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天地一片空阔。
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在雨中走了很久，来慢慢消化心里秘密的喜悦。当我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濛濛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似乎觉得压抑了我两个多月的羞耻和烦恼，被呼呼刮过的春风荡涤一空。
出了这桩丑闻，堂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他走到哪里都梗着脖子。他看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乖戾，就像一头凶狠的小兽，仿佛在咬牙切齿地警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村里的女孩子一看到他赶着猪郎出现在视线之中，立刻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彬和我也很少与他来往。就连叔叔见到他，也绕着道走，有点怕他。
据说，出了那件事后，叔叔照例拿着一根棒槌，将礼平关在猪圈里暴打。开头几下子，礼平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后来，他见父亲当真要往死里整他，就突然“哼哼”怪笑了一声，对父亲道：“我念你是个瘸子，不和你计较，让你打几下算了。可你这老狗，这么不识相，居然得寸进尺！你他妈再不收手，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叔叔被他一吓，呆呆地在墙上靠了半天，气得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事后，他仍然没忘了逢人就为儿子的丑事辩解，说他“本质上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只要他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到同彬与礼平的疏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丽华那件事。同彬曾多次提醒我，“你那狗日的堂哥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他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我们惹不起他，倒还躲得起！”他对礼平的看法与父亲生前的预料如出一辙。
有一次，我和礼平、永胜、同彬四个人在一起打升级。我与同彬合家，永胜与礼平一伙。礼平摸了一手无分牌，说了句“造反”，就将牌往桌上一摊。同彬是个细心人，怀疑有诈，就一张一张地查验，最后发现了一张藏着的“梅花五”。同彬跳起来，骂他耍赖。礼平倒也不急，只是淡淡地道：
“这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嘛！五分也可以造反！”
随后他又威胁说，如果不让他造反，他立刻起身回家睡觉。同彬眼见好不容易聚起的牌局要散，只得咽下这口恶气，同意礼平修改规则。可是，没过多久，同彬也摸到了一手五分牌，便摔牌造反。礼平要比同彬大气得多，他根本不屑于去查牌，只是冷冷地说：“你又不是造反派，他妈的造什么反！你们家本来就是漏网地主，根本没资格造反。赶紧把牌拿回去，我们接着打。否则的话，我们即刻散伙回家。”
贪玩的同彬权衡了一下利弊，再次决定忍气吞声。那天晚上，由于心里别扭，怎么也压不住屈辱的邪火，我和同彬输得一塌糊涂。我输掉了两张珍贵的“中华”牌烟壳，同彬那顶别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最后也戴到了礼平头上。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加上雪兰和堂妹金花，在一起躲猫猫。
礼平、金花和永胜先躲。他们藏在红头聋子家和老福家夹墙的甬道里，我们三个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找了出来。轮到我们躲了，正撞上更生从唐文宽家下棋回家。他远远地朝永胜喊了两声，永胜正与礼平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没顾上理他。更生就叉开大步走了过去，也不说话，照着儿子的肚子就是一脚。随后，不由分说，揪住永胜的耳朵，将他提溜回去了。
天空忽忽地打了两道闪，滚过一阵响雷。一阵风过，地上的树叶随着尘土打起了旋子，闷热的天气陡然间变得凉风习习。雪兰看了看天色，说：“好像要落雨了，不如散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花生呢。”
可礼平不让，“两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等明天卖棒冰的人来了，我输你们每人一根赤豆棒冰。”
听他这一说，同彬就来劲了。他督促礼平和金花冲墙站着，高举双手，以标准的行刑枪决的姿态紧贴在墙面上，十分钟之内不准回头。为了防止他们偷看，我们故意先向东边的桑树林里跑，中途又悄悄地返回，沿着燕塘对岸的河堤，重新潜回到村中。最后，我们翻过蕉雨山房的一段倾颓的围墙，来到了死鬼赵孟舒杂草丛生的院中。
我们先在院中堆满太湖石的凉亭里躲了一会儿，后来，同彬又建议我们干脆躲到楼上去（谁都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服毒自杀的琴房）。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兄妹俩找到了蕉雨山房，“借给他一万两千八百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到楼上来。”虽说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见雪兰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反对。由于担心踩到毒蛇，我和雪兰跟着同彬，用树枝开路，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楼琴房的窗下。
透过破碎的窗纸，我看见琴房里漆黑一片。有几只萤火虫，绕着梁柱间的蜘蛛网，飞来飞去。当闪电的龙爪颤抖着扑向我们的瞬间，我无意中看见，琴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赵孟舒先生的画像（我还是第一次对赵孟舒的长相有了清晰的概念）：他身穿中式棉袄，略胖，表情威严。赵先生的面容虽说一闪而过，却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直映在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用他的样子来想象鬼魂一类的形象。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幅画像作参考，那原本是无形的鬼魂，立刻有了具体可感的样貌。
我执意要下楼。
雪兰哆哆嗦嗦，原本也是打算跟我下楼去的，但同彬一把拽住了她。
我一个人来到楼下，背靠着一根圆木廊柱，坐在门厅前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伴随着不安的心跳，我竭力想把赵孟舒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我急于想忘掉他，只能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镌刻得更为清晰。不久之后，在凉爽的夜风中，我终于感到困倦了（在不断袭来的甜蜜的睡意中，我感到那张让人害怕的脸终于变得模糊不清，心中略感安慰），就靠在柱子上打起盹来。
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我能感觉到下了一场疾雨（密密的雨点打在芭蕉叶子上的飒飒声也让我感到安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我又听到雪兰的奶奶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回去睡觉。因无人应答，老太太原本充满慈爱的叫喊声，终于转变为愤怒的咒骂和威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要让你的屁股烂得能种菜！”）。不过，不管她怎么叫唤，雪兰似乎铁了心，躲在楼上一声不响。
我被雪兰奶奶的叫喊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心头不由得一紧，下意识地趴在一丛鸡冠花的背后。
我马上意识到，雪兰在楼上对她奶奶的呼喊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
我们是第二天凌晨离开那个院宅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们经过那处爬满茑萝青藤的凉亭时，我看见圆桌边的四张石凳上，有两张铺着旧报纸。东边的天空朝霞欲燃，一条宝石般的曙光河流，浮现在树木的顶端。我不安地想到，这个清风拂面的黎明，究竟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我和同彬在磨笄山下遇到了金花。
当同彬得意地向她炫耀昨天的壮举时（“猜猜我们躲在哪儿？你和礼平昨晚一定找得很苦吧？”），金花提着满满一篮子番茄，也不搭理他，只顾笑着往前走。同彬追上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金花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你们三个人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傻得没法说。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四个。告诉你们，昨晚你们刚走，我哥哥就拉着我，立刻回家去睡大觉去了，一分钟、一秒钟都没耽搁。昨晚你们躲在桑树地里，一定被暴雨淋成落汤鸡了吧？”
同彬就是从那时决定与礼平绝交的。
很多年后的一个初秋，同彬来南京出差，我俩在邗桥镇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喝酒。说起礼平的近况，同彬仍为那晚的事感到愤愤不平，“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在往后的岁月中，仿佛就像梦中注定了似的，我和雪兰将会再次回忆起这个七月的夜晚，搜寻黑暗中的吉光片羽，咀嚼着飞速向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隔世之感。如果说，那个传说中闹鬼的蕉雨山房，院中的假山、凉亭和一草一木，在回忆中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意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夏夜，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礼平当上猪倌后不到半年，他的事业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赵锡光一改过去对堂哥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礼平劁猪的名声，不仅让他的父亲自叹不如（用赵锡光先生文绉绉的话来说，叫做“有出蓝之概”），甚至完全盖过了公社兽医站大名鼎鼎的徐海靖。由于他刀法精纯，动作迅捷，劁猪取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绝大部分公猪在毫无痛苦、全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他割走了睾丸，模糊了性别。那些日子，礼平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他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在一个没有了太监的年代，堂哥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若说起礼平在给母猪配种方面的一系列发明，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跟赵宝明做过一年的木匠，虽没有满师，却也略知鲁班之法。在他赶着公猪前往邻村配种的路上，手里总是挽着一个自制的折叠木架。在公猪扑向母猪的瞬间，这个木架即被迅速地放置在母猪的脊背与公猪的前蹄之间。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却极大地缓解了母猪在交配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冲击力。如此一来，母猪们通常在一种安静、貌似愉悦的状况下，一动不动地完成交配。过去那种因交配导致母猪后腿骨折的事不再发生。后来，堂哥大概是觉得赶着公猪走村串巷，有点太过费事，就开始研究人工授精法。
我婶子虽然对儿子的“聪明绝顶”很有信心，但她认为所谓的人工授精，纯属异想天开，“你想啊，这新郎官和新娘子都不拢边，不到一张床上睡觉，怎么能怀上小宝宝呢？”礼平对母亲的担忧和劝告完全不予理会。他用废木料做成了一只假猪，盖上一张完整的母猪皮来冒充真猪。公猪倒也管不了许多，照样呼哧呼哧，卖力地交配——它的精液通过特殊的装置，被采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这项发明的成功，不仅减少了工时、大大提高了致孕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堂哥的个人形象：他身背帆布挎包（里边装着盛有精液的瓶子、一段带有气囊的橡皮管），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钟山”牌手表，骑着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在清脆的铃声中，风驰电掣地出入村庄。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一个牵着公猪到处给人配种的猪倌，更像是一名形象清新的农业技术员。用婶子的话说，儿子所经之处，“连风都是香的”。
人工授精法的成功，被作为一项重大的发明，由高定邦及时地上报给了公社的郝乡长。堂哥当年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郝乡长亲自给他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第二年春天，公社在我们村举办了一次人工授精现场交流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公社书记郝建文、兽医站站长徐海靖悉数到场。邻近大队的书记和主任们，也都慕名而来。就连平时不爱凑热闹的赵德正，那天也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笑嘻嘻地站在龙英家的猪圈门口，亲自出面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
由于人来得太多，我和同彬、永胜他们几个不得不爬到龙英她们家猪圈的围墙上，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生事物。可惜，大概是因为人多而受了惊吓，龙英家的母猪不怎么愿意配合，似乎有意要给礼平难堪。手执玻璃瓶和橡皮管的礼平，刚跨入猪栏，老母猪朝他又拱又顶，在木栅围栏里到处乱撞乱跑，四蹄溅起的猪粪，弄了礼平一脸。
那天也多亏了德正在场。他瞅见可怜的礼平在猪圈里跟着母猪绕圈子，就是近不了身，担心给全村丢脸，就果断命令小武松、朱虎平两人前去帮忙。小武松身手敏捷地跳入猪栏，一下就把母猪掀翻在地。虎平也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将母猪死死按住，惊魂未定的礼平，这才顺利地完成了配种。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王曼卿，对眼前的情景大失所望。她不失时机地评论说：“这哪是什么人工授精，分明就是强奸嘛！”
她这一说，一脸严肃的县革委会副书记，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噗噗”地笑了起来。
<h2>
新田</h2>
儒里小学（第二年更名为向阳小学）建成后，魏家墩、窑头赵和观前村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老菩萨唐文宽和赵宝明的哥哥赵宝亮，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教师。赵宝亮是个厚道人，早年跟着周蓉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知道，大队革委会最初议定的校长人选是唐文宽，只是由于后者的坚决推辞，校长这顶乌纱帽才最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在心底里对唐文宽的感激与敬重可想而知。虽说学校当时只有两位教师、三十七个学生，可每当宝亮听见村里有人恭敬地称他为“赵校长”，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更加卖力地干起了巡夜、打扫操场、清洁厕所一类的杂活。他对唐文宽言听计从，学校的大小事务，仍由唐文宽一人定夺。
没过多久，赵宝亮就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做“二菩萨”。
赵锡光对于学校的落成怀着嫉恨。这么大的决策，关系到儒里赵村千秋万代的文脉传承，大队的干部居然没来找他商量，征询他的意见，“好不令人憋闷！”这倒也罢了，把好好的一个学校，交到死敌唐文宽手里，赵先生实在有些想不通，“他唐文宽是个外乡人，胸无点墨，懂个什么尧舜禹汤、成武周康？纯属误人子弟。我看他不过是换了地方，给孩子们讲小人书罢了。”
“你实在是太老啦。牙也掉了，嘴也歪了，还要去管这等鸟事！”师娘冯金宝劝慰他说，“去年你在菱塘放虾网，一跤跌到河里，若不是小木匠拼了命把你救上来，早就做了落水鬼了。省省心好不好？”
当然，对新建的学校怀有仇恨并冷嘲热讽的，不只赵先生一人。梅芳对龙英这样抱怨说：“建学校，本来是桩好事。这个是不用说的。可你想想，这学校早不建，晚不建，等到他们家龙冬长大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嘿，这学校也像变戏法似的建成了。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
这一次，龙英对梅芳的冷言冷语未予理会。因为，学校正式开学时，她的儿子小满与银娣家的小斜眼一起，成了儒里小学的第一届学生。
可那年九月，开学后没过多久，学校就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龙英提着一把菜刀，不顾赵宝亮的拼命阻拦，发了疯似的冲进了教室，对着正在给学生绘声绘色讲解“三打祝家庄”的唐文宽一顿猛砍。其实，早已被吓傻的唐文宽站在讲台前一动没动，但龙英砍出的十三刀，却刀刀落在了讲台上，唐文宽本人毫发未伤。
春琴诱导龙冬讲出实情的时候，我和德正都在场。龙冬说：
“那天我们在上课，唐先生说，祝家三兄弟本领好生了得，正说得高兴，就见龙英姑姑举着菜刀闯了进来，要杀唐先生。她不朝人身上砍，光砍桌子，真是怪事！龙英姑姑问，我为啥要砍你，你狗日的可晓得？唐先生赶紧说，晓得的，晓得的。然后，唐先生‘扑通’跪了下来，哭丧着脸，说，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哈哈，他说他自己的命是狗命。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我来世给你当马骑。后来，宝亮伯伯就冲了进来，把姑姑拖走了。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了。”
春琴还要追问什么，德正就给她递了个眼色：“这件事大队既然已经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德正站起来，往我杯中倒上了酒（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泪。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长辈像模像样地给我倒酒），嘱咐我说：“生产队的牛既然交给你养，你得用点心才好。你父母都不在了，往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我来替你做主。你婶子这个人，有点小心眼，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记恨她。”
从德正当时的神情来看，他已经知道龙英和唐文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给我倒酒，不过为了转移话题罢了。奇怪的是，对于这件事，各怀心事的大队干部们极为难得地统一了口径，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村里的大人们也口风极严，讳莫如深，将这件事封得严严实实。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提及，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同彬挑着一担粪，在龙英家门口歇脚。他笑着向躺在椅子上半死不活的老牛皋打听这事的始末。没想到，气息奄奄的老牛皋，一骨碌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勃然大怒，指着同彬的鼻子骂道：
“这事是你该管的吗？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
同彬吓得赶紧挑起担子就跑，粪汁洒了一路。
随着学校的落成，德正所谓的三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头一件。龙英大闹学校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二件大事也开始浮出水面，并被立刻付诸实施。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德正召集大队干部以及部分村民，在祠堂里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附近几个村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我被春琴叫去，在伙房的灶下烧火，她和银娣两个人，则忙着给与会者端茶倒水。
原来，赵德正这些年来成天在磨笄山上转悠，并不像梅芳所讥讽的那样，只是“饭后散步消食”；也不像春琴所咒骂的那样，“去那荒山野岭寻他那前世的魂”；更不像老福奶奶所担忧的，“被腊保的魂迷住了心窍（至于腊保是谁，我当时一无所知）”，而是在酝酿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
他的足迹把磨笄山丈量了无数遍之后，画出了百十来张草图，精确地计算出，如果把磨笄山推平，余土填入沟壑，可以凭空多出多少亩的良田。而且，按照他的反复演算，沟壑被填平后，“恰好”与便通庵的墙根持平。他说，磨笄山现有荒坟五十多座，且大多数属于“五服”之外的无主坟，可随时清除。山上埋有大小岩石“最多不超过七十多块”。他昨天去了一趟青龙山矿场，找来了几个技工实地查看。技师们说，那些岩石并不难弄，爆破工作全部由他们承担。接下来，德正仔细地报出了一组数字：磨笄山被推平后，这凭空多出来的一大片土地，按每亩七百多斤来计算，每年可以多打多少万斤粮食，“我们把其中的一半上交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剩下的一半，就可以解决大队春夏之交的饥荒问题。”赵德正还向与会者公布了他所计算的土方量，投入的劳动力，以及完成整个工程所需的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迟后年春节，我们就可以用磨笄山上出产的小麦来蒸馒头了。”
最后，赵德正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如果大家说行，可以干，现在正是农闲时节，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上山。要是大家说不行，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是放屁，我们马上散会，大家回去睡大觉。”
德正话音刚落，大队会计高定国第一个站起身来，把膝上那顶新买的蓝绒鸭舌帽往头上一戴，不耐烦地说了句：“我这就回去睡觉。还当是什么事呢，兴师动众，一惊一乍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梅芳倒是没走。不过，她对赵德正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就算你的计划是可行的，也要事先上报公社和县委，由上级部门统一决策，统一布置，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凭长官意志，一拍脑门，任意胡为！”
经她这一嚷，朱虎平、龙英、小木匠赵宝明和更生他们几个，都表示反对。红头聋子低声嘀咕道：“你这是在说梦话呢！这磨笄山，自古以来就是村里先祖殡葬的吉地。我还巴望着将来死了，能把骨灰葬到山上去呢。你说平就平了，成何体统！”说完站起来，把身上的棉袄掖了掖，也走了。
同彬当时也在场。他张着手，绷着一扎绒线。见他母亲新珍低着头，一声不响，只顾飞快地绕着绒线，同彬就用脚尖轻轻地踢了她一脚，大概是想怂恿他母亲发言。
后来，同彬告诉我，前天上午，德正和春琴专门到他们家去过一次，让新珍在德正发言完之后，抢先表示赞成，以“主导舆论走向”。新珍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的。可是，到了会上，她瞅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吓得不敢说话了。她不会不知道，此时的德正，坐在台上，一个劲地朝她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哀求她发言。正在心烦意乱之间，被儿子一催促，就突然恼怒起来，高声骂道：
“你个兔崽子，没事踢我干啥？”
祠堂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朱虎平和小木匠他们几个，已经在凑打牌的搭子了。从魏家墩、窑头赵等几个自然村来的干部，此刻也准备离开了。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德正，笑道：“赵书记，天太冷，路又远，先走一步了。这事咱们从长计议，急 不得。”
眼看开会的人纷纷散场，坐在德正旁边、脸色阴沉的高定邦突然把手举起来。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在等待人群慢慢安静下来。一直等到会场上鸦雀无声，正准备离去的几个外村的代表重新落了座，他这才看了一眼会场，大声道：“这个事，我赞成。谁要不想干，谁他妈滚蛋！”他又瞅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德正，板着脸，像是跟谁赌气似的说道：“明天一早，咱哥两个就上山平地。本来嘛，愚公移山，也用不了那么多人。”
应当说，高定邦那晚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它直接印证了半年来村子里一直在议论的“兄弟反目”的传言。
那天深夜，春琴在厨房的灶下洗茶杯，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你刚才注意到没有，高定国开会时，没有与他哥哥坐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靠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这是破天荒头 一遭。”
第二天，我跟几个老太太在仓库里选稻种。马老大忽然说，据她所知，高家兄弟突然失和，是因为“有一回定邦不敲门就直接闯入了弟弟的房间，而当时梅芳一丝不挂正在洗澡”。她还说，兄弟俩闹翻之后，高定国一怒之下，把堂屋通往前院的门用砖头砌死了。定国与梅芳从此由后门出入，与住在前院的高定邦“牛头不见马面”。
不过，马老大的这番话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老福奶奶让我去梅芳家借定盘秤卖兔毛，我亲眼看见他们家堂屋的门不仅没有堵死，门板上还新刷了桐油，上面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近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早逢春
由于高定邦的意外表态，赵德正差一点胎死腹中的计划终于重现生机。小武松潘乾贵、银娣、我叔叔赵月仙和新珍，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就连手腕上绷着绒线的同彬，也站起来凑热闹。
德正一看同彬要说话，立即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听“革命小将”来发言。可让德正这么郑重其事地一喊，同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朝他娘看了一眼。新珍手里绕着绒线，嘴里道：“有屁快放！”
同彬说，如果磨笄山被推平了，村庄与大港镇的直线距离“立即”被缩短了“十分之七八”（新珍插话：吹牛吧你！若说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差不多！），从后村就可直插江边码头（新珍插话：你去轮船码头充军看电影，倒是方便了），如果走得快一些，他去码头看电影（新珍插话说，可不？），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个来回（新珍插话说：你飞呀？），那可好咧！（新珍插话：好什么好？）
听着母子俩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坐在他们旁边的王曼卿，笑得把嘴里的瓜子壳都喷了出来。这时，在墙角旮旯一张梯子上抽旱烟的赵宝亮忽然提出了他的问题：“磨笄山推平之后，地势仍要比平陆高出许多，这水引不上去，怎么种粮食？”
“你不要死脑筋！”我婶子插话道，“我们可以先种些耐旱的红薯啦，玉米啦，花生啦，土豆啦，连公粮都可以省了。你要是把花生、红薯送到粮管所，粮管所也不收啊！我们正好吃独食。”
来自魏家墩的一个干部听婶子这么说，就出语讥讽道：“这还没开工，有人就打定主意要吃独食了。既然你们一个村想独吞，大晚上把我们叫来干什么？”
可我婶子并不打算就此让步，她一手叉着腰眼，一手拿着线板，胡乱地挥了挥，回敬道：“谁请你来的？笑话！脚在你身上，你爱来不来。”
高定邦这时出来打圆场，拍了拍那个干部的肩，让他坐下来，“至于分配的事，以后再商量。不过别担心，我们牙缝里剔出来些碎末末，就够你们吃的了。”
到了最后，梅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坚持原先的意见，只是说，这么大的事，还是先请示一下公社为好。德正就顺水推舟，责成她赶紧起草一份报告，明后天就去公社，向郝乡长当面汇报。深知郝建文为人的高定邦，没忘了提醒自己的弟媳，到时别忘了给他买一条“丰收”牌香烟，最好再给他买上一斤桃酥，“郝乡长牙口不好，他喜欢把桃酥泡软了再吃。”
随后，德正宣布散会。
两天后，郝乡长看了梅芳的报告，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只是说，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你可懂我的意思？”
梅芳说：“懂，懂，我懂。郝乡长心里是赞成的。”
郝建文就朝她跟前凑了凑，手搭在她背上，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心，我怎么就看不出你的心？”
梅芳一听他的话有些变味，就赶紧跟他道了再见，溜出了公社大院。
远在地区行署的严政委，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给德正写来一封长信，明确予以支持。这封信，当年赵德正让我给他念过几遍。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在这封信的结尾，严专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那是《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等到磨笄山最终被推平，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已经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春。那时，从合肥来的几个插队知青，已经在村里落了户。
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又在知青点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我叔叔和红头聋子一起，被派去养猪。起先，梅芳别出心裁地给这块新垦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狼窝掌”，但遭到了老福奶奶的一顿啐骂——她唯一的儿子腊保，十二岁那一年，在磨笄山上遭到两头灰狼的围攻。他的内脏被吃空以后，尸架由德正背了回来。
她听不得“狼”这个字。
于是，大家就把那块新开垦出来的高地叫做“新田”。
<h2>
曼卿的花园</h2>
透过阁楼朝东的木窗，赵锡光先生家那幢青砖黑瓦的大宅院就可尽收眼底。三个灰扑扑的屋顶的斜坡和一面乱砖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在庭院的东北角，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西府海棠。亭亭如盖的树冠高出瓦楞之上，深黑色的虬枝疏朗地探向院外，将东边那间厢房遮去了一半。到了每年的三四月间，在春风的梳拂下，那株海棠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开放。花苞初呈秾丽的胭脂色，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但空濛的春雨很快将它的颜色洗淡，绽放出一派饶有风韵的粉白。花瓣层层叠叠，累累纷披，在初生柔叶的映衬之下，独立斜风细雨，瞻望四方，蹙然有思。
当然，赵锡光先生家的庭院中不光有海棠。
每到盛夏七月，绚丽的大烟花迎风怒放之时，那些妖冶多姿的绛红色、紫色或白色的花朵，挤挤攘攘，织成一块色泽斑斓的云锦。这些传说中的销魂之花，仿佛一心要为自己洗去莫须有的恶名，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涂脂抹粉，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为这座古旧、冷清的院落平添一抹活泼的明丽。
赵先生偷种罂粟的名声，早已远播乡里。到了一九七一年夏末，郝建文书记专门把德正叫到公社，拍着桌子对他说：“我不管你狗日的用什么办法，三天之内让老东西将烟花自行铲除，否则，县公安局直接下来拿人！”赵德正倒也没去麻烦赵先生和冯师娘。他瞅准了赵锡光出去放虾网的空当，让小武松带了七八个人，强行冲进赵先生的后院，将刚刚结果的大片罂粟，铲得一株不剩。
赵先生用完了往年囤积的烟膏之后，接连撞了几回墙，终于一病不起。不过，冯师娘说，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这老不死的，不好这口好那口！他倘若不把手里的几文钱，一个子不剩地交到那个冤家的手里，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师娘口中的那个冤家，谁都知道，指的就是龙英。
如果把目光从赵先生家庭院上空移开，稍稍偏向东南，就可以看见王曼卿家的花园了。与方伯府邸繁复而精巧的宅院不同，曼卿家的园子，不过是用蔷薇花枝密密匝匝地编织而成的一个篱笆院落。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斜斜的坡地一直延伸到菱塘那弯月形的波光水线。
唐文宽曾搬出古本小说中的句子，吹嘘自家的花园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其实并不夸张。每当春和景明、蜂飞蝶舞的时节，这座不事修饰、杂乱无章的园子，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盎然生机。当浓艳、清冽的花香，随着黑暗中的微风，潜入你阁楼，进入你梦乡的时候，你能分辨得出，哪是蔷薇的迷离，哪是丁香的清芬？哪是菜花的甘甜，哪是桃李的浓烈？
在我看来，正是这春天的芳香，将这座迷人花园的精华萃取出来并加以提纯，最终变成了尘世声色的某种象征。正如王曼卿自从有了“逢人配”这个雅号以来，她的美貌和风韵，在各种或真实或虚幻的传说中，也被勾兑成一杯琥珀色的美酒。你从中看到的不光是她的姿容，还有自己隐秘的欲望。当她摆动着柔软的腰肢，从菜地里直起身来，朝你嫣然一笑之时，你可以想象，这座花园藏埋了我们多少青春期的缤纷忧伤！
正因为如此，你完全可以想见，等到有一天，赵同彬坐在我家的阁楼上，喝着我给他新泡的“雀舌”茶，对我说出“其实王曼卿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这句话时，我当时可能会有的魂飞魄散。
我知道同彬话中有话。我同样知道，根本用不着我催促，过不多久，他就会把整个事情向我和盘托出——他面有得色，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正是为了让我分享他“天崩地陷、宇宙爆炸”般的狂喜。
且让我慢慢道来。
礼平凭借着劁猪配种的手艺，当上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公社兽医站的站长，接替老眼昏花、劁猪时手会发抖的徐海靖。用我婶子的话来说，礼平“大小也是个官了”。他拥有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之后，又给我婶子买来了漂亮的“蝴蝶”牌缝纫机，给我叔叔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堂哥与叔叔的位置调了个个——礼平以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家长自居，而我的叔叔则变成了低声下气、事事征求他意见的儿子。我叔叔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台收音机。电台里播送的京剧唱段和扬州评话，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并强化着堂哥“成功者”的形象。
对于当年礼平被小木匠赵宝明斥退之事，村里的舆论也有了全新的说法。一些人开始在背后讥讽小木匠的“失算”，嘲笑他没有“识人之敏”，“好好的女婿不要，事到如今，你就是用八抬大轿，将丽华送到人家门上，礼平连看都未必会看她一眼。”而作为受害者的丽华，本来就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现在她在村里人同情和惋惜的目光注视下，反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显得更加木讷可怜。每当我看见堂哥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地从弄堂里穿过，正拎着一篮子衣服去河边的丽华，吓得赶紧躲到墙边，给礼平让道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难言的凄恻不忍。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过不多久，在村中显赫一时的堂哥礼平，忽然有了一个新起的竞争者，此人正是赵同彬。
同彬在南京工作的叔叔，替他在县城的缫丝厂谋得了一个质检员的职位。两个月之后，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同彬就引起了厂领导的注意。他开始跟着一位副厂长跑起了供销。不到一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差不多大半个中国。他去过东北的佳木斯、西北的乌鲁木齐、南方的昆明、北方的呼和浩特。据他说，“青海湖边的太阳，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始下山”，而“到了冰天雪地的隆冬腊月，海南岛的西瓜才刚刚成熟”。
对于同彬的突然发迹，我的婶婶根本不屑一顾。她认为同彬是仗着亲戚走后门，才捞到这么一个“四处充军”的职业，“我们家礼平，靠的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比什么比？”不过，村里的一般议论稍有不同。在他们看来，礼平虽然当上了站长、劳模，私下也攒了不少钱，可毕竟还是一个“拽着猪尾巴”的乡巴佬。同彬则是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不仅装束、做派有城里人的风范，一开口，也都是标准悦耳的普通话。
我还记得，起先，当同彬的红唇白齿间一嘟噜一嘟噜往外冒普通话的时候，还有点心虚脸红，总要事先来一段开场白：“这些日子，在外面东跑西颠的，成天都说普通话，说惯了，连家乡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断重复这段开场白，以使他的普通话腔调合法化。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说普通话，跟“家乡话是否忘得一干二净”本没多大关系。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普通话是一种资格——既然他如今成了城市人，理当说普通话。
同彬有两件厂里发的汗背心。红背心上印着白色的“丹丝”字样，白背心上印着红色的“丹丝”字样，在回家探亲的夏季，轮换着穿。当他跷着二郎腿，手摇檀香折扇，在大门口的场院里，给村里乘凉的人海阔天空地讲述各地的见闻（他耐心地告诉龙冬：“黄山的天都峰，有一半在云里头。”）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塑料凉鞋里边居然还穿着丝袜。龙英笑着问他“大热天穿袜子热不热”，同彬这样回答：“恰恰相反。夏天穿袜子，不仅不会热，反而有助于排汗。”
就这样，同彬一劳永逸地取代了老菩萨唐文宽的地位。唐文宽就算接连不断地向孩子们兜售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再也无人发笑。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水浒》、《三国演义》和《小五义》故事，开始让位于同彬口中那些让人心惊肉跳、呼吸急促的《梅花党》《一把铜尺》《绿色尸体》以及全国各地的离奇见闻。
如果说，村里有一个人对同彬的故事具有天生的免疫力，这个人就是更生。他时常去找唐文宽下棋，路过同彬家门口，偶然也会停下脚步，听上一耳朵。他离去时，嘴里照例会发出“呵呵”、“呵呵”两声干笑，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不知是赞赏呢，还是不屑。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同彬说“据可靠消息，就在不久前，美国人已经坐着飞船跑到月亮上去了”，更生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一轮满月。这一次，他没再发笑，而是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教训同彬说：
“年轻人，你编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故事来逗人开心，不觉得害臊吗？你去过北京、沈阳、齐齐哈尔，我们没去过，只能听你瞎吹。吹牛可以，但也不要豁了边。天上又没有水，怎么还要坐船？你这不是明摆着胡说八道吗？”
说完，更生倒剪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一天，同彬眉飞色舞地讲到，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如何将一枚定时炸弹装在橡皮婴儿的腹中，妄图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地上忽然卷起一阵怪风，一粒沙子钻进了他的左眼。同彬揉了揉眼睛，硬撑着又讲了一小段，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夏夜故事会”，回屋里找他母亲翻眼皮去了。
新珍凑在油灯下，翻开他的眼皮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什么沙粒，就嘱咐他早点休息，“没准睡一觉，沙子就化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同彬悲哀地发现，沙子不仅没有化掉，伴随着钻心的疼痛，他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那会儿，他母亲新珍出早工，去磨笄山给挑土方的人发筹子去了。同彬只能去找老福。老福用一根火柴棍将他的眼皮翻开，见眼球红得厉害，就建议他去找王曼卿——谁都知道，妓女出身的王曼卿，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绝活，一是给人翻眼皮去沙，一是用针给人挑刺。
同彬捂着左眼，一口气跑到磨笄山上，去找王曼卿。正在给社员们舀大麦茶的银娣告诉他，曼卿早上倒是来过，只是她挑了两担土之后就喊肚子疼。“大概是回家睡大觉去了。她这个人，简直没法说！只要为了逃避劳动，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说完，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苦笑。
同彬只得又回头去了她家。
曼卿倒也没在屋里睡懒觉。她正戴着一顶破草帽，蹲在自家花园的菜地里，用木勺给茄子浇水呢。
“她说肚子疼，全是鬼话。”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同彬笑着对我说，“我看见她一手拔着地上的杂草，一手给茄子浇水，嘴里还哼着歌呢。我隔着篱笆叫了她一声，没想到把她吓了一跳。”
同彬说明了来意，王曼卿站起身来，朝他讪笑了一下，道：“噢，到这时想起我来了，偏不给你弄！回家找你那世上最正直、最贤良的老娘去，她不是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吗？你眼里的沙子是哪来的？”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赶紧丢下手里的木勺，去铅桶里净了净手。她将同彬拽到了墙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让他头靠着墙。然后，她从头上拔下一枚黑色的发卡，咬在嘴里，翻开同彬的眼皮看了看，很快命令他：“别动，看见了。”同彬乖乖地靠在墙上。他能够感觉到，大太阳光穿过树荫热烘烘地照在身上，带着一丝青草的香味和薄荷的苦味。
“园子里真他妈静呐！我都能听见蚯蚓在地里松土的声音。她整个身子都扑在我身上，我当时真以为自己会被她身上的香风熏化了呢。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她慢一点找到那粒沙子，就算眼睛瞎掉也没关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这么挨着她，挨着她垂到我鼻尖的胸脯。可事与愿违。她翘着兰花指，用那枚发卡的圆头在我眼睛里轻轻一捋，那粒砂子就已经到了她的指尖上。随后，她往我眼睛里‘噗’地吹了一口气，说了声‘好了’，就放开了我。
“我闭着眼睛靠在墙上，略微打了个盹。她刚刚向我吹出的那口仙气，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时，我听见曼卿说，虽说砂子已经挑出来了，可我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她说她房里有眼药膏，问我要不要上点药。我当即表示赞同。
“我跟着她进屋的时候，已经是晕头晕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腿不是我的腿。头不是我的头。从耀眼的阳光下忽然来到幽暗阴凉的房子里，我一时有点不太适应，先是一头撞在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接着，又把他们家墙上挂着的一个竹匾碰落在地，匾一直滚到了洒满阳光的天井里。我跟着她进了卧房，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咬了咬牙，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打算豁出性命来犯个大险，干件蠢事。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死上一百五十八次，也在所不惜。
“趁她在抽屉里找药膏的时候，我在她身后拦腰抱住了她。
“你猜猜看，曼卿当时是什么反应？”
同彬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烟，扔给我，自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笑着卖起了关子。我在到处找火柴时，同彬又接着往下说道：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手里没有眼药膏，却捏着一把花剪刀。为什么说是花剪刀呢？因为两个半月形的剪刀把上，密密麻麻地缠着蓝颜色、绿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的玻璃丝。大概是怕剪东西时硌手吧。我问她，拿剪刀干吗？她只是把头拼命地往后仰，咬着嘴唇，像笑不像笑，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我要把你身上的小黄瓜剪下来。’我死死地箍住她腰。她的身体软塌塌的，脖子里全是汗。过了一会，她见我不吱声，突然又笑了一下，说：‘要不，剪舌头也行。快，把舌头伸出来！’我就闭上了眼睛，真的把舌头伸了出来。嗨，你猜她怎么弄？嗨，她把我的整个一条舌头，全都裹在了她嘴里……”
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同彬把身上的衬衫解开，露出印有“丹丝”字样的红背心和白皙的肩膀，让我去查看他肩膀上一块尚未来得及消退的咬痕。据他说，那是曼卿“像饿虎一般乱咬”后留下的齿印。
那天临走时，同彬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就是让我立刻去死，这辈子也值了。”
同彬口中的这场艳遇，我没有亲见。但由于他肩膀上乌青斑的存在，我没法不相信它是真的——尽管后来小斜眼曾提醒我“有些事，太像真的，反而有点让人起疑”。
第二天，永胜把这件事当成 “绝密新闻”向我兜售的时候，整个事情的过程，与同彬本人的亲口讲述，细节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出入。当然，同彬也让他看了肩膀上的咬痕。
连春琴也听说了这件事。
她去半塘探访重病的母亲，带回来半只腌好的板鸭。她晚上请我去她家吃鸭子烧冬瓜，顺便问起了村子里沸沸扬扬的这则新闻。春琴在灶下悄悄告诉我，这段时间风声有些紧，再加上德正晚上睡觉老是做恶梦、盗虚汗，他在半年前就与曼卿断绝了往来，“我晓得，这骚货早就夹不住了……”
堂哥礼平在听说了同彬干出的这件“惊天大事”之后，表面上没什么反应，甚至还嘲笑同彬“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半老徐娘，有什么可吹的”，可他暗地里却踩着同彬的足迹，在唐文宽带着孩子们做广播体操的晌午，悄悄地溜进了曼卿的花园。他将自己瞒着母亲偷偷积攒下来的二十六块五毛钱，全部“拍”在王曼卿家的八仙桌上，直接跪在地上，要求曼卿“可怜可怜”他。他的要求遭到了王曼卿拼死的抵抗。她从桌子下抽出一根擀面杖，劈头盖脸地朝礼平打了过来，礼平抵挡不住，只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再一次在村子里留下令人不齿的笑柄。
那天晚上，王曼卿来到了婶子家，将礼平留下的那笔钱，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婶子手里。她哭哭啼啼地对婶子说：“他多大？我多大？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能生养，儿子如今也和他一般大了呗？这孩子，怎好动我的脑筋？”
就这样，王曼卿把这些话颠来倒去地说了好几遍。婶子看见曼卿递上来一大沓钱，喜从天降，早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她亲热地搂着王曼卿的肩膀，半真半假、绵里藏针地安慰曼卿说：
“身正不怕影子斜。嫂子平时是哪样人，村里谁人不知？快别和那兔崽子一般见识了。我们家那个小畜生，昨天还穿开裆裤呢，没成想，如今也知道做这等事了。看他回来我不敲断他一条腿！”
她把锅里新蒸的芋头送了曼卿两只，好说歹说将她哄走了。回到里屋，婶子对着正躲在门后偷听的叔叔道：“她是个什么货色！撒泡尿自己照照！这会子又装什么贞女烈妇？哎，你可别说，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大了，也知道偷腥了！哈哈！我们也该合计合计，给他说个媳妇了。”
这件事从金花的口中传出。金花传给了雪兰，雪兰告诉了永胜。永胜在向我转述的时候，还叹了一口气，加上了这样一条精辟的评论：
“唉，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的事，换了个人，倒贴了许多钱，却比登天还难。奇了怪了！”
<h2>
白虎堂</h2>
这年夏天，随着新田出产的第一批大麦运到了公社的粮管所，德正也被临时叫到县上，参加为期一个半月的三级干部培训班。当他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了。有消息说，用不了多久，德正将会被提拔为朱方公社的第一书记，以接替在一桩未经查实的腐化案中名誉受损的郝建文。
丈夫的突然升官，反而让春琴感到忧心忡忡。她说：“我和德正都是穷苦人出身，生来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坏运气来了，你会觉得这是你命里该受的，可好运气一来，心里哪儿都不踏实，反而觉得不太吉利。”她又说，郝建文知道德正不识字，却偏偏让他去分管公社的宣传与文教，“明摆着是要出他洋相。”公社给德正准备了办公室和宿舍。德正偶尔会去公社点个卯，却从未在朱方镇住过一宿。到了后来，他连办公室也很少去。郝建文倒也假装看不见，听之任之。
春琴说，自从德正从县里回来之后，就成天愁眉不展，有时一连几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很快，他就得了一种怪病。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总是重复梦见同样的事情，还算不得一种病的话，那么我必须马上告诉你，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说实话，差不多三十多年之后，我也不幸染上了同样的病，品尝过这种疾病带给人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德正老喊头晕，同时，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总是疑心背后有人，可转过身来，却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在梦中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能感觉到，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后，朝他冷笑，窸窸窣窣地跟他说话。公社卫生院的荀大夫让春琴不必担心。他说，精神上出现幻觉，不过是身心过于疲惫的一种自然反应。养好了身体，那些症状就会“自动消失”。可德正吃了他开的十几副中药，丝毫不见好转。春琴说，德正从未有机会见过那个红衣孩子的脸——不管他用多快的速度转过身去，那个精灵总是以同样的速度遁迹于无形。一天深夜，德正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是我后脑勺上也长着一双眼睛，那该多好！”
那年春天，春琴的母亲去世了。她带着丈夫去半塘奔丧。等到料理完丧事，夫妻两人心事重重地回到村头，已经临近中午了。他们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走得好好的，德正突然就站在了路当中，一动不动。问他什么事，德正只说是头晕。春琴的心猛地往下一坠，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她慢慢地转过身去。
中午的田野一片空阔。丝棉般的云朵堆在天边，河边刚刚长出新叶的菖蒲在春风中簌簌有声。除了天上盘旋的一只鹰隼，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水车的池塘边），有一个从高桥来的捡垃圾的哑巴，身背竹篓，头戴方巾，在麦垄中踽踽独行。她那时已经很老了。
像以前那样，凡是遇到解不开的心事，春琴就去找老福商量。老福说：“不要紧，我疑心他是被我们家的那个孽障给缠住了。当年，腊保被狼吃空了肚肠，是德正把他的尸体给背回来的。我记得那天他就是穿了一件红棉袄。我这就去他坟上烧纸。”
一连七天，老福天天都到腊保的坟上喊魂烧纸，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要说我平常最恼的人，就算是你爹了。”春琴有一次对我说，“他成天跟我娘捣鬼，东算西算，就把我算到你们村来了。不过，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这世上的事，皇帝管的，太监管的，各有不同。这世上，还真的少不了你爹这样的人。要是他现在还活着，兴许能看出我们家德正到底得了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