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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随天去</h3>
现在，我终于可以认定，事情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当时看来，那是一个不错的兆头。
一天晚饭后，母亲让父亲扫地，父亲说我没觉得地脏啊。母亲说真没觉得？父亲说真没觉得，大概是你的眼睛脏了。母亲说是吗，那你帮我打扫一下吧。说着，要把脸贴到父亲脸上。父亲一边躲开，一边说，都有股馊味了。母亲就去门背后拿了笤帚，往父亲手里递。父亲说，笤帚更脏，我不愿意与脏东西为伍。母亲就拧了父亲的耳朵，把笤帚塞到父亲手里，让父亲扫。父亲一边龇牙咧嘴地扫，一边念念有词：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一笤帚配一个短句，全然是小学生课诵时的那种调子，真能把人笑死。母亲说，我管你灵龟还是乌龟，只要你给我把地扫了就行。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灵龟摆尾”。后来的日子里，当母亲让父亲擦玻璃，让父亲洗锅，让父亲洗衣服，父亲同样会一边擦，一边洗，一边“灵龟摆尾”。
对于母亲来说，那是她最得意的一段时光。
我高三那年，一向被母亲称为“冷血动物”的父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脾气格外得好，好到母亲可以对他耳提面命，好到让人觉得不真实，就像一个几十年被关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了阳光。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深想那段时间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唱诵的深意，只以为是他设法给大家找点乐子而已。直到事情发生，我才知一切都已经从那时开始了。
现在，当我终于能够接受这一事实，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前，准备为父亲，为母亲，也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写点什么的时候，脑海中参差浮现出的一些片断，不知是他的“行迹”，还是“扫迹”。
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每天放学回来，老是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像是想心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坐着。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暮色重重地落下来。直到母亲把饭做熟，直到我去喊他吃饭。以前，母亲回来，见父亲那样坐着，就会嚷，说，你出去看看，谁家的男人像你一样这样挺尸？你不会和面、蒸米，菜总会洗吧？你这样等着吃，和过去的地主又有什么区别？现在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你还想当地主不成？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话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听见。有时，母亲会拿上一把菜，站在父亲面前，一边捡，一边骂。让母亲气的是父亲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一副神游八极志在千里的样子。母亲气极了，就会腾出捡菜的手，在父亲的耳朵上拧一下。可父亲还是没有反应，好像那个耳朵压根就不是他的，而是别人寄放在他头上的一个摆设。母亲无奈，只好留下一声比日子还长的叹息，到厨房里生火做饭。不一会儿，油盐酱醋的味道就飘散到阳台上来。我敢肯定，父亲的鼻孔里也一定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分子和原子，但是父亲仍然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母亲大概是想制裁一下父亲，一个周末，她让父亲做晚饭，父亲仍然没有反应，母亲就把我带出去，在外面吃。吃完晚饭，我们又去串门子，直到十点才回家，你想父亲怎么着，他竟然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睡着了。母亲定定地看了一会父亲，绝望地摇了摇了头，然后端了碗出去买饭。
母亲给我说，自从她进郭家的门以来，父亲就没有洗过衣服。父亲宁可把衣服穿得油光发亮，把白衬衣穿黑，把黑衬衣穿白，但绝不动手洗。在这一点上，母亲倒是早早地就妥协了。我想这大概是母亲为她的名声着想的缘故。父亲是个作家，被几所大中专学校聘请为客座教授，常常在人面前露脸。如果穿着已经发黑的白衬衣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生们肯定不会认为父亲是个懒惰的人，反而觉得这就是作家的风度，相反对母亲的印象就不大好。所以每每父亲穿着脏衣服往出走，母亲就抢上前把他的衣服扒掉，换上新的，还不忘给衣领上洒上香水。这时，父亲就会说，你就不怕出问题？母亲说，正吾所愿也，你今天挂一个回来，我明天就给你让位，让她侍候你，我实在受够了。就这样，父亲穿着母亲换的干净衣服，带着母亲洒的香水，无限风光地出入在一些大众场合。
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母亲问是什么。父亲说，六味地黄丸。我就知道老家又带东西来了。不知为何，父亲把老家带来的东西一律叫六味地黄丸。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花书包，一看，就皱了鼻子。父亲把一双眼皮直顶到额头，问母亲怎么了。母亲把书包给父亲，说，快去扔了。父亲白了母亲一眼，说，什么？扔了？一边把步子换成鸡步，身子夸张地前倾，一张长脸恐龙一样向母亲挺进。母亲一边像驱赶苍蝇一样厌恶地挥着手，一边后撤。父亲却紧追不舍，请问谢海棠阁下，你姓什么？母亲见父亲态度生冷，大概是动真的了，就缄了口，到厨房去盛饭。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书包，原来里面是一塑料袋咸菜。塑料袋显然已经不止一次地装过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打开袋子，一种生萝卜和着塑料的味道扑鼻而来。父亲见我掩了鼻，就像文物贩子听到别人说他的文物是假的一样，从我手里把手提袋掠走，放在茶几上，掏出里面的塑料袋，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碟子，盛了一碟，就了饭吃，很可口的样子。刺鼻的生萝卜味弥漫开来，让人实在难以忍受。可是电视上正演一休的故事，我只好强忍着，背过身子，边吃饭边看电视。谁想正到好处，电视却关了。回头，遥控器在父亲手中。父亲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像是恶作剧，又比恶作剧认真。过来，吃咸菜。父亲的目光像旧社会地主的手杖一样，在我面前划了一下，又一下，最后落在咸菜上，像是一个汉奸。我说我不吃。父亲说，那就别想看电视。无奈，我只好拿出一种英雄气概，硬着头皮去吃。每次象征性地用筷头夹一小片，更多的时候只将筷子在碟子里晃一下。这自然无法逃脱父亲的火眼金睛。父亲索性将碟子里的菜一分为二，让我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再看电视。母亲见状，把菜碟子端走。不想父亲发火了。父亲说你什么意思？母亲说报纸上明明说吃腌咸菜容易得癌症。父亲说你老爹吃了一辈子腌咸菜，怎么没有得癌症？母亲说胡搅蛮缠，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还当作家呢。父亲说谁在胡搅蛮缠？父亲放下饭碗，到书房给我们拿来一本《奥秘》杂志，上面有篇文章《破烂王为何一生无疾》。父亲把杂志扔给母亲说，请学习一下，破烂王为什么一生无疾？他可是整天和垃圾打交道的。平时吃的什么，吃的是垃圾堆里的西瓜皮，坏水果。母亲不屑一顾地说，那你怎么不去做破烂王，你为什么要考大学，要当作家，要过文明的生活？父亲说，考大学咋了，当作家咋了，考上大学当了作家就不能吃老家拿来的咸菜？母亲说吃饭吧，饭凉了。父亲说你不把咸菜还给我，我就绝食。母亲说，你已经绝过九十九次了，我还怕你再绝一百次。父亲就放下饭碗，做出一副坚决生气的样子，向书房走去。母亲见状，只好把咸菜还给他。父亲就又回来，极投入极夸张地嚼着咸菜。父亲每嚼一下，母亲的眉头就皱一下，等父亲把一碟咸菜干完，母亲的脸已经和咸菜里的萝卜条差不多了。
说了大家不要笑话，我从来没有见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过。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父亲早早地洗漱一毕，就重重地关上书房的门，重得有点夸张，然后熄灯睡觉。时间一长，我还以为做夫妻的都是这样呢。可是我去姨母家，发现姨父和姨母总是睡在一张床上。一天早上，我和表妹莉娜起来，姨夫和姨母还睡着。表妹推开他们卧室的门，我看见，姨母的头在姨夫的左边，一只脚却在姨夫的右边。这是多么让人羡慕啊。回来后，我就建议父亲和母亲在一块睡。不想父亲说，夫妻分床睡，能活一百岁。我问为什么，父亲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想知道。父亲说，你母亲打鼾，吵得我根本睡不着。母亲说，别诬蔑人。但也没见母亲有多恼。有一晚，我被一声门响惊醒，接着，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就悄声走出卧室，猛地推开客厅的门（我们是穷人，没有大房子，二室一厅，卧室归我，书房归父亲，母亲就只好屈居客厅）。拉亮灯，可是床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真让人纳闷。第二天上课时，我一直在想，昨晚明明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呢，怎么进去却只有母亲一个人？
后来读了父亲的文集，才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曾非常神往地描述过古人：“自起移灯为君照，绫罗帐里剪参差”，“胜游朝弹袂，妙语夜连床”及“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那么，这种格局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每当母亲往死里打苍蝇时，父亲总要夺下母亲手里的家伙。父亲说请问你为什么要打死它？母亲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既然你说不上来为什么，那就没有行凶的权利。母亲说那就请作家大人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打死它。父亲说请你学学刑法，只有杀人犯才能执行死刑。母亲说原来你和苍蝇是一类么。父亲说我就和苍蝇是一类，咋了？说着，父亲会打开窗子，往出赶苍蝇，一边赶一边说，黑先生，既然我们太太不欢迎你，那就请你出去。可是黑先生却赖着不走。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不耐烦，反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都怪当初圈地时，你来迟了，如果你来得早一些，说不定这地盘就是你们的。那苍蝇继续和父亲捉迷藏，总是不往窗口飞。父亲就把另一扇窗子也打开，给苍蝇更大的出路。可是苍蝇实在太顽固了。父亲往往为了赶走一只苍蝇要弄出一身汗。
父亲并不是没有动过杀戒。一次，父亲午休时受到了一只苍蝇的骚扰。也活该那只苍蝇命尽，总是赖着不走，全不顾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情急之下，父亲失了手，竟把这位黑先生给打死了。当那只苍蝇粘在墙上时，父亲手里的蝇拍就定在空中。父亲无法饶恕自己。父亲就那么站了很久。最后，父亲带着一声听不见的叹息上床午休。父亲躺是躺下了，可是再也难以入睡。这从后来他写的一首诗可以知道：
一只苍蝇
因为打扰了诗人的午休
被钉在
墙上
诗的题目是《悼词》。
父亲因为午休可以对黑先生开杀戒（尽管这是被动的），对我们母子就可想而知了。记忆中父母几次大的干戈都是因为父亲午休。来过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一则门告，是父亲用书法体在宣纸上写的：
各位上宾：
在下有午眠之嗜好，十二点半到两点半之间，请万勿敲门，得罪。
一天，我和父亲从外面回来，发现有人在门告上批了一行字：去你妈的。父亲立在批示下，给我说，知道吧，这位叔叔练过书法，而且是柳体。然后开门进屋。我不知是父亲真的没有生气，还是装的，他依然躺到阳台上晒太阳，看不出有什么不高兴。
据母亲说，在午休这个问题上，父亲现在的表现好多了。母亲说，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父亲还是一所乡下中学的穷教师。一次，她坐了一早上的车从县城大老远地赶去，父亲的门却在外面锁着。她想这天又不是休息日，父亲该到哪里去了呢？她去问父亲班上的学生，都说不知道。她就坐在学校门房里等。谁想就在打预备铃时，只见一个学生在开父亲的门。果然，不一会儿，父亲就从房子里出来了。母亲的心中自然又惊又气。居然还有这么严密的攻守同盟。可见，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向他的学生下了死命令的。后来，母亲把这件事向祖母告了状，祖母说，不要说是你，就是祖父也被父亲这样打发过好几次。祖母每次做些自己认为的好吃喝，总是舍不得吃，要让祖父给父亲拿一些。那次祖母给父亲带的是父亲爱吃的荞面碗坨。和母亲一样，祖父从老家走到学校，正好是中午，自然，父亲的房门是从外面锁着的。祖父无奈，就把那些东西从通风里扔进去。父亲肯定听见东西落地的声音，但是父亲没有起来看，也就不知道是祖父来。后来，父亲知道把祖父拒之门外，心中自然有些疼痛，就劝祖父今后再也不要来送东西了。可祖父还是来。父亲无奈，只好给祖父一个口令，让他到了门上，在发现门外没有人时，轻轻地咳嗽两声，一定要两声。可事实上祖父从此以后很少用这个口令。祖父心痛父亲，以后再要去父亲那里时，就半夜里动身，正好赶在父亲午睡前一刻把东西送到，然后迅速地撤离。
那时父亲还没有出名，自然就没有名片。后来，父亲有了些名气，也就有了名片。别人的名片上都打的是什么主席什么理事一类的头衔，父亲的名片背后却是门告上的那句话。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睡午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父亲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保证睡眠。
这从父亲对待我的睡觉上可以推断。早晨，父亲被冲厕所的声音吵醒。如果换了平时，父亲是不会理会那种声音的。问题是今天是星期天，我还在睡觉。父亲一想到我还在睡觉，就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再看我的房门开着，心里的火就从一丈一下子蹿到一千丈。他一把夺下母亲手里的拖把，把母亲劫持进客厅。母亲自然十分恼火，就连着踢了父亲几脚。对于母亲的那几下，父亲自然能够承受得了，父亲以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准确些说是一种压根就没有把母亲的那几脚当回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姿态对母亲说，今天我正式警告你，从此以后，如果我儿子还在睡觉，你就给我悄着。母亲说我偏要吵。父亲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母亲说我看你就把我吃了。父亲说那你就等着瞧。不想母亲没有等着瞧，而是立即做出来给父亲看。母亲抱了她客厅里的被子，要往我的房里放。父亲哪里会让得过她。母亲要强行通过，父亲当然不会放行。两人就在客厅门口展开拉锯战。这一战肯定是母亲告败。因为母亲已经开始向父亲撒泼。你今天就把我杀了，你还算不算个男人，谁家的男人一大早起来就对老婆动武？我辛辛苦苦地把你们父子供奉上，把你们全家供奉上，把你们全村供奉上，你们倒还觉不来了，倒还不知好歹了；等等。对于母亲的这一套，父亲从来不在乎，相反，父亲过去把阳台的窗子打开，把门洞开。说，你就“唱”吧，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美丽的歌喉。母亲的声音就小了下来，切齿痛骂渐渐变为自伤自叹。
听见母亲在哭鼻子，我本来想起来劝一下母亲，可是我实在太瞌睡了。
接着，我就听见父亲穿鞋出去锻炼，我想今天的戏该结束了。
果然，父亲刚一出去，厨房里就有了响动，那响动平静、和气、安详。我知道，可怜的母亲又开始了她一天的功课，洗漱、烧水、扫地、做饭。现在，我还能看见，母亲先往脸盆里盛了四分之三凉水，再往里面兑了四分之一开水，然后挽了衣袖，把双手放进盆里，进入她的第一个“五步曲”：先手掌，次手背，再手缝，继手腕，当然不能忘了指甲，如此反复，大约三分钟。白色的肥皂花在母亲手上盛开，母亲的心里充满了“洗”的快感。接着是脸上“五步曲”，同样大约三分钟。完后把毛巾噌噌噌地洗一百遍，刷的一下抖开，双手托了，敷在脸上，先反时针方向，后顺时针方向，把脸擦干，折成绝对规则的长方形，搭在盆架上。然后打开煤气灶，给父亲打荷包蛋。
母亲说的没错，我们的生活用度全靠她。父亲的工资基本上都给乡下老家了。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一连七八年绝产是常有的事。父亲除了负责一家八口的口粮外，还得供给四个侄子上学。假如仅如此，倒还罢了，谁想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在父母后来的一次争吵中，我才知道，父亲差不多给村里所有人家借了钱。更为可气的是有一个叫牛缠的人把父亲的钱借去给别人放高利贷，并且数额高达六千元。父亲说，那是我帮人家从信用社贷的款。母亲就火了。母亲说，你不要把我们娘俩当傻子。父亲说借了又咋了？当初牛缠的儿子从拘留所出来，牛缠说只要给他找个媳妇就能把他拴在家里。现在，和他一起混的都二次进了监狱，牛缠的儿子却因为那六千元在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不很好嘛，六千块重要，还是一个人重要？母亲说问题是别人把你当大头待，都几年的事情了，当时说的年底就还，现在都几个年底了？父亲说可是我们也没有因为少了那六千元就过不下去啊。母亲全身的血就都到了脸上：说这话也不脸红，请你出去看看，别的不说，就看看对门，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人家的家，再看看我们。父亲说那又咋了？母亲说和你这种人说不成，这样吧，从这月开始，米面油盐你买，电话费你交，暖气费你交，电视费你交，儿子的学费你出。父亲说你呢？母亲说我都出了十年了。父亲说那也不多啊。母亲说不多？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十年，没有羞的东西。
母亲都进了卧室了，又出来，把脸贴到父亲的脸上说，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吗？父亲问怎么说？母亲说傻B一个，然后迅速地逃离父亲。不想父亲丝毫没有恼怒，反而了然于胸地一笑，就像我们班主任平时看着我们恶作剧对我们笑一样。
由此看来，钱对父亲是多么重要。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心里没有钱。
一天晚饭后，母亲给父亲说她们单位分了一个副高指标，让父亲托关系给她们领导说一下。父亲说有什么说的，轮到你就评，轮不到就别评，说什么。母亲说如果评上副高，一年就是将近四千元。父亲说四千元很重要吗？母亲说你是说四千元不重要？父亲说，说它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知道四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一次失火，一次被盗。母亲说纯粹是混账逻辑。父亲说你就操心给学生把课上好就行了，别再整天钱呀钱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平为福。如果平顺，我们的那几个工资足够花了。如果我不嫖风，你不养汉，没有灾，没有病，儿子出息，日子太平，就我们现在的工资，我都觉得花不完了。母亲说，嗨，你吹牛真不怕把鼻子吹歪，把牙吹掉，把嘴吹豁，就你那几个瘦钱儿，还敢说够花了。如果不是碰上本大娘，如果换了别人，你怕连给人家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得够，还敢说够花了。父亲说是啊，我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命大啊，好老婆就是钱啊，就是职称啊。好儿子也同样，老人不是说过么，养下儿子比我强，要它银钱做什么，养下儿子不如我，要它银钱又做什么。母亲说就你臭词多。父亲说这可是真理啊。假如你的儿子比你厉害，他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假如你的儿子是个败家子，即便是你存下百万千万，他也会一晚上给你挥霍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母亲说如果儿子考上大学呢？如果儿子要出国留学呢？儿子总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把学费挣好再去上大学吧？父亲说刘飞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任利敏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的父亲又出了多少钱呢？母亲说你的儿子能比上人家刘飞？能比上人家任利敏？（刘飞和任利敏是省上的文理科状元，学费被所招的大学免掉，另外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奖励了几万元）也不瞧瞧自己。父亲说，那可不一定，我的儿子咋了？今年不是考上初中了吗，不是给你把一万元插班费省下了吗？一万元，不就是一级职称吗？既然今年能给我把一万元省下，谁说他就不会将来给我把几万元省下？父亲说这话时，嗓门特别大，我知道他是要我百分之二百地听见。母亲说那好吧，你就等着儿子给你把几万元省下吧，从今天起，我可是有几个花几个。父亲说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人挣钱就是花的，你也别太抠了，也买些高档衣服，也买些高档化妆品，再不要往脸上涂石膏（父亲一直把母亲的低档化妆品叫石膏）了，再不要为了一分钱和小摊小贩讨价还价了。
父亲这样说母亲，并不是说他就有多少“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些特别。
在他工作的那个机关大院里，谁不知道父亲是个土起来能够土得掉渣的土老帽，洋起来能够洋得让人胃里直泛酸的酷仔。有时候，父亲会把祖母从老家带来的棉袄、棉裤、棉鞋穿到单位上去，配以稻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纯粹一个农民；有时候父亲又会西装革履，风衣领带，白脸净面，俨然一个特派员；更多的时候，父亲则是一身深蓝色休闲服，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黄书包。随着这个黄书包的到来，一个平时再枯燥不过的父亲多少有了一些诗意。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这个小城第一个背黄书包上班的人。别人肯定十分羡慕，但在当时当地的商场是无法找到那种黄书包的。因为父亲的那个黄书包是当年他考上大学时一个同学送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舍得用，一直保存着。只是不时在母亲不在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这是我的猜测）。一次被我碰到了，父亲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的甜蜜，然后用一个现在市面上同样找不到的、上面绣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帕把它重新包好，放进柜子。不知为何，有一天，父亲终于把它拿出来，每天背着它去上班，上街，会友，转书店，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他兼职的大学上课。想想，一个略带忧郁的诗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有心没肝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在校园里款款而行，走进教室，走进会场，黄书包里装着一本杂志，因为书包小，半截杂志就露在外面，人们看不到杂志的全名，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人民”二字。想想，那该是多么酷啊。谁能保证父亲的这一佩饰不会让一些感情丰富的女同胞怦然心动？说不定还有不少女孩子因此喜欢上父亲，狂热地给父亲写过情诗呢。真是难说。
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招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电话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父亲，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的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之后，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
就是那段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会突然传出笑声，我原以为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呢。不想进去一看，却是他独自在那里傻笑。
他在笑什么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们母子难以接受。
一天，我和母亲回家，屋子里有一股呛鼻的气味。一进客厅，才知是从一个陌生人身上发出来的。父亲正和那人在客厅里聊天。那人破烂而又油腻的衣服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看成是父亲的客人。但他们的谈兴却是少见的浓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丝毫没有要在晚饭前结束的迹象。父亲果然要留那人在家里吃饭。父亲到厨房吩咐母亲多做一个人的饭，母亲的脸就直吊到腔子上去了。但母亲没有在现场发作，这是母亲的风格。饭做好，母亲准备了两套餐具，显然是要实行分餐制，却被父亲重新倒进两个大盘子里去了。按照父亲的规矩，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必须在一起吃饭，并且我和母亲要高度警惕，除了向客人劝饭，还要紧盯着客人的碗，一发现客人碗里没有饭就要马上去盛，不允许有时间差存在。而他自己则装得没事似的，继续和客人谈话，给人一种不屑于操心给客人盛饭，劝客人进菜这些小事的样子，父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些小事他的好客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做得很到家了，用不着他操心。
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居然要让这个人留宿。这次父亲倒是没有像往常一样把他安排在我的房间，而是主动提出让我到他的书房去睡，他和那人共住我的房间，因为我的房间有两张床。母亲的眉头就攒成倒八字，铺床的动作明显地带了劲，有了响声。母亲先后找了两个旧床单铺在我对面的床上，又找了两个被套套在平常老家来人专用的被子上，然后特意把父亲的荞皮枕头放在我的床上，示意父亲睡我的床。可气的是父亲领客人过来，他却偏偏自己睡在客床上，把我的床让给客人。母亲就气得像一个风箱一样在客厅里扇起来，扇了一些时辰，开始打扫客厅，同时打开阳台上所有的窗户，目光警惕地搜寻着那人沾过的东西，一律扔进阳台上的大洗衣盆里，那里面有母亲从单位带回家的消毒液。她戴了塑胶手套，开始拖地，把地拖了一百遍，把茶几擦了一百遍，把茶杯洗了一百遍，把放过那人衣服的凳子洗了一百遍，然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
也真难为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挨到天亮，又如何等父亲把那人送走的。还没有等父亲从门里进来，母亲就开火了。母亲说，这还算个家吗？和难民营有什么区别？和乞丐有什么区别？连我都听得出来，这后一句话是指父亲了。奇怪的是父亲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接火。等母亲打完一个连发，然后父亲笑着问我，知道什么是乞丐吗？我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说别人是乞丐的人才是真正的乞丐。
之后，父亲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曾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看着枯坐在竹椅里的父亲，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三十六度迅速地下滑，最终停在零度上；等等。
每天面对父亲没有温度的表情，我的心里就犯悚，我才知道真正的暴力其实并不是暴力，而是一种巨大的沉默。我在心里说父亲你去听你爱听的秦腔啊，去跳你爱跳的探戈啊，甚至去依红偎翠啊，去嫖风啊。我知道父亲是惹女孩子的。父亲曾带我参加过一次文学活动，穿着藏蓝色风衣的父亲往会场一走，真是掌声雷动。父亲致意之后坐下，那些女孩子的目光就百鸟朝凤似的向父亲哗哗飞来。如果父亲稍一摇尾巴，那些小母狗肯定有多一半会跑过来。可是父亲却对此单单没有兴趣。这真是怪事。父亲的尾巴哪里去了？按照常理，有这么一个从一而终的丈夫，守身如玉的父亲，母亲应该高兴，我也应该高兴，但现在，我宁愿父亲的尾巴像老家满山遍野的狗尾巴花一样盛开啊，怒放啊，惹得一村的母狗汪汪汪地叫啊。
但是没有，父亲的生活中既没有狗吠，更没有鸡鸣。没有。那么，是谁弄走了父亲的尾巴？
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半年，父亲终于“活”了过来。不再把电话拔掉，不再说什么什么是垃圾，开始干一些家务，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当然，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上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不动声色地看。盛水，水都从壶里溢出来了，满了一地，流到客厅里来了，他却浑然不觉，母亲的指头都落在他鼻梁上了，他却压根没有看见似的，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什么。他在听水？难道他就不知道自己正在盛水？一次母亲不在，他给我们烧稀饭，直烧得锅里冒烟，差点没有把房子点着。每当母亲做他爱吃的“搅团”、“馓饭”时，他会十分热情地帮母亲剥蒜。而蒜早剥完了，可他的一双手却仍然在剥。似乎手中还有一个蒜，一个更大的我们看不见的蒜。
父亲到底是怎么了？
高三那年，父亲的情况大为好转，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以至于母亲敢提着他的耳朵让他干一些家务。而且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灵龟摆尾”，惹得大家乐。“灵龟摆尾”是劳动配乐，更多的时候，他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对我们母子来说，这也比那种冰冷而又暴力的沉默好得多）。比如，你正在写作业，身后会突然传来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这不是废话嘛。谁不知道是在写作业？我不屑地嗨嗨一笑。父亲说，别以为自己高明，写作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写作业吗？我说去吧去吧，别浪费人家时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图财害命知道吗？父亲说，你才整天浪费时间呢，连自己干啥都不知道，才是浪费时间呢。
和父亲一同去公园，对公园里的山色水光，父亲似乎没有多大兴趣。相反，让人扫兴的是就在你为某一处景色陶醉的时候，父亲则会打头里冒出一句，知道你在看风景吗？真是没有办法。以后，我就坚决不跟他出去了。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不，好不容易等母亲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人家正沉浸在美味中呢，他又来了。知道你在吃饭吗？我连说知道知道傻子才不知道呢。父亲说，别把话说绝，说不定我们都不如傻子呢。一段时间，父亲简直像一个宣传战士一样把他的“传单”撒向凡是能够撒到的地方，空气一样缠着你。你正在睡觉，他会把门推个半开，探进头来，知道你正在睡觉吗？你正在打电话，他会把耳朵附在你耳后，知道你正在打电话吗？你正在撒尿，他会贴在你的屁股后面，知道你正在撒尿吗？真是烦死人了。一次，当父亲这样问我时，我说，知道你在问我吗？不想父亲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一连说了一百遍“问得好问得好，真是问得好”。
对此，母亲同样深受其苦。知道你正在做饭吗？知道你正在看电视吗？有一次母亲骂兴大发，对着父亲发火。不想父亲不但不恼，反而问母亲，知道你正在骂人吗？竟把母亲给惹笑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个问题，我就想笑，我一直怀疑，他和母亲做爱时，会不会母亲正在兴头，他却来一句，知道你在做爱吗？
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问得还是有点道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写作业，正在看风景，正在睡觉，正在吃饭，正在撒尿，正在做爱，甚至正在死亡。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那年春天，父亲基本转入“正常”，性格也变得温和了许多。就以午休来说，如果我们母子不小心惊扰了他，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大发雷霆，而是兀自在书房里吟诗唱词，声调抑扬顿挫，大有舞台效果。什么“窗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什么“惊残孤梦也无妨，待天黑日暮，再拣深枝飞去”，等等。一天，他居然还有兴致挥毫泼墨：“绿槐高柳咽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壬午仲春录东坡阮郎归水上行”，而且行笔不再像从前那样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而是自在圆润，神闲气定（不想那竟成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墨迹）。
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让人满意的话，那就是故意（当时我这样认为）说一些让人泄气的话。比如看着我拼命复习，他会说，我不希望你给我考个北大清华，只要能上线就行，假如万一上不了线，也没有关系。在对待我的学习上，父亲和别人有着很大的不同。父亲从不问我的考试成绩，对时下家长比较关心的考了班里第几名的问题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偶尔问一下我们班里的同学哪一个可爱，哪一个有趣，甚至开玩笑说有没有女孩子给我递条子一类。一次被母亲听见了。母亲说你什么意思？父亲笑着说没有意思。母亲说没有意思就不要扰乱军心。父亲说，没有意思怎么能够扰乱军心。母亲说我看你怎么像个国民党策反特工。父亲说你才是正经八百的国民党特工呢，你才是最大的扰乱军心者呢，表情既顽皮又认真。母亲就再不说话，而是果断地把父亲拽出我的房间，然后哨兵一样把守在我的门口，不让父亲靠近一步。
庆幸的是，临考前那段时间，父亲完全进入常态，不再问那些低智商的问题，也不再说一些涣散军心的话，还一改平常的老爷作风，主动地帮母亲下厨，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尽早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尽管往往是帮倒忙，却令我非常感动。更让我难忘的是，看着我挑灯夜战，他会来到我的身后默默地站上那么一会儿，像是要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但我却分明听到了千言万语，感到了一种来自父亲的温暖和力量。
父亲毕竟是父亲啊。
一个深夜，父亲再次站在我的身后。我突然转身，看见他的眼里汪满泪水。
去年秋天，一位笔名叫水上行的作家离家出走，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猜测。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送我到大学后，就再没有回家。在父亲出走一周年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父亲的怀念，也算是对所有缘识牵肠的揖告。
<h3>
陪木子李到平凉</h3>
吃过早饭，我们向平凉进发。
同每天出发时一样，木子李问平凉最好看的是什么呀。
我说那玉红。
木子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不解地问，平凉有这么一个地名？
我说是。
石书棋就在后面哈哈哈地笑起来。
一路上，我常常指鹿为马。在木子李就要相信了时，石书棋才站出来告诉他真相。平时，总是他欺负我们，老是压着我们可以获诺贝尔奖的稿子不发。现在也让我欺负一下他。比如到了山顶，他会指着山顶上一个个小土堆问，那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国共两党打仗用的掩体。他就拿出本子写道：在平凉，国共交火的掩体遍布山头。这时，石书棋说，他骗你呢，那是他们平凉人讲迷信用的。木子李就再次嗨地笑一声，说，怎么个讲法？石书棋说他只知道是平凉人的迷信，却不知怎么个讲法。木子李就斜了眼睛，用目光的火钳往开撬我的嘴。看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这叫炸山头。我们这里常下冰雹，好不容易成上一年庄稼，还往往被冰雹打个片甲不留，当地人认为是雷公作怪，就每年二月二请喇嘛作法，在山顶埋上桃木犁铧，驱散恶云，挡住冰雹。木子李问，顶用吗？我说，当然顶用了。我亲眼看见，恶浪翻滚的云彩到了山头就绕到他们静宁地界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炸山头。石书棋就啪啪啪地拍着双腿，大笑着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骗你呢。我说，石书棋你可别混淆视听，我怎么能骗老师呢。
木子李接着问，那玉红在平凉城？
我说是，我们这里有句话，叫进了平凉城，先看那玉红。
木子李问是个什么景点？
我说，你猜吧。
木子李说，一种庄稼？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树？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花？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石头？
我说不对。
石书棋又在后面哈哈笑起来，说，他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木子李才知道上当了，说，这么有名？
我说当然。
他急切地问，我们能见到吗？
我说这可得讲条件。
木子李说行啊。木子李让我给他讲讲那玉红。
我说，一说那玉红，我心里就难受。
木子李说，那就难受一次吧。
那时我在县一中上学。一天，我到对面门市部买东西，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邮电服的大姑娘也在买东西。一看，我的眼睛就再也放不下了。老实说，长了那么大，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那是一种霸道的漂亮，或者说漂亮得有些霸道。她胸脯高挺，身体水直，像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特别是那对眼睛，又大又黑又深，被长长的睫毛掩映着，让你不敢多看一眼。那个大，让你觉得不是人的眼睛，而且甜，冷，既温暖，又寒冷。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上课铃都响过好几遍了，我仍然没有力量离开她。我尾随她，走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直到她最终消失在一个院子里。之后，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胡同口等她。慢慢地，我就发现了她出没的规律，一般是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出来买东西，另外是晚饭后，不过晚饭后多有小伙子陪着，并且常换常新。
但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睛肿着，显然是哭过。我想，这样漂亮的女人，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的心里很难受。想上前问问，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下，挺着长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她的孤傲，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她家的后花园。
有好几天，我没有在胡同口等到她，我的心里好生难过。一天，我突然想起她不是穿着邮电服吗，怎么不去邮局去看一下呢？我当即跑到邮局去看，把前台后院，能看到的都看了，却没有看到她。一连好几天，我都去邮局找她，结果当然是失望。可见她并不在邮局上班。那么，她干什么工作？既然不在邮局上班，为什么要穿一身邮电服？而且总是穿着一身邮电服。我平时只穿一件衣服，是因为穷。但她是城里人，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邮电服？我后来想，穿着邮电服的那玉红身上有种男人的东西。正是这么一种男人的东西更明显地把她从众多女人中区别开来，也许，好女人的身上大概都有一种男人的东西。
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志向是什么时候立下的吗？就是那时立下的。我给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的是自己将来能够配得上她，能够有资本和她对等。而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连想一下她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喜欢了。但又想，等我从大学毕业，她早已经嫁人了。说了你们不要见笑，那时，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夜间长大，手上举着一把毛主席亲自给我的三八大盖，从众人堆里找到那玉红，顶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押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任我处置。要不就是有许多人找那玉红谈对象，她就是看不上，她只看上我。大家说他还够不着你的奶子呢，那玉红说，我就喜欢他够不着我的奶子的样子，我只要他够着我的腰就行了。
高二那年，她突然从这个小城消失了。我心里的难受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的。我觉得整个平凉城都随之消失了，整个日子都随之消失了。每天，看着空空的胡同口，说了你们不要笑，我掉过大约两吨的眼泪。
再次见到她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前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你们猜我是怎么见到她的？木子李说，在胡同口守株待兔？我说不是。那是找上门去？我说不是。她嫁到你们那个乡上？我说不是。
我说，你们根本不会想到。
一天，我去县城出差，到招待所住宿。我到总台登记了房间，拿了通知单到西三楼，服务台上却没有人。我喊了一声服务员，有人在卫生间应了一声“等一下”。等她出来，我就怔住了。那玉红！当时的那种感觉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那玉红。那玉红是在她走近我之后我才知道的。在她的胸牌上，我无限幸福地看到了“那玉红”三个字，三个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汉字。她摔着手上的水珠，去服务室拿了钥匙，向我走来，仍然高挺着胸脯，仍然是制服，只不过把当年的邮电服换成了绛红色。当她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啊……
然后，她给我提来了一壶水，很客气地冲我笑了一下，当年的傲慢还在，但已不再锋利，相反有一种沧桑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板结的记忆开始活起来，被这一笑，被这一声“等一下”打开一个口子，新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伫立在窗前，望着当年那个多情的胡同，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发出许多人生慨叹。平静下来后，我想，她怎么在这种地方工作？每天给客人提水，给楼道保洁，打扫臭气熏天的房间？而且在专供平民住的西楼，到总台也好啊，到东楼为那些大官服务也好啊。可转念一想，如果她在东楼，我们不是就无缘相见了吗？
而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但后来一想，她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我牛头不对马嘴地给对方说，个人出差么，没有必要住那么贵的房间。
我是多么虚伪啊。
再后来，我向她要过针线包，要过无数次的电话本，没事找事地问过当地的一些情况。等等。她也一一作答，但骨子里还是不倒的傲慢。有时尽管做出那种职业的微笑，但从来不让微笑从眼角和嘴角走远一步。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脱下那件高傲的紧身衣。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她的这种高傲和冷美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就像贵族一样。绝不像有些女人一样是装出来的。
但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她现在的高傲毕竟已经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底色，你已经能够从她身上体会到更多的随和与经历一切之后的安详与平和。
自然，以后的日子里，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城出差，当然更多的是私差。同样每一次都要住到西楼，而且要求到三楼。如果当时三楼没有房间，那么我会在第二天换到三楼，我的理由是三楼安静。我是一个“作家”，需要安静。
有一天，我找了一个理由让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来我房间。我说我给他带了些特产，找不到家，到办公室又不方便。可以想象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为我增添了多少面子。将部长送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她，她的目光中确实有了几分重新打量的意思。我为此很得意。
一次我向她要墨水时，她比较深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个记者？目光中带着赏识。我说，小小不言。她像是没有听懂我的话，抿着嘴向我点了点头。但再没有第二句。而我已是十分的满足，十分的荣耀了，回去躺在床上，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甜蜜在融化，它的名字叫“实现”，叫“受宠若惊”。
第二天，我数了数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返程票了，不得不撤了。我无比精心地收拾了房间，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床单拽得平平整整，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退房。
当我退了房就要离去时，没有想到她冲我微笑了一下，用一种很瓷的声音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的心一下子甜透了，问，什么地方？
她说想不起来了。
我说那就再见。
她说欢迎再来。
听得出来，这一次不是职业应付，而是真心的，我甚至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几分依恋和类似于感情的东西。后来，我不止一千次地回想过那个片断，那个生命盛开的片断，不止一千次地陶醉。
我下到二楼，站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每根头发上都落满了“欢迎再来”，我的心里波翻浪涌，高潮迭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坐在回家的班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说，一定要把事情做大，做大，献给“欢迎再来”。
我有种感觉，只要再住一次，就能和她成为“朋友”。今年元旦，我还给她寄了一张漂亮的贺卡。
木子李着急地问，她回寄了吗？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没有。
我给木子李登记的当然是东楼，我不能让北京来的贵客住西楼。
木子李说，西楼吧。
我说，那不行，那不是给平凉人丢面子吗？
木子李说，西楼西楼，并且三楼。
这时，地方上的要员来迎驾，木子李多少有些不耐烦。我知道木子李和石书棋都想急于见到那玉红。但不行，宣传部已经把去震湖的车准备好了，我们只好出发。
车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颠簸，不一会儿就到了震湖。
木子李问为什么叫震湖。
这次我居然忘了和他“正大综艺”，直接告诉他震湖是在举世罕见的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时形成的。想想看，在暴烈的阳光下，在连绵不绝的噼噼啪啪冒着火星的灼人眼睛的黄土丘陵群带里，镶嵌着那么一些眼睛一样的湖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
木子李说，这哪里是山，这分明是一片凝固的黄土的海。
我为他的话叫好。
这样看时，那些点缀在海中的湖倒像是一些凹着的山了。
木子李说，它们很美，美得妖气，注视着这些水，你会觉得在生活之外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和危险。而这样的格局，谁能想到它出自再造八十年前一个晚上的“节目”。那一刻，这里的山在走，湖就尾随着走的山炒豆子一样一个个跳了出来。再造用的是八点五度里氏的火力。那一刻，这片土地上，有二十三万人像庄稼一样被收割，其中有我的祖父，有我的众多亲人。用木子李的话说，八十年前的那个晚上，这片黄土的海曾沸腾，七分钟或者九分钟，然后在某一瞬间，涌动的浪猝然凝固。他在《天地翻覆时——海原大地震八十周年祭》中写道：海原大地震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少被人了解，被人记起的灾变，它不过是舞台吊灯几分钟的晃动。他说，那一刻，震波传动，如同向水中投了一枚石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只是他没有说向水中投下这枚石子的人是谁，他的动机何在。
但是这天，坐在湖岸上，看着周围茂密的芦苇，看着深不可测的湖水，我没有想到这些，没有想到我的祖父现在何处，没有想到那个扔石子的人是带着如何的表情做那个“扔”。请原谅，我想到的是那玉红，想到的是她的那双眼睛。我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扔”压根儿就没有结束。
非常有趣，在震湖左岸的靠北的山顶上，有一个十分雄伟的堡子。木子李问那是干什么的。我说那是胡宗南军队的营寨。木子李就来了兴趣，要去看。
爬到山顶，木子李一边将军一样雄视四方，一边说，你这个家伙，又在骗人，这哪里是什么胡宗南的兵营，这分明是当年防匪用的官堡。
我认账地笑笑。
木子李说，多可怕，每个山头整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我说是啊，小时候放牛时，每次坐在堡墙上，看着浮萍一样漂在山的黄色波浪上面的官堡，想到备受匪乱之苦的先人，我的后背就发凉，就觉得阴冷的匪气像烟雾一样笼罩着这片大地，就觉得共产党真伟大。
木子李赞同地点着头。
我说，听老人说，他们每晚睡觉时都抱着一个熟面口袋，一听到狗咬就抱上口袋往堡子里跑，一到堡子里，多数人怀里抱的不是熟面口袋，而是枕头。
木子李咧了一下嘴唇，做了一个表情，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笑。然后说，好玩，一堡子的枕头。
这句话显然是一个隐语，我却一时不能明确它的所指。接着，他说，这堡子管用吗？
我说，对于小股土匪有用。
木子李不再说话，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土匪围堡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一庄人在里面，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听老人说，一次土匪围堡四天，大家都快渴死了，村里的私塾先生下山偷水，被土匪逮住，村里的男人下山营救先生，全被土匪打死。还有传说，一次土匪围堡七天，不少老弱都渴死了。那天晚上，只见震湖里腾起一条大鱼，然后独在堡子上方下起雨来，一村人得救了。
木子李说，离震湖这么近，怎么不在地下搞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上来。
我说，临解放那几年，这里有两股土匪因为地盘火并，最后大土匪郭栓子得胜，一段时间盘踞其内，据说就搞过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但后人一直没有发现。解放平凉时，郭栓子的部下多在解放军的机枪下葬身震湖，而郭栓子一直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就是从那个秘密的引水系统逃走了，也有人说他在解放军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投湖自杀了。让人想不通的是，就在解放军到来的一个月前，他却把自己漂亮的压寨夫人偷偷送回娘家。
石书棋说，不可能吧。
我说这事倒是真的，前几年我还见过她，说不定她现在还活着。
木子李说，是吗，那太好了，明天我们就去找她。
过了会儿，石书棋说，北隐，你不应该告诉我们这些。
我说那应该告诉你什么。
石书棋说，你应该随便编造一个浪漫故事，比如你和哪一位小妹妹在堡子里约会什么的。木子李哈的一声笑出来。
石书棋的这个想法击了我一下，小时候，吃过晚饭，我们常结伴到堡子里玩，却没有谁想到进堡子里约会。
这时，木子李说，大家想想，这里的压寨夫人是什么样的？
石书棋看着我，以商量的口气说，就像那玉红吧？
说得我心里一惊。
我说那玉红还真应该是这里的主儿，不过不应该是压寨夫人，而是女寨主。
木子李没有将一支烟抽完，就开始丈量堡子的长和宽，看着他十分认真地在堡墙上走来走去，我的心里有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恍惚间，我觉得他不是在丈量堡子，而是在丈量一个概念，或者一条河流。然后，他又在不同的方向拍照，画图。接着，在一个向湖的门洞前停下来，猫着腰，东瞧瞧，西望望，我不知道他望到了什么。我发现，在这个堡子上，他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处勘点都要多。
在木子李无比细心地把玩堡子的一个个细节，石书棋埋头写札记时，我的目光落在堡院内那片荞麦上，火星一样的荞麦花十分细密十分隐匿地开着，粗心的人会忽略它正在悄悄地绽放，我为自己目光的迟缓感到惭愧，同时，我的心里无端地生起一片怜爱。但就在这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在想，这片荞麦和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为什么要盛开在堡子里？它是堡子的主人吗？如果是，堡子于它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它又为什么盛开在堡子里？
随之，一种十分滑稽的念头又从我心头升起，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简直可笑极了，简直无聊极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已经执著在这种无聊里了，不可救药了。因为一个念头才去，另一个已接踵而来，我在想，我们三人和这个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三人谁更看到了真。
随着木子李习惯地一声“嗨”，我们早上的工作宣告结束。天极热，我们坐在堡墙下面的阴凉里，打开行李，开始今天的午餐。堡墙下面的黄土很烫，但阴凉却厚实，受用。就在我一件件打开带来的午餐时，突然，木子李说，土匪来了。我和石书棋一惊，然后会心地附和，是，土匪来了。
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
回家的路上，木子李让我给大家唱花儿，我没有推辞，十分投入地唱了我唱过不止一千遍的《白牡丹令》：
上去着高山望平川呀
平川里有一对牡丹
白牡丹白着照人哩
红牡丹红着是要破哩
看上去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也是个枉然
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两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