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一九六三年底，孔林从军事医学院毕业，来到木基市的这所医院做医生。当时，部队医院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士学校，学制为一年四个月，专门为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部队培养护士。一九六四年秋天，吴曼娜进护校上学，孔林当时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她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在医院的排球队打排球。吴曼娜的同学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只有她已经在海防部队的一个陆军师里当了三年话务员。她比她们年龄都大。因为护校里的学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的，木基市驻军的许多年轻军官周末都爱往这里跑。
虽然这些姑娘还是士兵，不允许交男朋友，但这些军官多数都想在这些学员中找个女朋友或是未婚妻。他们对她们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只能藏在心里的原因：她们都是“好姑娘”。这个词的意思是她们都是处女，否则参不了军。每个应征的姑娘都要经过体检，处女膜破裂的部队不要。
一个夏天的星期天下午，吴曼娜一人在宿舍的水房洗衣服。一个身材适中匀称、脸上有几粒雀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没戴军帽，风纪扣也没系，敞着衣领，露出突出的喉结。他站在她身边，抬起一只脚，放在水磨石的水槽里。自来水冲在他的黑塑料凉鞋上，溅起一片水花。他冲完了左脚，又开始冲右脚。吴曼娜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洗脚，有点好笑。他的呼吸中有酒气。
他回过头来咧嘴一笑，她也报以微笑。两人慢慢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木基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台长，也是护校彭教员的朋友。他一边说话，手一边比画着。他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在山东。吴曼娜没有告诉他，她三岁时父母在西藏死于车祸，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乡的孤儿。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吴曼娜。”
“我叫董迈，上海来的。”
短暂的沉默。她觉得脸有点发烧，赶忙接着洗衣服。他却好像谈兴未尽。
“认识你真高兴，吴曼娜同志。”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
她扬扬手，让他看看手掌上的肥皂沫。“对不起。”她顽皮地一笑。
“随便问问，你觉得木基怎么样？”他说着在衣襟上擦擦湿手。
“还可以。”
“真的？气候也还可以？”
“是啊。”
“冬天不太冷？”还没等她回答，他继续说，“当然，夏天还可以。那么……”
“你干吗一双脚要洗八九遍？”她咯咯笑着。
“哦，是吗？”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看脚。
“凉鞋很漂亮嘛。”她说。
“我表妹从上海寄来的。哎，你多大了？”他龇牙一笑。
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过头，脸红了。
他大方地微笑：“我是说，你有对象了吗？”
她又是一愣。她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个女兵拎着桶来打水，他们的谈话只好中断。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董迈寄来的一封信。他反复道歉说，那天在水房打搅了她，而且自己衣冠不整，不像个军官的样子。他问了她那么多令人难堪的问题，她一定以为他是个二百五。那天他有点反常。他请求她的原谅。她写了回信，说他并没有得罪她。相反，自己很开心。她欣赏他的坦率和自然。
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很快他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书信传情。两个月内，他们开始周末在电影院、公园和河边约会。木基有大约二十五万人口，董迈讨厌这个城市。他害怕这里严酷的冬天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裹挟着漫天雪尘的北风。天寒时节永远笼罩着天空的尘雾使他长期咽喉疼痛。他收发电报的工作毁坏了他的眼睛。他心情不快，牢骚满腹。
吴曼娜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他的本性软弱温和。有时候她觉得他就像需要一个姐姐或母亲疼爱的小孩。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在胜利公园见面。他们并肩坐在湖边的垂柳下，看着一群孩子在对岸放一只大风筝。这是一条纸扎的蜈蚣，在空中爬上爬下。在他们右边，三十多米开外，一头驴拴在树上，不时甩着尾巴。驴的主人躺在草地上打盹，脸上盖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遮挡苍蝇。枫树籽飘下来，在微风中打转。董迈偷偷地伸出手，搂住吴曼娜的肩，然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的嘴唇。
“你干什么？”她尖叫着跳起来。她勐烈的动作吓跑了水里的野鸭和鹅。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以为他要耍流氓。她记不起来曾经被任何人亲吻过。
他慌了神，嘟囔着：“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
“以后不准这样！”
“好吧，我不这样了。”他不高兴地扭过身，往草地上吐唾沫。
从那以后，她虽然不再责骂他，但是坚决地抗拒他的进攻。她的道德和名誉感阻止她屈从于他的欲望。她的拒绝反而点燃了他的激情。他不久告诉她，他对她昼思夜想，眼前总是有她的身影出现。有时候在夜里，他会腰上别着五一式手枪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院里游荡几个小时。上天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夜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就在她从护校毕业的两个月前，他出于绝望向她求婚，要她立刻嫁给他。
虽然她现在每天夜晚也在思念他，但她还是认为他简直疯了。她早晨起来头疼，学习成绩下降，常常怨恨自己。她会无故地对人发火。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会充满她的眼眶。尽管他们相爱，但立即结婚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她不知道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可能是东北或内蒙地区任何一个偏远的部队单位。此外，这个时候结婚就表明她一直在谈恋爱，这将招致惩罚。部队所能给予的最轻的惩罚是把他们俩尽可能远远地分开。最近这些年里，部队领导就曾经故意把一些恋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她把董迈求婚的事只告诉了她的教员孔林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心肠的结了婚的男同志，许多学员把他当成兄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人给她客观的意见。孔林也认为现在结婚是不明智的，他们最好等到她毕业之后再作决定。他保证替她保守秘密，还告诉她，他如果也参与毕业分配方案的话，会尽力帮助她。
她劝董迈打消立刻结婚的念头，并让他放心，她早晚会嫁给他。毕业临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希望她能够留在木基市。他垂头丧气，而这种消沉反倒使她更爱他。
毕业分配的结果是她留在医院里，在内科做护士，属于行政级别二十四级的低级军官。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董迈和吴曼娜高兴多久，因为一个星期之后，董迈接到通知：他的无线电台要移驻到福源县一个新组建的团里去。福源县在木基市东北二百多里的地方，靠近中苏边境。
“沉住气，”她对他说，“在前方好好工作和学习，我等着你。”虽然她自己也难过，但她觉得他感情太脆弱。她希望他坚强些，成为她能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的男人，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
“快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但她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能回到木基市。她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随着分别之日的临近，董迈变得更加愤忿。有几次他提到宁愿转业回上海。她劝他别瞎想。从部队退役也许会把他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比如油田，或者到内地修铁路的筑路工程队去。他们最好还是离得越近越好。
在军分区司令部大门口为他送别的那天，她忘了戴手套，只得不断地在手指上哈气。他脱下自己的皮手套给她，她没接过来，说他更需要。他站在电台车的后门，绿色的车身已经挂满了冰雪，变成灰色。车顶的无线电天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刺耳的呼啸，但是仍然时时反弹起来，重新直立。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刺骨。车里的士兵挤到窗口，都想看看吴曼娜什么样。董迈向手下的士兵吆喝着命令，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打转。车外，一个人在往车厢侧面的行李箱中装大块的木头，用来防止汽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爬坡的时候打滑。司机使劲踢着后轮胎，看看防滑链是否装牢。他的皮帽子全白了，落满了雪花。
车子开动了，董迈向吴曼娜挥手告别。他的手从后车窗伸出来，好像要拖住她一道走。他想喊：“曼娜，等着我！”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不敢这样做。看着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吴曼娜泪眼模煳。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木基市的冬天好像没有尽头。雪一直到五月初才融化干净。四月中旬，松花江开江，冰封解冻。大人孩子聚集在江边，看着江里的大冰坨子嘎吧嘎吧开裂，在泛黑发绿的水里浮动。冰块撞死的鱼被春水冲起来，漂在江上。半大小子们在浮动的冰板上跳来跃去，捞起鱼扔到拎着的筐里，有狗鱼、胖头鱼、草鱼、鲟鱼苗和鲇鱼。在码头里猫了一冬的小火轮船，这时候也时不时拉响汽笛。等到整条江的冰化了之后，小火轮船悄悄开出来，在江里慢腾腾地驶来驶去。见到岸上看船的人们，就把汽笛放得又长又响，惹得孩子们又是叫又是挥手。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柳絮漫天飞舞，行人走在街上吸得满鼻子满嘴，需要不停地把手在脸前挥来赶去。丁香花的香气刺鼻又醉人。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用皮袍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长着东一堆西一簇嫩黄的草。肥得冒油的土壤开始蒸腾起温暖的雾气，在阳光中闪烁，如同紫色的烟雾。杏树和桃树一夜之间开了花，蜜蜂把树上的花朵蜇得膨胀肿大。两个星期后，夏天就开始了。春天太短了，怪不得人们说木基只有三个季节。
吴曼娜在信里给董迈描绘了这些时令变化，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在木基待过。他的回信还是老一套，抱怨在边境上的生活。许多战士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他们在营房里不能洗澡，内衣裤上净是虱子。整个冬天和春天他只看过两场电影。他掉了十二斤肉，瘦得跟鬼差不多。吴曼娜每个月给他寄一小包花生酥糖，让他打打牙祭，心里也好过点。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和另外两个护士正准备到医院大楼后面的排球场去打球，在收发室管邮件和报纸的士兵王奔平找到她，递过一封信。两个队友看见信是董迈写来的，跟她起哄：“哎哟，情书哇！”
她打开信封，读着那两页纸，心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锤。董迈在信上说，他已经申请转业，领导也批准了。他实在受不了边境上的苦日子，一分钟也不能挨了。他想回上海，那里气候温和，饭菜也可口。更让吴曼娜心碎的是，他决定同在上海当售货员的表妹结婚。没有这张结婚证，他就拿不到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他不能找工作，没有房子住，大上海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申请转业之前，已经同表妹订了婚。不这样做，部队领导也不会批准他回上海，因为他的家在上海郊区，不在市里。他在信里说：曼娜，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忘掉我吧。
她看完信，半天没缓过神。
“你没事吧？”护士小沈问。
吴曼娜点点头，嘴唇紧闭。三个人向排球场走去。
吴曼娜平时在排球场上对输赢并不在乎。这天她格外卖力，扣球特别凶狠，队友们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了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球场上，右胳臂肘也被划破了。场外的观众大声为她叫好，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
打完了一局比赛，大家劝她到医务室上点药，包扎一下伤口。她离开球场，心里还想着要回来打第二局的比赛。走在路上，她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回宿舍。她草草地用凉水洗了洗胳臂肘，也没有找绷带裹一裹。
屋子里只有她一人。她掏出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涌出来。她把信往桌上一扔，扑到床上，扭动着身体，咬着枕头套，泣不成声。一只蚊子在她头顶上嗡嗡叫，落在她脖子上，她也一动不动。她觉得自己的心碎了。
等到九点钟，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回来了，她还在哭。她们十起桌子上的信看了看，一边安慰她，一边骂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混蛋。她们骂得越狠，她哭得越伤心，甚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她牙没刷，脸没洗，和衣而卧。室友们早已进入梦乡，呼粗气，咂嘴唇，嘟囔着梦话。她时时惊醒，无声地流泪，眼睛像掏不干的两口水井。
她病了几个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她整天无精打采，木然绝望，后悔没有在董迈离开木基市之前嫁给他。她的四肢疲软无力，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她借口身体不好退出了医院排球队，对同志们的抗议也无动于衷。她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个中年人。她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衣服也不讲究了。
大多数人都把二十七岁当作女人的一个槛儿，过了这个岁数就变成了老姑娘。吴曼娜现在已经快二十六岁了。医院里有三个这样的老姑娘，吴曼娜看来注定要成为第四个了。
她虽然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正常情况下，找个男朋友并不发愁。但是，医院里总是窝着百十来个女护士，多数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健康的好年纪。年轻的军官们要想在她们中找个对象，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看上吴曼娜的人就少了。只有一个大头兵对她有意思。此人是个炊事员，一个又矮又胖的四川人。她每次在食堂打饭，他总是把她的饭盒装得满满的。吴曼娜可不想找个当兵的男朋友—部队里规定，只有干部才可以谈朋友找对象，她不想破坏纪律。另外，这个男的长相实在看着憋屈，脸像猫头鹰，贼眉鼠眼。只要排队买饭的时候看到是他在卖饭，她就换一个窗口。
<h3>二</h3>
六十年代中期，医院里只有四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孔林是其中一个。其他的七十个医生都是部队自己培养的，主要是进短训班，再加上战场上实际救护伤员的经验，就成了给人看病的大夫。孔林不仅有大学文凭，而且肩上扛着上尉的一杠三星，每月工资九十四元。怪不得有的护士觉得他的条件很吸引人，特别是那些刚进医院工作，还不知道他在乡下有老婆的年轻护士们。等她们后来发现他已经结婚了，不免失望。医院里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孔林妻子的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有的说，她在嫁给他以前给他当了好多年的保姆。尽管有这些流言蜚语，谁也说不上来他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吴曼娜在医院的护校里上学的时候，就和孔林是好朋友。他亲切随和，不像其他教员那样架子大，这使得吴曼娜更尊敬他。现在他们同在内科工作，她逐渐依恋上了这个个子高高、文文静静、待人和气的男同志。不管谁同他说话，他总是会耐心地听着，尊重说话人的意见。他只有三十岁，显得老成持重，不像其他年轻军官们那样毛愣。他鼻子上的眼镜也给他添了几分洋气和学者的派头。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老学究，或者书呆子，每年都评选他为医院里的先进模范。
吴曼娜告诉了孔林董迈同她解除婚约的消息，他说：“忘掉他，好好生活。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她感激他能说这些体贴的话。她肯定，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拿她的痛苦去背后嚼舌头。
夏日里的一天，她到他宿舍去送一本《军事医学研究》杂志，还有治疗他关节炎的药。孔林的宿舍还住着另外两个医生，那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人。靠墙立着的一个木头书架高过他的床头，引起了吴曼娜的注意。书架上的书有两百多本，许多书她从来没有见过，有《青春之歌》《水泥》《国际共运史》《战争与和平》《铁道游击队》《白夜》《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等等。最底层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俄语医学教科书，它们最令她惊奇—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能看懂用外语写的书的人。
相比之下，孔林的两个室友什么书也没有，好像根本不识字。其中一个人的床头桌上摆着一个黄铜炮弹壳，一尺多高，直径有八九寸。炮弹旁边是一个用几只海螺粘成的台灯。两个室友的床上都铺着花被子、花枕头，而孔林的床上却是素白草绿，标准的部队铺盖。他的蚊帐已经发黄，边角已经磨得脱线。吴曼娜想起护士们中的议论：孔林花钱手很紧，在食堂里从来不买贵的饭菜。她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注意到，孔林吃饭不像有的男同志那样几口划拉下去，而是坐在那里细嚼慢咽，像女人在做针线活儿。
出乎她的意料，孔林弯下腰，从室友陈明的床下拉出一个洗脸盆，说：“吃点水果吧。”脸盆里有二十来个棕黄的苹果梨。这是他们三个医生昨天一起买的。
“怎么还把我当客呀。”她说。
“不是跟你客气，是你有口福。你如果明天来，就都消灭了。”他挑了一个大个儿的梨，用脚把洗脸盆又推回床下。脸盆在洋灰地上磨出的声音好刺耳。“我马上就回来。”他说完，到外面去洗梨。
她从他的床头拿起一本书，是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扉页里侧，她发现一片木刻的书签。书签的最下边有几个外国字码：EX-LIBRIS。字的上方，镂空雕刻出一幅画面：茅屋一间，篱笆环绕。屋旁的两棵大树枝叶繁茂。远山之外，飞鸟起舞，落山的太阳洒下最后的余晖。吴曼娜看出了神，被书签上宁静淡泊的风景迷住了。
孔林进来了，她指着那几个外文字母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拉丁文，就是‘本人收藏’。”他把洗好的梨递给她。她注意到他的手骨节突出，手指灵活细长。她心里想，他应该去外科拿手术刀，当个内科大夫屈才了。
“看看你的书行吗？”她问。
“行，行，你随便看。”
她咬了一口梨，又甜又脆，让她想起了许多年前吃过的一个香蕉。她开始翻阅书架上的书，发现每本书的扉页都夹着同样的书签，有的大部头书的页边上还印有孔林的藏书章。他对书爱护得多仔细啊！她非常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多看看孔林的书，但她还要给另一个医生送东西，只得离去。
从那以后，她开始向孔林借书看。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除了政治和医学书籍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书可看。仅有的几本小说和戏剧，也都上交给了红卫兵小将。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个精光。不知为什么，孔林的藏书却平安无事。好像没人告发他，医院里的造反派也没有露出要没收他的书的意思。吴曼娜很快发现，有几个医院里的干部也背着人从孔林那里借书看。有时候要借一本小说，她得等先借去的人把书还回来。
她对书的兴趣并不大，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但是她很想知道孔林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看些什么书，仿佛他们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小集团。
医院里有家照相馆，只有一个跛脚老头在经营。十月一号国庆节那天，吴曼娜在照相馆前碰上了孔林。他请她帮忙，把他宿舍书架上的书都包上书皮。他解释说：“把书名露在外面会惹出事情来。谁都看得见。我已经包了一半了。”
“我去帮你包。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她说。
晚上，她来到孔林的宿舍，他的两个室友陈明和田进也都在，两人趴在棋盘上下军棋。桌子上有一个装来苏水的塑料筒，里面盛着干啤酒。陈明和田进边下棋，边从筒里倒啤酒喝。陈明是针灸师，田进是外科医助。两个人都是医院培训的医生。孔林拿出一大卷牛皮纸、一把剪刀和一团胶布。他和吴曼娜开始包书皮，两个室友却在棋盘上激战，杀声阵阵。
“臭棋，”陈明喊，“我的上校干掉了你的连长。”吴曼娜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嘴里的臭气。
“别介，别介，”田进求饶，“就让我悔这一步棋，成不？刚才我的地雷炸了你的元帅，不也让你悔了一步。”
“给我吧！你个鸡巴豆秧子。”陈明探过身去掰他的拳头。田进手里攥着自己的连长。
瘦得像麻秆一样的田进一边躲，一边说：“你嘴放干净点！”
“比你娘的腚干净。”
“别不要脸，这儿有女同志。”
“从现在起，不许悔棋。”
“中。”
孔林和吴曼娜一声不响地干活。书架上的书都摊到床上。他们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到桌子上，包上书皮，又摆回书架。有三四次，两人都去拿剪刀，她碰到了他的手。她想冲他笑笑，又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忙低下头。有两个大呼小叫的室友在场，她平时的大方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她兴许会同他谈点什么，这是她最盼望的事情。
两个小时后，所有的书都包裹在牛皮纸里。吴曼娜看到，书摆放在书架上，都是同样的面孔，分不出彼此。
“好家伙，你咋能分出来哪本是哪本呢？”孔林给她打开一瓶格瓦斯汽水，她边喝边问。
“没问题，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出来。”他的微笑很羞涩，脸上泛起两片红晕。她感到他在躲避她的目光。
书皮包上还不够，他又把一块白布钉在书架上，像挂起了帘子。这下，他的小图书馆算是永远封闭了。她不禁好奇他平时怎么同两位室友相处，他们俩的性格同他可是相差太远。他一定是脾气特别好。
两天以后，医院政治部命令所有医护人员上交任何包含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书，特别是那些外国作者写的书。孔林告诉吴曼娜，他找出那些有两本相同版本的书，上交了几本。她惊讶医院领导并没有让他交出所有的小说。看起来，他早就听到了风声，不然不会匆忙找她去包书皮，不会在交书的命令下达之前关闭自己的小图书馆。他干什么要冒风险藏这些书呢？单凭这一条就可以批判斗争他。谁都知道孔林有许多外国小说，为什么领导不没收呢？她不敢问孔林，也不再从他那里借书了。
<h3>三</h3>
一九六六年冬天，医院开始了野营拉练。不知道什么原因，沈阳军区的一位负责首长在十月份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都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能够拉出去进行作战训练。四个轮子的汽车不但在实战条件下不可靠，而且容易培养出“老爷兵”。军区的命令说：“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恢复骡马化的光荣传统。”
一个月了，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在乡间步行拉练，走了一千二百多里地，晚上就在村庄里和小镇上宿营。他们沿途还要进行战场救护、抢救伤病员的训练。孔林和吴曼娜都参加了拉练，孔林还被任命为一支医疗小分队的队长，指挥二十八个队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领导，工作起来格外认真。
开始几天，部队斗志旺盛，并不觉得累。这是因为道路平坦，大家还有几分新鲜劲儿。进入山区，大雪遮盖了道路，行军变得越来越艰难。队伍中，许多男女队员开始一瘸一拐，招来路上老百姓的目光。他们看着这支队伍，好奇中夹杂着兴奋。有时候，部队进入一个村镇，在路边看热闹的民众热情地为这些快要掉队的军人鼓掌加油。但是，那掌声听起来却比挨骂还难受。他们纷纷垂着头，丧着脸。因为男女平等，女护士要和男同志走一样的路。但她们不用扛枪，只背些不太重的装备。
有一天，没有风，拉练的队伍穿过一片森林，向北面一个村庄行进。他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只在吃午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到傍晚七点钟，已经走了将近九十里路。大家又累又饿，还要走十六里才能到达目的地。突然，上级传来了命令，要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进村。命令说：“要在战斗打响之前赶到。”队伍立刻开始急行军，全速前进。
吴曼娜抬着一副担架，已经走了六个小时，脚上打的泡钻心地痛。担架上的“伤员”是半扇猪肉，足足有一百多斤。现在她完全走不动了。孔林摘下她肩上的医药箱，把箱子的背带横勒在自己脖子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她就走，连跑带颠地跟着队伍。
他们的大头皮鞋踢起团团雪粉，时常能听到指挥员威严的喊声：“跟上！”“不要摘帽子！”夜空中，北斗星不停地摇晃，仿佛地球翻了个儿。成群的乌鸦从树上惊起，四散飞去，撒下一串串聒噪，像饿鬼在叫。茶缸水壶掉在冰上，溅起清脆的声响。突然，一个高个战士倒下了，他身上背着的五十多斤重的报话机砸在一棵横在地上的枯树干上。负责通信联络的田进吓坏了，一边扶起倒下的战士，一边从牙缝里骂：“王八蛋，要是机器摔坏了，你他妈的回老家去啃一辈子地瓜。”
一路上，吴曼娜对架着她的战士哼哼：“放开我……哦，太累了。让我死在这儿吧，就在雪地里……”两个战士不理她，拖着她往前走。上级命令不让任何人掉队。
五十六分钟以后，部队进了村。这个村庄有八十户人家，孔林的小分队住进三户老乡家—两户大的房子住医生和战士，一户小的房子给了七名女护士。
昏黄的月色中，生产队队部的两座烟筒里蹿出炊烟和火星。炊事班在紧张地烧水做饭，灶下燃着秫秸和灌木。两个炊事员在案板上飞快地剁白菜，另外一个在熬汤、蒸馒头。他们同时在烙饼，用两块厚猪肉皮，隔一会儿就在行军锅里抹抹，直到挂上薄薄的猪油。院子里，骡马在饮温水，嚼草料，通身上下闪着一层汗珠。司务长出去寻找马厩了，还没有回来。
孔林把大家安置好后，带着一个通讯员到“伙房”打饭。他看到护士们一个也没有来吃饭，猜想她们一定是累坏了。他让长着娃娃脸的通讯员把馒头、白菜猪肉汤给男同志带回去，自己从炊事班那里借个铝盆，盛上汤，抓上一袋烧饼，向住着女兵的农舍走去。
起风了，盆里热汤的白气被吹成丝丝缕缕，在孔林的胸前缭绕。哨兵在村里巡逻，晃动着手电筒和冲锋枪。时而传来被他们激起的犬吠声。南边，松涛阵阵，此起彼伏。松树顶上，寒星有如铜纽扣闪闪耀耀。一进屋，孔林发现吴曼娜和牛海燕正把脚泡在一个大木盆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大娘在铁桶里给其他护士烧水。“为什么不去打饭呢？”他问大家。
“我们还在汗里泡着呢。”护士小许回答。
“我可累死了。”吴曼娜说。她的双脚在温水里互相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
“不管怎么样，你们得吃饭。”孔林说，“不然明天走得动吗？”他把汤和烧饼放在一个钉着铜片装饰的柜橱上，“好吧，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要走长路。”
“孔大夫，我、我实在走不了了。”吴曼娜指指自己的脚，声音带着哭腔。
“我也不能走了。”大眼睛的牛海燕插进来说，“我脚上也打了泡。”
“我看看。”他说。
老大娘把油灯凑得近了些。孔林蹲下去，察看搭在木盆边上的两双脚。牛海燕的脚上有三个小泡，一个在右脚大拇指上，另外两个在左脚跟。吴曼娜的两只脚掌布满了水泡，像密密麻麻的小气球，亮亮的。他用手指尖轻轻按了按最大的一个泡四边的红肉，吴曼娜疼得叫起来。
“必须马上把这些泡挑了。”他对周围的护士说，“你们谁会干？”
“不会。”她们一齐摇头。
孔林叹了口气。护士们惊讶地看着他卷起了袖子。他对吴曼娜说：“曼娜，拔两根头发，要长的。”
“好吧。”她说。
他转向老大娘：“大娘，您有针吗？”
“有，有。”她走出屋，喊在厢房里的儿媳妇，“蓉啊，捎两根针过来。”
“给。”吴曼娜递给孔林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尺长。他拣出一根，把其余的放在膝盖上。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瓢，里面装着碎布头，白、蓝、黑线团，还有一个小小的丝绸针垫。她说：“娘，俺把针都拿来了。您要多长短的？”
“短的就行。”孔林接过话茬。
他捏着一根一寸来长的针，纫上一根头发，然后对吴曼娜说：“别怕，不会太疼。”
她点点头。孔林用酒精棉球擦干净手，又擦擦针和头发，用镊子夹着另一个棉球，在吴曼娜右脚跟那个最大的水泡上抹了点酒精。他先用指尖轻轻戳了戳水泡的表皮，抚弄了几秒钟，然后用针穿过水泡。“啊！”她叫了一声，紧闭双眼。她的脚跟立刻沾满了从水泡里流出来的温热液体。
孔林剪断针上的头发，留下一段穿在水泡里。“别把头发拔出来，这样两边口是开的，水能流出来。”他对围观的护士们说。
“天老爷子，啧啧，”老大娘说，“啥人能想出来这么个法儿整治个水泡？”她摇晃着满是皱纹的脸，白眉毛不住跳动。
孔林一个一个挑破了吴曼娜右脚掌上的水泡，其他护士七手八脚地侍弄好了她的左脚掌和牛海燕脚上的水泡。老大娘爬上火炕，把七顶被汗水湿透的皮帽子的里子翻出来，摆到靠近灶台的一端烤干。
孔林收十完了吴曼娜右脚掌上最后一个水泡，在盆里洗洗手，对牛海燕说：“你没事，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曼娜的脚我不敢说，可能得几天的工夫才能愈合。”
牛海燕听了，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其他的护士叽叽喳喳，这个说谢谢孔大夫教她们挑泡，那个感激他帮她们打来了晚饭。“好了，好了。先吃饭，好好休息。”他说，“别忘了明天一早把饭盆给炊事班送去。”
“忘不了。”一个护士说。
“孔大夫，你就跟我们一块吃吧。”护士小沈说。
“是啊，就在这儿吃吧。”几个声音一起说。
“嗯，我吃过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他突然感到喉头发紧，胸口暖融融的。他没有想到她们会邀请他，担心自己真的留下来和护士们吃晚饭，会引起闲言碎语，上级领导也会批评他不注意影响。他强迫自己说：“咱们明天见。大娘，明儿见。”他掀起用黄麻袋片做的厚门帘子，走了出去。
到了屋外，他听见老大娘说：“闺女啊，你们可真有福啊。这人可有多好。大娘就是脚上没起泡。”屋里响起一阵笑声。
一个护士唱起一段歌剧：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孔林在雪地里转过身，久久凝望着那间低矮的农舍。那里的窗户透出昏黄的油灯光。他要是能和那些女护士一道吃顿饭，该有多美啊！为了这一餐，让他再走六十里路的急行军也值得。他怀疑，自己到她们那儿去，是为了送饭，还是出于其他下意识的原因。突然，他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他看见自己坐在一条长餐桌的上首吃饭，两旁坐着七个女护士和那位老大娘。不，那个老大娘变成了他的妻子淑玉，她正忙活着，给大家从一个篮子里往外拿新出笼屉的馒头。他们一起吃着饭，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谈笑着。她们都喜欢当他的老婆，住同一座房，吃同一锅饭。他记得在旧社会，有钱的男人都有三妻四妾。这些地主、资本家真有福气，能享受那么多女人！呼啸的寒风把他的思绪带回到雪地里。他摇摇头，眼前的画面消失了。“你真叫人恶心。”他自语。他有点厌恶自己，居然羡慕那些反动派的艳福。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应该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吴曼娜的脚在他手里的感觉好像已经进入肌肤，在他的手心、手指里逗留扩展。他转身向男同志的农舍走去，脚步已经没有来时那样坚实。
吴曼娜第二天还是不能走路。孔林安排她坐上一辆装炊具和粮食的马车，为部队打前站。他把牛海燕和他自己的羊皮大衣都交给她，用来裹住她的腿，这样他们也可以身上轻快些。她坐了两天马车，然后部队在一个公社乡镇上休整了一个星期。她的脚也就完全好了。
队伍重新上路以后，他仍然帮她背着医药箱，一直到拉练结束。每当她表示感谢，他总是说：“没什么，我应该做的。”
<h3>四</h3>
部队回到木基市以后，吴曼娜对孔林的感激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上班的时候，她经常有事没事到他办公室去，同他说上一两句话。到了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她会睁着眼睛，琢磨这个怪人。她的脑海里浮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爱他妻子吗？她长得什么模样？她真的比他大八岁？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文静，那么菩萨心肠？他跟别人红过脸吗？他好像是团棉花，没有脾气。
傻丫头，老琢磨他干什么？他人是不错，但是结过婚了。别做梦了，他才不会等着你嫁给他呢。
如果他不爱他妻子，想离开她，该怎么办？真要那样，你会跟他吗？少胡思乱想，快睡觉吧。
你会嫁给他吗？
她不知骂过自己多少遍，还是忍不住想到他。每天夜里，她都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到半夜。有时候，她感觉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右脚，在轻轻抚摩着。他的手指多敏感，多轻柔啊！她情不自禁，双脚在被子底下摩挲开了，甚至还会按摩被孔林抚摩过的脚掌。她内心的温情快要溢出来了。
牛海燕告诉她，孔林和妻子生过一个女孩。她听了非常难过—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孔林要摆脱家庭没那么容易。她不断提醒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吧，还是离他远一点。这样下去要惹出祸来的。甭管你对他的感情会有什么结果，人家还是会骂你不要脸，破坏别人的家庭。第三者插足可是和犯罪差不多啊。
她无数次强迫自己要理智，但是只要遇到孔林，她的眼睛就会去寻找他的脸。她觉得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到医院的动物实验室去看刚产下来的一窝小豚鼠。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她看见一男一女正沿着食堂西边的白杨树林子散步。从远处看不清楚，那个男的背影有几分像是孔林。白天下了一天的小雨。暮色中，空气温和湿润，飘散着树木的清香味。一排排的白杨树像颜色深暗的篱笆墙，那两个人身上的白衬衫格外醒目。他们正向西熘达过去。
吴曼娜急切要弄清楚他们是谁。树林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从成排的小杨树中斜插过去。她没有犹豫，抄小路走进杨树林，要抢在前面看看这对男女的真实面目。她走在小路上，心口咚咚直跳。杨树叶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淋在她头上，像是下起了小雨。天空暗蓝，星斗却刺眼地明亮。
前面闪出一条黑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吴曼娜看清楚是条狗，不知道是伙房炊事员养的那条，还是外面熘进来到伙房偷东西吃的野种。这狗眼珠盯着她，放射着绿光。她打了个寒战，想起几个星期前，一个男孩就在这里让疯狗咬了。她明白，要是转身逃跑，狗就会追上来咬她。她站着不敢动，看到地上有根树棍，抄起来，对着狗乱比画一通。狗看了她一会儿，嗅着地皮，跑开了。
吴曼娜走到树林深处，听到一个女声说：“他就这么把书弄丢了？我不相信。”她听出这是马萍萍的声音，管理医院图书馆的姑娘。
“下次我得收他的押金。”孔林开着玩笑说。
两人都笑起来。吴曼娜躲在几棵小杨树后面，盯着他们。孔林看上去挺开心。他们俩站在一盏路灯下，说着什么，吴曼娜听不清楚。他们前面是一个雨水积成的小池塘，在月色下粼粼闪光，传出阵阵蛙叫声。马萍萍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甩进池塘。石片打起几个水漂，荡出小小的涟漪。
“我打了三个！”她笑起来像一串银铃。甩进池塘的石头压灭了蛙鸣。几秒钟后，一只青蛙试探着叫起来。
“打水漂，你可赢不过我。”孔林说着，也甩了一块。
“五个！”女的说。
他们转过身，满地寻找扁平的石块，可是都不满意。比赛接着开始，由于石头太厚，没人能打过三个漂。但是，两个人好像都高兴得很。
吴曼娜不敢待得太久，小路上常有人来，她怕别人撞见。那条该死的狗兴许还会出现。她扛着树棍，匆匆往回走，好像乱箭穿心。她突然嘴里焦得冒烟，干咽着唾沫。回到宿舍，她的解放胶鞋和裤脚被雨水打得精湿。
那天夜晚，她说什么也睡不着，眼前晃动的都是她在杨树林里看到的情景。孔林和马萍萍真有什么关系吗？他们是在处对象吗？很可能是，不然怎么会在一块玩打水漂，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不可能。马萍萍至少比孔林要小十岁。再说，她只是个战士，按规定不许谈朋友。她可不会在乎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会吗？不，她不会在乎的，要不然怎么敢去勾引有妇之夫？孔林真的会看上她？多半不会。她脸上疙疙瘩瘩，丑得像个倭瓜，牙齿撒气漏风。虽说这样，孔林好像同她很谈得来。他和别人在一起，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自然。在她的脑海里，吴曼娜又看见他站在池塘边，叉着腰，看着那个女人在打水漂。
吴曼娜越想心里就越乱。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马萍萍的父亲是驻辽宁省的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凭这样的靠山，在有的男人眼里，猪也能变成仙女。孔林是这样的人吗？
想到这里，吴曼娜悲从中来—她想起了死去的父母。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不也是高干了？姑姑告诉过她：她父亲在出车祸前，已经是一家大报社的著名记者。有几个三十一岁的年轻人会这么出息？她的母亲是学法语的大学毕业生。有这么高的学历，她在工作中一定进步很快。
令吴曼娜烦恼的还有一件事情：马萍萍文学名著读得多，又管着一个图书馆。听说，她经常在宿舍里给室友说古论今讲故事，她们还得去买山楂糕和饮料给她上供，要不她会卖关子，不往下讲。这可能就是孔林看上她的原因。在这点上，他们两人挺般配，都是书呆子。他们肯定还会在一块聊书。
吴曼娜该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丫头把他抢走？不，绝对不行。她要开始行动。
<h3>五</h3>
孔林对吴曼娜很照顾，特别是后来知道她是在青岛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的，对她就更关心了。在医院工作头两年的时候，每年休假，她都待在宿舍里，没有地方去。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朋好友，只有一个远房姑姑，还从不来往。孔林常常劝她重新回到排球队，或者参加医院的文艺宣传队，她总是说年纪大了，不合适了。她反而会半开玩笑地说，要是知道哪儿有尼姑庵还收徒弟，就要剃头当姑子去。眼下，哪还有什么青灯古佛。红卫兵破“四旧”，在全国各地砸寺庙、封修道院，和尚尼姑都被还俗了。有的遣返回乡，有的发配到偏远地区，让他们向劳动人民学习重新做人。
这些日子，孔林一直躲闪着吴曼娜抛过来的眼风。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看上她了。去年夏天董迈抛弃了吴曼娜之后，她变了许多。她容貌中的青春鲜灵消失了，笑起来眼角出现了细密的皱纹，脸上没了血色，皮肤开始松弛。他为她难过。女人的姿色消退得多快啊，经不起一点儿折腾。他愿意多关心关心她。可是，当她蕴含深意的微笑和风情流动的眼波投过来，像是要把他拽过去时，又让他浑身不自在。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他结婚已经快四年，女儿也有十个月大了。他在街上，只要遇到手拉手的夫妻，就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心底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他结了婚，却过着鳏夫一样的日子。难道他就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吗？如果当初他不同意让父母给他找媳妇，如果妻子长得漂亮，没有裹小脚，或者如果他们两人再年长十几岁，城里人就不会笑话她的小脚—他也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并不很痛苦。虽然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羡慕那些有福气的丈夫们，但这种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他挑不出淑玉什么毛病，家里老娘重病缠身，她殷勤伺候，直到婆婆去世。现在，她又伺候瘫在床上的公爹，还得照顾他们的女儿。孔林总的来说满足在医院的工作。他因为有医学院的文凭，工资挣得不少，比医院里大多数医生拿得多。他的生活简单平静，直到有一天吴曼娜改变了这一切。
她在他办公室的桌上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京剧票和一张字条，上面有她圆圆的字体：“这是《甲午风云》的戏票，八点钟开演。我希望你能去看戏。”他过去看过同名的电影，知道故事情节，想着要不要把戏票退给她。又一想，还是决定去看戏。反正那天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又是长春市一个著名京剧团的名角演出，位子也不错，靠近舞台。
医院的剧场在大院里的东南头。孔林找到第五排，吃惊地发现吴曼娜也坐在里面，紧靠着自己的座位。他犹豫一下，向她走过去。他刚坐下，前后左右的人纷纷往这边看。观众席里，有的摇扇子，有的嗑瓜子。孩子们挥舞着弹弓、木枪、木剑，在舞台前和过道里追打着。他们清一色戴着军帽，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有几个孩子腰里扎着武装带。扩音器里，一个男人要大家掐灭烟头，说烟雾会遮住幻灯机在舞台右边墙上投射出的台词字幕。几个传染病科的护士在人群里寻找她们的病人。按规定传染病人是不能到这样的公共场所里来的。
孔林的心里七上八下，他不明白吴曼娜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瞧她的样子，好像并不介意别人投来的目光，甚至主动向他伸出手掌，露出几颗糖果。他紧张得像做贼，但还是拿了一颗，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是块橘子汁糖，酸酸的。她微笑着，看上去甜蜜蜜的。他心里嘀咕：城里的姑娘，啥都不怕。
幕布后面走出一个女报幕员，用动听的嗓音介绍了几句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大幕拉开了，两个演员身穿金色的清朝官服，头戴黑边顶戴花翎官帽，脚蹬白底朝天靴，侧着身子，迈着台步登场。锣鼓敲过，台上开唱了，说的是日本人打进了高丽国。
那个小生唱道：
边关飞马报军情，
从海上，杀来了，五千鬼子兵。
贼倭寇，踞船上，守候十天整，
几天前，出急兵，
杀向那平壤城。
台上另一个演员听着唱词里的战报，嘴里不住哼哼哈哈地吆喝着。
孔林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不时转过头去读墙上的字幕。很快，他就和别人一样沉浸在剧情中。舞台上，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挥舞着一只长长的单筒望远镜，正在视察北洋水师的舰队。阅兵之后，一群赤裸上身、盘着辫子的水师炮手，正在准备同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主炮塔周围的前甲板上摆放着高大的铜壳炮弹。舞台背景是一块豆青色的海景幕布，画着起伏的波浪。
台上的北洋水师正在黄海海面同日本军舰打得难解难分，一只手伸过来，搭在孔林的左手腕上。他扭动几下身子，并没有抽出手。他左右看看，周围的人都被舞台上悲壮的高潮吸引住了。鼓点如疾风暴雨，号角高亢嘹亮，锣钹敲得人心慌慌，噼啪的枪炮效果震得耳膜生疼。他用眼角瞟瞟吴曼娜，她斜眯着眼，正看着他。
她的指尖轻轻地挠过他的掌心，抚摩着手上的纹路，好像在读他的财线和生命线。他摸了摸她的手，温暖、光滑，没有一点老茧在上面。同淑玉的手掌多么不同啊！她掐掐他的拇指肚，他握住了她的小指头，揉搓把玩。她用指甲在他手腕上划划，痒得他反手捉住了她的手，两人的手指交织在一起。两只纠缠的手休息了一会儿，又翻上来，彼此抚弄摩挲了很长时间。孔林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他根本没心思看台上的海战，虽然整个北洋水师的舰队全军覆没，观众为中国水兵的英勇大声鼓掌叫好。整整最后一幕，孔林和吴曼娜的手都勾在一起。当幕布落下，灯光亮起来，观众仍然不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孔林凝视着吴曼娜，她的眼睛流光溢彩，一对黑眼珠强烈得像两只鸟眼。她湿润的嘴唇翘起来，挂着如梦的微笑，好像喝醉了酒。他有些头晕，站起来匆匆离去，怕别人看见他火辣辣的脸。
夜里，他在床上的新蚊帐里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回想着吴曼娜刚才的每一个动作。他并不喜欢这种大庭广众下的传情，但他坚信她是个正派姑娘，一点也不轻浮，不像医院里有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只要男领导许愿升级提干，或是入党，就会脱下裤子。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婚外情吗？他问自己，可并不知道答案。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人家姑娘看上呢？她当然知道我结过婚，为啥还在剧场里整这个呢？她太不在乎了。往后她就会追我了吧？我该怎么办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涌出来，他哪个也回答不了。他在床上折腾着，屋里那边躺着的陈明被惹火了：“孔林，消停点行不？你这样人家咋睡觉啊？我明天一早还要赶火车呢。”
“对不起。”孔林侧过身，一动不敢动。
窗外，哨兵不知对什么人喊：“谁？口令？”
“双旗。”一个男人的声音喊出回令。
屋顶上的两只蟋蟀卿卿我我、啾啾低鸣。月光斜照入室，在水泥地上画出惨白的菱形。孔林紧闭双眼，无声地数着数，想帮助入睡。
他直到半夜才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看见自己和一位女同志在办公室里工作，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那个女人的脸看不清楚，身材很像吴曼娜。他们正在准备给一个心脏病病人开刀。过了一会儿，他又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在上边写字、写数码，向一些医生护士介绍手术方案。而后，他进入梦乡深处，看见一所宽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书房，橡木书架上摆满了硬皮书，墙上有几幅镶在镜框里的绘画。房子后面是一处玻璃搭建的门廊，面对一块椭圆形的绿茵草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几个朋友同事到这里来聊京剧和电影。那个看不清脸的女人在给大家倒茶和饮料，拿出五香瓜子、虎皮豆、炒花生和香烟，招待每个客人。他仍然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但是很明显，他和她是这家的男女主人。有几位客人待到很晚，打起了扑克。书房里居然还出现了两个小孩，孔林正耐心地教他们认字。他看起来是要把孩子送到北京或者上海去念大学。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的头疼得像是昨晚大醉了一场，舌头牙齿干干的，像长了层毛。梦里的情景令他有点迷惑不解。他从来都对生养小孩不感兴趣，为什么会梦见又有了两个孩子，还关心他们的教育？还有，扑克牌已经被禁止，现在根本找不到扑克，他们怎么还会玩牌呢？最离奇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当外科医生，为什么在梦里他和那个女人准备要给病人做手术？许多年前，他最隐秘的梦想是当个将军。高中毕业准备参军的时候，那位老学究模样的语文教师在他送给孔林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愿你他日归来，统领千军万马！他后来运气不好，进了医学院。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医生，因为医生很难升成高干。
中午他在内科碰到吴曼娜。他有点不好意思，强装出没事的样子同她打招呼。他们谈了两句那个患晚期食道癌病人的情况，好像昨天晚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很得意自己能自然大方地同一个女同志谈话，丝毫没有平时的羞怯。窗外，阳光在柏树篱上闪动。四只白兔子躲在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后面吃草。一只蓝色的鲣鸟落在一只小兔子身旁。它的脑袋啄啄点点，拍打着翅膀。
“星期天下午我们一块散步好吗？”她问。她把手放在窗沿上，期待地望着他，脸上又浮现出了昨晚甜蜜的微笑。
“行啊，咱们在哪儿见面？”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回答。
“小卖铺前边咋样？”她的眼睛放着光。
“几点？”
“两点？”
“行，我两点准到。”
“我得走了。刘大夫还等着这些化验结果呢。”她挥了挥手里的一沓纸条，“回头见。”
“再见。”
他目送她远去，第一次注意到她苗条的背影和修长结实的双腿。她回过头，冲他又微笑了一下，然后加快脚步向病房走去。他自言自语：管他呢，婚外情就婚外情吧。
<h3>六</h3>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医院小卖铺前会合，然后在大院里散步。开头，孔林生怕在路上遇见什么人。当他们同医院里的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脑后长眼，知道人们会转过身，看着他和吴曼娜。但她的神态自若感染了他，不一会儿，他的呼吸也顺畅了些。
他们谈论着在中央里揪出来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其他几个在北京被红卫兵斗争的大官。谁能想到毛主席身边会埋藏这么多“定时炸弹”？他们也谈到了四处听来的大城市里武斗的消息。吴曼娜告诉他，长春市里对立的两派革命造反组织，在武斗中用上了坦克车和架在火车头上的火箭炮，她还听说四平市的火车站在武斗中被炸成了平地。
他们慢慢熘达着，沿着食堂后面萝卜和茄子地中间的小径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到医院里最近发生的事情。自从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就分成了两派。他们争吵辩论，都批判对方搞修正主义，篡改党中央的路线，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孔林和吴曼娜比别人都慢一拍，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参加哪一派。她倒是倾向“红医联”。
“哪派也别入。”他说。
她愣住了，问：“为啥？”
“他们那些人有谁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不都是想当个头头。咱们干啥要凑这个热闹。”
“那你不想参加‘文化大革命’？”
“整天跟人干仗就算革命啦？”
她被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了，答应不和“红医联”掺和在一起。孔林也被自己刚才说的话吓了一跳。要在别的场合，他断不敢出这样的主意，让造反派知道了还了得。面对曼娜，这些话顺口就流出来了。
回宿舍的路上，她好像有点腼腆，说：“有件事我自己整不明白，能问你吗？”
“客气啥，只要我能答上来，尽管问。”
“啥叫天使？”
他惊讶她会问这个：“嗯，我也不敢肯定。我寻思，天使就是上帝派的人，完成上帝的使命。这是基督教琢磨出来的，迷信骗人的玩意儿。”
“你知道天使长啥模样吗？”
“我看过一张画，天使像个胖小子，身上长着三对翅膀，白白壮壮的。”
“噢。”
“你问这干啥？”
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回答说：“从前有个老头说我长得像天使。”
“真的？为什么？”
“我哪知道啊。我八岁那年，学校里的几个女孩子在一个文化馆里表演舞蹈，来看的都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我们都打扮得像小鸭子，戴着白帽子，腰里扎撒着羽毛。我跳完舞，就下台去找厕所。剧场有个旁门，在过道里我差点撞上一对老夫妇。他俩老得快散架了。那个瘦小的老头在门口拦住我，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说：‘孩子，你像个天使。’我也知道他没坏心，可不知道为啥，我这心口嗵嗵直跳。马上过来几个人，拖着老两口就走。那两个老人还在一边喊：‘要信基督，信主啊！’我怕再碰见他们，厕所也没去，跑回舞台去换衣服。打那以后，我就老想知道啥是天使。我查了些字典，都没有。我也不敢问旁人，你是头一个。现在我明白那个老头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打小就不胖啊。他为啥要这么说？”最后一句她好像在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