不能帮他打听一下课程的安排。我说可以，他就和我互留了联系方式。

到快要吃完的时候，阿霞弟弟说想要尝尝火焰冰激凌。这是这一季新上的甜品。价格是很贵的。我有些担心，问阿霞钱够不够，说我来请你弟吃吧。阿霞忙说，够的够的。说的时候很自豪，又问她弟弟还想要吃什么。

到了付账的时候，阿霞掏出的都是些零票，好像是攒了很久了。但数目的确是够的。

送她弟弟走了，阿霞一路上仍旧欢喜着，说原来大学生都喜欢吃“必胜客”。

到后来姚伯伯和爸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这话说得是没错的。

工友们也说，似乎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这天晚上快打烊的时候，杨经理走过来，用很低的声音跟我说，毛果，去把店里的人帮我叫齐。

她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很阴郁的口气。在我的印象里，杨经理似乎总是和颜悦色，处变不惊的。她看出了我的诧异，就低声地补了一句，店里丢了钱。

人叫齐了，杨经理就说，今天上午她从银行取了七千块。因为一时匆忙，就交给前台的收银小张，亲眼看着小张锁进了抽屉里。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小张告诉她钱不见了。因为怕影响店里的生意，她一直没有声张。看现在的情形，偷钱的左右不过今天当班的人。她说，大家平常相处得这样好的，她不想报警。谁拿了钱，心中有数，私下里交给她，或者可以既往不咎。

遇到这种事情，做没做的，似乎都在心里发着虚。工友们一个个的头都低下去。王叔狠狠地把手上的烟头往地上一掷，说，操，手脚这样不干净的，去偷金陵饭店是哎，跑到我们小店里来作怪。

收银台的小姑娘嘤嘤地哭起来，因为这个人要是查不出，她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了。这时我后面就有人小声地说，其实对这个新来的女孩子，却是最不了解底细的，监守自盗也未可知，或者她就指望着店里网开一面呢。

杨经理叹了口气，说，你们都好好想想，我也不想为难谁。

这时候阿霞站起来，说，我知道是谁拿的。

大家朝她看过去，她的脸又是涨红的，很激动的样子，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不待人问她，她转身朝更衣室跑过去。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打开了，里面是摞得整整齐齐的一叠钱。

饭盒是安姐的。

一瞬间，大家的心情变得很复杂。事情解决得太过利落，如释重负了，又觉出这件事情有了不寻常的性质。有人终于说，阿霞，不是又犯病了吧。

阿霞依然涨红着脸，不说话。

沉默了一阵，有人又说，阿霞，安姐平常对你最好哎。

这一幕在我看来是奇异的了，是非的界线忽然变得很模糊，人们的立场微妙地游移，失去了标准。

安姐终于站起来，说，是我拿的。

她说，你们不要怪阿霞。这钱我拿了，就没准备还回去了。我是没有脸在店里待了。经理，你做个好人，让我走吧。

她又看了阿霞，说，阿霞，姐以后不能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好好的。

阿霞是很漠然的神情。

杨经理说，你走吧。今天晚了，明天来领这个月的工资。她又对大家说，今天的事，不要说出去。小安家里难，恐怕还是要在别家的店找工做的。

安姐很感激地看了杨经理一眼，走了。

大家看安姐大着肚子，蹒跚地消失在夜色里头，都觉得有些凄凉。

再回头看阿霞，目光就很隔阂了。

第二天，安姐并没有来。再后来，有人就说，安姐出事了。

知道的人说，安姐住在医院里，肚里的孩子没了，被她老公打的。

原来安姐家里的状况，比我们知道的更加艰难。她老公，是个下岗的工人，很久没有找到工作了，还有个有病的婆婆。她怀孕这么久，依然要出来挣钱养家。老公原本脾气不好，心里烦闷，竟又染上了酒瘾和赌瘾。她在家里就要经常挨打，无缘无故的，只是因为老公要发泄心情。出事的前个星期，她老公又出去赌，赌输了很多钱。还不出，门口的墙上，就被债主用红油漆写下了恐吓的话。她老公逼着她想办法，想不出办法，仍然是打。她被逼得走投无路了，那天看到杨经理手里的钱，人也糊涂了。

丢了工作，老公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了她，这一回下了狠手，硬是把她打得昏死过去。送到医院里，下身还淌着血，命是保住了，孩子却没有保住。

大家就想起，以前休息的时候，安姐拿着一个小木锤子，在桌上砸核桃的情形。她说，多吃核桃，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很聪明。将来就有出息，不会像她这样命苦。她这些核桃是不会分给别人吃的，除了阿霞。

杨经理说，今天提前打烊，我们去看看小安。

快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阿霞不见了。

我们找到了病房，安姐还没有醒过来。床头边是个女孩子看着，说是她妹妹。安姐的脸白得好像一张纸，神态还是温和的。肚子那里，现在是塌陷下去了，身形就小了很多。原来她是那样瘦弱的一个人。

我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杨经理问她老公呢，她妹妹忽然就很激动，说那个狗娘养的，把我姐送进医院就没来过。

安姐醒过来，看到我们就撑着要坐起来。起来的时候，习惯地做了个护住腹部的动作。这一回，手却摸了空，她愣了一下，眼睛倏地红了。

这时候阿霞进来了。

她闷不吭声地走到病床跟前，找到安姐的手，把一个信封塞过来。又跑了出去。

信封里面是一叠新崭崭的一百元。杨经理用手捏了捏，说，阿霞把她银行里的钱都取出来了。

安姐对我说，毛果，把阿霞叫回来。

阿霞并没有走远，迎着住院区的大门口站着，头上白炽灯的光线把她的影子拉成了长长的一道。我喊了她一声，她只管低着头，右脚在左脚上来来回回地蹭着。

我说，阿霞，安姐叫你呢。

她不作声，我拉了她一下。她却露出惊慌的神色，用手紧紧抓住铁门上的栅栏。

我说，阿霞，去吧。

阿霞静默地走进病房，安姐向她招招手。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把手放在安姐的手里，突然俯到安姐的身上，大声地哭泣了。安姐叹了气，轻轻地抚摸了她的头发，她就更大声地哭起来。

终于有护士走进来，对她说，你这样哭，对病人身体恢复是很不好的。

阿霞不理她，只是一径地哭下去。

因为开学了，我的打工生涯告一段落。临走的时候，工友们送了我一套精装的《唐宋诗词详注》，都说，毛果是个读书人，送书总是没有错的。姚伯伯对爸爸说，毛果不容易，和我们的员工打成一片了。

工友们说，毛果，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啊。

我说，一定一定。

小李就起哄说，不看我们也要来看阿霞啊。

阿霞就用拳头很使劲地捶他。

过了些日子，我真的去看他们了。大家都很高兴，说毛果还记挂着我们。

聊了一会儿，也没看到阿霞。

王叔说，阿霞走了。

我说，被她爸接走了？

王叔摇摇头，就有人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王叔很愤然的样子，怎么不能说，这事霞子不做，我总归都是要做的。

我走以后，阿霞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原来，安姐流产以后，连生育能力也失去了。她那个浑蛋老公，就以此为借口要和她离婚。后来知道，她老公早在外面有了姘头，是个很有家底的女人。先前种种对她的刁难，都是蓄谋已久。安姐虽然很不忿，心底却还很爱这个男人，狠不下心来和他离，终于自己寻了短见。终究是没有死成，就这么拖下去。她老公其间又给她很多折磨，手段残忍，竟是怀了报复的心理了。谈起这个男人，谁都说是得而诛之，然而毕竟是别人的家事，似乎又奈何不得。

有一天传来消息，说这个男的被人砍伤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又有消息传来，说砍他的人竟然是阿霞。

后来听说，阿霞做这件事情，竟是事先就有了缜密的计划。她有次跟踪了这个男的，摸清了他姘头的住处。有天晚上，就带了把菜刀，等在门口。等了整整一晚上，那男的醉醺醺地回来了，她上去就把他给砍了。她下手时，是朝死里砍的，可毕竟是个女孩子，只是把他的肩胛砍成骨折而已。不过，整只耳朵是被她砍下来了，阿霞竟把那只耳朵剁得稀烂。这么着，该是没有女人会看上他了。

阿霞做完这件事，就近找到个派出所自首了。王叔说，她在局子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

她说，我有神经病，神经病杀人是不犯法的。

听到这里，我心头狠狠地痛了一下。

王叔说，后来杨经理去做过一个笔录。回来说，霞子被送到了一个拘留所。

过了两个月出来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又想起什么来，说，杨经理上次去，回来讲阿霞留了样东西给你。我给找出来了，你等着。

王叔返身去了更衣室，再出来，手上小心翼翼地捧着。仔细看了，是一个菠萝，用很多的一分钱的纸币折叠拼接出来的，手工精致，有些乱真了。因为这些纸币都是崭新的，颜色也很光鲜，黄灿灿的。然而，在果蒂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缺口。王叔叹了口气，说阿霞花了好多力气在上面，到底还是没折完，你好好拿着，不要让它散了。

回家后，我找出阿霞弟弟的电话，打过去，已经是空号。

又过去了一年，阿霞弟弟有天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学校去N大的名额，都被有关系的人占了。他被别人挤掉了。他问我家里在N大的某专业认不认识人，能不能托到关系。

我告诉他不认识。他有些失望，就想把电话挂了。

我问他，你姐姐怎么样了？

他说，结婚了，男的也是个脑子有病的，跟她很般配。

我有些错愕，说，你姐对你很好，你怎么这么说她。

他冷笑了一下，说，好？我怎么没觉得。别人家里人都会给小孩作打算，通路子，我家里的就只会给我找麻烦。她砍了人，还是我去找人从局子里捞出来的。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去了电视台实习。爸爸有个同学老刘在台里做副台长，去了就把我安排到新闻部。

新闻部经常有去一线采访的机会。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当年的抗洪抢险专题，就跟了车去一个沿江的郊县采访。这类专题，惯常是有些歌功颂德的意味。到了地方，采访的，也都是当地的头头脑脑。这样打着哈哈大半个上午过去了，也并没有意思要去抗洪的现场。我问主任，他就说，今年汛期短，现在其实已到了抢险的尾声。去了也未必拍到好题材，要用的时候，自会把以往的实况录像切来应景。

到了中午，政府的领导亲自出面款待，内容又是很丰富的。一桌都是大碗大盏，似乎并不是这个贫困县拿得出的气派。觥筹交错之后，县长跟秘书示意了一下，秘书拿了一叠信封出来。只是往采访队人手一封地塞，嘴里说着辛苦辛苦。

到了车上的时候，主任掂了掂那信封，似乎很满意地说，说他们穷，我看这一包一个K（一千元）总是有的。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红包。红包的厚度决定着歌功颂德的分量。有个实习生把自己的掏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主任。听说这好像也是行内的规矩，实习生都要把红包交给带队的老记者。

我正想如法炮制，主任却拦住，说，别，别人要孝敬也就罢了，你的我却不敢要。你是刘总的人，算我提前给你压岁钱吧。

这时候摄像突然对主任说，还是去趟江边，要去拍几个水位标尺的镜头。主任说也行，车就往最临近的一个乡开过去。

这个乡的路况是很不好的，处处都是泥泞。到了临江的村子里，车子开着开着，竟然抛了锚。全队人就扛着器材下来走。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出来看热闹。我也就跟着东张西望。

突然，似乎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并不见相熟的人。“毛果。”这回是听清楚了。我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个身形矮胖的女子，正倚着门站着。

我细细地认了认，是阿霞。

是阿霞。阿霞怯怯地看着我，看到我有了回应，眼色就有些兴奋起来。我快步朝她走过去。

阿霞比以前又胖了很多，是有些臃肿的胖了。还是以往的娃娃脸，神情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粗粝了。头发留成长的，在后面用个晶亮的塑料卡子夹着，身上就是件男人西装改成的罩衫。因为天热，敞着怀，里面的小褂，磨得有些稀薄了。这样的打扮，是毫不避忌男人的，阿霞已全然是个村妇的模样。

她问我怎么来了这里，我对她说了。再问她的情况，她只是说，反正还能过就是了。

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手里没停下，打着毛线，似乎在编织些小孩的衣物。看我在看，就对我一扬，说，呵，生了个赔钱货，女的。也不知道将来是呆是傻。

她说她爸去年死了。好久没见她弟弟了，给她爸奔丧的时候来了一次，以后就没见到，听说是在南京城里找到了工作。

阿霞说，我就知道他会有出息的。

这时候屋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就有很苍老的女人声音唤着阿霞。阿霞进去了，出来抱着个很小的婴儿。我刚想看一眼，阿霞撩起衣襟就给那孩子喂起奶来。我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

阿霞就笑了，说，毛果，你看你，还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这时候，听到采访队的人喊我。我说，阿霞，我走了。

阿霞头也没抬，嘴里说，什么时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说你见到阿霞了。

我走了几步，又折过身。把口袋里那个红包塞到阿霞手里。我说，给孩子买点东西。阿霞没有推辞，接过来，顺手塞进了口袋里。

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

(发表于二〇〇八年第二期《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