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这么问你呢，”倩倩反驳说。
家里人总想从村里遥控他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回来。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和他们说话时，就会给家里打。他们总是在家。
裕元厂周围的街区有很多消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周末的下午，希望电脑培训中心挤满了坐在电脑前学习Word和Excel的工人（外面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MICROSOFT WORB）。一家店里的男式白衬衫卖二十块钱，还有照相馆提供一系列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背景：田园风光，罗马石柱，乡村别墅。各个零售商也用地方特色聊解乡愁：<b>河南周口芝麻饼。武汉剃头</b>。有一家店的一面墙上挤满了一排塑料的电话亭，只有在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才有这种生意。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时刻表：二十五小时到宁波，四十小时到成都。上江城健康站打出广告，一分钟妊娠检测，性病治疗和人流。裕元厂里的诊所也能做人流，但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做。在街边的诊所做，手术是一样的，而且不会被别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裕元厂门外看到一个男人冲着一个耳麦，像老式马戏团揽客那样吼，话说得很快。“如果你胃疼，如果你背疼，如果你有风湿，这就是你需要的。”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气味，人行道旁铺了一条毯子，上面摆着几条干蛇和一只海星的标本，还有一些装了冰茶一样黄褐色液体的瓶子。那些蛇，显然已经死了，在一个塑料篓子里纠结缠绕。男人拿棍子扒拉着蛇，好像在炖汤一样。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干咳连连，一点都不像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医学咨询的。尽管如此，一群年轻的男女还是大声地叫他，冲他要手上的传单。
<b>蛇酒补肾</b>
药方：该产品主要构成包括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等全部七种毒蛇以及其他各味中草药。
用法：早晚喝，每次半两或一两。
另一天，同一条街上，一个男人匍匐在地，两条跛腿弯曲在身体下面，用一截粉笔在人行道上写字，一群外来打工者围成一圈，看他的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儿子病了，他从家里出来讨钱。男人的罐子里有几张钞票，我看的时候又有两个人给了他钱。
裕元厂前面的主街道上，两家商店隔开的窄墙缝间常有小巷子向后延伸出去。这些小路上四处散布着垃圾，楼房的墙壁上贴满了淋病梅毒诊所的广告。在中国，卖淫盛行的地方就有这些传单像皮疹爆发一样到处都是。在一条巷子里，我有次透过窗户看到一间平房里面。年轻的姑娘们坐在阴影里，埋头缝着东西。这也是个工厂，最差的那种。
在裕元工作的姑娘很少会冒险走到这种小路上来。这些巷子并不通往那些开着更多电脑班和发廊的街道；小巷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暴晒。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一年始于立春，这是春天的开始，在每年2月4日或5日，也是春播的时节。农历决定什么时候种瓜，种豆，种杂粮，甜菜，葡萄；什么时候收水稻，收小麦，收苹果，土豆，萝卜和白菜。农历还会预报高温和大雨。它指示农民在合适的时日防风，打虫，积肥，除草，灌溉，修栏，过年。农历标准在西汉时期已经确立了，有一些地区差异，从那时起它便一直统治着农村生活的节奏，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裕元厂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她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她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女孩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她和家里人一样按农民的作息起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电视。
我6:30起床。我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十点睡觉。
全球制鞋业的历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3月，机器开转，4、5、6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夏收的时节——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8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百分之二十。9、10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显示生产紧张期即将到来。11月到12月初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全力应付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春天再次到来。
姑娘们很快就了解鞋子的节气，以及每天的节奏。在裕元巨大的车间里，做运动鞋是一种掐着秒表的科学。每个流水线的操作台前面都有一个塑料标牌，写明一个工人需要多少秒完成一道工序。裕元厂的流水线做一只鞋子的时间从四年前的二十五天下降到现在的十个小时，每个工人制鞋的产能增加了百分之十。
车间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最好的工作在研发部门，那里的工人做少量的样板鞋，没有多少生产压力。裁断工和鞋底工次之：她们是流水线上的排头兵，决定生产节奏，享有更多的自由。压力最大的是缝纫和组装工，她们夹在生产流程的中间，前后端都给她们施加压力——上游的工人给她们加码，下游的人催她们更快一些。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质检和消费者都瞄准了流水线的下游的部门，因为成品鞋上更容易发现瑕疵。工人们有个说法：
缝纫的骂死了
组装的干死了
裁断的玩死了
1989年裕元开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厂，那时候韩国占据着全球的运动鞋市场。前头的十年，裕元经常让工人们干到半夜，一个月只放一天假。“只要你给这些品牌报一个特定的价格，他们不会在意你怎么管理工厂，”裕元东莞的阿迪达斯生产运营主管艾伦·李说。“我们不讨论给不给加班费，不讨论厕所里放不放卫生纸，工人该不该洗手，或是一间宿舍里睡几个人。我们采用高压的管理办法：这是你的任务，就算三天三夜不睡觉，你也要干完。”
中国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积极性高，很适合缝制鞋子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在90年代中国成了行业领导者。美国的一些大品牌商因为工作条件恶劣而受到工会和工人权益组织的抨击之后，耐克和阿迪达斯也开始敦促供货商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裕元变成了一个每天只上十一小时班的工厂，每个星期日放假。许多工人辞职了，抱怨说加班费不够。公司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事业部门监管工作条件，并开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工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提交投诉。裕元也改善了安全措施，禁止使用有害的化学品，放弃了军队似的广播体操。但是在各大品牌商敦促工厂善待工人的同时，也对工厂施压以削减成本。这些目标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裕元的阿迪达斯部门过去会免费给工人发制服。但是因为阿迪达斯要求削减成本的压力，裕元开始向工人收取制服费，但阿迪达斯又同时反对这项举动。于是裕元干脆取消了制服，工人们现在上班只穿自己的衣服。
2001年，为了提高裕元的效率并削减成本，阿迪达斯发起了一个精益化生产的项目。工人说他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变短了，但流水线上的压力更大了。生产目标被精确的打包分配，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一条流水线被重组为几个小团队，这样工人可以隔几天换一个活儿，而以前他们可能一整个月做同样的事。这使得生产更加灵活，但也让工人们筋疲力尽。同时以效率的名义，住宿安排也重新洗牌，工人们被规定和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而不是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全球时尚的更迭周期加速增加了压力。十年前，大的运动鞋品牌给工厂九十天时间完成从订单到发货的流程；几年前这个期限变成了六十天，而现在只有三十天。订单量逐渐缩小，以备时尚潮流转变时能快速反应，而工人们就生活在这种难以预测的周期中。只有到星期四老板才会告诉他们星期六是否需要加班。旺季的时候，鞋底部门要两班倒；日夜轮流，一个月日班，一个月夜班。他们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也变得疲于奔命。
公司的高管们说市场需求只会让裕元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压力，我们就不会进步，”艾伦·李说。“就像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阿迪达斯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人们最初会觉得精益化生产项目带给他们压力，但过一段时间，这项调查表示，他们就适应了。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星期六也一样。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但是她们的身体开始反抗了。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她刚过二十二岁；她本来打算去看最好的朋友庆祝一下，但后来只能在加班中度过生日。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刚从家回来。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家里怎么样？”我问她。
她浅笑了一下。“还好。”
“你都做了些什么？”
“啥也没做。我想过不回来了，”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事干。如果家里附近有事干，离家近一点就好了。但是没有事做。回到这里我很不舒服。我真的不想回来工作。”
上铺的吴永丽，情绪要开朗一些。她十九岁，五官清秀，小脸，在这个夏天的早晨，她穿一条优雅的黑细带长裙，脖子上戴了一条有心形小盒坠子的贴颈项链。“别管她，”吴永丽说。“她还没调整回来呢。”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在这儿已经有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我多次拜访她的新宿舍——就在她从前的宿舍楼下第四层，但她的室友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们也问起我失去联系的几个姑娘的近况。我给倩倩在安徽农村的家里打电话，她爸爸说她还在裕元工作。根据厂里的记录，张倩倩，28103号员工，八厂，B楼，裁断二组，仍然是一个在册员工。从文件上看，她住宿舍，在流水线上工作，为阿迪达斯的鞋面裁断布料。但她本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工作日程和秒表似乎把工厂生活管理得有条不紊，她的消失不啻为一种讽刺。
从裕元厂大门出来，下到主街，穿过饮食摊和商店一溜排开的脏乱小路的迷阵，抵达一个红砖住宅的街区。住宅楼的门是用铁皮做的。这里满是坑坑洼洼的空地和烂尾楼，感觉太过拥挤，却又如同废墟。在珠三角漫长的夏日里，居民们穿着内衣或睡衣坐在室外搓麻将，鸡群就在脚下的泥巴里啄食。
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一个姑娘带我到这里来。她领着我穿过巷子，来到红砖住宅，爬了好几层楼，然后穿过一扇铁皮门。我们进入一个单人间，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海报贴在靠床的墙面。
<b>成 功</b>
成功感觉离你非常非常远，而失败，反而看上去总是跟随着你。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征服失败，然后成功就会向你走来。
海报旁是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图片，一个半裸女人怀抱一个希腊水瓮。坐在床上，穿T恤和牛仔短裤，光着脚的，正是倩倩。她看到我的时候，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莉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换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之后的几个星期，生产的压力持续增强，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在农村这时候是立冬，正是为牲口修栅栏的时候。11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我路过铁皮门的红砖房，问葛莉是否有倩倩的消息。
她有些日子没见这个朋友了。“她还在犹豫是要回家还是再进裕元上班，”葛莉说。
“那她到底在想什么？”我问。
葛莉摇摇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没聊过。”葛莉最近离开了裕元，正在打算带她的新男友回家见父母。她一旦离开，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许这就是打工界对“失败”的定义——并没有什么说得出的意外或悲剧，而只是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人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最后一次去裕元是2005年的1月。打工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缩着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去，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总是孤单而茫然地四处游荡，那些要回家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昂头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他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但在东莞的年历上，现在是收获一年辛苦所得的季节。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