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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珠</h2>
章珠，小名珠子、珠儿。一九三零年九月生于沙洲兴隆。在章家的四个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亲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岁那一年，父亲在遍尝各类仙丹妙药之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和大笔的债务。为了确保章家的这根独苗能够在兵燹和饥荒中存活，母亲只能从四个女儿身上打主意。
大女儿被卖到了苏北的东台；二女儿由一艘下水船带到了常州的夏溪，给人当童养媳；而章珠则被“过继”给了长江对岸南徐巷的一户人家。那一年她十三岁。
南徐巷的这户人家姓彭，养父长年在无锡与河南许昌之间往返，贩卖烟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养母一人。养母刚过五十岁，眼睛几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之外，还要时常陪她去庙上烧香拜佛。如果你认为，一个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斋念经的女人脾气也一定很温和，那就错了。这个瞎子念及自己的双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义，以及世上的种种不顺，满腹的怨毒无从发泄，就会变着法子来折磨这个羸弱的“江北佬”。养母在心情比较好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候，也会教她认几个字。有时在庙里的禅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总是亲昵地称章珠为“我的小拐杖”。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当她顶着六月的大太阳，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终于抵达江北老家时，母亲正在村头的秧田里拔草。她见到章珠，先是惊愕，继之以笑，然后是哭，最后则是一整宿辗转反侧的愠怒与哀叹。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将半碗大麦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顿地问她道：“告诉我，你姓什么？”章珠一愣，忙说：“我姓章，叫章珠啊。”母亲立刻神色严厉地纠正她：
“不对，你不姓章。现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与我们这个死人的人家，再无半点瓜葛。记住，若让我再看见你回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不要怪我心狠。这扬子江，一年到头水流不绝；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这半碗大麦粥，你就走你的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见。”
章珠见母亲这么说，就知道这家待不住了。她没有喝那半碗大麦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门后偷听的妹妹相拥而泣。然后，她在熟睡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气，咬了咬牙，出了家门。
从他们家到长江的渡口，整整十二华里。她只顾着哭，没看见母亲在身后一路跟着她。在等候过江船的时候，母亲将手里的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递到她手中。那是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米，隔夜为她煮好的白米饭。那团装在袜子里的白米饭，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变了味。瞅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瘦弱母亲，章珠默默流着泪，将它吃得一粒不剩。母亲安静地坐在女儿身边，用手撩起她的头发，问她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章珠说，那是在墙上撞的。母亲又问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么落下的，章珠说那是“江南的妈妈”用熏炉砸的。最后，母亲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块淤青上。章珠原以为母亲会问她这块淤青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只是哭，没再吭气。等到她哭够了，就将女儿的头扳过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
“你走后这半年，娘没有一次睡觉不梦见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辈子投错了胎。儿啊，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经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时不要回头看。”
章珠一上船就开始呕吐。当她把刚吃下去的米饭都吐干净以后，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离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江边的堤岸上，身影越来越小。她知道母亲在哭，在喊，在呼天抢地。除了船侧静静的水响，她听不到任何声音。
章珠第二次从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后的春末。这一日，她没敢贸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门口外的一片竹林里。她在那里一直躲到天亮，终于等到了早晨来河边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诉她，母亲已在浙江富阳镇上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跟那里的一个茶叶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两人坐在江边的芦穗丛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后一班过江船渐渐拢了岸，妹妹从怀里取出一双油皮纸包着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让章珠把脚上的那双旧鞋子换下来。妹妹噙着眼泪，对章珠说，那是母亲给她新做的一双绣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们姐妹今生不能相见，就让这双鞋子做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我。”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章珠就是我母亲。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带着媒人马老大（还有我父亲的一张小照）来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亲。一路上，马老大不时地提醒我祖父，据她探知来的消息，那个瞎子的脾气颇有些古怪。“他们从江北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个女儿，为的就是防老。万一她提出让男方入赘，我们如何答复？”祖父让她见机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给了她谈判的底线，“倒插门的买卖我们不做。一闻此话，我们扭头就走。”
马老大的担忧是多余的。瞎子除了对彩礼的数目稍微表示了一些异议之外，对这门亲事倒是一口应允。据马老大后来说，瞎子在无锡卖烟草的丈夫，叶落归根，要回到南徐巷来养老。这老头对养女的非分之想，让瞎子成天忧心忡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不妨碍她从丈夫跟养女说话时那“丑态百出”的腔调中，推断出我母亲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亲即刻从南徐巷消失。最后，她甚至对马老大这样说：“我们当初买她是多少钱，你们就付多少钱。就当我们白养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带走，何时成亲，全凭你们一句话。”
当马老大笑眯眯地来到前厅，将正在和香烟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边，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带走时，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带什么带？乱弹琴。我儿子人还在上海呢！”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两年后，他们生下了我。后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撇下了我，从此离开了朱方镇，直到她去世，再也没回来。
据我婶子说，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马祠村给人算命时，对一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做出了“没出息的丑事”。事后，这户人家纠合了三四十个亲眷和乡邻，连夜打上门来，闹了个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这话也许不错。可老福奶奶对这件事的说法，则要详尽、具体得多。那是我即将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说：
“有一年，你爸爸去马祠，就是魏家墩后的那个小村，给一个睡觉老梦见蛇缠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亲对人家用了什么法术，他前脚从马祠回村，那姑娘后脚就跟了过来。她这一来，就不走了。拽着你父亲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亲那阵子在乡里当妇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见家中多出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黄花姑娘，如何不气恼？事情闹开了，德正、宝亮、银娣和新珍他们，都赶来劝解。新珍让你妈在我家先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银娣负责将这个姑娘送回家。可当天夜里，马祠那户人家访到了姑娘的踪迹，带了一伙人，举着松明火把打上门来了。这也不能怪人家，一个十八九岁的独生女，凭空就不见了，怎能不急红了眼？我听见那伙人口口声声要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就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好嘛，邻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觉，都赶来看热闹，把燕塘围得密不透风。你妈一边在窗前给你喂奶，一边哭着问我，万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这个孩子？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太好。还真别说，那姑娘对你爸爸也是铁了心。后来，你父母办了离婚，这户人家听说了，又回过头来托人上门找我，有心要撮合这门亲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寻死觅活的，眼见得就要疯了。我去探听你父亲的口风，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我连杀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与她成亲？’”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革命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后，她和严政委都留在那个大院里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她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转悠，看见首长那么大的官，竟然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执铁皮花洒，亲自给花草浇水，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些感动”。
母亲从南京回到了县里后不久，就接到了首长本人给她写来的一封长信。她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封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严政委，向他报告说“有人冒充首长的名义，给我写流氓信”，可严政委读完了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说什么呀！正常的感情表达嘛！你看噢，人家与你见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对你表示好感，这怎么是流氓信呢？现在是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达感情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嘛！”
母亲回到住处，又偷偷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她觉得这封信写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乱跳的心，连一秒钟都静不下来”。“他那样一个人，莫非也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人？”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愕中，她对首长的尊敬增加了。
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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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h2>
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穿过一片地势低洼、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
沈祖英对我说，按照孙厂长的安排，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过，你可别担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你就凑合着住两天，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来住。”
薛工的家，在一个简陋低矮的小院里。两间正屋。门前的空地上，有一块菜地。西侧还搭着一个灶披间，紧挨着山脚下的一座变电站。如果你凝神屏息，就可以听见变压器嗡嗡的电磁蜂鸣声。
沈祖英没有随我进屋。她告诉我，厨房的灶台上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挂面、鸡蛋和西红柿。随后，她又嘱咐我，明天用不着去图书馆上班，不妨先休息几天，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邗桥镇上转一转，买一些生活用品。交代完了这些事，祖英将钥匙交给我，就晃动着手里的电筒，沿着斜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听着屋顶上辟辟扑扑的雨声，我憋着一泡尿，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过来。起先，有好长一阵子，我都误以为自己躺在故乡安静的阁楼上，心里还在惦记着去给牛圈里的两头牯牛换草，带它们去风渠岸边喝水。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烟味以及对面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现实中。
我趿拉着鞋子，拉开门，走到了细雨濛濛的院子里。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零星地长着几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院墙边堆放着几捆劈柴和树枝，树枝的缝隙中，长出了大片的牵牛花——它们顺着石头垒成的墙面，一直爬到了厨房的屋顶上。我所在的这个小院，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高压电线从房顶上越过，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滩里荡出了一个巨大圆弧。顺着这个圆弧往下看，我发现整个厂区蜷缩在三面环山的一个亮汪汪的沼泽地里：星星点点的厂房、工棚和砖窑依山而建，被挖开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块和黄土。挖土机在雨中静伏。一道山间溪流，裹挟着泥浆和沙石，从茂密的树林里奔冲而下，最后汇聚成了一条宽宽的洪流，沿着山脚蜿蜒西去，将昨晚经过的那处篮球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
越过脚下那片长满芦柴和茅草的滩地，可以看见一排居民楼正在雨中施工。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大片纵横交错的河道、收割后的麦田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村。
应当说，除了乱、脏和荒僻之外，这个地方与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只身一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可不是为了欣赏什么山野风光！在这个荒凉的山坳中，唯一显示出现代气息的设施，大概就是那条横贯整个厂区的铁路了——为了便于砖瓦外运，工厂铺设了专用的铁轨，它一直延伸到了东山的山脚下。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一辆小火车突突地冒着浓烟，从杂草丛生的铁轨上缓缓驶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站在濛濛细雨中正在打探、掂量这座工厂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雪兰。或者说，自从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车的那一刻起（我刚上车，一个趔趄，就把一个年轻姑娘脱在地上的凉鞋踢得找不见了。她不停地骂我乡巴佬，直到沈祖英帮她找到了那只鞋，并代我向她一再道歉），我就在用雪兰的目光，偷偷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必须将自己变成雪兰，并在心里暗暗推测，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来到“南京”之后，可能会有的种种心理反应。
坦率地说，经过一连几天的冷静观察，我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可以让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兴的理由。这无疑加重了我的忧虑。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一阵阵向我袭来的思乡之情，也让我的心急速坠入黑暗的深渊。
当然，这个地方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里似乎应当顺便提一下，在东边那片起伏的山峦背后（那里矗立着霍夫曼窑高耸入云的两根大烟囱，一刻不停地喷着白烟），还趴着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这座名为“9327”的钢铁厂，与它建厂时的神秘传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我后来听说，空军的两架战机在例行训练时，每次飞越这片山峦，仪表盘的指针都会发生奇怪的偏转。不久之后，从北京派来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很快就探明了巨大的磁性铁矿的准确方位。1959年3月27日，随着大批上海钢铁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抵达，9327钢铁厂破土动工。
大批上海人的到达，一夜之间，为邗桥这个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许多时髦的亮色——他们不仅使得邗桥有了“小上海”的名号，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风俗、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比如说，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邗桥人，都会自然地把“茄子”称为“落苏”，把“洗澡”称为“打浴”，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通通称为“垃圾瘪三”。在写给雪兰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将“小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向她详细地做了介绍。
在9327钢铁厂与我们工厂之间，有一条不长的隧道在山间彼此通连。一到星期六的中午，那些从上海来的男男女女，就会穿着鲜艳时髦的衣服，成群结队地从隧道里拥出来，穿过我们工厂的厂区，前往102路公共汽车站，去南京和上海过周末。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砖瓦厂那些衣衫褴褛、自惭形秽的工人们就会谦卑地闪向路边，自动给他们让道。
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也会身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混杂在这伙花花绿绿的上海人中，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吃惊？
这年的九月，我回了一趟老家，正巧赶上了德正的葬礼。
德正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埋在了村东的那片桑树地里，离我父亲的坟不远。在桑树的浓荫下，春琴蹲在地上，一边为德正烧纸，一边哑着嗓子对我说：
“我不管你什么薛工不薛工的，这一回，你无论如何得把雪兰带走！我就不信，你把老婆带去，你们厂长会拦着不让她进屋。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娘那张嘴！这世上难听的话都被她一个人说尽了。别说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头，也得把雪兰带走。谁叫你当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亲，现在知道懊恼，迟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更懊恼的事，还在后头呢。”
我对春琴说，我倒也不后悔跟雪兰成亲，而是根本就不该去南京，“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我现在连做梦都想回到村子里来放牛。”
“回来好啊！”春琴揶揄道，“你要是回来了，我们就并家过日子。家里有了个男人，也省得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
大概是觉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说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合适，春琴静默了一会儿，丢下手里的树枝，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纸灰，接着道：
“不跟你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了。有一句话我要先说在前头。龙冬今年十二了，等他年满十六岁，我就让他去南京找你，好不好？到时候你托托人，替他在厂子里谋个差使。”
我家的那个阁楼空关了几个月，一时无法住人，这次回乡，我只得寄居在雪兰的家里。在我终于答应带雪兰去南京之后，银娣和小武松对我的态度骤然改观。在雪兰不断的暗示、央求和撺掇下，我把心一横，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银娣妈妈。当时，银娣嘴里正含着一口饭，被我冷不防这么一叫，明显地吓了一哆嗦，被饭团噎得直翻白眼。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饭咽了下去，泪水夺眶而出。老两口一激动，当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我们，他们和小斜眼三个人，挤在了灶屋里的两张竹床上。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脑球的清香中，久久难以入眠。帐外蚊声如雷，帐内汗出如浆。我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雪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低声道：
“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你住的房子里，有没有装空调？”
我应当老实承认，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空调”这个词，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谓的空调，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我知道，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小上海”的过度吹嘘，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用不着看她的脸，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畏惧和失望的涟漪。
烈日下的热浪，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丑陋，一座接着一座。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没走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随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溅起沉重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城市风貌”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而是源于心中“妈的，我倒要看看，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一类的疑问、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
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在桌边坐定（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她视而不见），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
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我凄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挺好！”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
“你闻闻，这屋子怎么老有一股怪味？怎么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使劲地嗅了嗅。还别说，在陈年的烟味中，确实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怪味。
我正想着如何去安慰她，忽听雪兰又道：
“要是那个该死的薛工半夜里突然回家，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有一天傍晚，我从工会图书馆下班回家，刚走到门前的那片草滩里，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起先，我还以为是家里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吓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雪兰把墙角的那个柴禾堆点燃了。她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正把被褥、床单、蚊帐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去烧。邻居家的孩子远远地站着，朝这边张望，被浓烟呛得直咳嗽。我问雪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铁青着脸，不答话，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张竹席拿了出来。她的动作过于莽撞，竹席让门框挂了一下，差一点把她带倒。等到这块竹席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雪兰嘭的一声甩上门，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雪兰一夜未归。
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结束后，我在工会礼堂的侧门口截住了正想匆匆离开的孙耀庭。我跟他说了妻子放火烧蚊帐的事，问他那个姓薛的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耀庭一脸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满脸堆下笑来：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这里忙得七手八脚的。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我还没请你吃过饭。噢，对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说过，要把工作从医院换到澡堂去，换了吗？”
我压住心头的火，把昨晚雪兰在院子里放火烧被褥的事，再次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孙厂长挠了挠头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随后，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薛工的确是出差去了。我没骗你。不过呢，他这趟差，出得有点远就是了。”
“什么意思？”
“死啦。回不来啦！”孙耀庭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挺好？那房子也没人跟你抢，你们夫妻俩，可以一直住下去。”
说完，他就在一伙干部的簇拥下，绕过一排夹竹桃树林，急匆匆地走了。
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会图书馆的水房里洗衣服，笑着告诉我，就在我来厂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么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孙厂长怕你们乡下人忌讳，不让我跟你说。要我说，你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这档子事，厂里专门给高工、专家准备的房子，独门独院，你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我和雪兰夫妻关系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过某个危险的临界点，就只能朝着它既定的最后目标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后，雪兰突然辞去了澡堂里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钢铁厂当了一名质检员。起先，一个星期中，她总有一两天不在家住。到了后来，有时一连两三个月，你也看不见她的踪影。再后来，我就听说，雪兰跟9327的一个上海技术员已经公开同居。有时候，她回家来取东西，那个技术员就在院子外面站着，抽烟，等她。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故，雪兰从不解释，至于离婚一事，雪兰也只字不提。我心里暗暗琢磨，或许，她是在等着我把离婚这件事提出来。于是，趁着她有一天回来翻箱倒柜地找耳环，我就主动地挑起话头，与她商量起了离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雪兰明显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头上摸了摸，道：“我说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这时候离什么婚？你们厂邗桥新村的房子已经封顶，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离婚，你一个单身职工，分什么狗屁房子？难道说，你愿意一直在这个死人的屋里呆下去？房子分下来，全归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我们之间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下泪来。
五年后的一个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门口，最后一次遇见雪兰。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货商店里边走，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正拎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走。当我认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走出门来的，是我的前岳母银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看见我，忽然就僵立不动，上嘴唇黏在牙龈上下不来了。雪兰倒是反应快，她把手里举着的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丈夫——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让他叫我“娘舅”。
小武松给了我一支烟。我们都没有说话。没抽几口，银娣他们已经在公共汽车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着脸，一声没吭，走了。
我还记得，雪兰跟我离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她曾经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取走她寄放在这里的一包衣物。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她在屋里四处嗅了嗅，问我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我说了一句客气话，留她一块吃晚饭，没想到雪兰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去厨房，将一盘肉丝韭黄回锅热了热，又炒了一盘水芹，还烧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
我知道她刚带着爹妈去了一趟上海，吃饭时，就随口问了问她去上海的情形。雪兰说，别的都还好，就是他爹小武松与公公“搞不到一块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副厂长，骨子里有点瞧不起乡下的这个亲家翁。不过，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们家客厅里吐痰不说，吐完了，还要习惯性地用鞋底擦一擦，烟灰更是弹得到处都是。
关于她与“小胡子”在上海的婚礼，雪兰一句都没提。
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雪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一溜电影海报，笑着问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没有在心里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位女演员？”
我知道她在没话找话，可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对她说，我起先喜欢过扮演金环和银环的王晓棠，后来是《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最后是《杜鹃山》里的杨春霞。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过电影里的什么人？”我把这个问题还给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对她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雪兰说，她可不像我那么花心，从小到大，她只迷恋庞学勤。庞学勤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至于他到底演过哪些电影，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雪兰忽然停下筷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她的少女时代，在乡下，她的心里一直珍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如果她曾长年累月默默地思慕着一个人，连做梦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首先想到的这个人，当然是同彬。
雪兰摇了摇头。
我接下来提到了脸上微有麻点却不乏英武之气的复员军人高定邦，提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文静秀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别人的小白脸高定国，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夹着一支短铅笔、说话幽默刻薄的赵宝明。
雪兰从我手中拿过烟头，抽了一口，轻轻吐了一口气，道：
“你想歪了。”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饭的时候，雪兰突然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h2>
朱虎平</h2>
现在，我们不妨让时间倒流，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永胜、同彬还有礼平兄妹在村里躲猫猫。快到半夜时，一阵闷雷滚过，大风骤起，天气陡然变得清凉。雪兰说，要下雨了，不如散伙回家，她第二天一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韭菜呢。可礼平不同意。他说，时候还早。虽说永胜被他爹拽走了，还有他和金花。如果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不到我们，就输给我们一人一根赤豆冰棍。雪兰让他发誓，礼平就发了毒誓。我、雪兰和同彬躲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去村西赵孟舒先生吃砒霜的那个蕉雨山房里去藏身。雪兰和同彬躲在楼上，我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台阶前。
很快就下起雨来。
我听见雪兰的奶奶在村中焦急地呼喊她孙女的名字，可雪兰没法应答。据说，同彬那时候正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因为，几乎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过后，他们俩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在蕉雨山房西南角的那个凉亭里，突然多出了两个人影。
同彬和雪兰蹑手蹑脚，弓着腰，从楼上下来，一左一右地蹲在我边上。两个人都确信看见了赵孟舒的鬼魂。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可还是没忘了问他们：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是赵孟舒的鬼魂，那另一个又是谁呢？
正这样想着，电闪雷鸣中，我们总算看清了。他妈的！在凉亭里面坐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赵孟舒的鬼魂，而是朱虎平和梅芳！
另一个问题接着又来了：在这漆黑一团的暴风雨之夜，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十二点，这两人神不知，鬼不觉，跑到蕉雨山房的凉亭里来做什么？
“一定是在搞腐化！”同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们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觉我们躲在这里。否则，他们的奸情一旦败露，狗急跳墙，是要杀人灭口的。”
雪兰小声嘀咕说：“照我看，他们倒也不像是在搞腐化。两人隔得八丈远，好像谁也不愿搭理谁。”
同彬鄙夷地看了雪兰一眼，道：“着什么急啊？我敢打赌，用不了五六分钟，他们俩人就会抱在一起，亲嘴，摸奶，脱裤子。”
我们几个趴在一丛芭蕉的后面，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连大气都不敢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虎平和梅芳两个人，隔着凉亭里的石桌，东西对坐。石桌上除了一只白铁手电筒之外，别无他物。朱虎平两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正在滔滔不绝地跟梅芳说着什么。当梅芳跟他说话时，虎平的身体会微微前倾。有时，他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看天色。梅芳呢？她正在把披在肩头的长发重新盘在脑后，并不时腾出手来，拍打着腿上的蚊子。看得出，她不怎么在意虎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直在笑。
蟋蟀和青蛙早已停止了鸣叫，满院的萤火虫此刻也已经看不见了。雨点打在荆棘丛中，打在芭蕉宽宽的叶面上，打在屋顶的碎瓦上，打在庭院的石阶上，满耳都是沙沙的雨声。当闪电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在天空绽放火树般的裂纹时，我们才能看见梅芳的那张脸，看见她那光裸的手臂。
雪兰忽然说：“要是能够听见他们在说什么话就好了。”
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同彬。他二话没说，就把身上的白背心脱了下来，一猫腰，翻过长廊，钻进了东边院墙下的树丛里。他光裸着脊背，在荆棘丛中一点一点地向凉亭靠近。大风中被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木，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闪电让梅芳的脸在黑暗中闪闪烁烁。每一张被定格的脸，都在笑。没过多久，雨就渐渐小了。朱虎平和梅芳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走？”虎平问了一句。
“走。”梅芳答道。
朱虎平抓过桌上的手电筒，一个人走在了前面，梅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当他们翻过蕉雨山房院墙的豁口时，虎平伸手扶了梅芳一把。仅此而已。
两人在院墙外道了别，一个往西，一个往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虎平和梅芳刚离开，雪兰就仰着脸问同彬，刚才朱虎平跟梅芳都说了些什么。同彬从她手里接过汗背心，把满身的树叶和草茎胡乱地捋了捋，低低地骂了句“晦气”，没有接话，眼神略微有些落寞。
我们三个人走到同彬家附近的弄堂口，正想各自回家睡觉，雪兰再次拦住同彬，问他刚才虎平到底说了什么话，让梅芳笑得差一点昏死过去？
同彬笑道：“虎平跟梅芳说了一个故事。”
雪兰道：“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同彬道：“你真想听？我可告诉你，挺下流的。”
雪兰道：“下流就下流，怕什么？”
于是，同彬想了想，就靠在弄堂口的墙上，和我们讲起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村庄。
一户人家。
一对夫妻。
有一天傍晚，老婆嘱咐丈夫去邻村的代销店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一斤火油，一刀草纸。丈夫出了门，但并没有走远，他躲在门前的一棵枣树下，查看动静。很快，他看见住在隔壁的村长从门里探出脑袋，四下里望了望，偷偷地溜进了他们家。丈夫不声不响地绕到了西窗下，踮着脚，听壁根。他听见自己的老婆和村长在床上翻云覆雨，还听见老婆断断续续地问村长：
“怎么样？惬意不惬意？”
村长说：“惬意的。惬意的。”
老婆又问：“什么感觉？”
村长道：“什么感觉我倒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是一惊一惊的。”
村长问老婆：“你呢？惬意不惬意？”
老婆道：“惬意的。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