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又问：“你什么感觉？”
老婆道：“什么感觉我倒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一张一张的……”
接下来的内容，因实在难以启齿，这里只能略过不提。不过，在我们家乡一带，这个故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会倒背如流。虽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和变体，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雪兰是女孩，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不奇怪。同彬刚开了个头，我就感到腻烦透了。应当说，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淫秽，但并不好笑。因此，当同彬刚刚讲完，雪兰发出一连串夸张的纵声大笑时，我和同彬面面相觑，彼此都有些疑心，这个故事，雪兰或许根本就没听懂。
雪兰心满意足地离开后，同彬看了我一眼，道：“你说雪兰这丫头，在那方面，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雪兰在心里偷偷地喜欢朱虎平，据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朱虎平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庞学勤。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要说起心中第一号的美男子，当然非王心刚莫属。可奇怪的是，雪兰横竖都看不上王心刚。她说王心刚的牙齿太大且不整齐（不如庞学勤那般细腻雪白），王心刚的脸盘太肉（不像庞学勤那般精致、坚毅，简直像刀刻似的），说话的嗓门水叽叽的（不像庞学勤那般瓷实、爽利、干净，就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听她这么一比较，你还别说，朱虎平与庞学勤两个人，不论是外貌还是嗓音，真还有点像。在雪兰看来，区别仅仅在于：“虎平的腿比庞学勤还要长一些，笑起来的时候，比庞学勤还要好看一些。”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红头聋子朱金顺就一直在忙着给儿子朱虎平介绍对象，仿佛全世界的漂亮姑娘都排着队，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村，任由虎平挑选。看来看去，朱虎平没有一个稍稍中意的。起先，媒婆要是领过来一个姑娘，虎平还耐着性子与人家周旋一番，到了后来，他从外面收工回家，一见家中来了陌生女子，连照面都不打，扭头就往外躲。眼看三十出头，还没有说上个媳妇，红头聋子急火攻心，三天两头往隔壁的老福家跑，央求她赶紧给想个法子。
老福倒是给朱金顺出了个主意：让姑娘预先脱得一丝不挂，钻到虎平的被子里等着，虎平一进屋，“你就把房门从外面锁住。到不了天亮，我保险你生米做成熟米饭。”
红头道：“好倒是好，只是不晓得人家女方肯不肯依。”
老福想了想，说，她娘家村倒是有一个现成的姑娘，人品、面相和脾气都好，就是胖一点。“这事包在我身上，不由得她不依。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那天晚上，虎平从邻村看戏回来，红头聋子见他哼着戏文进了屋，就依照老福的嘱咐，把房门从外面给反锁上了。不一会儿，红头聋子就听见儿子发了疯似的哇哇乱叫起来，还没等朱金顺打开房门，虎平穿着一条三角短裤，早已从窗户里跳了出去，蹿到了隔壁的老福家，逼着老福奶奶给他做个见证，在他床上躺着的那个姑娘，他连碰都没碰。
老福笑着问他，那姑娘人怎么样，虎平道，就见床上汪着一堆白肉，别的没看清。老福问他愿不愿意与这个姑娘成亲，虎平道，成亲不行，拿她来熬油还差不多。老福笑了半天，只得摇头叹气。
“那你晚上在哪里睡啊？”老福问他。
“跟你睡啊。天气这么冷，我正好给你老人家焐焐脚。”虎平笑道。
老福只得依了他。
虎平刚上床，老福奶奶就用脚去踹他：
“孩子啊，你要是一直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辈子也追不上。你要想在这世上找一个和梅芳一模一样的人，下辈子也找不见。这女人好不好，过起日子来才知道，围着锅灶转起来才知道。好孩子，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家，搂着你自个儿的老婆去睡吧。”
虎平在被窝里偷偷地挠老人的脚板底，呵呵地傻笑，就是不说话。
我曾听老福说过，朱虎平的娘还活着的时候，与窑头赵的梅家就结了娃娃亲。每年春节，梅芳都会跟着母亲到虎平家来走亲戚。到了春夏之交的农忙时节，虎平也时常被他娘赶去窑头赵村，帮着梅家耕田、插秧、收麦子。自打虎平的母亲去世后，两家的来往就慢慢地疏淡了。后来，梅芳因为当了干部，与高定邦兄弟的来往多了起来，一来二去，就与高定国成了亲。
朱虎平是个痴心孩子，他因心里惦记着梅芳，倒也没觉得单身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只是苦了他爹朱金顺。
当然，为朱虎平的单身而成天忧心如焚的，还不光是朱金顺。梅芳也渐渐感到了一丝难言的苦涩。每当她看见红头聋子满含怨恨地从身边走过，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两人平常在村子里见面，也总有些不自在。她有心要好好劝劝朱虎平，想来想去，就在灯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最高指示，恳求虎平忘掉自己，开始崭新的人生。
虎平给梅芳回了信。不过，第一个拆阅此信的人并不是梅芳，却是会计高定国。高定国在对朱虎平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也对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产生了很不健康的遐想。想象乃至虚构信件的内容，成了他夜不能寐、妒火中烧时的唯一消遣。一九七〇年夏天，高定国突然带人抄了虎平的家。他没能找到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却意外地起获了两床古琴和一张金丝楠木的琴案。他一时恼羞成怒，不顾朱金顺的拼命阻拦，不顾闻讯赶来的赵锡光如丧考妣的苦苦哀求，将那些“封资修”浇上柴油，付之一炬。
一天深夜，雪兰从灶间的竹床上一觉醒来，听见母亲银娣正用很小的声音与父亲在隔壁说话。银娣说：
“要说虎平这辈子，可算是被梅芳那货害惨了。那么俊朗的一个小伙子，这么熬下去，真要打上一辈子光棍，就太可惜了。”
父亲笑着说：“你要看他可怜，不如自己送上门去让他解解馋。我度量大。”
银娣怒道：“放你娘的屁！姓潘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父亲道：“要我说呢，这屎盆子也不能扣到梅芳一人头上。红头聋子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些个丫头，歪瓜裂枣的，一个比一个长得丑。虎平如何能看得上眼？这小子，心气高，凡事就爱掐个尖。若是遇上个把像我们家雪兰这个模样的，保管一箭就穿心！”
从父母的这番喁喁低语中，雪兰不难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即便在母亲的眼中，朱虎平也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美男子；第二，在父亲看来，也许只有自己的美貌，才能配得上虎平的俊朗英秀。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在她脑子里，萦绕不去的，始终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自己变成了那些求亲者中的任何一位，情况究竟会有多大不同？虎平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雪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被自己的骄傲和虚荣折磨得像打摆子一样。
当然，雪兰内心十分清楚，鉴于两人的辈分和年龄，她对虎平的渴慕只能烂在肚子里。因此，在她虚构的与虎平生死相恋的种种情节中，天下大乱和世界的突然毁灭就成了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年龄和辈分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
而在更多的时候，故事总是以虎平对她粗暴的蹂躏作为结局。
一天中午，雪兰正在磨笄山上寻羊草，远远看见朱虎平头戴一顶发黑的破草帽，肩上扛着一把铁锨，高挽着裤腿，懒洋洋地出了村，径直往西去了。那是六月的一个大热天，田野的秧苗刚刚返青，烈日烤得人昏昏欲睡，四下里静谧无声，望不到一个人影。伴随着心房的狂跳，雪兰甚至能听见流水在干涸的稻田里流过时发出的“滋滋”的响声。雪兰后来告诉我，不是她存心要在后面跟着，而是心里有一个“鬼”，在不断地催促她迈开双腿，懵懵懂懂地撵上他。
朱虎平的身影，在翠绿的秧田里转悠。他一会儿挖开田埂，让沟里的清水流进稻田；一会儿又在水沟里拦起一道水坝，让不断升高的水流漫过田陇。雪兰其实并不想靠近他。在割羊草的间歇，她偶尔抬起头来朝他望一眼，知道那个人还在，她心里就会涌出一阵阵秘密的喜悦：
在这个阒寂的午后，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地球虽然还没有毁灭，可是在这片空旷悠远的苍穹之下，只有他们两个人！
可是，当朱虎平走到十八亩的一个树林边，人影一晃，忽然就不见了。惟有光溜溜的一截地平线，还有在天上堆得厚厚的白云。
雪兰绕着那片树林，来来回回地走了两遍，也没瞅见虎平的人影，心里就有点惘然若失。她正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却在溪沟边的一棵大榆树下再次看见了他。
噢，原来，他正躺在溪沟的草坡上睡觉呢！
雪兰丢下草篮和镰刀，下到沟里，慢慢走到虎平的身边，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树荫下，伸手就去推了推他的胳膊。虎平还在梦中。他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扫了雪兰一眼，皱了皱眉，又接着睡，很快就打起鼾来。雪兰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又去捏他的鼻子。这一次，虎平倒是醒了，鼻子里吭了一声，一骨碌翻身坐起：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鬼丫头，搅我一梦。”
雪兰道：“朱虎平，你睡觉还张着嘴，就不怕树上的杨瘌子掉你嘴里啊？”
虎平笑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朱虎平’这三个字是你该叫的吗？”
雪兰道：“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叔叔可以叫，舅舅也可以叫。哎，我说你不好好去寻草，一路悄没留声地跟着我干什么？”
雪兰听他这么说，心里就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虎平嘴上不说，心里全知道。
雪兰咬着嘴唇，想了想，又道：“朱虎平，你狗日的也别神气！我手里拿着你一个天大的把柄，你知道吗？”
朱虎平略微愣了一下，扭过头来看了看她，似笑非笑地说道：“什么把柄？说说看。”
雪兰道：“那天夜里你和梅芳躲在蕉雨山房的凉亭里，鬼鬼祟祟，捣什么鬼？我要是把这事捅给高定国，保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这一嚷，虎平反倒笑了，露出一口庞学勤般雪白的牙齿：
“先别说这事，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梅芳在凉亭里躲雨的？”
雪兰把虎平的那顶破草帽抢了过来，看了看，按到了自己的头上，道：“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虎平道：“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祠堂里开会。散会后，我和梅芳一路回家。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就下起大暴雨来。瞅见那处院子里有个凉亭，就在那躲了一阵雨。噢，对了，那晚开会，你爹也参加了，你回去问问他就清楚了。”
“说得倒轻巧！”雪兰冷笑道，“既然是去避雨，那你干吗跟她讲什么下流故事？”
“下流故事？”虎平吃了一惊，像是被蒙在鼓里似的，完全摸不着头脑，“等等，什么下流故事？”
“怎么样，害怕了吧？你难道还要我把这故事跟你再说一遍吗？”
“你，说说看。”虎平的喉结猛地一伸缩，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雪兰见他死不认账，一赌气，就“一个村庄，一户人家”地讲了起来。
故事讲到一半，当那些令人难堪而羞耻的词语像水流一样从她嘴里汩汩而出，雪兰生平第一次准确地领悟到了那些语汇的真正含义。她的语速明显放慢，语调变得犹疑，支支吾吾，脸上一阵阵发烫。她低头弄着衬衣的衣角，根本不敢看虎平的脸。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讲下去的时候，她清晰地听到虎平在她耳边用一种她从未听过的温柔的语调对她喃喃低语：
“说下去。”
与此同时，她忽然感到自己半个肩膀变得麻酥酥的，因为虎平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搭在了她的肩上，然后顺着她的胳膊一直往下滑。她知道虎平的指尖不经意间轻轻地触碰到了她衬衣下的乳头（她浑身像过电似的打了个激灵），但她拿不准虎平是不是知道。她能听见虎平变得越来越急促的鼻息声。她在心里默念，惟愿时间停止在这一刻。淫荡、甜蜜、羞耻、忧伤和恐惧，彼此紧紧纠缠在一起。
雪兰的故事还在持续。
虎平还在喃喃地怂恿她：“说下去。”
雪兰一字不落地把这个故事讲完，偷偷地抬起头来，打量了对方一眼。这一看，雪兰不由得吓了一跳。
那是一张彻底变了形的扭曲的脸。
雪兰说，她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张恐怖的脸。那不是朱虎平的脸。那不是她平常所熟悉的庞学勤的脸。仿佛是正在经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楚，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堆在他的额头上，汇成了一道水流，从两鬓滑落。他的眉毛全都拧到了一块，喉结一伸一缩，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这张脸，贪婪，丑陋，甚至有几分猥琐，看那架势，就像要一口把人吞到肚子里似的。
看着这张脸，雪兰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这时，她听见虎平在叫她。
“雪兰。”
“嗯。”
“雪兰。”
“嗯。”
“雪兰”
“嗯。”
虎平叫一声，雪兰就应一声。同时，她在心里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只要他豁得出去，我是无所谓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虎平忽然怪笑了一下，朝她脸上喷出一口热气，松开了她的胳膊。他像是跟谁赌气似的，阴沉着脸，从斜坡上爬起来，弯腰捡起那顶破草帽，按在头上，扛起铁锨，一句话没说，走了。当他走到溪沟的坡顶上，忽然站住了，又回过头来望了雪兰一眼，随后，就加快了步子。
雪兰一个人在榆树下呆坐了半天。清澈的溪水漫过倒伏的水草，淙淙有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水潭里，一只刚刚长出新羽毛的野鸭子不时扎着猛子，游得飞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波纹。弯弯曲曲的溪沟逶迤远去，草色旷远芊绵，流水凝碧。
虎平的身影，在河道的另一端，已经走得远了。
在回家的路上，雪兰再次遇见了朱虎平。当时，他正在一块秧田里查找漏水的暗洞。他假装没有看见雪兰。雪兰走过他身边，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对他道：“朱虎平，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跟旁人说的。”
那时的朱虎平，早已恢复了原先的理智、宽厚和温柔。他的那张脸，也重新变得磊落而俊美。他朝雪兰凄然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低声道：
“别那么没大没小，以后见面记得要叫我叔叔。”
朱虎平和蒋维贞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是后来的婚姻生活，在我们那个民风放逸的山村里，一时间都堪称纯洁的堡垒。不过，若照同彬的话来说，所谓堡垒，本来就是被用来攻破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前后，自从三十七岁的蒋维贞被我堂哥赵礼平带到深圳和珠海去“开拓业务”之后，夫妻俩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朱虎平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为朱方集团旗下的一个成衣公司看守厂门。酒精中毒所导致的手颤，已让他拿不稳一根香烟了。凌乱的白发在头上飘动，眼神空洞而茫然。只有当马路上的消防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呼啸而过时，他那木讷浑浊的眼球才会突然放出一丝亮光。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朱虎平会不会想起自己家那台早已被废弃的水龙，想起自己身为救火会会长的那段光辉灿烂的日子。
<h2>
孙耀庭</h2>
工会图书馆是一个两层楼的灰砖建筑，隐没在一片翠绿的杉树林中，紧挨着职工食堂和工会俱乐部。墙砖宽厚、陈旧且结实，长着毛绒绒的碧绿苔藓。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进这座建筑，就会立刻感到一缕迎面扑来的阴凉，令人郁燥顿除，神清气爽。
沈祖英告诉我，这座图书馆建成的时间顶多也就十年。当年，厂里要修建一条通往江边码头的专用铁路，被一座巍峨的团城挡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说了声“挖”，筑路工人就在城墙上扒开了一个大豁口。厂部的领导觉得旧墙砖几乎完好无损，丢掉了有些可惜，就用这些城砖盖了这座图书馆。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这些城砖敲上去仍然当当作响，俨然金铁之鸣，“这样的砖头，我们厂连一块也造不出来。”
祖英说，几百年来，南京城头旗帜变幻，屡攻屡陷。每一块城砖，都吸饱了兵士们的鲜血，那些疯长的绿苔，正是兵士们的魂魄，“没人的时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会听到房子里刀剑相叩，喊打喊杀的嗡嗡声。”沈祖英在向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天生的弱点：胆小，且联想丰富。
我刚去图书馆上班的那阵子，正值盛夏，几乎每天午后都会下暴雨。当狂风从屋顶上呼呼地刮过，空旷的房子里的确回荡着一阵阵尖利的嚣鸣。不过，那声音听上去，倒不像刀剑相叩的厮杀和叫喊，更像是一声声满含幽怨的叹息。
按照厂里的规定，图书馆在周末照常开放，只是在每周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闭馆休息时间。祖英负责楼上两万多册图书的借阅和编目，而我则在楼下照看报纸和期刊阅览室。除了一些退休职工时常来阅览室翻看报纸和电影画报外，很少有工人来这里借书。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打发难熬的清闲，祖英每天都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到单位来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开抚平，挂在晾衣绳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个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烫衣服、叠衣服，沈祖英总有办法让自己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尽头。严格来说，那个水房只是一个天井——地上铺着青砖，水池的上方装有防雨的塑料顶棚，西南两边的砖墙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里还有一只烧开水用的煤球炉。
两棵高大的枣树筛下一地的浓荫。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会搬一张折叠椅，躺在满眼翠绿的天井里，嗅着衣服上淡淡的肥皂味，随便找一本书来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过那些鼠耳状的枣树叶，我注意到，在远处的一片收割后的麦田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砖塔。一座砖塔孤零零地耸立在麦地里，的确有些奇怪。砖塔后面，是一个月牙形的荷花塘（雪兰刚来的那些天，我曾带她去砖塔下转了转。可雪兰当时心绪不佳，对满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朴的景致无动于衷）。再往前，就是邗桥镇了。祖英的家也在那里。
我到达邗桥已经一个多月了。母亲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阅览室来了一个人。这人看上去五十来岁，梳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她一边翻阅着杂志，一边偷偷地透过鼻梁上方的眼镜，不时地觑我一眼。可她一旦发现我也在打量她，脸色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迅速把目光移向别处，装出没有看我的样子。
我一连试了几次，每次都是这样。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这人会不会就是我的母亲？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读者的样子，悄悄地溜进阅览室，会不会是为了在暗中观察我，留意我的一举一动？
我正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事，沈祖英双手蘸满肥皂沫，从水房里悄悄来到我身边，朝我递了个眼色，小声地叮嘱我，让我给那个女人倒一杯凉开水，送过去。除了这个女人之外，当时的阅览室里还有另外的七八个人。沈祖英为什么单单让我给她一个人送凉白开呢？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但还是决定照她的话去做。当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连头也没抬，不冷不热地说了句“谢谢”，仍旧在翻看杂志。我正要走开，忽然听见她向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悄声道：
“村里的青壮年都被敌人抓走了……”
那老头把手里的报纸一抖，抬头看了那个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声道：
“崔大嫂下落不明！”
随后，老头起身走开了。他独自走到窗边一个静僻的角落里，背转身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继续看报。
坦率地说，我当时被他们之间的对话弄糊涂了，心里想，像唐文宽那样喜欢说怪话的人，原来哪儿都有啊。我悄悄地来到水房，把这件怪事和祖英说了说。她在搓衣板上使劲地搓着一条灯芯绒裤子，不吭声，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条裤子在脸盆里投干净，让我帮她拧干，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声对我说：“那人是个疯子。你要留点神，千万别去招惹她。要是她发作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起来，人的意念有时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对某个事情动了念头，即便你明明知道这个念头是错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里留下的印记却绝非易事。你大概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是以王曼卿的样子来想象母亲的。自从我在图书馆见到那个疯子之后，就开始以这个疯子的形象，来想象母亲年老后的样子。毫无办法。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孙耀庭的前妻，知道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时期，作为南京戏剧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头角峥嵘，风光无限，但这个疯子，仍然会盘踞在我的记忆里继续扮演母亲的形象——夜半时分，当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试图要挽留住母亲那正在消退的虚幻面容时，每次拼合出来的，总是那个疯子的形象。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两个月之后。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厂办宣传科的小于来图书馆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后去一趟厂长办公室，孙耀庭有要紧的事要跟我谈。
那时，我已经预感到，孙耀庭终于要跟我谈母亲的事了。
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反复思量，我在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假如母亲提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不应该立刻答应。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无。我也应该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摇着尾巴冲她跑过去，也许反而会被她瞧不起。当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后还是会让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见，当孙耀庭在办公室里跟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晴天霹雳的悲伤，而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羞惭和难以置信。
孙耀庭给我泡了一杯茶，刚刚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我母亲已经走了。就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术室之后一直昏迷。事实上，她的喉管被切开后，又在监护室挺了两个多月。
孙耀庭说，他之所以拖那么久，才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也是为我好。他担心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这个消息，人会受不了。他还说，母亲过世之后，他也曾考虑过，要不要派人去乡下报个信，但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一来是路远，二来，自从首长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后，部队的那户人家一下子拥来了很多陌生的亲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殡仪馆，没有通知任何人。
“这么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孙厂长。
“是的，不在了。”
孙耀庭说，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一堆遗物，被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经很久了，“过几天我让小于给你送过去。”
我问他母亲死后葬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坟前看看。孙耀庭想了想，叹道：“没有坟。你母亲去世后留下遗嘱，让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扬子江中。至于他们撒没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记得，那会儿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可孙耀庭并没有开灯。他大概觉得，谈论这种事，待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会更自在一些。头顶上方吊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晃晃悠悠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刮捎声。热风吹在我脸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层薄雾。
“我听说，你在乡下有一个老婆？”孙耀庭点了一支烟，问我道，“去年，部队的人回来说，你是单身啊，哪里来的老婆？”
“那时还没有，后来就有了。”
“人死如灯灭。你妈妈的事，我们就先不说了。”孙厂长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提高嗓门对我道，“这样吧，我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两天，把老婆接来。你妈不在了，你的事我来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么时候来厂，我什么时候给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请你吃个饭，总抽不出时间，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把爱人接过来，我就在南京为你们接风。”
宣传科的小于将母亲的遗物送到家中时，我正在图书馆上班。箱子是雪兰接的。她事后曾告诉我，是有这么个箱子。里边“除了账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没什么稀奇东西”。她记不得将它塞在哪儿了。当然，房子就这么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为了不让雪兰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感到完全绝望，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向她隐瞒母亲已离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钢铁厂找到新的工作并时常夜不归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那箱遗物。我在墙边堆放蜂窝煤的一堆杂物中找到了那个箱子。
伤痛依旧新鲜锐利。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抄之外，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还包括一只墨绿色的绒面眼镜盒，一柄放大镜，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料图章，一双穿坏了的鞋子，还有一个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状是一头小猪，从上面“皮村李”的字样来判断，这枚哨子是从皮村的集市上买的，至于她为何将这枚哨子带在身边，我不得而知。
我应当坦率地承认，尽管多年来我对母亲的离开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阅读她写给我的这些信件时，眼泪从未断过。有时我端着一盆饭，一边吃，一边看信，看着看着，天就亮了。母亲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燃烧。正是那些正在燃烧的字迹，照亮了她那张缥缈不真的脸。她那忧郁、痛苦的形象，终于穿过时间的铁幕，具体而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知道哪里是她的脸，哪里是她的身，哪里是她的手，哪里是她的呼吸，哪里是她默默看着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夜，我读完了母亲的全部信件，拉开门，悄悄地走到了院子里。东方未晞，残月在天。满地的梧桐树叶上覆盖着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我朝东边看
我朝西边看
我朝南边看
我朝北边看
不管朝那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我沿着厂区的那条铁轨往西走，抱着一种“看看到底能够走到哪里去”的麻木，终于在天亮之前来到了江边的货运码头。我找了个静僻的地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滚滚东流的扬子江，看着晨风中吐着白絮的芦苇，看着初升的太阳将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红。
如果他们真的把母亲的骨灰撒到了扬子江中，它一定会顺流东下。它一定会绕过西塞山的古炮台，飘过燕子矶，流经焦山的古塔，穿过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来到我的家乡。随着江水在圌山一带分流，母亲的骨灰将经由数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终抵达她的出生之地兴隆镇，停在她家茅屋西侧的河道中。
在最后一封长信中，母亲仍把她儿时的故乡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详细地记录下了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天，我外公带着她们姐妹四人去河里采菱角。外公为了逗她们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摇晃。小船在剧烈地晃动，天空中的云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着晃动。外公摇啊摇啊，她们笑啊笑啊。没人知道几年后她们姐妹四人就将天各一方。
惟有小姨妈留下来的那双被穿坏了的绣花鞋，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兴隆。茅屋早就不见了，曾经长满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盖了一座电镀厂。污水四溢，蒿草遍地。
一个小孩在厂门口拉屎。
在邗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孙耀庭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把家眷安顿在南京市区，待在厂子里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刚进厂那阵子，孙耀庭不管到哪里，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来，自行车就换成了 “波罗乃兹”，再后来，“波罗乃兹”换成了桑塔纳。等到他终于坐上了奥迪之后，连开关车门都由司机代劳。
一九九六年，邗桥镇四周的山峦被附近几家砖瓦厂夷为平地之后，因烧砖的原料难以为继，我们厂开始了第一次转型，成了一家生产钢门钢窗的股份制企业。孙耀庭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工厂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带着小于，来图书馆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总部做秘书。那时，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时找不到个人商量，就对孙耀庭说，能否容我考虑两天。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图书馆这个安静的地方。
差不多三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突然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们把楼上楼下转了个遍，一边东张西望，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厂部“图书馆全部腾空，改作他用”的通知。当几个身穿工装服的人来到图书馆，将楼上那两万册图书成捆打包，运往纸浆厂回炉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这座用旧城砖盖起来的建筑，被新上任的董事长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这里。
我被人从图书馆扫地出门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才在公司的园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负责照料厂区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孙耀庭陪着董事长夫人来园林科挑选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劲，心里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当初让我去南京当秘书的承诺。不过，孙耀庭仅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还好吧？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聚聚。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几年后，改制后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再次陷入困顿之中。在年末的职工大会上，孙耀庭在与职工代表对话时，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他让小于传话给我，希望见我一面。我买了一兜子红富士苹果和一箱猕猴桃去医院看他。他头上缠着绷带，把正在给他喂汤的护工赶到门外的楼道里，这才神神秘秘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赵礼平的人。
经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赵礼平都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孙耀庭说，厂里经营困难，几千张嘴都冲着他张着要饭吃。如今他连跳扬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赵礼平。他在省委党校的一个礼堂里见过礼平。孙耀庭递上名片，态度谦恭，堂哥连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转身就走了。孙耀庭让我看在死去的母亲的分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
“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伤好了，你，你堂哥，一块坐下来吃顿饭，好不好？只要他答应来，我就派专车去接他。”
从医院出来，我就给堂妹金花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请堂哥来南京见个面。金花说：“见什么见，他人还在蒙特利尔呢！”我给孙耀庭回了话，他在电话中“噢噢”了两声，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
“蒙特利尔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时，我已经在公司里办理了退休手续，买了一辆旧红旗，在邗桥开出租车。有一天，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酒楼门口，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女孩拦下了我的车。她手里扶着的那个喝醉酒的老头，正是孙耀庭。在我认出他的同时，我相信孙耀庭也认出了我。他横下心来，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对我们双方都好。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位老熟人会在车上突然跟我寒暄起来，真担心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口头禅：
“哪天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我的车开出去没多久，孙耀庭就很不客气地喝令我停车。他和那个女孩下了车，很快又拦下了另一辆出租车，从我车旁嗖地一下，过去了。
<h2>
婶子</h2>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别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
我赶到康复医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门口等我。他说婶子刚吃了药，正在昏睡之中，让我等会再进去看她。他把我带到了隔壁的一个宽敞的休息室里。金花也在那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游戏。金花让他叫我舅舅，那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没吭气，金花也没再坚持。房间里还坐着三四个陌生人，他们眉头紧皱，都在抽烟，不说话。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护士夹着一个病历本，推门走了进来。她刚问了一句“谁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来，把护士也逗乐了。
我跟着护士，来到了婶子的床前，坐在了窗边的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婶子微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两行浊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溢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婶子把叔叔支到门外，以便“让我们娘儿两个，安安静静说说话”。
一听见婶子说“我们娘儿两个”，我心头一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婶子抬起她那只插着吊针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离她更近一些。随后，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喃喃道：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辈子呆子。叫惯了，你的真名叫个什么，我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个什么？”
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你要习惯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没事。”
“没错。是叫赵白鱼。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条白鱼从燕塘的水码头跳上岸来，你爸爸去河边挑水，捡着了。他是个算命的，大概是觉得吉利吧，就给你取名叫白鱼。白鱼啊，你说婶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机菜，喝的都是矿泉水，不抽烟不喝酒，早晚散步两次。怎么偏偏叫我得这个病？白鱼啊白鱼，婶子得了这个病，也不奇怪。婶子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病就是报应。对不起，白鱼。对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那苦命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