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亮说：“你也不用笑，女人说话没有准头，不过还真让、让俺女人说准了。不信你去问、问俺公司里人，谁不说俺是‘老包’的后人……”

我说：“就算是吧，那你们更应该知道廖若的话不能作数……”

“听听，”包亮嘴上极少的几根胡子往上翘着，“听听，谁办案也不能撂下这、这样的话头不管哪，他说的是什么？是俺家学忠杀了人，杀人案哩，人命关天哩！俺家学忠的头不值钱，可那也是俺孩子呀，俺还指望着让他干活、养老送终哩。我能眼瞅着让廖家把他送、送进局子里咔嚓了？没那么容易的事儿！俺这回跟廖家没、没个完。他不把话讲明了，俺就跟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以为庄稼人就那么好、好惹啊？大兄弟，人逼到数儿上谁怕谁？嗯——他觉得读了几天狗鸡巴书，眼上戴了副屁、屁镜——那在俺眼里等于驴捂眼——就了不起、起哩。其实俺庄稼人压根就没瞧、瞧在眼里。有什么了不起？还会干个什么？不就是一天到黑在家里砸、砸那个破铁盘子吗？依我看他们真是日得轻了！”

最后一句我明白了，那是指在家里弹钢琴。我心中被愤懑淤塞，一时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只得听下去。

“你不知道，听口音你也不是在这边常住的人，你哪知道你那亲戚是什么人，他们在这围遭笑话大哩。哼，这样的人做事能有准头？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有人亲眼见他们两口子手扯着手钻到树林子里捣鼓那、那事儿哩！你想想，什么事在家里做不下了？在家里不是尽耍尽恣？跑到沙滩上、树林子里去疯浪，还不是吃饱了撑、撑的！连这样的事都有脸去干，你想还能调教出什么好孩子来、来呀。告诉你吧，你是他亲戚，俺今个有话就、就跟你说：廖家两口子都是‘半吊子’。你就不看一看，正经人哪有吃了饭手扯着手胡、胡溜达的？俺这庄里捡粪老头也不止七个八个了，谁没看见廖家两口子手扯着手胡溜着玩、玩儿？谁没见他们一块儿钻树林子？俺跟这样人家还有理讲？他们吃饱了撑的，没事了就瞎捣鼓、捣鼓事儿，捣鼓到俺包家身上了，这还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呀摆着……俺包家人再痴再傻、再穷，也不能眼瞅着让两个‘鸡巴分子’给送到局子里去！你说是吧？”

女人点着头：“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

他那样叫“知识分子”，我觉得倒很新鲜。我故意问一句：“什么分子？”

“就是那样‘分子’，我也不怕你听了不高兴，不怕你厌弃咱。在俺眼里就是那东西：‘鸡巴分子’……”

我想该把话题转一转了。我的牙齿已经有些发胀。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挑拨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不是今天，而是我一再遇到的一个命题。好像是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天，可见在他眼中这是怎样的大罪……我忍了又忍，总算扯到了孩子的学习上：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让包学忠到学校去，他这个年龄正是学知识的好时候，不要让他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转，那样并不好；应该让他争取考大学……”

女人看了看男人。

男人从柜子上端来了一个纸笸箩，里面盛了烟末。他捻了捻烟末，又从一边找了张破报纸撕下一块卷了，吸着：“考学这个事嘛，也不能说是个坏事儿，不过这要看让谁去做、做了。各家都有自己的盘算……”

“即便考不上学，多学点知识也好啊，将来做各种工作都需要的；在信息时代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他听了，看看手臂上没有洗净的血，嘿嘿笑着。那种笑其实也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h5>3</h5>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亮出语惊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生、对前途事业之类的看法：“是龙就是龙，是虫就是虫，能行的，有本事的，不考大、大学也蛮有出息；没本事的，天天上大学也还是白搭。你看廖家两、两口子不是正经大学出来的吗？穷得叮当响，连肉骨头汤都不舍得喝，这一围遭谁又看、看得起他们？你再看看人家‘得耳’，就是俺董事长，老东家倒没念几天、几天书，可又谁不服人家？市长也得敬着他哩。一句话啦，什么都有一定之规，强求不得哩。俺家学忠也不想吃鸡、鸡巴分子那碗饭。俺家学忠只想把手艺练好接下班儿。他十几岁上就会给猪放血，剥皮剥得干、干净，不沾一点肉，也不伤一点皮子；他就是做这个的好手，别的俺也不稀罕。这年头做这个的，别的不说，多吃点好东西，猪下水咱买才花、花几个钱？那些‘鸡巴分子”挣那几个钱还不够俺捅几刀的，连瘦肉都吃不起，前些年要买便宜肉还要走俺、俺的后门哩。你知道学忠他们那个学校的老、老校长吧？那人书底子怪厚哩，能倒背‘三国’。今个又咋、咋样？还不是托俺孩子来家买点猪大油回去？告诉你吧兄、兄弟，这年头庄稼人就信服实实在在的东西。哎，有口好酒喝，有块大肉吃，有点儿零钱花花，管比什、什么都强。什么大学小学，那是拿来晃人眼的，咱不是学那个的材料，它在咱眼里也就狗屁不是哩！”

我听得认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自身逻辑上来讲，这些话也许并无大谬。而且他这番话也真够分量。不过这倒越发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太多咀嚼这其中的意味。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眼下，是怎么去说服这一家人，怎样让两家人和解。我明白他们是在另一种生活轨道里运行的人，出奇地固执，也确实更为顽强和有力。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感到了无语的痛苦。

包学忠在我和他父母对话的时候觉得无聊，就摸出了一把小刀，在一边的石头上吐着唾液磨起来，发出了哧哧的声音。这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包亮回头对我说：“我孩儿在制一把、一把劁猪刀。”

我听不明白。

“人哪，多学点手艺不吃亏哩。这不是，他自己想学劁猪——嗯，就是给公猪母猪动动刀儿，给它去去性儿——那就长得肥壮了。以前也有劁猪手，老、老了，眼花了下不准刀儿，按不住猪腿儿——猪蹄子一下蹬上去把、把嘴撕开了一道口子。弄到后来村里人要劁猪，都到十几里外去找人。你也别小看这活儿，‘得耳’老东家大发以前就劁过猪，听说这会儿高兴了还动几刀哩！俺孩儿心眼不孬，他自己琢磨起这活儿来……”

我注意有关“得耳”那几句，暗暗吃惊。我点点头，想用怎样的道理说服他。我说：“即便是将来接你的班，到肉联厂工作，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如说屠宰厂都是机械作业，那时一个文盲恐怕也不行吧……”

想不到女人听了哧哧笑出来。包亮使劲吸了几口烟，眯着眼：“你以为俺肉联厂就不是‘机、机械化’了吗？”

“那你怎么全身溅那么多血，还要动刀子？”

包亮扔了烟头：“我跟你说过嘛，那些洋里八道的‘鸡巴分子’弄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管事儿……”

我越发糊涂了。

“使上那套玩意儿，不是这个零件坏了，就是那里卡、卡住了，再不又停了电。好不容易哪里都没有毛病啦，‘带头猪’又病啦！”

最后三个字让我好生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猪。我再问，他就咧咧嘴：

“这也不懂！就是把猪群往屠宰机里领的那头猪，那是费好劲儿才驯出来的，它要走在宰杀的那群猪前头，就叫‘带头猪’哩。”

我还是不明白。

他哼哼着，有些烦：“这还不明、明白？那些等着进机器挨宰的猪都拥在一块儿，不愿往那、那个入口里进——想想吧，进去又是涮，又是打，又是剥皮，滋味不好、不好受啊。猪儿们再笨，也能明白个一二三，它们心里有数哩。这怎么办？有人想出了好法儿，就是训练一头听话的好猪儿，让它先在头里走——不过可不能杀它，让它从入口进去，再从另一个小门把它放出来。这头猪宝贵着哩，千万不、不能伤着。它在头里走，别的猪以为没事哩，都跟着跑进去。其实里头刀枪剑戟上着哩……我们屠宰场这‘带头猪’用了五年哩……”

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这只“带头猪”总让我想起其他的什么——那是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他们专门依附、出卖，引人上勾……包亮说着把脸一板，再也不往下说了。他盯我两眼：

“‘带头猪’也好，不‘带头猪’也好，闲话少说吧，反正俺包家今个只有一、一个要求，就是让廖家那个臭小子去跟上面说个清楚：俺家孩儿与果园里那个小崽的死没一点粘连，不关我、我们的事儿。俺也管不了他死啊活的，反正俺又救不了他。只要公安局不再来找麻烦就中。就这哩！”

我说：“这当然会做到的，但暂时还不行。因为廖若还病着——等他好了那天，他会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的。眼下他还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话不能作为证据，而且公安部门也不会采信。”

包亮老婆尖着嗓门喊起来：“天哩，这个大兄弟说的话多中听。天哩，那俺家学忠就得硬等着他把脑瓜子长好，他要一年不长好，俺就得一年受牵连，他要这辈子长不好呢？那么俺学忠这辈子就完了！兴许等他的脑瓜子长好了那天，俺家学忠要在大狱里长出了白胡子哩。俺可等不得。再不行俺家学忠也会反口咬他，俺家学忠念书描花不行，咬死理儿也不比他家孩子差……”

包亮烦烦地摆手：“别说了，不行就经公司吧，如今咱找苏老总手下的人吧，主事的是他，到了他那里说不清的也说得清了——你看咋样？”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但我不会怕那个苏老总。我说：“不必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因为事情明摆着，有关部门一旦做过初步了解，就不会再查下去了，也不会缠住你们不放的……”

“看看你说的，”包亮瞥一眼女人，“你看看这个大兄弟，他以为咱的工夫也和他一样不值钱哩。咱是穷人穿裤子，不长不短凑合着用。廖家是什么东、东西，闲工夫多得像猪毛。嗯，俺可是动刀的人，万一心里有个事儿牵挂，一刀捅斜了就要出大事。有一天苏老总手下人问俺：老包，怎么蔫蔫的，摊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了不得哩，人、人命案子哩。苏老总手下人吓了一跳，不过人家到底是经过大事的，说：什么也甭怕，好好给我干，有什么事儿我担着。看人家多义气，说完就、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敢麻烦他。如今实在是受不了啦，才把事儿从头到尾告诉了他。了得，他一拍屁股说：你把那两个东西给我立马擒来——你看姓廖的自己臭美，人家苏老总手下的人才不把他当个物件。到时候我一手一个就能把他们抓到苏老总眼前，像捉小鸡似的。可我先不那么做，我只传话让他们来见就中——再不来，苏老总手下人火了，也会把他们绑来。到那时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今个你代表他们来、来了，好吧，你可得好好‘代表’，你可得做个说了算的主儿。要不你白跑一、一趟，还要受些牵连……”

我吸了一口凉气：“什么牵连？”

“什么牵连？你、你来代表廖家，那就等于是廖家了，是不？”

我没有回答。

“那好，我问你，我们见了廖家的人，先要咋办？”

“怎么办？”

包亮站起来，伸出没洗净血污的那个黑巴掌说：“伸手就是一掌啊！”

我吓了一跳。

“一掌就拍到姓廖的胸口上，然后，嗯，把五根手指这么一弯勾啊，就把他的衣领揪住了。咱揪住他也不打，也不骂，嗯，只把他揪到苏老总手下人那儿。嗯，看他还敢再胡说八道，敢作践咱庄稼人。让他把话说个清楚，嗯，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嗯，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个清楚哩！你‘代表’他、他们，你能受得了这个吗？”

我不由得站起来。我脸上有些燥热，往旁退了一步：“我代表他们来讲理，又不是来打架的！”

“讲理儿？那也中，咱要实打实地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嗯，三下五除二，嗯，九九归一……”

最后他只催促我早些去见苏老总手下人：“人家说结了，咱也就结了，苏老总的人说不中，咱就不、不中，咋呢？打官司告状，要车要钱，都有公司担着。你也知道，我是人家手下人儿哩，人家一月给我七百八九十元哩，也不能白、白拿着。”

我觉得他的工资并不高。

包学忠在一边磨刀子的声音更响了，发出了吱吱的尖叫。包亮呵斥一声，把他赶到外面去了。

正这时院外响起了刹车声。透过窗户，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了外面。我有些吃惊：“公司来人了吗？”

包亮抱起膀子，不屑于回答的样子。

进来的是一位干练的小伙子，脸色乌紫，留了短发，腰上扎一条电镀钢腰带，手里还拿着对讲机。

包亮夫妇赶紧点头，慌慌地往旁闪一下。可那人并不搭理他们，只是看了看我，对着手里的对讲机说：“主任，主任，那个人到了，那个人到了……好的，明白；好的，明白。”

他把对讲机收起来，拤着腰问：“你是廖萦卫吗？”

我点头又摇头。包亮夫妇赶紧作了说明，然后拍着手：“就是哩！就是哩！”

他哦哦两声，不耐烦地挥挥手：“那请吧！”说完又掏出对讲机咕哝了几句。

我问：“到哪去？”

“我们老总请你——看你一张纸画了个鼻子，多大面子！”

我迟疑着。但我没有拒绝。

“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