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又反问我，你还爱于小齐吗。

我说，假如我有一天能找到她，我就会知道自己爱不爱她了。

杨一大学毕业后，本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但他爸爸坚持要他回到戴城，杨一考虑了一下，就真的回去了。他在上海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还不如回家。

回到戴城后，他买了台游戏机，每天蹲在屋里打游戏。这个游戏是双人组合的，他找不到同伴，我在外面游荡呢，于是他把呆卵叫来，教这个傻子打游戏。一个无业的本科毕业生和一个同样无业的白痴，每天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狂打坦克，轰掉了几万辆虚拟的坦克。中午想起来饿了就吃点泡面，顺便给傻子也弄一碗，吃完了继续打。有时傻子跑到幼儿园外面去看风景，杨一独自打坦克，觉得很孤独，就冲出去把傻子拉回来，央求他一起玩。傻子也不是每次都肯陪他玩的，傻子也有尊严，也有厌倦的时候。

有一天，杨一扔下游戏机手柄，跟着他爸爸去农药厂报到了。

在那个破烂、陈旧、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化工厂，他再次看到了曾经有人自杀的水塔，想起那一年，他爬上去，路小路在下面看着他。他在半空中感到世界像一块集成电路板，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铁架子，几乎让他把持不住，那只拖鞋代替了他坠落在草丛里。

这时他不再愤怒了，进了农药厂就没什么好愤怒的，拿西瓜刀砍过人又有什么用？这里有很多人都用过这种兵器，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顿悟了，进了工厂就下车间倒三班，第一年在昏天黑地中度过。他用甜言蜜语征服了车间里的阿姨和车间外面的领导，第二年调到供销科，开始贩卖农药。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适合去做销售，大概世界上只有路小路知道他其实是个忧郁的人。

在盛夏的时候，他去外省，那些名字听上去都差不多的县城。从城市再到乡村，滚烫的阳光和滚烫的中巴车，车子里有人，有鸡鸭，有散发着膻味的山羊。他没有歧视山羊，因为他本人身上也散发着膻味。夜里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被子好像是被山羊睡过的，他也无所谓，因为这条被子比他大学时代的还略微舒服一点。

也不知道走过多少县城，卖掉多少农药，他像一个古代的货郎，游走于乡村之间，陪农科站的人喝酒，在麦田里和农民聊天，把宣传横幅挂在县城的商店门口，给生病的农作物开处方，甚至在卫生所帮忙抢救那些喝药自杀的妇女。渐渐地，他对于丰收有了一种感情，他憎恨大水，因为庄稼都死了，农药就卖不出去了。他喜欢看到农民丰收的神情，在他的故乡戴城，人们把拥有这种表情的人统称为乡逼。

他在县城里遇到过流氓，那不是戴城拿着西瓜刀和铁管斗殴的小混混，而是乡下的黑帮，用杀猪刀抵住他的腰，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把他洗劫一空。这让他回忆起初中时代，和路小路一起被人打劫的事情，很相似，但是更恐怖。他曾经变成一个同样凶暴的人，抡着西瓜刀把少年时代所受的屈辱都报复回去，但是，这没用，这仍然只是噩梦的一部分。

他在某个县城和一个老板做生意，货到付款，一卡车的农药运到老板哪里，钱却迟迟不给他。一百万啊。他蹲在老板家门口，苦苦央求。老板说，你再等一个月。他打电话回厂，厂里说，要不到钱，你就提着脑袋回来。他在那个县城呆了两个月，打电话给大学同学，学习了制造汽油弹的方法，拎了两个土炸弹去找老板。后来他全身回到厂里，钱也要回来了，成了全厂的英雄、当年的楷模，连他爸爸都要向他学习，这种为了集体不怕坐牢不怕炸死的精神。

揣过了汽油弹，他又有点恢复自信了，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变成个讨债队的，但这感觉还不错。有一次跟着科长去某个县城讨债，十万块。对面坐着个乡下土老板，杨一拍着桌子说：“我会造汽油弹，你想想清楚。”乡下土老板怕了他，给了他们十万块的现金，让他们写收条。科长揣着那包钱出门的时候非常害怕，杨一不明所以。走出去五百米，后面走过来一个蒙面大汉，手拿一杆猎枪，对着科长的后脑勺轰了一枪，抢了钱就走。杨一站在街上，看见科长直挺挺倒下，脑浆和鲜血向着正前方甩出去。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变成盐柱，他只能看着科长的死尸。有一只苍蝇轻快地飞来，落在杨一的头上，苍蝇脑子也有病，放着满地的脑浆和鲜血不去舔，为什么要爬到活人头上？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在某个深夜他把这件事讲给路小路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这是路小路想起老丁：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逃命这一条路。路小路想，老丁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假如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或者指着你身边的人的脑袋，这时，选择逃命也不那么丢人吧。我愿意自己的奔跑是一种追寻，而不是逃命，但这仅仅是我愿意。

那一年杨一走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揣着他的农药宣传单，带着他的《害虫防治指南》。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知有谁扔了几份过期杂志在茶几上，他拎起来看，其中有一份是《诗刊》。旅馆的茶几上居然有《诗刊》，也真见鬼了。他翻开杂志，用一种嘲笑的表情浏览着，后来他看见有一个名字，他曾经非常熟悉，为之念念不忘。可那女孩儿的名字前面印着：四川。她明明是戴城人，怎么会跑四川去了呢？她是他从前遇到的那个人吗？

夜里他半躺在旅馆的床上，像路小路十七岁那年一样，就着昏暗的灯光读女孩儿的诗，内心的迷惘就像杂志上的字。这个陌生的县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她的诗？

后来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查房的，拉开门，外面闪进来一个女的，爆炸头，红衬衫，一对大胸将他逼退三步。女的说，一百块，好不好。杨一看着这种装束，多年前的恐惧感忽然当头砸下来。然而，与此同时，他感到下面起了一种反应，这是他少年时代经常体会到的，同桌的你，幽幽的香味飘到鼻子里，简直就像条件反射。

杨一给了她一百块，女的说，先生你真爽气，我还第一次遇到先付钱的呢。杨一就把钱塞到她衬衫里。女的返身锁门。做事的时候，女的骑在他身上，问，先生你有多久不近女色了。杨一想了想说，五六年吧。

后来他说，我认识你的，你叫黄莺，你还认识我吗，我叫杨一。女的说，先生你真会说笑话，我不叫黄莺，我叫飘飘，不过你要是把我当成那个黄莺，我也无所谓。杨一说，公判大会的时候我见过你的，现在放出来了。女的说，奥哇，亲爱的，温柔点。

还是就着昏暗的灯光，杨一仔细端详她的脸，他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当年的黄莺，在她的头颅一侧，是一本摊开的《诗刊》，他又去看那些字，觉得自己很可笑，就闭上眼睛专心地消费。

做完这些事情，女的坐在床上，要了根烟。杨一陪着她抽烟。女的捞起床头的《诗刊》说，你是文化人啊，还读诗。杨一说，你他妈的别去碰，放下。后来他又说，我真的认识你的，不过呢，有可能你患上了失忆症，也有可能我精神分裂。女的穿上她的红衬衫，说，亲爱的你真有意思，我给你留个拷机号码，下次你还找我。

那女的走了以后，夜晚还没有结束。时间真是漫长啊，除了衰老特别迅速，其他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好像 永远都过不去。他想，在我们的一生中，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与往事干杯的吗？

第二天中午，杨一走出旅馆。天气非常热，县城的景色让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戴城，如今的戴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街上不再有流氓，河里也不再有游泳的少年。在酷烈的阳光下，他忽然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夏天，躲在家里和女孩儿亲昵的场景。那已经太遥远了，这中间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人世。那女孩儿说，在夏天我们度过了仅有的十年，她要去这人世间面壁思索，她说亲爱的不要在北方定我的棺材。杨一站在县城荒凉的马路上，忽然回头张望，好像那女孩儿在遥远的过去呼喊他。是啊，她说过，十八岁的杨一只是她在那个年纪上爱过的人，可是她当时不知道：这样的决绝本身也是一种迷失，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抛弃的过去，并不存在孤立于生命中的十八岁。

这时他想，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地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之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不承认自己就是往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

杨一回头的刹那，是那女孩儿在人世中想到了他，还是在人世以外保佑他呢？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四个赤膊的抢劫犯，手里拿着尖刀向他走来，呈扇形的，脸上都带着残忍的微笑。假如他没有回头，他将会被人捅死在县城的小街上，他追随她的旅程就此告终。他只能将这看作是一种天意。

他非常恐惧，恐惧得近乎迷惘，后来是那女孩儿在遥远之处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他打醒了。

杨一撒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