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看到，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枣木镜框里，挤满了军人照片。其中有他现在的团政委周仆，他现在的营长陆希荣，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大都穿着当年的粗布军衣，也有的是农民打扮，手巾包着头，腰里束着皮带，皮带上掖着盒子。一个个面容清瘦，但精神奋发，姿态英武，充满了游击战争年代的风采。大妈对这些人一一问了一遍。可惜有许多人，郭祥不认识，未免使大妈感到遗憾。

她小心地把镜框挂在墙上，坐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小迷糊不知道哪儿去了，连个相片也没有他的。”

“哪个小迷糊？”郭祥问。

“你不准知道。”大妈摇摇头忧郁地说，“他年纪太小。他爹妈都叫日本用刺刀挑了，11岁就参加了咱们军队。人猴瘦猴瘦，走也走不动，部队就把他托给了我。晚上不喊醒他，就给你尿一大炕。就那还非跟我钻一个被窝不行。天气热了，我说：‘小子，这么热你还要跟我钻一个被窝？你猜他说啥？他说：‘妈，那咱俩就伙盖一个被单儿吧！自他一来，大乱不能跟我睡一个被窝了，觉得吃不开了，就时常跟他打架，还说：‘这是我亲妈，你算哪里的野小子！小迷糊就哭了。我说：‘小子，什么是亲的后的？你再长两年，好好抗日，你就是亲的；他不好好抗日，调皮捣蛋，我就把他轰出去。小迷糊就笑了，说：‘妈，我一定好好抗日。这小子其实也不迷糊，也知道待我亲。他见到别人乱使我的烟袋，就用小刀刻上记号，专让我使。他一直在咱家呆了半年，后来部队又把他领走了。我真不愿让他走，弄得我哭了好大一阵。这多年，我老打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候做梦，还梦见他给我捅烟锅子呢……”

这时，只听屋门“哐啷”一声，大乱跳着走了进来。“报告！任务完成。”他故意装作军人的样子，在炕沿下打着立正，嗓音洪亮地叫。

“你看他那怪样儿！”大妈用烟袋冲他一指。

“我瞧瞧你的钢笔！”大乱说话就爬上了炕，扳住郭样的脖子。

“下来！”大妈威严地晃晃烟袋杆儿。大乱手疾眼快，把钢笔抢到手里，拔开笔帽，在指甲盖上画起来了。

“你瞧见没有？”大妈指着大乱对郭祥说，“从小就是这样。不管是司令员，政委，一下就爬到人家脖子上。不是捅这，就是捅那。以前是让机枪班给他做弹弓，以后就死求白赖地要子弹壳，换底火，翻造子弹，打枪，瞄准；你们都野战走了，这又玩鸽子。你瞧瞧他那脸蛋上是什么？”

郭祥这才注意到，大乱的左眉梢上有一个小小的窝窝儿。

“那就是他跟人家玩弹弓英勇负伤的地方！”大娘嘲弄地说。

大乱翻翻一双猫眼：“我的好处你干吗不说？”

“你有什么好处？”大妈说，“你不过就是给八路送了两回信！还差点儿出了大事。你有你姐姐去的多吗？小雪又给我送信，又在门口给我放哨，一站就是半夜，一次亏都没吃过。叫你放哨，你净打磕睡！还自己吹，‘我要当通讯员，准是个好通讯员！……”

“我不是把信团成蛋儿吃了吗？我又没暴露军事秘密！”大乱梗着脖子。

“我问你，”大妈又用烟袋指指，“今天你嘎子哥来，你这个好通讯员干吗不到地里喊我？”

“他也没对我说他是嘎子哥！”

大妈用手一指：“你听听！这小兔崽子嘴有多巧！”

“八路军可不许骂人！”大乱把头一歪，“你还吹自己是老八路呢，你让嘎子哥听听！”

“得，得，”郭祥笑着说，“你别喊我嘎子哥了，我看你小子比我小时候还嘎！”

“这都是八路军惯的。”大妈说，“我一打他，他们就拦住我，就把他惯到天上去了。你瞧着，我迟早要把你送到军队里去，叫八路军来管管你！”

“去就去。”大乱说，“我也不怕打仗！”

“老东西来了。”大妈说着欠身下炕。

郭祥静听，才听出“踢——啦”“踢——啦”的脚步声。就从这脚步声，也可听出这是那种性格缓慢但却扎实的人。郭祥真佩服大妈分辨风吹草动的好耳力。这也是游击战争年代养成的。

老杨大伯进来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块猪肉，怀里抱着一大捆小茴香菜。他向郭祥嘿嘿一笑，没有说出什么，手里的东西，一时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大妈接过东西，就皱了眉。她把小茴香捆一拨开，对杨大伯说：“你瞧瞧，这准不是今儿早起割的，一辈子想叫你办个漂亮事也难。”大妈把茴香择了择，哗啦舀了一瓢水，动手洗菜。又对大乱说：“去！磨磨刀。”

杨大伯不反驳，也不言声。从腰里摸出一盒“大婴孩”香烟，撕开个小口，抽了一支，抖抖索索地递到郭祥手里。然后佝偻着腰坐在炕沿上，从腰里解下旱烟袋，装了一锅，用胳膊夹住，打起了火镰。显见这盒烟，是他特意为郭祥买的。

这杨大伯比大妈大十五六岁，已经60开外；郭祥看他那被烈日烤晒了一生的皮肤，还是红刚刚的，显得异常坚实。他的容貌和举止，都流露出朴实和善良。

大妈剁着肉馅指责地说：“嘎子多年不回来，你就找不着一句话？真是三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一辈子，没有把我屈死！……”

大伯还是不响，看来他听这话有多少遍了。

“我这个家，数这个脑瓜儿落后！”大妈又说。

“我，我怎么落后？”大伯开言了：

“嘎子说，你闺女也入党了，现在除了大乱，全家都是党员，就你一个挂翅膀的！”

“那，那是你们支部不讨论我。”大伯说，“你凭心说，革命工作我少做了不？”

“没少做！”大乱正在那儿烧火，插进来说，“黑间开门，领道儿，号房，领柴禾，领米，全是我爹。下大雪，牵着牛，尾巴上吊着扫帚，给八路军扫脚印，也是我爹。领着八路突围，摔得他乓地一个跤，乓地一个跤。八路来了，我爹就起来开门儿，回来往墙角里一蹲；我妈炕都不下，盘着腿一坐，衣裳一披，净动嘴儿，和人讨论讨论，像个司令员似的……”

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

“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就将女儿以工顶债，这样到了谢家。大妈那年才十二三岁，每天挨打受气，自不用说。等到大妈长到十五六岁，由于人品出众，那谢香斋就生了歹心，要纳她傲小。这大妈是宁折不弯的性子，哪肯答应，就在一天深夜只身出走，逃到一个亲戚家里。谁知第二天，就被谢家捉回。那谢香斋心毒手黑，狠狠地骂：“我娶你不成，也得把你毁了。”就找了三五个打手，将大妈的上衣剥去，由两个大汉扭住她的两个膀子，其余的点起成捆的香，伸到她怀里熏她、烤她、烧她，将她治得死去活来，整个胸脯都烧烂了。大妈的父亲听到此事，痛不欲生，就托人说情，情愿还清欠债，将女儿赎回。但是这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衣食尚且无着，到哪里去找这笔款子呢？就放出话说，谁替他还了这笔账，就将女儿嫁他。这时杨大伯正在谢家扛活，己经30多了，还没成家。亲戚邻友就撺掇他说：“老杨，你看这姑娘怪可怜的，你不如收留了她，大家帮补你一些，你再摘借摘借，也将就着把事办了。”杨大伯好容易将钱凑够，这才把大妈领到自己家里。大妈虽然逃脱虎口，但一看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自不免有委屈之感。刚才大妈说的，就是这段心酸的往事。

她一边揉面，一面继续说：

“那时候，我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别说离婚，连离婚这个名词儿也不知道。我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夜里一宿一宿地睡不着，两只眼泪巴巴的，连枕头都打湿了。可是他睡得死猪似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走，要跑，我要走南闯北，任他狼拉狗啃，死就死了，活就活了。可是，我又一想，我也多亏了他！走东邻，串西舍，给我求医问道，洗伤抹药，我这伤才好了，是他救了我。我要扔下他走了，丢下他孤零零一个，谁照管他？我也对他不起。我不是亏了心吗？唉，算了，虽说他比我大这么多，可是心眼儿实在。人说，丑人还有个俊影儿呢！我这才有心跟他过了。直到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同志们一天价给我讲这个，说那个，我就觉着这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眼也亮了，心气儿也高了，浑身上像长了翅膀，老想飞，想跳，想说，想唱。一个劲儿地追革命！奔革命！没有第二个心眼。伪村长要让日本鬼、白脖儿吃面条，我就要给八路军吃烙饼；他们要吃炒豆腐，我就要给八路炒鸡蛋；我一定要压倒他！因为这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我要跟着他！扶着他！举着他！我不能听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是水，是火，他说过我就过，他说跳我就跳！我恨不得把那些日本鬼、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像苍蝇、跳蚤似地一个个掐死，捏死，一古脑儿地扫平！……”

郭祥看到，大妈的眼睛闪着青春时代的火星。从她那眼睛、眉毛、脸盘都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声音一时又变得柔和起来。

“也就从这时候，我对他那不如意，才一点点儿淡了。到这会儿，总算有了个家，儿是儿，女是女，离婚，我才不离呢！你倒说‘离就离，卷个小包袱儿，滚你的蛋吧！一晃几十年，我的好时候也过去了。小嘎儿，像现在八路军兴自由、当面挑，那多好！可惜共产党来得迟了……”她叹了口气，恨恨地说：“想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有一条儿好处！”

“大妈。”郭祥笑着说，“这离婚是刚才你先提起的呀！”

“我是出出这股闷气，”大妈噗哧乐了，“也捎带着警告他一下！”

“要说心眼实落，大伯在凤凰堡得占第一！”郭祥有意安慰地说。

大伯高兴地瞅瞅大妈。

“说得也是。”大妈同意地说，“人也不算忒笨，他种的烟叶全村出名。抽着有那么一股格别的香味。挑到集上去卖，给人的斤两又大，一哄就抢光了。挑去十斤，最多只换回八斤的钱。”

“那，那，”大伯受了表扬，心里乐滋滋的，笨笨磕磕地说，“一个自己种的，咱能少给？让人家吃亏？”说着嘿嘿地笑了。

大妈把面揉得白生生的，不硬不软。馅儿已经拌好了，又汩汩地加进了不少香油，郭祥在炕上就闻见了喷鼻的香味。

“我显显手艺。”郭祥兴奋地叫着，急忙下炕。大妈拦住他说：“去你的吧！多少八路军我都伺候下了，还要你来？”说过，小枣木擀杖清脆地响着，不一时，蓖帘上摆满了精致的小饺，包得又好，摆得又齐，像是一大盘初五六的新月。

郭祥看天还不到小晌午，就说：

“大妈，我瞧瞧齐堆去，回来再吃饺子行不？我跟小堆儿从小在一块儿，参了军他东我西，真想得慌，听说他不是复员了吗？”

“真是不巧！他昨儿个到省里开民兵会去了。”大妈说，“这孩子也是个人尖子，他是两次参军，两次复员，叫干啥就干啥。家里姐妹都出嫁了，留下一个瞎爹，饭也不能做，我正张罗着给他找对象哩！”

郭祥只好作罢，又卷了一个大喇叭筒，准备提起昨晚母亲所谈的问题，忽听窗外有一个非常柔婉的声音叫：“大妈在家吗？”郭祥听声音很生疏，不知道来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