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匆匆吃了一早饭，准备去瞧杨家大妈。

他没有见杨家大妈也有许多年了。这是他心目中最亲近最钦敬的人物之一。自郭祥记事起，两家就是近邻。他常常领着大妈的小女儿小雪去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候就在杨家吃饭。他淘了气，大妈就把他偷偷地用笸箩扣起来，使他免去父亲的追打。这一切，都记得是多么地清楚呀。郭祥在大清河南敌人的堡垒丛中活动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清河北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杨大妈。游击战士们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杨树飘洒洒，大妈赛亲妈。

只要找见她，就是到了家。

饿了有吃喝，负伤有办法，安安生生睡一觉，临走还送我烟叶一大把。

在那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汽车路密如蛛网的地带，有吃有喝也就很不容易，竟然负了伤还有办法，还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去处呵。无怪这歌声这么动听地唱到了大清河南。人们还说，这大妈是“革命的五大员”：第一，她是炊事员。在她家里抗战人员来往不断，她家的灶火，每天要烧十几顿饭。只要你是抗日战士，有饭蹲下就吃。第二，她又是护理员。在她家的地道里，护理着轻重伤员。机会赶巧，你还能尝到她从集上买来的新下来的葡萄。第三，她又是情报员和侦察员。她有时扮作讨饭老婆，提着破竹篮，拄着枣木棍，出没在敌人的炮楼附近；有时穿得干干净净，提着红包袱，到敌人占踞的县城，去跟内线关系接头。最后，她还像个指挥员。在那敌情紧张的深夜，窗上遮着被子，门外站着哨兵，她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聚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共看着一张地图。她披着衣服坐在炕上，听他们交流情况，分析敌情。她身向前倾，头微微低着，严肃地沉思。然后就毫不自卑地拿出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在讨论她的家事。她那特殊的细心、机敏与果断，和她那从游击队长们不知不觉学来的干脆、果决的手势，都流露着指挥员英武的格调。那些领导人也尊敬地喊她大妈，跟她交谈，跟她辩论，也不知不觉地把她看做自己中间的一个。听说巧袭小李村炮楼，就是采纳了她的主意。因此人们又把她的家称做“两部一站”，既是后勤部，又是司令部，还是情报站。它是党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聚散地，是大清河北一个小小的抗战中心。

郭祥也像其他战士一样爱她，钦敬她，也爱唱“杨树飘洒洒”这支歌。但她活动在大清河南，属另一个分区，没有见到过她，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幼年的伙伴小雪的母亲。他也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近邻，成长得这样快，这样英雄出众。后来，因为杨大妈的名字太红，别说是自己人，就是炮楼上的伪军也给她取了一个外号，管她叫“老八路”。杨大妈从此就成为敌人指名捉拿的对象。尤其是谢家父子，吃了她许多苦头，有好几次几乎被八路军捉住，也就对她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寻她。这时在伪军中还流传着一句口号，叫做“捉住杨大妈，金票有得花”。敌人对她的头，宣布了十万元“老头票”的悬赏，另外还要官升三级。这不但没有把大妈吓住，反倒更鼓起了她那战斗豪情。她常常拍拍自己的脑瓜儿，对战士们玩笑地说：“小伙子们！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你大妈的这个宝贝，我可没想到它这么值钱！”由于村里群众对她的掩护，再加上她机敏过人，她在这家和那家躲闪着，敌人捉她多次，她都机智脱险。随着环境的险恶，斗争的残酷，一些人叛变投敌。这些人吃过她的饭，睡过她的炕，知道她家隐蔽的地道口，给了她最大的威胁。她在家呆不住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就转移到外村亲威家里。她从这时起，就行进在游击队的行列中。她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给战士缝缝补补，她不像民，又不像兵，老百姓都很诧异行列里的这位中年妇女。也就是从这时，当这支游击队转移到大清河南的时候，郭祥偶然遇见过她，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大妈……

抗日战争末期，在某地的英模大会上，杨大妈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不久，她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大妈就把她的女儿杨雪送到部队，让她参加了这一场新的斗争……

郭祥要去看望的，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母亲。

他一边帮母亲刷锅洗碗，一边问母亲：

“大妈现在住在哪儿？”

“一说你保准知道，就是你闹事的那个地方。”母亲带着笑嘲弄地说。

郭祥一听，就知道说的是谢家。他羞愧地笑了一笑，故意装糊涂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呀，我闹的事多啦。”说着就跨出门去。母亲觉着儿子回来什么也没有吃上，怪委屈的，就揭开炕席拿了几个钱上集去了。

郭祥缓步穿过小胡同，向村里正街走去。这凤凰堡原有四条小街，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井”字。“井”字中心，就是原来谢家小城墙式的大院。挨着大院是一些相形见绌的中农房舍，散在村边的就是贫农们又低又矮的土屋了。如今经过十几年激烈的社会变动，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村四外起了不少新房，因为盖得错错落落，杂乱无章，使郭祥绕了不少弯儿，才走上正街。那村中心的花垛口高墙，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好像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只有从那两个被推倒的石狮子，才可以辨认出原来谢家的大门。郭祥不由想到，当他幼年走过这里的时候，总是觉得阴森森的，心老是一阵阵地发紧，连脚步走得都不自在。尤其走过这个门口，得时时提防着那几只大黑狗冷古丁地蹿出来。连那两头石狮子，也觉得像是活的那样可怕。现在呢，那个门脸已经改换了样子，整个地被牵牛花爬严了，一眼望去，红澄澄的，总有好几百朵。牵牛的阴凉下，挂着“凤凰堡小学校”白底红字的牌子，从里面传出了孩子们整齐悦耳的读书声。这书声，带着十足的奶腔味，被秋风吹得一时高一时低，显得这乡村更加宁静、安详和可爱了。

郭祥知道，小学校占的就是谢家的第一套院，后面第二套院，就是现在杨大妈住的地方。那里新开了一个侧门，郭祥走进去，一眼就看见正房那高高的石阶，下面是青砖铺地，一点不错，正是多年前父亲领着他磕头赔礼的去处。谢家婆娘和谢家小子站在石阶上那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那尖刻讥讽的笑，一下出现在眼前，头轰地一下子像着了火似的。他定了定神，极力让自已平静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像是住了四家人。由于换了新的主人，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没有了，现出一派农家风味。家家房檐下都垂着一嘟噜一嘟噜半干的红辣椒，地上晒满了一片一片的茄子干，院子里还系着好几根绳子，上面搭满了小白菜。东屋窗前有一个遮荫的南瓜架，垂着三四个金红色的大瓜，还挂着两个青秫秸莛儿扎的蝈蝈笼子。西房根种了一小片花，有三两棵鸡冠花，两棵很高的西番莲，一棵紫的，一棵白的，几个小盘盘似的花朵，都快要碰到窗格子上去了。

院子寂静无人。屋门虚掩着。人们大概都下地去了。郭祥正回身要走，忽听噗啦啦一阵响动，原来在南瓜架后面的墙拐角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背朝外，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儿，正蹲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摆弄什么。郭祥问：

“大妈在这儿住吗？”

“嗯。”那小子头也不抬地说。

“她在家吗？”

“地里去了，你到地里去找她吧。”他还是不动身，一个劲地摆弄他的。

郭祥走近一看，原来这小子正抱着小白鸽子给它装鸽哨呢。他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小红嘴鸽子，歪着脑袋看人。他老是装不好，累得小圆脸上都是汗。郭祥看那眉眼，很像大妈，也很像小雪。就拍了他一把，问：

“你叫什么？”

“我叫大乱。”他这才抬起头来，一双调皮的眼睛巴眨巴眨的，“你是县武装部的吧？有小刀不？掏出来我使使！”说着就伸出手来，要到郭祥的口袋里去摸。郭祥摸出小刀微笑着递给他，他一面修理鸽哨，一面说：

“那里还有两只。”他顺手朝西房檐一指，那里悬着一只精巧的小木笼，“一只‘大鼻子，一只‘菜花，要是抱出蛋来，我把‘大鼻子送给你。”

“现在送给我行不？”郭祥装作认真的样子。

“现在——”他翻了翻眼，“那得有条件！”

只听门外说：“什么条件？你个小兔崽子！”

郭祥还没来得及分辨是谁，大乱把鸽子一扔，抓起草筐就溜。郭样回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大妈，她拿着一把镰，背着一大筐满是露水的青草，两只脚也是湿漉漉的。她披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十分破旧的棉军衣，看来她很早就到地里去了。

“大妈！”郭祥欢快地叫了一声。

大妈也一眼就看准了他：“没错，你是嘎子！”她说着，放下草筐，快步走过来。

郭祥看到，她的面容虽然比以前见老，但是步伐还是那样敏快，眼睛还是那般清亮，流露着坚定和机警，丝毫没有减失游击战争年代赋予她的光芒。

郭祥迎了上去，大妈用两只手捧着郭祥的脸，仔细地看了看，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把手一甩：“孩子，屋里坐吧！”她走到屋门口，又扭过脸指着大乱说：

“饶你一回！告你爹，叫他马上到集上去，就说嘎子回来了，晌午要吃茴香馅饺子。快去！”

大乱卖了一个鬼脸，一蹦两跳地去了。

大妈把郭祥扯进了西屋。郭祥看这屋子宽敞明亮。里间屋一铺大炕，也扫得十分干净。迎着炕贴了一幅毛主席像。只是屋子里的东西很少，不仅没有箱柜，连个迎门橱也没有，只有一张旧八仙桌子，一条长凳，显得异常空落。

“脱鞋，上炕！”大妈催促着说。

郭祥在炕上坐定，大妈不一时就烧开了水，又在灶里烧了几个红枣，将灰吹去，泡了两碗红酽酽的枣茶端上来。

随后，她也上了炕，把烟笸箩放在两个人中间。她抽旱烟袋，郭祥就卷大喇叭筒。

郭祥说：“大妈，你这几年生活还是很困难吧？”

“不算困难！”大妈说，“吃的有了，差一两个月的，吃点菜也能对付过去。”

“你这家具，我看怎么比以前还少呵？”

“家具？”大妈哈哈一笑，“连一块破铺衬，连你大妹子小时候的尿席子，都叫敌人烧净了。他们对我不客气，我对他们也不客气。双方一样！”她仰起脸看看房顶，说：“就是这房没烧，他们还想着回来住哩！实在说，孩子，我真不愿住在这肮脏地方！以前把我卖到这家当使唤丫头，我受的是什么罪？你没见过，也听说过。你想，我住在这儿，想起来能不难过？可是我还要住！穷人不敢住，我就要领着头住。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把谁打倒了！他们一天价喊打倒共产党，叫他们看看共产党倒了没有！”

“对！就是要让他们看看。”郭祥猛力吸着大喇叭筒说，“不过你的身体还要注意，我看不抵以前了。”

“没啥。”大妈挺了挺腰板，“我腿脚行，眼也挺好使。去年听说一个同志要结婚，我还扎了对绣花枕头给他寄了去。就是钻地道、睡高粱地多了，落下了个腰疼病，瞧了几次，白花了钱，也没治好。我看一下半下不碍。”

“孩子，”大妈又拧了一锅烟点着，向郭祥身边移了移，缓缓也说，“说实在的，这穷，这苦，这病，都不算什么。就是有一件事叫我心里难过……”

郭祥见她眼圈发红，就听她说下去：

“穷算什么！你大妈原先比谁不穷？苦，你大妈比谁不苦？病，这又算什么！残酷时候，敌人三天两头来抓，不知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这统统不算一回事。孩子，只有一点儿我受不了，我就是离不开八路。从事变以后，我那穷家，哪一天断过八路军呢？人来人往，不是干部，就是战士，不是大队，就是小队，弄得我没有时间渣儿，累得我站都站不住，只要同志们吃上喝上，我就心里痛快。可是猛古丁地都开走了，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睁睁眼，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你说这是怎么个滋味？我心里空落得像是没有个抓挠头似的。夜里睡不着觉，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儿想你们。你们的模样儿，家乡住处，脾气秉性，谁我也没有忘。可你们连个信都不给我打一封来……”

大妈滴下了眼泪。

“不能这么说，大妈，”郭祥说，“同志们都没有忘记你。”

“去吧，”大妈擤擤鼻涕，“那为什么不来个信？”

“大家忙呀！”

“忙？我问你：你们拉屎不？尿尿不？”

郭祥笑了。

“兔崽子，你别笑。”大妈把烟锅乓地一磕，“你回答我的问题！”

郭祥笑着说：“就是再忙，还能不拉屎尿尿！”

“着哇！”大妈说，“你们就用拉屎尿尿的工夫，也能给我写几个字嘛！”

大妈说着生起气来，把烟袋一放，两手向外推着郭祥：“去去去！”

“你不要，我还不走哩！”郭祥缩缩脖，装个丑样儿。

“不走，我就揍！”

“来吧，我代表大伙挨揍！这是光荣的。”郭祥说着，把头伸给大妈，“我看你还是舍不得吧！”

大妈噗哧一声带着泪花笑了。

郭祥接着装了一锅烟递给她，大妈盘着腿抽着，心平气和了许多。她问：

“南蛮子现在怎么样了？”

“哪个南蛮子？”

大妈跳下炕，把墙上挂着的一个装相片的镜框摘下来。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土，递给郭祥，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他！”

“咳，我道是谁，原来是我们邓团长。”郭祥说，“他去年打兰州负了点儿轻伤，还在医院里休养呢。”

“我不信。”大妈说，“要是负了点儿轻伤，他会一直住在医院里？”

“确实，伤不太重。”郭祥带着笑安慰说，“现在快好了。”

“怪不得他不来信。”大妈又是怜惜又是赞叹地说，“这个人革命可真叫坚决。一打仗就往前冲，当了团长还是那股劲。他那爱人还是我介绍的哩！现在两口子过得怎么样？”

“很好。生了个白胖小子，听说有十来磅重。”

大妈笑起来，小烟锅子在坑沿上磕得乓乓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