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小我一岁,属羊。
阿霞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来城里半年了,也没有消去腮上的两块红晕。其他人开玩笑,说那是红二团。
我穿着制服,跟着杨经理走进大厅。好多人围着桌子折纸巾,有的抬起头来看见我,就笑一下,有的头也没有抬。
大厅里四面装着大镜子,明晃晃的。我想姚伯伯到底是国外回来的。除了带回了经营理念,也懂得视觉空间的延展魔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盘下这么大一个门面本就不易,现在因为有个镜里镜外的缘故,竟似乎又大了一倍。
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我,还都是别别扭扭的样子。制服松松垮垮的,走动起来两袖清风,好像个前朝遗少。虽说是西式面馆,门口招牌上还画了个巨大的牛仔,可制服的确设计得一点不干练,硬要搞什么中西合璧似的。看着看着,镜子里多了一张面孔,对着镜中的我嘻嘻地笑着。这是个圆圆脸的女孩子,拄着个和她一样高度的大拖把。她发现了我在看她,赶紧低下头去。
这时候就听见杨经理说,阿霞,门口的水怎么又没拖干净,想叫客人滑跤啊。
这女孩子就拎着拖把往门口走,突然回过头来,说,经理,我以后不用拖地了吧,有新的来了。
经理就不屑地笑了,说,你就想,能叫人家大学生拖地么。
其实除了拖地之外,杨经理也不晓得能叫我干什么。我实在是她所有安排计划之外的一个人。而她所有安排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社会实践报告上的一个大红章。我们家里都是些顶顶认真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有自己一套运行的游戏规则。而因为我们家这样的家庭的存在,就出现了许多旁枝末节。我在大一暑假的社会实践任务,在我们家里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其他同学,基本都在一个星期之内在居委会和父母所在单位搞定了。所以当他们叫我出去玩的时候,听说我要正儿八经地去餐馆打工了,都有些迷惑。
拿来拿来,我给他盖章。电话那头是个大大咧咧的声音,姚伯伯是个老江湖,自然对这套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爸爸说,老姚,你误会啦,我是真要把儿子送到你那里去磨炼磨炼的。姚伯伯沉默了一下,说,那让他到信息台来吧。信息台在当时还是颇时髦的行当,是姚伯伯的另一份产业。爸爸说,不,就让他去餐馆,不吃点苦,就失去意义啦。姚伯伯嘿嘿一笑说,你行,把儿子送我这儿忆苦思甜了。你舍得了,我也就没什么不忍心的。那就磨炼吧,也让你家少爷瞧瞧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怎么撕下来的。
姚伯伯是爸爸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后来娶了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成了美利坚公民。爸爸说,姚伯伯在美国帮岳父家打理产业,据说是很有建树的。可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一狠心,就回来了,带了投资,在家乡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当时是踌躇满志的,要在中国的餐饮界烧上一把火,准备把麦当劳和肯德基烧个片甲不留的。
姚伯伯人很好,有孟尝君之风,经常约来一帮老朋友,在他的馆子里吃吃喝喝。生意是在做,可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却往往是自己人。有阵子店里不是很景气,他还是吆五喝六地叫大家来吃,众人过意不去。他就说,呵呵,以为叫你们来干啥。过来给我撑台面,做广告的。
他对员工似乎也不错,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他似乎不怎么照应我。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自在。
爸爸是铁下心来要我锻炼,所以每天要求我一早骑着单车去上班。按理我们家在城北,坐车去市中心是方便的。不过我算懂得爸爸的良苦用心,就老老实实地照做。
第一天可能是没计算好时间,狠狠地迟了一到。打了卡,我也没在意。杨经理看着我笑笑,没说什么。目光所及之处,好像人人都在忙碌,有条有理。一下子,我又好像成了局外人。我走到更衣室换衣服,到了门口,一个人影斜插出来,堵住去路。我一看,是昨天的那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跟我走。我一时懵懂得很,就跟着她走。走到杨经理跟前,就听见她说,经理,他迟到这么久,你怎么不骂他啊?
我大吃一惊,回头看她,她脸红得有些肿胀起来,似乎愤怒得很。再看看杨经理,脸上尴尬着,却又对我笑,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却是冲着那小姑娘的,发神经啊,阿霞,没看我忙么,干活去。阿霞舔了舔嘴唇,挪了几步。却又折回来,我们迟到你都骂,为什么他你不骂。杨经理正在给客人落单,这回真的不耐烦了,声音粗了起来,二五,我骂他,有人就要骂我,你拎不清啊。
阿霞终于走了,我还莫名其妙着。定了定神,终于去更衣室换衣服。一出来,杨经理把我叫到一边,刚才的事,别跟你爸说哦。我答应着,听到杨经理说,这个阿霞,缺根筋,总要给我惹祸的。
我一上午的工作无非是擦擦桌子,帮客人落落单。我看其他的服务生两只手端着四五只盘子楼上楼下地跑,好像挺有成就感。就对经理说我也要做,经理说,你刚来做不来的。要练好久。阿霞,来半年了,都端不了的。
忙完中午的饭时,大家坐在一起吃东西,吃得很安静,凝重得过分了。吃着吃着,工友们总归对我有些好奇,就开始问这问那。我就耐下心来答,正经八百地,大家就都说,毛果这个大学生,还真是个好脾气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阿霞就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睛真是大,目光却是涣散的。表情就有些茫然,好像时刻走着神。虽说是这样,我终于也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这时候突然听见她大声地说,他迟到,经理肯定不会扣他工资的。
她声音这样大,斩钉截铁,似乎刻意夸张了自己的郊县口音。我心里又有了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无助似的。这种感觉十分奇异,好像某些游戏规则被打破了,让我的双脚突然踩了个空。
我抬起头,看着工友们。大家对她的话并不在意。有个叫瑞姐的,冷笑了一下,开始低下头去剔指甲。其他人只是沉默而已。气氛一时有些生硬,但也没有谁的脸上有了看热闹的人通常具备的饶有兴味的神色。
这时候大厨王叔站起来,说,干活了,干活了。我也跟着站起来,却看到阿霞空洞的目光仍旧一路逼视着我。王叔哈哈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霞子还厉害啊,哈哈哈。
我这才觉出阿霞在这个群体中,是个异数。很不寻常的,是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对她的态度。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而被考验的,是我。
回到家,我无意说到了阿霞的事情。妈说,啊,老姚店里还有这样的人,乡下来的吧,这么没教养。毛羽,要不要跟老姚说一声啊。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不,什么也不要跟姚伯伯说,你们说,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被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决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掌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在楼下大厅耳朵上夹着纸条打“拖拉机”。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的。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
我回过头去,看到她十分认真的表情,脸色又是通红的,却是个悲愤的模样。我一时间语塞,仿佛又是秀才遇到兵了。
拌凉菜的四川师傅小李,就打着哈哈说,阿霞妹子看不上我们,看上状元郎来。大家就很凑趣地笑,是替我解围的。
阿霞却恶狠狠地接上去,我就是看不上你们,我就看得上状元郎。我家弟弟就是个状元郎。我诧异极了,因为这些话阿霞几乎是喊出来的,肩膀抖动着,竟像是歇斯底里了。她大而空洞的眼睛却是要将我吸进去一样。我突然有些恐惧,觉得自己好像前世亏欠了她。
大家散去了,阿霞重新坐了下来,认认真真地将纸巾折下去。
接下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我们的工友里,有个安姐,是个很温柔和善的人,对谁都很好,还都是默默的好。这种好的表现往往是拾遗补缺的形式,你制服穿得不整齐,她叫住你,给你理理顺;你给客人擦桌子,匆忙了,擦得不干净,她就过去给你补上一把;你有事要找人代班,常常也第一个想到她。她是个最好说话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安姐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按理讲,这样的体力活,是不好做下去了。可大家知道她家里要钱用,也因为她的好,都没有人说什么。杨经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让大家关照着她。后来有次姚伯伯看见了,很惊奇似的,说这个样子,出了事怎么办,当场就要辞掉她。安姐不说话,眼睛却红了。她换了衣服出来,去经理室结账。杨经理却跟她说,你留下吧,我跟姚总讲了。姚总说,总归总,你不要硬撑着做。
傍晚是生意的高峰,又是周末,这样的时候,再多的人手也是嫌不够的。大家都很忙乱,安姐却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安姐端着一碗汤面,摆到桌上的时候倾斜了一下,洒出了一些到外面,却又溅到一位女客的裙子上。这客人自然是很恼怒,当场站起来,说了批评的话。其实公平地讲,这些话讲得是不过分的,这客人也是知识分子模样,说的无非是些大着肚子怎么还出来做事之类的。说得安姐把头深深低下去。这种事情在餐厅里也是常有,大家也没太在意,知道杨经理远远看见了,自然会过去摆平。可是这回,却看到阿霞拎着拖把,几个箭步过来,指着那女客的鼻子破口大骂,虽是带着乡音,却听得出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只是几句,句句都是关于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那女客愣住了,突然神色紧张起来,脸开始红一阵白一阵。阿霞却越骂越勇,女客竟不知如何还口,终于哭了。这一幕来得突然,众人都有些发怔,待到安姐醒悟,要掩住阿霞的口,经理已经过来了。经理呵斥着,阿霞却还在骂,失控似的,骂的话还是苍白而不堪,眼里却闪出了光芒,仿佛是成就了一番事业。
啪!杨经理一个巴掌重重落在了阿霞的脸上,她自己的手先缩回去。阿霞呆了一下,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容。她拾起拖把,十分镇定地走了。
我很吃惊。杨经理在给客人赔不是。客人这时终于缓过神来,嘴里噼里啪啦,把原本对着阿霞的针尖麦芒都向杨经理射过来。杨经理没有一丝愤怒的神气,躬着背,嘴里絮絮地说着什么。在旁人看来,她却是忍辱负重的。
晚上我加班,打烊的时候,杨经理端着一杯茶,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这回,阿霞可能真的是留不住了。
接下来,我就知道了阿霞的事情。阿霞姓陈,她的父亲原本是面馆里的白案师傅,在店里做了很久的。手艺好,人也好。他没了老婆,留下一儿一女。小的是儿子,是他很骄傲的,在县里上了技专,在当地就是有了大出息了。陈师傅每每说起来,脸上都带了光,说他一个人跑到城里来打工,就是为了供儿子读书。女儿他就很少提,似乎也不愿意提。众人也并不问,想这些乡下的姑娘,也是大同小异的。陈师傅为人勤勉,为了多挣些钱,就常给人代班,经常是没日没夜。终于有一天,他在蒸小笼包的时候打起了瞌睡,懵懵懂懂,整只手就伸进了做肉馅的搅拌机里,机器运转得快,他来不及抽出来,当场手就没了。这件事很不幸,虽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家却都很同情。姚伯伯给他算了工伤,支了两万块给他,却想到他以后日子的难过,就又多加了一万。按理这件事情,店里对他是很厚了。可他从医院出来,到了店里,当着众人的面就给姚伯伯跪下了。说姚总对他恩重如山,可他却还有件开不了口的事。然后他就说,自己现在算是失去劳动能力了,将来总怕要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这就是难上加难。他想着,能不能让闺女来接他的班,好歹家里还有个挣钱的人。姚伯伯问起这女儿能做什么,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
阿霞来到的时候,众人是喜欢的。一来心里多少都带着些怜悯,二来阿霞的样子很敦厚,说起话来,似乎也很规矩。她自然是不会做白案的,经理开始分配她些轻省的活,她就很勤力。比如折纸巾,因为枯燥,别人往往做起来三心二意。可她却心无旁骛似的,折起来,像是开动了马达的机器,无休无止的,总要外力的介入才停得下来。也是这件事,让人开始觉得她似乎有些发痴。她的手脚其实又是粗笨的。日子久些了,经理也试着让她做复杂些的活,比如给客人上菜。她上手的碗盏,却经常遭受破损的命运。可是她的记忆力,似乎又是异乎寻常的好。因为给客人落单这样的事,在餐厅里为了运作的快捷,所有的菜式都是排了编号的,就是一道菜对应一个编号。服务生到了后厨,直接把编号给师傅就好了。这就很考验服务生的反应能力,客人点了菜,要立即落实到编号上。旺季里,店里有一百多道菜。刚来的工友,出错是常有的事。可是阿霞来那天,只把菜单看了一个中午,以后落单似乎就没出过错。这件事,被工友们传得有些神乎其神了。
从此,经理就让阿霞专下心来,做拖地、折纸巾和落单这三样工作。这几样比起其他工友的工作,是见缝插针式的。虽然单调,阿霞却很尽责。好像是机器齿轮间的润滑剂,不显眼,却也不碍眼,是时时处处发挥着作用的。
到了后来,大家发现了阿霞一些奇特的地方。在旁人最吵闹的时候,她往往是安静的。细细看去,她眉宇间这时候竟会带着悲意。这就和她敦厚的五官很不相称,生出了人小鬼大的滑稽。大家开始以为她是为了父亲,可到了她欢快的时候,似乎又判若两人,这就让人很费解。再到后来,她就在众人面前大起嗓子,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配合着粗鲁的举止。开始觉得她是孩子气。可有一回,一件极小的事情,竟让她嘶喊着,使劲地薅起自己的头发来。这实在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有天一个工友来,说是阿霞父亲的一个同乡终于告诉他一些内情。原来阿霞这孩子是有病的,是脑子的病,不知是何时落下的病根儿。总之发作起来是一时悲悲戚戚一时呼天喊地的。家里请过神,驱过邪,究竟也没有治好。不过这孩子不发病的时候,是极好极懂事的。大家纷纷颔首称是,心情却都很复杂。有人终于说,陈师傅这个人,把个有病的孩子送出来,怎么就放得下心来。又有人说,万一出了事,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么,看他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把姚总给涮了。
这时候大家朝阿霞看过去,她正安安静静地坐着折纸巾。工友们嘴里说着她父亲的不是,心里对这个小姑娘,却是越发地同情了。
跟着,这件事情的发展是阿霞自己不知道的。餐厅开了会,讨论过,还投了票,最后姚伯伯拍板把阿霞留了下来。以后大家对阿霞都很留心,她不知不觉成了大家心中的块垒。以后人们对她越发地宽容了,一些原则之于她也变成了无原则。这种心情,往往是对弱小的动物才有的。
听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阿霞是幸运的,一个集体达到了怎样的默契,可以这样给她宽容与照顾着她。
我也明白,杨经理之前说到阿霞“缺根筋”,也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我也明白,她让我不要告诉家里,无关自己,原来也是出于对阿霞的保护。
临走时候,我说,经理,下午的事,我不会跟家里说的。经理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说,这件事大了,你不说,也自然有人会去说的。
自然有人会去说。
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但是姚伯伯的恼怒的确是空前的,在我印象里,他是很少大起嗓子说话的人。可是这天下午,却有很激动的声音断裂着从经理室里传出来,偶尔静下来的时候,是杨经理低声下气的申辩,然后又被更激动的声音淹没了。
谁都知道,和客人当面发生争执是饮食行业的大忌。在食肆林立的湖南路步行街上,姚伯伯的面馆经过这些时日的苦心经营,才算是站稳了脚跟,生意有了起色。商场如战场,里面有多少明争暗斗,不为外人道。姚伯伯是个义气的人,却也有商人的心计和手段,现在店里规模虽不算很大,也是当年挤垮了隔壁的“老巴子”川菜馆,盘下了对方的店面扩建的。姚伯伯说过,开饭馆,最要紧的是声誉。“老巴子”就是输在了声誉上。这一回,店里出了这样的事故,在同行看起来,是无异于自绝生路。
姚伯伯终于黑着脸出来,眼睛在人群中扫视着,寻找着阿霞。阿霞远远地坐在角落里,折着纸巾,眼神依然是涣散的。“阿霞。”姚伯伯这回的声音其实不大,语气却很阴沉。阿霞远远听见了,身体似乎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是个木然的表情。她的手停住了,一张折好的纸巾还未放在箩里,也僵在了空中。
阿霞没有动。
“姚总。”是安姐温婉的声音。姚伯伯出其不意地转过头去,看见安姐用手护着肚子,艰难地站起身来。“姚总,让我走吧。阿霞是为我,你留下她,让我走。”她吃力地把手绕到身后,开始解着身上的围裙。解下来了,看着姚伯伯,脸色平和,并没有上次险些被辞工时的悲戚神情。
姚伯伯依然虎着脸,吸了口气,说道,小安,没有你这样求情的。这不是谁代替谁的事情,我这里不是收容所。
这句话说得很硬,一锤定音了。姚伯伯转身走回经理室,杨经理跟着进去了。
安姐有些焦急,愣了一愣,突然对我说,毛果,你去,你去跟姚总说。所有的目光投向我。我看了一眼阿霞,她依旧木着,好像个局外人。
我敲开经理室的门,会计正走出来。姚伯伯看到我,语气温和下来。我的口才原不是十分好,但终于还是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其中不乏一些恭维他以往仁政的意思。
姚伯伯摇摇头,毛毛,伯伯总归总都是个生意人。有些事情,人情是人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在一处了,你还懂啊?
我自然是懂的。
来接阿霞的是她父亲,就是我没见过的陈师傅。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苍老。黑瘦的一个人,不是健康的黑,很晦暗的颜色,从皮肤底下渗透出来。身形是佝偻着,他本不算矮小,这样却也要抬起头来看人。脸上带着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讨好的笑。这大概也是他在磨难中历练出来的。我突然在他身上看出了某种郑重的意味。头发是刚理过的,也许是在很便宜的理发店里理的,理得参差,却的确是刚刚理过。穿了不合身的一件中山装,很干净地发着旧。一只袖子底下,是空荡荡的。
姚伯伯很淡地和他客套了几句,他脸上堆着笑,神情却是木的。嘴里翻来覆去,都是几句,说自己命不好,养了个死女子,姚总怎么都是自家恩人。说得多了,姚伯伯倒有些尴尬,打断他的话头,说,你在老家过得还好吧。
他反倒沉默了。阿霞在他身旁拥住他,死死地扯住他那只没了手的袖子。突然她抬起头,开了口,我爸,他没回老家。
陈师傅有些嗔怒地看她。阿霞和他对视着,却突然得了胆似的,说,我爸没回老家,他在雨花台的工地帮人做工。我爸帮人做小工,一天十五块钱。
陈师傅伸出左手,巴掌重重落在阿霞的身上。他的脸羞红着,大家彼此心照,当时他让阿霞来顶工,是说自己失去了劳动能力,只有回老家去了。他是个老实人,这对他而言,是个承诺。
他在阿霞身上一下下地打,下了狠力。我们却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不规则的,有些还往外渗着脓,好像被腐蚀过,难以愈合了。
老陈,姚伯伯喝住他,口气和缓下来,你的手,手怎么回事?陈师傅听了,迅速地把手藏到了袖子里,嘴里很轻地说,翻石灰,石灰咬的。石灰不好,结块了,用手掰的,不打紧。
我们明白过来,工地上有些工具,他是没法使用的,他只有一只手。
他终于说,他现在依旧很难。儿子学校要交赞助费,钱不够,他只有出来做。姚总给的几万块,都还了先前给老婆治病欠下的医疗费。他千不该万不该,对姚总瞒下阿霞有病的事情。他不能再错下去,这就领阿霞走。
阿霞突然哭了出来,陈师傅又是重重地打下去,嘴里骂,死女子,又犯病了。阿霞却拗了劲地拉住他,一边哭,嘴里清清楚楚地说,爸,我没病,你别让我走,我能帮你挣钱。
陈师傅挣脱了阿霞,拎起她的行李,说,走吧,走了总归轻省了。
父女两个往外面走,阿霞突然变得很顺从,拉住父亲那只空荡荡的袖子,闷不作声地跟上。
等等。姚伯伯叫住了他们,老陈,你这带阿霞到哪去?
老陈叹了气,说带到工地上去。自己做到月底不做了,回老家去。工地上都是爷们儿,带着她不放心。让她一个病孩子在家里待着,还是不放心。
姚伯伯说,你把阿霞留下吧。我想好了,让她留在后厨帮忙吧。工资不少她的,都是熟人,好有个照应。你钱挣得差不多了,就带她回去。
看到大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姚伯伯有些自嘲地大声笑了。我想,这个朋友爸爸是交得没有错的。
阿霞终于又留了下来。
阿霞是留下来了,却没有了先前的活泼,对谁都小心翼翼的,好像是捡回了一条命的人。规矩得有些过了,似乎总是在防范什么。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也惊醒一般。和她熟了,工友们也都能看出她精神不对的苗头,往往就是安姐把她带到餐厅后面的宿舍去。过了那一阵,也就好了。
干活时她依然很卖力,也是过了,谁都看出有了感恩的成分。别人都休息下来,她还是一遍遍地拖地,要不就是无休无止地折纸巾。有客人来了,她就很自觉地到了后厨里待着,似乎要把自己掩藏进去。
她和谁也相安无事,彼此间却疏远起来。大家没有了开她玩笑的企图。曾经自诩为她的追求者的四川师傅小李,也偃旗息鼓,和她有了相敬如宾的样子。工友们说起她,都觉得可怜,也不过如此。阿霞渐渐变成了一个有当无的人。
对于我,阿霞似乎知道我为她求过情。变得格外恭敬起来,恭敬之外就有些躲闪,似乎很生分了。
阿霞的变化这样大,却是入情入理的。她的病,是她要防范的东西。
我打了电话给我中学的一个哥们儿,学医的。我讲述了阿霞的种种,他听完后,很肯定地说,是躁狂抑郁症,轻度的,但是很典型。
我想了想,问,这种病严重么?算是……精神病?
嗯,不过如果没有激惹诱因,一般不会产生破坏和攻击性行为,基本没有什么危险性。你们这些凡人,就是把精神病人都当疯子,这是很不科学的。
我说,行了,我不是说这个,那,好治么?
那头停了停说,毛果,建议你不要多这个事。这么麻烦的小姑娘,不适合发展成为打工恋情的对象吧?
接着,他开始自说自话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好像个花痴。
我说,哥们儿,你思觉失调加妄想症到了晚期了。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说对了一样。我确实很想对阿霞好,突然间地。
阿霞身上某种东西在慢慢地凋萎,让我感到不忍。
这天黄昏的时候,有客人进来了。阿霞像应激反应一样,站起身来,迅速地把折好的纸巾收拾到竹箩里头,往后厨走过去。
她对自己的自制力,已经没有了信心。
我拦住了她。她抬起头。没有开灯,仄仄的走道里头光线暗淡。看得见的,是阿霞很大的眼睛里,有些冷漠的光。阿霞,想去看电影么?我问她。她仍旧是冷漠的。我说,走吧。
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我拉着阿霞走出门去,甚至忘记和同事调班。
电影院是不远的,就是街口的“大光明”,在放杜琪峰的《枪火》。
那时候的杜琪峰,没有现在这样火。他的电影是一直很好看的。我是个看电影投入的人,看着看着,就投入进去了。忘了四周围的种种,也忘记了阿霞。
阿霞睡着了,我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正发出很沉重的鼻息,像是很久没好好睡过了。这时候的阿霞,脸上神色很坦然,嘴唇翕张着,竟有些笑意。眉头似乎微微皱起,带着蛮憨的神情。这还是那个天真的阿霞。
我没有叫醒她。有一刻,她仿佛是要醒了,可是咂吧了一下嘴,换了个姿势,又沉沉地睡过去。
她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快要结束了。
出来的时候,阿霞突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城里看电影哎。接着又说,这个电影不好看,不搞笑。
她说她上次在县里电影院看电影,放的是《少爷的磨难》。陈佩斯演的,那个片子很搞笑。阿霞问我,毛果,你还喜欢陈佩斯啊?
我说,喜欢。阿霞突然兴奋起来,说,是啊,我最喜欢陈佩斯啦。
阿霞眼睛里有了光亮,她开始向我历数她看过陈佩斯演的电影和小品。她说她最喜欢那个《主角与配角》,这时候,她停下来,似乎在琢磨什么。再抬起头来,就大声地对我说,毛果,我演给你看。
阿霞开始表演,一人分饰两角。不是比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演,声情并茂的。在傍晚的步行街上,阿霞旁若无人地表演起若干年前的经典小品。阿霞有这样好的表演天分,没有一丝做作,浑然天成。我终于被她逗笑了。这时候有了行人驻足围观,阿霞似乎并没有收敛的意思。我赶紧叫她停下来。
阿霞,你演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他们说我学宋丹丹最像了。阿霞有些得意,然后又说,不过我觉得我像高秀敏,我胖。
高秀敏是个很憨实的小品演员,没有宋丹丹漂亮。阿霞很诚实,她没有女孩子们趋利避害的心机。
阿霞看着我,突然笑了。这是个很放松的笑容,阿霞的脸,生动和好看起来了。
我问她,阿霞,饿么?
阿霞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很焦虑地说,哎呀,这么晚了。小李肯定不会把小菜留给我了。
阿霞的晚饭是餐厅里下的光面,两块钱一份。光面就是不加任何配料的面条。不过餐厅里有个规矩,中午厨房里配好的小菜,是不可以留到晚上给客人的。所以这些菜,可以由厨师自己支配。传说拌凉菜的小李以前追求阿霞,所以把这些剩下的小菜七七八八地都留给阿霞。小李也是个很实诚的人,这个习惯沿袭下来,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
阿霞还在发着愁,我说,阿霞,走,我请你吃其他的。
到了必胜客门口,阿霞回头就要走。
嘴里说,装修得这么好,这么洋的地方肯定要很多钱。姚总上次跟我说,这些钱到底都要算到顾客头上的。我不吃。
我说,我请你吃啊。
阿霞很拗地说,不吃,不划算。
我把她拉进去,点了一个锦绣大比萨,要了两杯橙汁。阿霞看见了价钱,很不安的样子。我说,阿霞,偶尔吃一下的,又不是天天吃。
比萨端上来的时候,阿霞却很惊喜,说这么大啊。我夹了一块给她,她小小地尝了一口。我问,好不好吃。她点点头,说,很好吃。跟着大口地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