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跟阿杰分手，”她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

“你什么意思？”

几天前，林佳曾收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跟你没关系的事你别掺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告她。“别跟敏说阿杰配不上她什么的。”用威胁恐吓他人的方式来维持恋情：我倒没料到阿杰有这么大胆。

“那你就什么都不打算告诉阿杰么？”我问。

“我离开厂之后再给他打电话，”她说。“我会告诉他我要走了，叫他别去找我。”

“他能接受么？”

她耸耸肩。“不知道。但他不知道上哪找我。”她计划什么都不带就离开工厂，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她彻底辞职。“我只要带套换洗衣服，还有我这一年获得的经验，”敏严肃地说。“其他东西我可以再买。”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8月初，我收到敏的邮件，她还在原来的厂里。我的新朋友挺好，她写道，但我们之间的情况不太好。也许我和他更适合做朋友。她的妹妹三儿从中专毕业了，也想来东莞工作。敏发现厂里的货运部有个人老家在他们村附近的镇上；这个人会帮三儿找工作，当运务员。问题是：三儿才十七岁，就是说她年龄太小，不能就业。敏出了三十元，给一个专门帮人改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的人。三儿新处理过的身份证上显示，她出生于1986年6月，但敏是同年2月出生的。如果有人认真看看这姐俩的身份证，可能就会起疑。不过从没人这么做过。

现在我感觉压力没有从前那么大了，真的，敏写给我的信中说。

那是2005年9月底，逐渐凉爽的天气是她新的信号。三儿来了一个月以后，敏又跳槽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当助理。这里距离妹妹工作的地方，乘大巴要两个小时。敏没有解决跟阿杰的事就走了。她跟另外那个男孩也不再联络。对这种情感纠葛的解决方法她唯一懂得的技巧是：一走了之。

这次她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她父亲早就从学校拿回来了，但拒绝邮寄给她；他还想阻止女儿换工作。敏骗他说厂里有新规定——没有文凭的人都得开掉。父亲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慌了，多付了些钱，用快件把她的文凭寄了过来。敏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哈大笑。

敏的新工厂生产电源、电脑显示屏以及DVD机的金属零件。她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隔周才休息一个星期天。她每月收入有一千元；如果好好做，可能会提升她当独立的采购员。她开始读一本题目叫《生产计划与原料采购》的书。

过去一年里，她寄回家五千元，但她父母认为这太少了。“别人家的小孩上学没你多，”她父亲说。“怎么人家寄回家的钱比你多？”

“别人家的爸爸挣的钱够用，孩子不用出去打工，”敏反驳道。

如今她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几分批判。20世纪90年代晚期，敏的父亲曾在温州一家鞋厂短暂地工作过，但因为生病回了家。她母亲也曾出去过一年，没存下什么钱。敏正在他们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她第一次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尝过出来打工的滋味。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难，”敏对我说。“可他们却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挣钱好像很容易的。”

敏在这里干了五个月之后，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这是她的一大突破：从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孩回家探亲，被她父母发现她在城里交了个男朋友。“他们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许她出来了，”敏说，“所以我才有机会。”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百元，还有每月六千到一万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头半年，她一共存了三万元，寄回家一万一千元。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他们希望她把钱都寄回家。

“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肯定会立刻解雇我，”敏对我说。

“可是大家都这么干，不是么？”我问她。

“是啊。可是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说。”

我们坐在她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她现在经常出去吃饭。我记得两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她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她的汉堡。她四下打量一番，确定近旁没有同事，压低了声音跟我谈起她的工作。供货商一般会将货款的百分之十作为回扣；敏跟他们约在厂外见面收钱，都是给现金。她的开户银行离厂子很远，这样存钱的时候就不会撞见熟人。厂里干采购的人总是会招人嫉恨，因为他们的工作油水太足了。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时候，总是主动打招呼，帮他们付钱，收买人心。

成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过去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只要走就行了，”她说。“现在我就担心，万一公司不要我了可怎么办。”

一旦挣钱多了，敏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抱怨她寄回去的钱太少，而开始梦想着怎么花掉她的积蓄。他们想在附近的武穴城里买套价值十二万元的套房。她父亲还想饲养小龙虾，这个计划需要三到五万。去年他种棉花赔了钱，没有本金。敏把两个计划都否决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挣到钱，”她教训父亲道。“你必须一步一步来。”

敏这么快就颠覆了家庭的权力结构，这在我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敏居然能远程遥控家里的事务了。她监控着父亲的购买计划，否决了他的商业计划，就因为寄回家的一万一千元让她获得了这样的权威。

像敏这样的农民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他们在城里取得了成功，立刻就能一跃超过所有的家庭成员。很快，敏就开始积极指导弟妹的生活了。她向弟弟许诺，如果他在学校好好读书，暑假就带他到东莞来学英语。她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也改变了妹妹秀的命运。秀没考上高中。当初她的三个姐姐考学失败，都去念了中专，然后外出打工。但现在敏付得起额外的钱，秀就能上高中了——三年之后，她就会参加高考。

“你成绩怎么样？”敏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问妹妹。

“我不知道，”秀说。她很害羞。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工，才能供你上学吗？”敏问道。“你得好好学，不能让我失望。”

“我知道，”妹妹回答说。“我会的。”

对姐姐的处境，敏的话也很有分量。桂敏的工作和恋情都不成功，她又回到东莞，在一家锻锤工厂工作。敏认为姐姐年纪太大了，不能太频繁地跳槽。“你得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有所发展，”敏对她说。

2006年夏天，敏回了一趟家。她给家里带了一台长虹彩电、DVD机，还有五千元钱。她给父亲买了一件价值八十元的衬衫。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一件衬衫，敏在家期间，他一直都穿着。敏的父亲刚刚过了五十岁大寿，去算了个命。人家说他五十岁以后，运气会转好。多亏了二女儿，好运真的来了。

2007年春节，我回到了敏的村庄。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因为家里有人结婚。敏的一个叔叔，也是隔壁邻居，要跟一个住在几个村子之外的女孩结婚。他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坐火车四十四小时——干建筑工，而女方则在三小时车程之外的武汉工厂里缝衣服。他们是去年经媒人介绍认识的，然后立刻就订婚了。接下来一年里，他们通过电话谈恋爱。在我看来，顺序刚好反了——你先订婚，然后才开始交往——但尽管如此，这仍是与现代方式达成妥协的结果，一对夫妇结婚前还可以相互了解。

我到的那天晚上，敏带我到隔壁去看那位叔叔。两年前，他家房子里的主卧还是一个空壳子，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地板。现在这个房间里铺上了瓷砖，塞满了家具：大衣橱，沙发，茶几。双人床上铺着粉红色床垫，上面用花哨的英文字母写着很大的Happiness（幸福）。床上方挂着表亲和未来新娘的影楼照片，新郎穿着象牙白的三件套燕尾服，新娘身着低胸礼服裙。

“她真漂亮！”敏赞美道。

“她明天就不会漂亮了，”她叔叔开玩笑说。

“你说什么哪！”敏说。“新娘子一辈子最美就是结婚这一天。”

尽管按照传统，儿子婚后应该跟妻子一起住在男方父母的家里，但敏的叔叔和新太太只能住几天，然后就得再出去工作。在中国的乡村里，遍布着数不清的像这样的房间，花了相当多的钱装修，配家具，然后注定一年到头大多数日子里都空着。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年轻男子一起出发去新娘家，扛着传统的藤编篮子去搬嫁妆。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用肩膀扛重物，但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生涯都是在城市里打工，多半在工厂里干。只有一个年纪大些的男子看起来挑竹扁担还算在行。新郎穿着蓝色条纹西装，漆皮皮鞋，还在一路拼命贬低自己未婚妻的长相。“等你今天见到她，”他对我说，“肯定会吓一跳。”敏和姐姐两个要陪伴新娘到新家里来。她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乡村婚礼。

在新娘家里，邻居们挤在泥泞的院子里看热闹。主房间堆满了她的嫁妆，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家用电器商场大甩卖：冰箱，空调，热水器，洗衣机，高清电视机，立体声音响，还有卡拉OK机。隔壁房间里，新娘坐在床上，头低垂着，母亲、祖母和姑姑姨妈们在一旁哀恸哭号——用这种传统仪式表示痛惜女儿的离去。

小伙子们轮流跑进房里去“偷”嫁妆，而新娘的亲朋好友则作势要赶他们走。过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东西才搬到了院子里，或装进篮子，或捆扎结实，固定在竹竿上。新郎官被迫戴上了一顶纸做的高帽，脸上被画了眼镜和胡子，脖子上挂了个夜壶。他就这样走在最前面，领着人马出了村子。当初“文革”的时候那些受迫害的人就是这样游街的，只不过他满脸带着笑。

在新娘家的婚礼午宴有一定的规矩。一共有十二道菜，上菜式中间要放鞭炮。宴席包括每桌有一条全鱼，一只旁边围着十二个白煮蛋的鸡，还有甜甜的糯米圆子——圆形象征圆满和美。菜是一道一道上的，还没等吃完就撤掉，表示这对新人将过得很富裕。

下午，新娘出发前往新郎的村庄。敏和姐姐给她当伴娘，但许多婚礼客人跟上来，阻止新娘被带走。人群只能走几步就停在路上，大家逼着敏和桂敏唱歌。就这样，人群慢慢前进，停下，要求更多的惩罚。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跑出来，参加逗弄敏和桂敏的游戏。

唱大声点！

一首歌不够！

这都是游戏，却感觉很严肃。两个壮汉还有几个中年妇女带头发起攻击。敏和桂敏有点慌了神；她们用孩子式颤抖的嗓音唱着歌，眼睛盯着地面。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孤单地，隔着一定的距离，望着这熟悉的场景：中国人，被困在自己的群体之中。甚至连集体相亲这样看似无辜的小事似乎也指向这个民族特性中的缺陷，没有能力挣脱出去，采取个人的行动。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根植在中国乡村的机体中，各种仪式都是为了保障这个群体的安全。孤单一人是危险的；在群体中，你会获得信心和力量。当村民们对敏和桂敏大喊大叫，要她们大声唱，或是咒骂她们的表演时，最极端的声音总是能够占上风。两个女孩站在人群的中间，头低垂着，等待这一切的过去。

最后，我们看到新郎的同党出现在路前方。小伙子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谈判释放新娘的条件，敬烟，即兴表演，尽管村民们继续着恐吓和侮辱。最后，新郎官冲进人群，抱起新娘，送进了等在一旁特地租来的黑轿车里。

在新郎家，大家坐下来享用又一场宴席，尽管还没来得及消化前面那一顿。我一直等待着某种仪式，或者正式宣布两人结合，但始终没有。在这些仪式中，婚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两个家庭之间互换财产，两个村庄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所有这些传统都没有突出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协约；两个人的结合看起来几乎无足轻重。斟上酒之后，桂敏转向叔叔和他的新婚太太，说了句传统的祝酒词：“早生贵子。”

我余下待的时间过得很快。敏全家爬上山，去给祖先上坟。她去参观一位叔叔靠外出打工当建筑工人挣钱盖的一幢三层瓦房；那幢房子将会空置，直到明年他回来才能有钱装修。另一天，她去拜访一个在城里卖衣服的阿姨，谈谈看有没有可能合伙开店。一天晚上，另一个叔叔带来一个男孩，想介绍给敏的姐姐。整个晚上桂敏一个字都没跟那男的说，直到他上床去睡觉后，她才宣判了人家死刑：“他脑子转得不够快。”男孩早餐没吃就走了。

最后一天早晨，敏送我去公交车站——她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回东莞。她穿着一件西瓜红的系带外套，黑色七分牛仔裤，还有高跟靴。胡涛，那个两年前她带到城里去的前男友，又跟她恢复了联系。他想复合，那天还想介绍敏认识他的母亲。

“如果我找不到别人，几年后我总可以跟他结婚，”敏说。另外一个老乡男孩，在城里开店，也想有机会跟敏交往。敏似乎不太担心嫁人的前景。家里的四姐妹应该按顺序出嫁，就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那样。只要桂敏还是单身，就不会有人给敏施压。

在车站，我买了票，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大巴。我从车窗里向外挥手；敏笑了，也朝我挥手。天开始下雨，她冲到附近的小店里去躲避。我的车开走时，我看到敏正专心地往手机里输短信。她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跟往常一样，她总是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