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立德尔博士是位并不令人十分感到愉快的汉学家。
在美国，中国热早过去了，研究中国，不算是一门热门的学问。但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中国，如最近去世的费正清博士，如这位活着的立德尔博士。不过，大胡子说：“我对于中国满清末年的的兴趣，纯粹因为我自己家族的缘故。”
费正清博士，我不认识，但读过他的著作。立德尔博士，我认识，却从来没见过他的任何有关他的外曾祖父和中国的只言片字，总听他说在研究着，但也总未见他写出来。这也并不稀奇，美国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国家，其实，林子大，什么鸟儿会没有呢？中国何尝不同样如此！
反正谁也不会当回事的，来的都是客，那就热烈欢迎呗！泱泱大国，一向以礼貌著称于世，史学所的王所长，史学会的汪会长（请注意“所”和“会”的一字之差），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番了。何况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曾经在中国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现在他踏着先人的足迹又来了，汪会长说：“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吗？才让外国人仰慕不已的。”
史学所的那位挺漂亮的秘书，对立德尔博士说：“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寻根！”
请注意，这一点相当重要，故事所以会那么抚今追昔，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儿引发出来的。
2
立德尔博士虽说是汉学家，只是对中国人而言。在美国，他是基金会的干事。
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人，赤红脸膛，鹰钩鼻子，头发早歇了顶，但络腮胡子却十分茂盛的博士，实际上是一家私人基金会的干事。
老兄的那山羊毛大胡子，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他喜欢热情洋溢地同人拥抱，这还可以；他更喜欢亲亲热热地与人贴脸，那就不敢恭维了。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没办法。
这次是先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第三次要到中国来。
我给王所长打电话，照会他这件事，他说他也收到了博士的信。同时，我给汪会长也打了电话，答复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个来访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汉学家，必须要向史学所和史学会分头打招呼。
大胡子启程之前，又拍来一份电报，要我某月某日的几点，到飞机场去接某某次的航班。以及十万火急，务必务必的话。
我认为立德尔有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基金会干事并不等于访华的一位外国元首。
我赶紧拿起电话找王所长，对方很惊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接着，我从汪会长的公鸭嗓里，也听出了同样失望的调子：“这可就日怪啦！”
3
我和立德尔博士认识，是很偶然的。
有一年，我去英国，根据主人的安排，有一天，到牛津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见几位汉学家，那是一种随便的、不拘形式的交谈，喝着咖啡，各谈各的，基本上是一个无主题变奏。
这也很好，省得成本大套。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严肃和一本正经，这一点，我对立德尔颇多非议之处，但他不那么努力把自己捆绑起来，更随心所欲些，倒是让我膺服的。
三月的英国，春寒料峭，黄水仙虽然开了，但丝丝缕缕的雨，总使人排解不了心头的冷意。他出现了，这个新奥尔良的大胡子。霎时间，就热热闹闹起来。
我当时不知道他老兄是美国人，还以为是他们一伙的，也许迟到了，也许从外地赶来的。
他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握手，拥抱，贴脸。大嗓门，生硬的中国话，和雪茄烟的味道，喧宾夺主，马上全是他的市面了。
对于我们几个中国客人，不用说，热情有加。左颊右颊的优礼有加，真让人禁受不了，他那胡子好象山羊毛织的毯子似的，还有一点扎人。
这时，方知道他刚从美国来，到这儿来查一点他外曾祖父那个年代的资料。他经常来，跟此地的同行很熟，别看隔着大西洋，倒比从我家去史学所或史学会更便当些，我与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姓王，一个姓汪的领导联系什么事，唯有电话，想登门朝拜所长或会长的话，真挤不起车，老骨头老肉，实在吃不消的。
想到这些，比起人家大西洋上飞来飞去，象吃馅儿饼似的容易，难免要泄气的了，真是的！
不过，若是立德尔一张嘴，他的外曾祖父为中国如何如何贡献了一生，我也不怎么爱听。当然，我未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多么多么的“革命”，对这位据说对中国还不错的传教士，有什么反感。细想一下，这种情绪，也颇有趣，或许便是所谓的“复杂性”了，就如同所长也好，会长也好，并非十分“待见”这位老外，又不得不做出十分“待见”的样子，不也是好笑的吗？
他，也就是这位胡子老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是山东人？”
我说我不是。
“山东人都是大个子。”
我回答他：“但大个子不一定全是山东人。”
“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接了当，是个按下子弹，马上扣扳机的主。而且，对不起，决不把麻烦别人，当一回事的。才认识五分钟不到，他张嘴要我给他办事。
与立德尔博士，是这样认识的，那天伦敦真冷。
4
请原谅我把镜头闪回，1899年10月2日，那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事。
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久远年代里的一个场面？也许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抚今追昔”了。
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泰安去沂州的驿道上，蹄声得得，一路飞尘地驶来了一辆教堂老爷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圣言会的副主教福约瑟大人，和拎着马棒的教堂执事，和护卫他的扛着来复枪的德国兵。
“让开！让开！”赶车的吆喝着。
挡道的独轮车，一边装着扇石磨，分量不轻，十五岁的李二全和他的爹，两个人都光着膀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努力地想把这不听话的车往路边靠靠，好教马车过去。洋人是惹不得的，连帽子上有顶戴的官员，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那时的驿道，说实在的，连现在的三级公路也比不上。
第一，土路，坑坑凹凹，全是车辙，第二，狭窄，会车总要磕磕碰碰，少有不骂娘入祖宗的。
“滚！”马车上的人大声吼着。
心越急，越出事，独轮车歪倒了。本来上火，赶车的再吹胡子瞪眼睛，李二全把肩上的绳子甩脱，索性去他妈的了。
穿着黑袍的福约瑟大人，在车上站起来，他说：“我凭我这支手杖，走遍山东，没有一个人敢挡我的路！你好大胆！”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他和他的跟役心里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滚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这是使他恼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护兵：“给我打！”
德国兵举起了枪。[1]
5
立德尔博士点起了雪茄。
“哈瓦那的，有兴趣吗？”
“谢谢－－”我不抽烟，但我提醒他，门上贴有不准吸烟的标志。
他笑了：“要是他们的邱吉尔在这里，他会服从吗？”他根本不买账。
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么招？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够折腾人的，在山东，给王所长出了个难题，要一把真正的大刀会的刀，或者一面大刀会的旗留作纪念。好象他张了嘴，别人必得照办似的，后来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好一个不高兴。在首都机场，硬是不跟王所长拥抱、贴脸告别，却和所长秘书莉莉亲热个没完。
第二次来北京，老谋深算的汪会长，满足了他的欲望，送给他一把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刀。但他又提出来，半点也不客气地要求授与他一个名誉头衔，弄得我们这位老资格只撮牙花子，承认他比自己还敢狮子大开口。
所长和会长在这方面看法一致，立德尔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家伙。
早知道，我就不该招惹他。
在伦敦，叼着雪茄烟的大胡子告诉我，他的外曾祖父曾经在山东传过教，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的信徒，他把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教会。给我看了这位传教士的油画象的照片，果然象圣徒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还从他的文件箱里，找出来一份复印的满清政府档案递给我。
他先让我评价一下那份档案：“不会是假的吧？我花了钱的。”
我想不至于，假字画、假古董可能，但造假的满清档案骗人，下的本是不是太大点了？不过，照汪会长的话，很有点指点迷津的意味，老先生认为：中国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有利可图，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不过，我宁可把这世界想得好些，但愿不是象老前辈所说那样不可救药。
原来这位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很可能曾经在威海卫圣公会教堂当过神父。
根据这份没头没尾的复印件，大致看出这位从新奥尔良来到中国的神职人员，曾奉他们国家公使的命令到钜野、曹州等地参与办理教案，并协调各列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但档案里提到的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外曾祖父，犹待核实，所以，这也是他把我拖到一边去的缘由。
他希望我回国以后，继续帮他寻找他外曾祖父的资料，可我对历史十分懵懂，这才找到我的朋友王所长。他和我是老乡，五十年代都划过老右，还曾一块儿被“改造”过几天，所以有一点友谊。
后来经他考证，这倒确是一份兖沂曹济道的奏折。他的学问显然比吃政治饭的汪会长高明，而且判断可能是那个后来成了八国联军索要的义和团主犯的毓贤干的。一个道台是无缘得见天颜的，胡乱进言，弄不好要犯僭越之罪，所以是由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转呈的。由此可见这位美国传教士挺能活动，居然从知府、道台到三口通衙门，到总署，拿今天的话说，一路开放绿灯，也是不可小视的人物。
这位道台大人（是否毓贤？待考），不知得了洋人什么好处，还是让洋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无非这两端，非此即彼。正如不亲外则仇外，不媚外则排外一样，中国人好象特别喜欢走极端不可似的），给皇上打了这个报告，认为博士的外曾祖父“折冲樽俎，竭力斡旋，时作持中之论，议论公允，慷慨陈词，少有偏袒之意”，并且说：“齐鲁一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了无宁日。”这位道台的主旨是想把洋人推荐给朝廷，认为洋人的事，若由洋人他们自己来调停处理的话，或许比较好办些。
好一个卖国主义的主意！
皇上居然没扇他大耳刮子，算他走运。
6
毓贤很快由兖沂道到省里来主政臬司衙门，大概在现在的济南市三山街一带，类似于当下的公检法部门吧？也是很有权势的。此人以“善治盗，不惮斩戮”[2]闻名，很显然，是一个蘸着老百姓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官吏。
直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巨野教案发生，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张汝梅接任这份差使，民教冲突，此起彼伏，实在维持不下去。于是清廷把一度调往湖南的毓贤，又请了回来，接任山东任巡抚一职。虽然成了封疆大吏，但那些焦头烂额的教案，使他穷于应付，根本没安生过。
应该说，这位毓大人，是总结了前任被革职的教训，上任后对洋人还是竭力周旋，想坐稳这把交椅的。
尽管他没有少镇压百姓，大刀会的人死在他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当他作为臬司，和兖沂道的锡良处理巨野教案时，也是胡乱抓人，刑讯逼供，滥编供词，很想讨好洋人，以便了结此案的。连教士薛田资都认为：“中国的官僚把几条人命看得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来，有一部份人很快就释放了，有一部份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七人被判罪，其中两名被杀头，其余五名被判为无期徒刑。圣诞节刚过就开了斩，为了警告其余，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几个星期。”
“对这一不公平的事情，我束手无策，象往常一样，我去拜会知县，请求他公平处理。可是我得到的回答仅仅是美言相许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连这个知县也被革职了。”
“凶手还是那个义和团，而义和团据说是‘全部都已消灭了’的。1895－1896年，毓贤接到‘严行禁止’义和团的敕令以后，也曾向北京报告说，他已经执行执行了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晋爵，很快成了山东巡抚。因此，让这个知县冒险向上面报告，说还有义和团，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苦恼啊！特别是对七个囚犯的判决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复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否则，按照中国的法律，毓贤就得掉脑袋。”[3]
尽管如此，洋人还是不满意他，到底将他轰出山东，由袁世凯总揽大权。甚至后来毓贤回到北京，让外国人压着，硬是坐了一阵冷板凳，去太原任山西巡抚，也不放过他。
1900年3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拍给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关于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情况，我已于本月10日电告阁下。现在，我必须报告：前任该省巡抚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山东近年来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位官员对反对基督教的结社抱有同情；这里的各国使节对他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我向总理衙门谈论到卜克斯先生案件时，我曾警告他们说：如果卜克斯先生案件的解决不能令我满意，我必须坚持惩罚巡抚，因为他对该省的混乱状态负有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该巡抚由于教案而被免职，并且美国公使曾经正式要求永远不再录用他。”[4]
在稍后一些日子里，这位公使致外交大臣的电文里，仍然表明他要给当时的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他们任用毓贤表示不满。
“我们迄今尚未收到总理衙门对3月10日照会的答复；昨天，我阅读了任命前山东巡抚担任山西巡抚职位的官方通告，使我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抱有严重的疑虑。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成长和逍遥法外，普遍地被认为是由于这位高级官员所给予他们的同情和鼓励；他的行为在过去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成为好几位外交使节提出强烈抗议的主题。总之，毓贤被指定担任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政府方面对列强的意见和抗议特别缺乏考虑的表现。”[5]
直到1900年3月29日，窦纳乐爵士仍在坚持：“该省前任巡抚毓贤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他是主犯。除非此人首先受到惩罚，我们便不能够坚决要求惩罚那些较低级的官员，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的。”[6]
于是，他在山西任上，就和他镇压过的义和团一起，特别的反外、仇外起来。
仔细想想，这当然也是很有意思的。
7
一开始，立德尔博士和史学所取得了联系以后，便把我撇开了。
当然也可以说，史学所和立德尔直接挂上了钩，他们之间的许多来往，也就不想把什么都对我这个外人讲了。
这种谋略，完全属于国粹了。老会长嘲笑我对我老乡的忠实，中国人跟中国人玩儿这一套，最在行了。哪怕亲娘亲老子，也不讲情义的。
首先，立德尔也不是东西，过河拆桥，他也滴水不漏地瞒住我。我还挺当回事地和第一历史博物馆的内廷大档的老先生套近乎，给他挖资料呢？
我当面问过这位胡子。学他，也直接了当：“这么做，至少不够朋友吧，也该打个招呼的吗！”
他面不改色，他问：“山东人的性格，是不是特别的讲义气？”
“可以这样说吧！”我回答。
“能不能认为全部的中国人，都很讲义气呢？”
“那倒未必的。”
“这就对啦，何况我是外国人呢！”
这个王八蛋！
其次，我对史学所的做法，尤其我那位老乡，实在不敢恭维。“王所长，真有你的！瞒天过海，纹丝不动！”
王所长多少还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呆气仍在，并未被官场的明争暗斗磨练得多一点滑头，白“改造”那些年，仍然缺乏适应生活的能力。他面部肌肉不归原位了，不知怎么对我解释。
可我明白，他嗫嚅地说出“莉莉”二字，便知道是他的秘书，一个人精，搞的名堂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向这个老外发出了邀请，真是进展神速。要不是汪会长那公鸭嗓在我寒舍门外响起，我不知道两强相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剌刀见红的程度。
我懵然无知，他老人家却了如指掌，到底是搞政治的，嗅觉特别灵敏。
“老兄老兄，你可太不仗义了！”
“老前辈，你怎么啦？”
汪会长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我还坐在课桌前学习历史课本呢！敢不让他老人家进屋，请坐，倒茶，然后垂手听训。
他说：“我是三次去过美国，我对这个资本主义大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从东海岸横贯西海岸，从西雅图一直斜插迈阿密，好的，坏的，肮脏的，不堪入目的，该见的全见过了，我对那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我想不到他是为立德尔而来。
“是的是的，”我摸不清老爷子的来意，只好这样跟他唱和，“汉堡包吃一回两回还可以，老是那口味，也受不了的。”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在英国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接触过？”
听他这外调的口吻，我吓一跳，连忙坦白，确认其事。
他跌足长叹，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失望状。“你怎么也不考虑考虑，老兄啊，你并不了解对方的身份、背景、就让这位外国人和官方机构接触呢？万一他是反共的、反华的的政治人物，或者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你想过吗？”汪会长摇摇头，做出一种“大人不见小人怪”的长者状：“你啊你啊，就知道写你的小说，那怎么行哪？你还不总结经验啊！五十年代栽了那么重的跟头，不就是缺乏政治头脑吗？这个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老先生玩这一套顺口溜，熟门熟路，先给你念紧箍，然后再进入主题。
幸好，我也不怎么惶惑，无论如何，过时的符咒，总是象过期的药一样要失效的。不过，我不愿让他感觉到他的狗皮膏药倒了牌子，做出一副屡试不爽的灵验如神的样子，似乎他这番教导是多么的震聋发聩。“我还真没有想这么多，我认为如今，是可以张开双臂，去拥抱任何人的，只要他口袋里有美元。”
“不对了不是？那也有抱得紧，抱得松的区别的。”
“可这个立德尔是什么基金会的呀！他们每年有一笔邀请学者访问的开支，你老说该不该表现热情一点？”
“对呀对呀，这你没错。不过，应该由我们史学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出面接待才是！史学所不合适，那位所长书生气十足，不但缺乏外事工作经验，更缺乏对敌斗争经验。那个把持一切的风流秘书，哦，什么事都敢干的，她可不在乎人格国格的。”汪会长一激动，声音提高八度，听得头都炸了。
大概他领教过莉莉的魅力攻势，提到了她，痛心疾首。
“你老到底是个啥意思，别给我绕弯子，你知道我缺乏政治。”
“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应该马上行动，让博士先生接受史学会的邀请！”
原来如此，“好吧，汪会长，我去刻跟立德尔商量商量！”
会长把手指戳着我的脑门子：“你都被那个娘儿们蒙在了鼓里，那个大胡子已经在首都宾馆住下来了！”
这可实在有点他妈的不象话了。
8
这是立德尔首次被邀请访华前的琐事，已经可以闻到一丝火药味了。
在这种勾心斗角的较量上，王所长根本不是汪会长一个等量级的，书虫子一个，丝毫不在话下。可莉莉，却让久经考验的老资格碰壁，气得他一塌胡涂。
我们赶到宾馆，这姐们好象知道似的，挟带她的美国俘虏一个小时前撤了。
“去哪儿？”
回答是拨郎鼓似的晃脑袋。
偌大的北京，到哪儿去找？我问我的老乡，你们搞的也太过份了吧？
他说他真的不知下落，我想他不至于撒谎，但汪会长发誓，做所长的要不晓得的话，砍他的头。
“汪会长，你可言重了。你的脑袋抗日战争未掉，解放战争未掉，为这区区小事掉的话，太不值得了。”
他断言，任何人，任何话，都不可信。
当他吐露这番真知灼见时，那副政治家的风范，是很令人高山仰止的。大海捞针，从哪儿找这个美国胡子？正在一筹莫展之中，两张请柬出现在我们面前。
“史学所宴请著名汉学家立德尔博士，于某月某日下午七时假座某某饭店举行，恭请光临！”
汪会长叹了口气：“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以为他老人家一怒之下，也许不领史学所这份情了。谁知我到了饭店，汪会长早已笑容可掬地坐在上位，和我那位老乡亲密无间，和那位立德尔大谈特谈山东，从孔孟之道，一直侃到煎饼果子。
这时我细细品味，博士的中国话，多少有一点胶东口音。他那睥睨一切的神态，和我们老会长暂时放下革命，一副热心洋务的通达和亲切的面貌，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投契之情。
那顿饭，他们老二位，至少站起来拥抱三次，当然包括贴脸在内。
这可急坏了莉莉，她的座位在我旁边，她对我发牢骚：“你的这位老乡，真是扶不上去的天子！”
“怎么啦？”我看了一眼所长，端坐在大胡子的左边，很中规中距的呀！
“你看他那副字典面孔，一言不发，到底他是主人，还是那老杂毛是主人啊？我就说，不能请他来，他说不，这是礼貌，真是他妈的一个书呆子。”
可不，他致了祝酒词以后，就吃冰棍拉冰棍了。
我启发他，老先生的话头已经从泰山下来，直奔立德尔外曾祖父当过传教士的威海卫了，那你史学所的所长，还不谈谈你最拿手的北洋水师，甲午海战和刘公岛吗？这时候显出学问家和政治家的区别了，俗话说，“不打懒，不打站，就打不长眼。”钻到学问中去，就常犯这个毛病，把握不住瞬息万变的形势，而坐失良机。还未等到我的老乡插上嘴，汪会长已经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飞过了太平洋，到了密西西比河，到了新奥尔良，谈起那里的堤坝和世界上最长的双跨大桥了。
莉莉对她的所长，不抱希望了，只好展开她的魅力攻势。不过，她先悄悄向我抱怨：“你的这位大胡子，可不怎么样！”
我声明：这位博士是你们邀请的，咎由自取，怪不着我。
她说：“这个老外，挺色！”
我吓一跳，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了解，莉莉比较开放，连她都这样看，大概不会言过其实。但当她朝胡子笑了一下，那种笑，我敢说，连低度酒的成色也不够的，我们这位博士就马上醉意盎然了，那双隐藏在眉毛胡子里的眼睛，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汪会长再谈什么，他也不感兴趣了。
那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在伦敦只是喝了一杯咖啡的功夫，谈不上什么深知，只是觉得他有点霸道，好象大家都得买他的账似的。凭一根文明棍走遍山东，或者走遍中国的时代，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要是拿美元还差不多。果不其然，他获悉他去山东旅行期间，这位一笑起来十分动情的秘书并不陪同，便坚持要史学所为他配翻译，而且要求配一名年青的女翻译，他其实中国话讲得算是可以的。
这洋老爷的要求，你也很难说他过分，但又不能说他不过分。
汪会长叫人佩服之处，他永远能把握住时机，而且一石二鸟，这就不能不让你感到姜还是老的辣。他说：“那是自然，年青女孩子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嘛！”
我那位老乡倒未必是多么的爱国主义，他比较呆。哪怕说研究研究呢？不，他这一点倒有点山东人的性格，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真能拉下脸来：“我们从来不提供妓女，请原谅，博士先生！”
我以为立德尔会拂袖而去，也许他没有听懂，也许他装胡涂，和汪会长继续刚才的交谈，而且答应了要和他当会长的那个史学会的会员，做一次学术交流，重点介绍一下他那个基金会，让中国人了解它。“文化仍世界之精华，相互来往，是不存在国界的！”老先生的嗓门越来越亮，调子越唱越高，两个人又站起来拥抱、贴脸了。
一直到宴会结束，洋博士也没闹清在座的这位会长，是主人还是客人。
莉莉当然恼火，所长所长，你至于吗？如此保护国货？你什么时候有功夫驾临大饭店去瞅瞅，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干什么吃的？再说，你也没有必要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弄不好，前功尽弃，我们后面的戏怎么唱下去呢？
“那也不能为了要他回请我们，明年去两个人到美国访问，就斯文扫地，坍史学所的台！”
“你实际上是为史学会创造条件，老头儿一子没花，大胡子已经被他抓得牢牢的了。”莉莉对我诉苦：“看看你这位老乡，尽帮倒忙。好容易谈得有了点门，他同意签个邀请学者访问的协议，以基金会的名义，两至三人，在美国活动两周，算起来我们还是挺赚的。”她预言，非砸不可，汪会长白拣了个便宜。
“怎么办？”所长那副字典面孔，哭丧着。
“依我，就给他找个妞－－”莉莉未必敢想敢干，多少有些赌气。
所长直摇头，不敢说行，又不敢说不行。
9
幸亏只是一次笑谈，根本谁也没有当回事地过去了。
于是所长陪着立德尔到山东地界去寻踪访迹了，一行人到了山东，跑了一大圈，连当年那些教堂建筑物的遗址，也已不多见。可见时间最能磨平记忆中痛楚的创口，也不过百年岁月，并不十分遥远，这些挺丢中国人脸的“山东教案”和其它地方的教案，已经不大有人记得了，更少有人提起了。
但洋博士不断提出要求，希望找到与他外曾祖父有关的遗物，使他可以凭吊一番。所长和山东的几位同志也相当为难，譬如烟台、威海，还勉强对付，有些未被文革扫荡干净的宗教旧址，哪怕是一个尖的或是圆的屋顶呢？还可以让他发思古之幽情。至于穷乡僻壤，兵荒马乱，灾祸频仍，早就夷平得了无踪迹了。大胡子很奇怪，本世纪初叶的事嘛！怎么连点洋教的影子也不见了呢？
找不到什么遗址，那就降格以求，找些文物也行。立德尔提出了要求得到异教徒一把用过的大刀和一面绣有“毓”字的最早的义和团的团旗。
这个“毓”字，便是毓贤，毓大人了。他在山东任上，可没有少镇压过这些反抗的农民武装。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著名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兰山、日照、即墨、沂州掀起反洋教、反侵略斗争，就是他会同德国侵略军剿灭的。年底，这两个起义首领在济南也是被他所杀害的。[7]
可是，中国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也实在可悲，等到毓贤要收编他们，改拳为团，忘记了同伴的血和滚落在地的头颅，又拜倒在毓大人的面前，感恩戴德，在旗上绣上“毓”字，表现出一种奴性的忠诚。在北京那个老太婆眼里，义和团的命运，不也如此么？太后用你时，作为义民的你，头颅被东交民巷的洋枪洋炮击碎，太后不用你时，作为反叛的你，头颅被京师衙门的刽子手砍掉。
立德尔博士认为等价交换，是一种神圣的商业道德。一面旗，或是一把刀。
“亏他想得出来？”王所长倒没有当即回驳，但他也知道，到哪儿去找这些破烂？大炼钢铁，连锅都砸了，还会留下一把大刀会的刀？
后来，我对这位老乡说：“你多余搭理他！”
所长一脸苦笑，左右为难。
“那就算了呗，滚他妈的蛋吧！”我说。
不行！莉莉代表全所革命群众不答应就这么拉倒。“我把话说白了吧！这就叫人穷志短，无非大胡子口袋里有的是美元罢了。谁都知道他背后的那个基金会肯花钱，这位博士是总干事，不巴结行嘛？你不巴结，别人还等着咧！谁让咱们一穷二白，给个三文五文，就乐得屁颠屁颠。如今出国成风！你这个当所长的可不得不为我们这些引颈企盼去国外看看的部下着想，要是笼络住这位洋财主，每年可以出去一个两个人，到大洋彼岸的花花世界开开眼，对研究工作或许不无补益吧？”
王所长让我去开导这位洋博士，能不能要别的什么能搞到的纪念品行不行？
我奉命前往胡子下榻的五星级宾馆，跟他谈起此事。莉莉给我帮腔，她真有一番高见。“你们国家历史短，当然什么都当宝贝了，我们国家太古老了，连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文物，也不当回事地砸个稀巴烂呢！”
那胡子转向我：“我不能白来中国一趟，是不是？我怎么也要拿到一件与我外曾祖父有关的东西，是不是？”
好象我应该对此要负责似的。
我老伴后来嘲笑我，你纯粹是没病找病，谁让你坟头烧纸，去引鬼上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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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长从鲁中到胶东，足足兜了一大圈，他累趴了，洋博士仍然精神抖擞，不停地提出要求，日程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最可怕的是那位汪会长象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们这一行，只要住下来，老人家的电话也就向博士致意来了，而且为他出谋划策，馊主意一个接着一个，搞得王所长穷于应付。有一次在微山湖的船上，谅他鞭长莫及了吧？唉，照样，一艘小汽艇急驶而来，送来这位老先生的电报，祝旅途愉快。
没见过这样抢生意的！本来，我这位老乡，当了那些年右派，做事小心，说话谨慎，也被会长伸得太长的手惹火了。他说：“非告他不可！”
一回北京，王所长还未容空递上状纸，他倒先坐在被告席上了。史学所的上级纪检委的人，一个挺不错的老古板，早就恭候着他了。
“你们怎么搞的吗？严重违反外事纪律－－”
“什么？”王所长一看检举信，火冒三丈，什么丧失人格国格，什么为外宾提供性服务等等。“纯粹他妈的血口喷人！”
“你冷静点！”
“你相信？”
“我对你太了解了，别人倒有可能，你吗？打死你也不敢的。”
风尘仆仆的王所长坐在那里，倒也不打算为自己辨解了，他知道有谁会干出这种事。那副字典面孔冷笑着，从手提包里掏出在山东为立德尔寻找当年教案资料时，所收集到的“揭贴”之类的东西，给这位来查他的人看。
那是一份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兖州士民的“揭贴”。
“东鲁义士为驱逐洋教，斩杀汉奸，以保乡闾，以伸义愤事：查天主教起自欧罗巴洲，蔓延中国。其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唯利是图，以夺人之国为奇功，占人之土为豪举，淫人妻女为智略。创为魂灵之教，谓一入其教，死后魂灵即可升天。其传教者谓之教士，愚民被其利诱入教时，引入暗室，不论男女，脱其衣裳，亲为洗濯。继令服药一丸，即昏迷不知人事，任其淫污。男则取其肾子，女则割其子肠，恃有药力，不至当时殒命。以后按礼拜日招至教堂，男女混杂，白日宣淫。牧士即至教民家饮食住宿，遍行奸污。又有孽术能配蒙汗药，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8]
没等对方看完，王所长又递上另一份资料。
“你再瞧一眼这份‘邹县绅民揭贴告白！”
他接过来，除去号召老百姓保卫儒术，反对洋教外，也有类似荒诞不经之言，他看着看着，也不由得笑了。
这是光绪十五年一月七日的“揭贴”。
“……今洋教蜂起之日，亦道统存亡之际也。耶稣之行，比杨墨佛老而尤甚。邹鲁之士，乃礼教信义所素明。光天化日，难藏魑魅之形。泗水东山，必杜猖獗之患。扬眉鼓掌，实出群情。食肉寝皮，乃伸义愤。道统不绝，人心亦赖以因尔。
谨将严查洋人汉奸条约，详列于左：
一、洋人之行，大意在渔利渔色。入教者夜间跪经，其实裸体行淫，乱人妇女。滋阳前年檄文，言之已详。
一、洋人之害，毒于贼冠。取人眼珠心血及处女月经妇人胎孕，俱有确证，载在辟邪录。……”[9]
“你让我看这是什么意思？王所长！”
“一百多年了，手法怎么也不变呢？甚至越来越退步，至少写‘揭贴’的士民们还有爱国之心呢！这老东西也太下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