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北京出租车很不规范，不打表打假表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载客抢载客也都不稀奇。虽说整顿了这么多年，可老毛病一时半会儿还是改不了。北京的各大长途车站，都有一大批“听声辨位”的高人，等着拉冤大头的活儿呢。

平头，制服，半开着窗户，把耳朵凑出来，遮遮掩掩听着。“哎哟，这是一天津人，算了算了，这活儿不拉。”

这样的明显是刚入行的新人，顶多判断下乘客大概的地方，成不得气候。

戴墨镜，神色不屑，半倚着车门，拿腔拿调喊着走嘛您，等人真走近了，又闭上嘴巴，半侧着身子，专用耳朵对着。

“嗯，湖北的，武汉的，能行。”

这号的，算是步子踏进修行的门槛了，将来定有大作为！

至于真的高人，那都不显山不露水的藏着呢。一大群司机，围着他一人，这是司机当中的带头大哥。上了年纪，肚腩突出，皮带卡在胸口，戴一蛤蟆镜，意气风发，到处瞎侃，讲自己走南闯北，西方哪个国家没有去过？

等乘客走近，突然挥手，万籁俱寂。

耳随声动，如幡随风动。

脚步渐近，先伸一指。

“四川！”

周围散坐的后进司机，有的轻声吐气，为自己猜中答案暗暗叫好，有的垂头丧气，表明还有待学习。

司机大哥却不为所动，闭眼，屏气，凝神，静听。

每个字儿的韵尾，每个音的抖颤，都在掌握之中。

再伸一指。

“成都！”

这一次猜中的人更少了，余下的人惶惶不安，眼神偷瞅着司机大哥，又倏忽飘至乘客处，显示出内心极大的不自信。

还有最后的考验。

司机大哥摩挲着手上保温杯的盖子，动作轻柔舒缓，但此时此刻他的全部精神却紧绷着，像走在钢索上的人，底下就是万丈悬崖！不断地有司机跌坐在地上，满脑门子的汗，听不出来！真的听不出来！这最后一步，再也听不出来！

司机大哥的额角开始沁出汗珠，一滴滴向下坠落，跌成八瓣，晶莹剔透。

这是一场较量，乘客与司机间的较量。

咳嗽声，呼吸声，甚至那未从喉咙里发出的微小之音，全都聚在司机大哥的耳朵里。

突然，他笑了，咧开嘴，喜悦，发自心底的喜悦。

“这个活儿我拉了！”他低声说，再伸出第三指，顾盼左右，除了司机大哥之外，早已无人能猜出最后的答案。

“金牛区的！”

常听人们说，要做好北京的司机，功夫不在开车上，而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耳朵上，指的就是“听声辨位”。

另一个，则在嘴巴上，那就是说话的艺术了。

北京司机能侃，这事儿连奥巴马都知道。可要是把的哥的嘴上本事真当作他们有学问，这就确实有些夸大了。乘客多，见识多，哪儿的消息都能打听一点儿，自然说话的面儿就宽了。今儿拉了一小姐，抱怨哪儿哪儿又严打了，嗯，下回司机就能侃北京治安治理问题，还能给单身男乘客，提供点儿信息补助。明儿又拉一公务员，讲谁谁又被查处了，嗯，这下又能和其他人说说中国的政治问题，贪污腐败问题。

枯坐车中，再加上北京老堵的路况，没人挑头儿说话，确实难堪。

所以司机师傅们往往起了个活跃气氛的作用，一来是缓解压力，二来是调解情绪，打好关系，多收个一块钱，乘客也不计较。这其实是司机的本分，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事。

但能把本事变成艺术的，这就少了，打了这么多年车，我就碰到过一个。

这个司机姓谢，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活儿，我拦他的车去大悦城，上车没多会儿就聊开了，谈天说地，风趣幽默。我常坐谢师傅的车。我发现他很会和人聊天，就像是三孔插头正好插在三孔插座里。

他简直把普通司机的侃大山变成了一种比央视煽情节目还要艺术的活动。

在我无数次香烟的贿赂下，他终于吐露了如何与人交谈的诀窍。

“你要明白，你对话的那个人，究竟属于什么？”谢师傅低声说道，他的嗓音华丽，如同童自荣老师配音的佐罗。

“就像是你要卖梳子，绝对不会卖给一个秃子。”

“女乘客，一定要先观察，如果是闺蜜之间或者男女朋友，不要插嘴，他们自己会制造话题。你要做的，就是变成空气，隐藏自己。假如是单身女乘客，一旦她掏出手机来，你就要立刻闭嘴，因为她的动作表明在抗拒对话，不要强求。”

“至于男性，那就好办多了。”谢师傅笑了，像是西点师把一个巨大的蛋糕摆在食客的面前，带着职业般的自豪。

“政治和经济，这是男人的核心。”

“抛开这两个话题，还可以有针对性地说说。”

“白领、IT男上了车，那就狂骂公司老总，说他们没人性，不知道体谅员工。再拐弯抹角地夸夸老罗，说只有有情怀的公司，才值得人们奉献。”

谢师傅声音一顿，把头扭向我，对我说道：“至于你们年轻人嘛，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天生的听众。骂领导、骂制度、骂学校、骂企业，什么都骂，你们呐，都是真朋克！”

服！真服！

一张嘴，上下俩嘴皮，磕巴一下就能出音儿，这谁都会的，偏偏只有谢师傅把说话的本事真正琢磨透了。

但说到底本事都是拿日子磨出来的，从早年间的黄面包再到夏利，又从夏利折腾到雪铁龙，谢师傅已经四十有八，两边头发都白了。他说自己在这座城市里见过很多人，好的坏的都有，什么心思的都体验过，有上车就骂的，有上车就哭的，有求谢师傅往河边拉想自杀的。

都是活着呐！

谢师傅感叹道。

有一次他和我讲起他自己的日子，每天起大早，等活儿拉人，中午就在司机之家吃饭。那是一个专门针对的哥的饭店，虽然没什么好东西，但是十二块钱连菜带饭管饱。

司机容易得病，谢师傅说，这么多年，不知道得了多少毛病。

“后来连那地方都不行了，硬不起来。医生说和长期久坐有关系，另外杂七杂八毛病综合的结果。”他笑着说，“我老婆找了个男人，我和她离了，儿子归我，我挣钱供他上学。我儿子比我有出息！”

那一天他没多说话，但我总觉得他那时说的每个字比之前他讲过的所有语言都珍重。

像是金子一样，亮闪闪地发光。

当然，也不是每个司机都把技能点加在了聊天上。

原来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个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七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

这师傅姓廖，名一平，三十七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

当然，从面相上看，也是不善交际的那种。

驾驶座的左侧，摆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小女孩。但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

“来啦？”他冲我点头。

“嗯！”

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是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

后来，我们有了一次对话。

那天是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十一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寥天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

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么，能不能接一下我。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廖师傅问我在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

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拿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是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