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晚是不是又没睡？”

“睡了，睡了。”

“几点睡的？”微月追问道。

“没注意。”谢叔叔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也没多晚。”

谢叔叔吃了炒蛋和面包片，喝了碗牛奶。他问了问微月的身子，看了看她腿上的水肿，又查了一下冰箱里剩的水果蔬菜，见没有什么大问题，站起身要走。微月拉住他问了些事情，谢叔叔说了三言两语，语焉不详。

我没有探问，只是默默坐在一边，从只言片语听出了端倪。谢叔叔走后，微月跟我大致说了事情的轮廓，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原先就知道，谢叔叔不肯退休，是因为他忘不了谢老爷子一直干到七十几岁、临死前一天还在叮嘱他公司事情的样子。谢老爷子的命交待在里面，他做不到一走了之。而这一次我才了解，微月的想法也简单，之所以想早一点找个合适的人嫁了，就是为了能早一点顶替谢叔叔的班，谢叔叔也就能早一点退休。张继是微月本科室友的表哥，知根知底，知识分子家庭，为人沉稳有涵养，谢叔叔见了几次也觉得可靠，就这么把事情定了下来。张继在公司是新人，缺少人望累积，受老员工怀疑排挤，谢叔叔就无论如何还要撑着整个摊子。

谢家的公司是九八年国企转制，从老国营厂子接管过来的。当时谢老爷子雷厉风行，对一多半老员工不留情面，完全解雇，只给了一笔一次性买断费，退休金养老金都是没有的。老工人们多半气不过，不肯罢休，在工厂里闹，连着闹了几次，谢老爷子就是冷着脸不见，或者见了也毫不松口。这些工人就去找谢叔叔，谢叔叔跟很多人关系不错，人又心慈手软，说不下狠话也做不出绝情的事，就一直答应着给解决。拖来拖去，拖了几年，老工人们下岗在家没事做，每到了逢年过节就来企业门口坐着等，一等就是几天，始终没结果。再后来，谢老爷子身体终于扛不住过世了，谢叔叔接过企业一把手。他信守承诺帮不少老工人解决了退休金，企业负担立即重了一大截。前几年经济还算不错，企业收入涨，总还算是能把担子的缺口糊上。谁知道到了零八年，欧美订单忽然少了很多。谢家公司以出口为主，国内市场做得很少，国外订单一减，企业收入就砍一半。上半年老员工退休金就已经出了缺口，算来算去，到年底是怎么也糊不上了。又有人不知就里来抗议，以为又是企业耍花招、耍滑头，谢叔叔左右不是人，为难得紧。另一面，他们也不是不想做国内的生意，只是十来年不做，形势变化太快，现在的市场已经被七七八八瓜分占领得差不多了，要想重新挤进去，除非有过硬的靠山和门路。这一点很多人早已经敲打过谢叔叔，只是他一直不愿意走这条路，只当没听见。现在突然要为生死存亡忧心了，谢叔叔也不得不开始想上下打点。可是既不情愿，又没经验，走得跌跌撞撞，笨拙得很。有时候一把年纪出去喝酒，被小年轻领导干部灌醉，当场吐了，现场不省人事，显得非常难堪。偏生这时候厂里又出事，值班的该看没看住，出了事故，人没救活，家属痛苦着要赔偿，一时又无法平息。七七八八、林林总总，微月说谢叔叔一个月没睡好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谢家这些年全靠谢叔叔一个人。谢老爷子到了最后，除了头脑还清晰，还在遥控公司运转，全身上下已经各处都是毛病了。谢叔叔一个人医院里医院外、公司里公司外撑场面，打理的都是他多少年没兴趣、却逃也逃不开的事。微月自从高中那次精神崩溃，谢叔叔就开始格外小心地照顾她，让她在家门口上大学，事无巨细关照打点，仿佛她又回到了幼儿园。微月的妈妈生她时落下毛病，在她出生后几个月就过去了，这许多年谢叔叔一个人带孩子，从幼儿园拉着微月的手，一直送到大学毕业。我还记得高三微月出事之后，在微月家，谢叔叔看着微月情绪失控，突然一下子自己也好像要失控了一样，浑身震颤像是承受不住，似乎微月的情绪传染到他的身上，又似乎他多年绷紧的弦在那一刻要被拉断了。那一刻，我也被吓住了。

最终一切都过去了。该过去的都过去了。发生过的事情总因为已经过去而变得微不足道。那些危急关头、那些摇摇欲坠、那些神秘不可解的瞬间和晦暗暧昧的时刻，最终都从现实中退隐了，只成为记忆中含混的零星画面。最终是痛苦，而不是欢乐，塑造了人。

走的时候，微月送我到门口，想了想，带着点忧心望着我说：“云云，有的时候，你跟你妈妈……别太较真了。她如果说话让你不高兴了，你就想，她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想告诉你，她在那儿。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

我点了点头。可能一个人的缺位才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意味。微月也许每次望向她期望的妈妈的位置，都发现没有人在那儿。而当妈妈试图教育我的时候，她只是忧心忡忡看着蜷缩在封闭壳里的我，告诉我说她在那儿，她在那儿。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从微月家出来，我想着她的话。再加上我自己内心的改变，忽然对生活没那么恐惧了。我开始带着另外一种目光去观察妈妈的举动。我开始去看她的动作、她的表情、她的眼神、她的生存状态。妈妈小心翼翼的样子和看着我时露出的犹豫与困惑打动了我，我并不知道她原来是如此试探着与我相处。这让我心里有一种忧伤的温存。妈妈对我的变化表示欣喜。但正如她不知道我为什么失控，她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好起来。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有更重要的东西抹平这些差别。

一个晚上，我们一边看新闻一边吃饭。吃完饭刷了碗，我第一次没有直接回到房间里，而是留下来，帮妈妈剥毛豆。她要把毛豆剥出来，第二天中午炒肉吃。我剥着，观察毛豆壳破开时，一排椭圆形鼓鼓的豆子被挤出来，有的豆子飞到天上，降落到不知道哪个角落里。豆子从豆荚里挤出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特殊的乐趣，没有一次完全相同。我和妈妈有一阵子没有怎么说话。在安闲而失去时间感的氛围中，我们似乎都珍惜这种安宁。

新闻过后，电视里开始播一个人物评选节目，类似于“感动中国”，选出来的是孝子。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悲痛的故事，贫穷、疾病、失去工作；隐忍、承担、恭顺和忘我无私。那些故事也确实有很多闪光之处，只是看上去只像是画片上的摆设。硕大的舞台和亮闪闪的灯光、主持人的恭维和观众机械的掌声，总让人想起古代的《烈女传》、《孝子传》。

“我觉得应该多传播一些积极正面的故事。”妈妈眼角有点湿，感叹道，“你可能觉得我太老古董了吧？但我就是觉得，社会上也不都是阴暗面，网上说得太阴暗了，总宣传阴暗面，把人都教坏了。多宣传一些光明的有什么不好，宣传光明，才能促进积极的事。”

“妈，媒体不是宣传，是报道真实。”我说，“光明和阴暗，存在就是存在。”

“那也要主要讲光明才对嘛。”妈妈说，“总宣传阴暗的东西，社会越来越阴暗。”

我低下头继续剥豆子。妈妈是会赞同关闭掉 BBS或者禁止一些言论的。她是那么认真地希望社会充满光明，充满积极向上的向日葵力量，哪怕是纸面或屏幕上的。真实不如光明。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想争论这些。这是争不出结果的，谁也不会更改自己的态度。这些争论是我们的差异，但它们不再是决定性因素。我转换了话题，跟妈妈谈起她的健康，她的血糖和腿脚水肿，谈起饮食和药。豆子越来越少，露出了金属盆光滑的底部。我有一点遗憾。如果豆子能一直重复着剥到无穷，我们就一直那样细碎说话，也许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细想妈妈这种态度。妈妈赞同“表现好”，表现出超于平常的好状态，或者在世界的明与暗中间，只展现那部分“光明”。这是她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如今虽松动，却不容易彻底改变。不只对新闻，她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相似的热望。她中间那些年过得那么难，但也一直撑着那口气，尽全力左支右绌，维持他人眼中的体面。这对妈妈来说是生活的动力，她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表现好”。

我无数次想起小时候面临区里领导检查，学校里动用全部学生打扫得焕然一新的校园。这样的“表现好”是介于真和假之间的一种状态，是临时演出的真。当“表现好”严重了，有可能会成为对某些真实细节的习惯性抹杀。因为它们细微、个别、影响最终表现效果，就应当消失。那些细节终将在存留下来的话语中变成不义。就像中学会开除一些学习差的学生，以不影响全校的升学率。对谁表现好，怎样表现好，都乞怜于外界认可。

不过对于妈妈，表现好有另外的意义。妈妈求不得那种喜乐人生，便至少希望展示一种喜乐人生。就像穷困辛酸的人家，过年时也想有点喜庆来遮掩。有些东西，我们经历的起点不一样。我看到太多轨道上的人生，心存不满，而对妈妈来说，那却是她一辈子都不曾达到的美好的状态。她只是期望有个平安稳定的家。然而从六岁到六十岁，却从来没有获得过。妈妈的父亲成分高，反右的时候被打倒，文革一开始就伤重过世了。妈妈十四岁时跟着其他成分不好升不了学的学生一起去村里插队，十几年无法回城。然后是爸爸离开。然后独自苦干。然后下岗。她不断强调安稳喜乐的好处，不是因为性格使然，不是因为对我的控制，而只是因为她自己没有。

我有一点难过。妈妈的一生，就这么过来了。不管愿不愿意，也这么过来了。这种难过引发的同情让我非常想要做些什么。

“妈，”我站起来收拾毛豆皮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说，“你上礼拜要给我介绍那男生，要不然我就去见见吧。我周末去买件衣服。 ”

“嗯？”妈妈愣了愣，“哦。好啊，那我回头跟李阿姨商量一下。”

我将毛豆皮倒掉，用抹布细细擦拭桌子，每一个边角都擦了，像永远都擦不完似的。

回想起来，之前每次妈妈让我在家多住一阵子，我就带着焦躁和恐惧想办法推托。什么学习的事情太多，什么还要上课，什么还有家教要做。其实都是借口。我只是不想待在家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只是任由情绪推动，对妈妈的建议鸡蛋里挑骨头。我的潜意识让我假想出困窘的局面，假想出很多尚不存在、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冲突。我试图暗示妈妈的人生哲学只是过时的人生哲学，遵循这种人生哲学，最终也只能是庸俗和碌碌无为。实际上回顾起来，我只是恐慌自己。我处于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期，想要做出些什么，却又缺少进境，因而极度担心如果回到常规的轨道和熟悉的环境，就什么都做不到了。这种怀疑转化为对周遭的愤怒，就对所有阻力格外敏感。对房租敏感，对压力敏感，对正常的程序敏感，对妈妈的话敏感。其实妈妈不是阻力，是我对一切都反应过度了。

我充满愤怒，只为了避免面对自己。一个真正确信自己所思所为的人不会这样。勇敢的人不会这样。他不会计较自己处于什么环境，也不会这样迁怒于自己所处的环境。

休养的日子里，我带着难得的温存去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走了走，从我出生的工厂大院到小学和中学，再到我们常常游戏玩耍的自由市场和街心花园。

我到小学门口逛了逛，以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天地，从教学楼到楼后的厕所要跑很久，操场有漫无边际跑不到尽头的黄土，旗杆高昂巍然。然而这次看到，惊异整个园子竟这么小，三两步就穿过楼道，操场沿对角线也不过五十米。小时候觉得站在领操台上就是无上光荣，可现在一步踏上去，又三两步走下来。小学生看上去只有一点点大，也许只到我的腰附近。他们带着黄色的小鸭舌帽，手里举着冰棍，追跑打闹的时候校服裤子几乎要掉到屁股下面。原来人小的时候只有这么小。

我在校门口试图寻找从前每天都买小吃的三轮车。那个时候三轮车上有几桶勾兑出来的彩色甜水，有大梨糕和拔糖，还有小蛋卷。小时候放了学，我们每天都要拿一两毛钱在车边选来选去。如果有动画片贴纸，还会蜂拥而上。现在校门口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居民楼和土路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只是那一排乌七八糟而诱人的小摊子不见了。来来回回走了几遍，等到了中午，一切还是清静有序。我知道我的小时候真的过去了。

我坐在校门口的石墩子上，回忆自己小学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记得自己那时候胖胖的，塌鼻子，小眼睛，丑兮兮的，留一个锅盖头，笑起来憨憨傻傻。其他的我几乎想不起来了。我想起我们那时候在校门口玩跳房子、丢沙包、老鹰捉小鸡、鸭子过河没人逮、警察逮小偷、跳皮筋、捉迷藏、三二一木头人，还有什么什么。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大笑声和争吵的声音穿过时间的雾气和寂静的午后空气传到我耳朵里，我看到傻兮兮的、笨拙的自己，在小朋友的群体中笑着羞红了脸、惊叫着躲闪。我还看到男孩子们向游戏厅跑去，手里握着闪闪发亮的一块钱硬币，或是高举着新借来的红白机上的黄色卡带，大嚷大叫着，奔向某个神秘岛屿或魂斗罗发光的下水道世界。

这么想着，我发觉，有一些事物，就那么倏然而逝了。曾经弥漫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是我们全部乐趣和希望所在，但没过几年却销声匿迹，就像从来不曾出现一样。或许没有任何一代人的童年像我们的童年消失得那样迅速。无限匮乏的状态中，一些事物的出现打破匮乏，让人意识到匮乏的存在。而它们终于消逝了，无影无踪，只有在某一天某一个怀旧的小店里才看到它们的身影，让人感叹一句：“啊，那个东西，小时候我也有。”在短短几年间，在曾经拥有过它们和不曾见过它们的人之间，有了无法沟通的鸿沟。而我们以他人无法理解的柔情，感谢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最早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是怎样的惊鸿一瞥啊，从此世界成为花园。

我开始用沉思中获得的新的眼光看生活，发现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之前不堪重负，一多半是因为看得不够清楚。因为看不清楚，所以焦虑。一旦事情完全明朗，焦虑就消失了。我太过于恐惧他人给我输入的观念，以为它们都是过于强大的势力，而实际上，所有输入都是片段，我是它们的集合，比它们的集合还要庞大得多。应当由我肯定它们，而不是由它们肯定我。我可以进入一种无限广博的状态。自由就是扩大到无穷的自我。

生活开始在我眼前呈现出湖水的状态，静谧而波澜不惊的宁静湖水。我每天重复着规律的作息，早上吃了饭出去走走，在附近的小花园转一圈，然后回家看书。午饭后继续看书，傍晚前后，去远一点的地方，在操场上跑跑步，或者去书店转转，回来的时候去超市帮妈妈买一点晚上的菜。晚上继续看书。

我想事情变少了。有时候出去走走，只是为了看看夏日傍晚的天。天清澈，云有颜色，站在天桥上能望见遥远的河，就什么都不再想。对于这种缺少激烈思想而变得简单的生活，我不以为有太大不妥。最急躁的日子过去了，试图只用几个月时间在大脑里激烈碰撞、超越人类千百年智慧的野心过去了。只从被输入的碎片信息里洞悉世界是一种虚妄。我首先需要达到自我、发现自我的样子。

我开始小心翼翼观察自己的感觉，不仅是想法，而且包括所有感觉，风的感觉，食物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我喜欢一个人散步，喜欢有风的傍晚，不喜欢柳树，喜欢走方格地面的时候每一步刚好踏在一个格子里，不喜欢指导人生的书，喜欢看两难而无解的故事，不喜欢看上去比谁都聪明的人，喜欢自嘲以娱乐大家的人，不喜欢羊肉，喜欢麻辣烫。喜欢孤独，不喜欢崇拜。我开始有意识地生活在每一秒。

我进入有意识的生活，对每一秒现实加以关注。这是一种相对澄明的状态，像在屏幕外看其他所有人。我渐渐地领悟了那种连续自我的感觉，当一个人进入了连续的超于日常生活片段的时间中的自我，获得了时间尺度上的旁观，那么日常生活的任何状态都失去了其表面的意义。金钱的、名声的、严肃的、宏大的、革命的、爱恋的时刻，都变成时间流中的一个切面和片段，都不再重要，或者说至少不再以通常理解的方式重要着。重要的只有连续的、云端的、看这一切的这个我。

冬季即将到来，河水开始结冰。我发现，我对所有事情的宽容和柔情都在增加。我看到天幕下辛苦而繁盛的人们，吐着寒气，护着手心上一小捧随时消融的梦。我自己为之拼命的所有事情，也终将消散在死亡之后的稀薄空气中。但我已不再恐惧这消逝。我在能意识到的此时此刻无限延展，此刻的我就是一切。

我在水边静坐，看冰溶于水，青草的细尖从泥土缝隙露出端倪。我要寻找的东西在我的静坐中达到最大，比我曾经想要达到的宏大还要宏大。一切历史，一切威仪，一切缤纷，都不再能够笼罩我。它们都在我的世界。一旦发现了这一点，我就自由了。我居住在群山之巅、沧海之下。我居住在我之中，自由就在那里。

我第一次有了真的平静。

我开始看见历史。历史是那道光锥，我在光锥的顶点接受它们所有，再将它们发射出去。我时常在街上闲走。以往我常把自己放置在巨大国度的巨大洪流中，感觉自己是微不足道的颗粒被时间碾成碎末。而此时将一切倒置，将所有历史和未来放在我自身的版图上，我开始看到这座城市。

春节那几日，街上弥漫喜乐气氛，大小店铺张灯结彩，挂出喜庆的条幅或是打折促销的大幅海报。大商场外墙的宣传画从楼顶垂到地面，上面是巨幅美女捧出冬日里暖心的礼包。我站在天桥上看着桥下的公车站和熙熙攘攘的人。有的女孩撒娇地让男朋友给买一个气球，有的中年女人跟小贩砍价不依不饶。步行街拥挤得难以挪动步子，似乎全城人都出来购物，并以购物的方式狂欢过节。每一个小摊前面都围着层层人，买炸鸡烤串、奶茶蛋挞，热烘烘香喷喷脏兮兮，每个人的脸都是红彤彤的。

我很熟悉这种感觉，市井而热络。一直是座附庸之城，既受多方重视，又受最高层次的忽视和蔑视，市民们无所选择，只能接受地位，在夹缝里过好自己的日子。再没有比“百姓”这词更适合这里的人，寻常巷陌，烟火人家，坐在板凳上石头上谈一些市井传闻，乐子就在苦日子缝里。什么都不会太看重，更讨厌势利之徒，管你是帝王还是如花美眷，也不巴结，不过是段子里的笑谈，笑笑而已。

只要是市民，多半是工人。电厂棉纺厂硫酸厂冰箱厂钢铁厂自行车厂，形形色色的工业名称都不够用，还要用上数字，棉一棉二棉三棉四。厂房雷同，工人雷同，日子也就雷同。住着雷同的红砖楼，蹬着自行车，穿着蓝色粗布工服，去自由市场买菜，给小孩子买同样的水壶和铅笔盒。七姑八大姨都住得不远，没事就相互串门子，你家我家的事都串通着，大家小家的日子都一起过。全城下岗工人在街上以物易物，你买我一根油条，我买你一把花生，日子回到原始时代，用本能紧咬牙关。他们用最粗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焦虑：你个熊孩子，你给我好好读书，你不读书我抽死你。粗糙源于对自己一生的浓浓失望。对饥饿的恐惧，对未来的危机感，伴随小孩的少年时光。最终是难成大业的，区别只在于做一个快乐的平民，还是悲痛的平民。

城市在我出生那一年成为对外开放的十四个试点城市之一。爸爸在那一年秋天出走，到了冬天，就有源源不断的人和货物从港口进出。爸爸帮助厂里联系到的英国厂家很快签署合作协议，厂子从引进做起，很快涉足外贸，开始向欧洲供给廉价电器，进而成为国际企业，又成为谢家的荣耀。谢叔叔在谢老爷子步步为营的运筹帷幄中走上公司之巅，为他带来名头、束缚和无尽烦恼。企业一直前进，于是谢叔叔不能前进，这种困囿化为内向的忧郁和疾病，他的忧郁又化为微月的忧郁。世上的事，千丝万缕相互缠绕。

那一年的开放为我带来如此多的外部的资源。十岁左右，街上推着的三轮车会摆满厚厚的盗版世界文学，同桌的抽屉里开始出现摇滚乐。这是贫瘠的新华书店外面一片前所未有的花花世界。开放和封闭碰撞，冲击出泡沫幻想。世界变了，我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