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结婚了吗？”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手机号码多少？”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约瑟夫轻快踱出教室之后，我问刘以霞，“他从哪儿来的？”

“他说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加拿大来的，”我说。“我从他口音里听得出来。”

她想了一会儿。“他还提过另外一个国家，干什么达……”

“乌干达？”

“对，乌干达。”

我终于明白了黑人老师的秘密。他们是非洲人，到这种闭塞的地方来，跟没有分辨力的学校混充母语是英语的人。多年来，有超过三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读大学，这是北京政府支援发展中的同盟国家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留下来当外教是很合理的选择。在刘以霞的学校里，约瑟夫工资比她高，上的课时还比她少。

刘以霞责备我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约瑟夫。“你得小心点，”她说。“他会一直打你电话的。”她说约瑟夫总是跟女学生搭讪；每当他跟女生要电话号码，那人通常就再也不来上他的课了。偶尔约瑟夫的学生会去问刘以霞，这句话用英文该怎么表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不是你的女朋友。

每个星期四晚上，刘以霞在一家日本电子厂教英语课，有一天，我跟她一起去了。课堂上有四男两女，都是销售或管理人员，年纪都比她大。

她发还学生的试卷。“不用太担心今天的分数，”她说，一句话就打翻了千年来对分数的崇拜。“考验你们英语的不是分数，而是实际应用。”

学生们开始复习上星期的课程。刘以霞转向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用英文问道：“你学会了什么？”

“你要我用英文说么？”他用中文问道——开始就不太乐观。他挣扎一番，终于开口讲英文了，“我学了一些故事。很有趣。”

“你能用英文给我讲个故事么？”她问。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忘了。”

另一个学生说，“我学了几个新词和说法。”

“还有什么？”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轮到你了，”刘以霞对第二排的一个女生说。

她用中文说，“很难讲。”

刘以霞改讲中文。“学英语就是要说英语。如果你不说，你就没有学进去。一定不要怕犯错。我会犯很多错，但我从来都不害怕。”

没错。刘以霞分不清l和r音的区别，她甚至读不出“发音”这个词的正确发音——她把pronunciation读作pronuntion。有时候学生说的话她会听不明白；偶尔他们说对的时候，她却纠正错了。她经常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说到教学，她的本能是正确的，而且她渐渐摸索出了学习外语的秘诀，就是要从不害怕开始。

课间，学生围着我。刚上课的时候，我曾用英文做了个简短发言，自我介绍，讲得很慢，好让他们能听明白。毕竟他们读过大学，而且上这门课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我看着他们在课堂上如此挣扎，才明白我前面说的话他们可能一个字都没听懂。

男生先开口。“中国和美国，哪一个好？”

“美国的城市更安全，对不对？人的素质高多了。”

“你很想念中国么？”

“她在中国住了六年，”班里英语最好的女生不耐烦地回答道。“你还没听明白么？”学生们问了我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可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讲英文。

休息结束之后，他们开始学习一篇关于野外露营的课文。刘以霞要求他们要么朗读一篇，要么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这个故事。每个学生都选择朗读课文——他们读得不错，比自由表达时强得多。然后她要求学生复述故事。班里英语最好的那个女生已经背过了整篇课文，一字不漏。第二名学生试图做同样的表演，但当他记不起课文里某一个词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一个节拍拉掉，整个唱片就转不下去了。刘以霞给他提示之后才继续进行。

坐在东莞的工厂里，看到年轻人如此受困于自己的胆怯，让我感觉古怪。这整座城市就是匆忙建起，应付就行；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知半解，夸夸其谈混到一份职员、教书或是其他什么你想要的工作即可。但在刘以霞的课堂上，我看到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要学好一门外语需要花时间，没有捷径。装模作样充内行，还是学不会英语。

吴先生算是时运不济。他跟业主吵架后，学校被科技馆赶了出来，大多数学生退了学。他老婆离开了他，九岁的儿子也不要了。他把流水线英语的课堂搬到了自己家里。学生们挤在一幢四层居民楼的顶楼上课；他的办公室在三楼，住在一楼。有天我去探访，发现楼梯上高高堆着的都是垃圾，大多是纸箱和旧报纸。吴先生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引我进教室，我们坐在铁凳子上，顶着暑热交谈，周围还摆着一堆杂木块。

他的现实世界被压缩到了卑微的空间，但吴先生的雄心仍像往常那样宏大。他最新的创意摆在桌面上：一个完全由橙色和亮蓝色塑料制作的英语教学机，机器是照他设计的模型制作的。流水线英语教学法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机器现在可以批量生产了，我听说吴先生生产了五百台；都用报纸包好，堆放在他住的公寓里。他计划把机器租出去，让学生自己在家学英语。吴先生的创意废除了教师的工作，现在连教室也不需要了。

我对他说，我想多了解些他教英语的理论。

“这已经不仅仅是学英语用的了，”他打断我。“这是用来开发大脑的。你可以用它来学数学，历史，什么都行。这就是这东西的奇妙之处，”他边说，边满怀爱意地拍拍自己的发明。

吴先生说，假如一个历史学生想要学习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件。首先，他要去读一篇印在卡片上、摆在机器活动卡槽上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课文。另外一组卡片会从面前经过，上面有些问题，以测验他对课文内容的掌握情况：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会有更多的问题跳出，促使学生产生新的想法，他可以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组织成文。

我问吴先生，为什么这样比从印好的书上直接阅读同样的内容要更好。

“当你右手在写字的时候，你的左脑就在工作，”他回答说。“当你的左脑工作时，你的右眼球在工作。当你看书时，你的眼球就只是盯着这一页。但当你在机器上阅读时，你的眼球动得很快。”他解释说，正在为这机器设计一套完整的课程，并计划找人投资。

“有人感兴趣么？”我问。

有，他说。一个美国人表示有兴趣。

“谁？”

“他是西雅图来的，叫麦克。”吴先生突然有点含混。“我有他的名片。”

他带我上楼去看他的学校。现在，十台流水线英语学习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摆在桌面上，每个间隔只有一米而已。五六个学生在朗读单词和句子，就像是一屋子的电话接线员，如果你仔细听，他们念的，的确有几分像是英语。这些人都是死忠分子，几个年轻女子，从科技馆跟随吴先生一直到他家里。她们身体前倾，被学习的迫切心情推向机器。每个学生面前都摆着她晚上的补给：一瓶水，三颗话梅。房间里很闷。

我跟在吴先生后面，在屋子里漫步。我以为他要介绍几名学生给我认识，但他却带我走向了其中的一台机器。“这些比我的新机器笨重多了，”他说。“要两个人才能抬动。”

现在已是黄昏，我说这种天色读书有点太暗了。

“对眼睛没坏处，”他说。“阳光太亮才伤眼睛。”

“我不是说阳光太亮对眼睛就好，”我说。“我是说太暗了读书不好。”

“不是这样的，”他激烈反驳。“只有当你眼球不动的时候才不好。如果你眼球一直在动，多暗都无所谓。”

那天我对吴先生的了解加深了不少。他根本没有任何教育方面的背景；他在开办学校之前，曾经在采暖设备厂里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很差，可能根本就不会——交谈中，有几次我用到英语短语，他都匆忙点头，然后改换话题。我唯一听到他说的英文单词是“okay”，例如“什么事连上大脑，那就okay”。这个词孤零零地放在句子末尾，显得很奇怪。

吴先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惹怒了科技馆的业主，也惹怒了他的明星学员刘以霞。我打赌是他把老婆赶跑了，虽然很难弄清楚这事儿到底是在他定制了五百台流水线英语机、堆放在家里之前还是之后。在我认识他的短暂时间里，他也惹到了我；跟他这样独断的人交流，实在令人火大。基本上，我看得出来，是人都会让他沮丧。他宁肯谈论人的局部：眼球，手，大脑。但他无法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们效率低下；他们只用了脑容量的百分之五；他们蠢透了，竟然不懂每天要在机器跟前坐十一个小时才能学习外语。人基本上不管用——就像他们的创造者虽然采用了一流的零件，却在装配组合时搞砸了一切。

机器就不同了。总有一天，经过许多修补改进之后，吴先生会造出一台完美的流水线学习机，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获得所有的知识。他对技术拥有绝对的信念；他认准了机器就是一切的答案。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被科技馆赶了出来。

刘以霞的自我提升找到了新方向。在东莞图书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她借了《全脑学习》，《犹太家庭教育大全》之类的书。她想要增强记忆力，并根据犹太法典的教义学习经商。她开始服用药物以增强脑力，因为过分用功，她会长头皮屑，掉头发。她在考虑学日语。

“我听说中国人要花一年才能学会英语，学日语只要三个月，”她对我说。“我听说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会一门外语，每个月工资能多拿一千块，是真的吗？”

我告诉她说，她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拼命背单词，增加词汇量，”她说，“我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每天五十个单词？”我惊讶地重复道。

“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以霞的时候，她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转变。她把头发染成太妃糖的颜色，还烫了卷。她认为当英语老师，留普通的黑发，样子太土，不时髦。“我要显得洋气些，”她说。她背过了有五千个单词的整本六级英语词汇表。吴先生学校里的那些女生又一次剃光了头发，以表示学习英语的决心。吴先生邀请刘以霞加入他的新公司，承诺三分之一的利润归她，但刘以霞不信任他。他的待人处事丝毫没有进步。

“你这种英语水平，”吴先生最近对她说，“最多还能混混，再干一年老师。之后这里就没你的位置了，因为那时候我占据了整个市场。但你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教书。”

“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我问。

“我想他是想逼我回去为他工作。”

“太糟了。”

“是啊，”她说，“可我很同情他。他只有靠自己了。”

她拒绝了吴先生的邀请，转而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公司，经营他们面向外国客户的英语网站。她就职一个月后，公司垮了，老板跑路，欠了员工十几万的工资。刘以霞跟其他雇员一起打官司追讨薪水，可他们都觉得希望不大。

几个月后，2007年的春天，刘以霞进了一家生产麦克风零件的工厂，在国际贸易部门工作。她负责外国客商，陪他们参观工厂，参加业内展会。这份工作要求英语六级，还要大学学历。“证书我没带在身边，”招工面试时她说。现在，刘以霞晚上给同事们上课，或者做英语家教。三份工加起来，她每个月能挣五千元，在东莞算是很高的薪水。她计划存钱开一家英语幼儿园。那是她的五年计划。

刘以霞得到这份外贸工作后，发邮件告诉我她新的联系方式。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她给我的第六个手机号码。有时候我感到很tried（应为tired，疲惫），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充实，她写道。她的英文还是有很多错误；她太赶了，来不及纠正。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她呢？在我认识她的短短两年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