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你什么血型？”

“B型。”

“赶紧跟我来一趟。”

我抽血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手术服的女医生就在一旁等着，她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伤者的哥哥还是弟弟？”“哥哥。”“说下你弟弟的年龄。”“23岁。”她在一张纸上记录着：“待会儿抽完血先把费交了。”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正抢救着呢，一会儿就知道了。先去把费交了啊。”说完，把一沓票据往桌上一扣。

她把血拿走了，旁边的小护士见我站起来就喊我：“哎哎，你去哪儿啊？你看你那个棉球都掉了，你现在还不能走，给你水，坐这儿歇一会儿。”

“交费处在哪儿？”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让你在这儿待一会儿你听不懂啊。”

“我问你交费处在哪儿？”我提高声音。

“喊什么喊……出门右转，上二楼，真是不识好歹。”

看了无数次手表之后，我终于放弃了再去追究时间过得到底有多缓慢，平时人们总嫌它过得太快，它定是怄了一肚子气，选你最需要它快的时候报复你，这样才报复得过瘾。那件带血的外套被我攥在手里，领口上、袖子上沾到血迹的地方变成了暗红色。穿这件连帽卫衣时弟弟总爱把帽子扣在头上，可他不明白它毕竟不是一件战衣，危险时刻保护不了主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流了多少血，肯定比我输给他的还要多，我不敢接着往下想，除了扬起头靠着抢救室对面的墙壁，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急诊抢救室那几个字的两侧透出白光，和走廊里的灯光连成一片，让我记起一个月之前做过的那场噩梦。现在，它终于变成了现实。外套上的红色在我眼中渐渐晕染开来，地面倾斜成一个奇怪的角度，我的肩膀突然感觉到一阵震动，耳边飘来一团由远及近的声音，我睁开眼，分不清都是谁和谁站在那里，等我看清之后，发现站在最前面的司徒南用一双大手牢牢抓住我，我甩开他的手，有点想笑：“你们在干吗？都站在这儿干吗？”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外套，向旁边伸了伸手，摸索到了椅子的靠背，立刻滑进那张金属做的长椅上，不堪重负的双腿和双脚顷刻得到了释放。我坐下来的地方，还残留着暖哄哄的体温，不知刚才谁坐在上面。我想动动脖子，脑袋却沉得抬不起来。

“你得去睡一会儿，”他说，“你刚才差一点就躺地上了，别硬撑了，逞英雄可不在这一时。”

“我就想在这儿坐一会儿，你们都别管我了。”蓝鸽从旁边伸手递了一瓶水过来，我听到她说：“给他喝点水。”

舌尖有沁凉的水送进来，我吞咽着眨动眼睛时，发现凌乐乐的手贴着我的脸：“别担心，医生有了血，一定能救得了他的。”

“能吗？”我的声音很小到连自己都听不见，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我正准备再问一遍，声带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难以言语，我只好咽了一下口水。

“睡会儿吧。”她托着我的头，让我靠在她的肩上。

眼皮越来越沉，筋疲力尽的感觉像厚重的棉被一样覆盖上来，可意识还在负隅顽抗，它正趴在我的耳朵边上喋喋不休：“不能睡，不能睡……万一手术结束了，我睡着了可怎么办？”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眨了眨眼睛，看到弟弟从急救室那边朝着我走过来。我赶快站起来迎上去。

他竟然什么都没穿，灯光照得他皮肤表面上的汗毛上闪闪发光。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脖子，和平时不一样，他竟然表达自如地和我讲话，还叫了我一声“哥”。

他说：“哥，我要走了。”

“什么啊？”我皱眉道，“走？去哪儿？”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不行，你不能走，你得留下，你看，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呢，等了你半天了。”

“我得走了，他们也在等我。”他伸长手臂往窗外一指。

“他们是谁？”

“是来带我走的人，你看不见，只有我能看见。”

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滚烫的液体滴在手背上。

他捏着我的肩膀：“别这样，我眼中的哥哥可是能为我把别人打趴下的家伙。”

“是别人把我打趴下吧？”这时候了，我竟然还不忘自嘲。

他笑了笑，：“不管是什么。”

我这才想到我手里拿着那件外套：“来，把这个穿上，外面冷。”说着，我拎起衣服就要往他身上披，就好像那一年，我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个早晨，父亲做的一样。

“没时间了。”他挣脱开我的手，照在他身体上的白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他的整个身躯近乎透明。我想要抓住他，伸出去的手却从他的身体穿过去：“不，不……喂，等等，等等，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还带着回声：“我们还会再见的……”

“怎么才能再见？”我的声音被卷进那团白光里，他的影像慢慢随着白光一起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团雾气，在空中飘散。

我一睁眼惊醒过来，从椅子上坐起，外套滑落到脚边：“我看见他了……”说完这一句我才察觉到，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大喊大叫。”凌乐乐摊开我的掌心，帮我擦干手心里的冷汗，我语无伦次地说着：“真的看见了，就刚才，他从那走过来……”

“什么呀？没人走过来……”她的脸色因为害怕变得很苍白。

急救室的门突然开了，我挣脱开凌乐乐的手，第一个冲到医生跟前，年长的男医生脱掉口罩，他看到我先是恍惚了一下，接着对我摇摇头：“很抱歉，他失血严重，在抢救中大脑已经死亡，我们给他上了呼吸机，可以靠这个坚持几天，这段时间，你们准备后事吧。”

“不可能的！我刚才还看见他了，他还跟我说话，就站在那儿。”医生的视线顺着我的手向走廊尽头扫了一眼，可那里除了一扇上了锁的门，什么都没有。

几个护士像在拉扯一块白色的床单一样七手八脚地从急救室里推出来一张病床，担架上的人嘴角插着一根很粗的塑料管子，胸口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我用手拖住病床：“你看，他还活得好好的，他还有呼吸。你们怎么了啊？你们都看不见吗？”我真替这些人感到可笑，他们怎么就那么轻易地宣判一个人的生死呢？自以为穿上白衣就能扮演上帝和天使了吗？厨师也穿白衣的，卖肉的伙计也穿白衣的。

司徒南拉开我：“松手，乔唯，松手！你冷静点，那是呼吸机，他自己已经不能呼吸了。”就连警察也这么说，这些人究竟都怎么了？

我挣脱他，过去抓住那个医生：“你救救他，你肯定有办法，你救救他，他现在需要什么，我身上有，”我撸起袖子，露出一小块青紫的淤血，“需要血，是吧？来，抽我的！”医生的目光里透出惊恐，“你这个人，简直就是胡闹。”他叹气道。

我用自己的理解方式会意了他的目光，冷笑着：“对对对，不是血，”我又哭又笑，像个醉汉似的摇晃着把颤抖的手指放在鼻子上，“我知道你要什么，我现在就去取给你，我银行里有一百万，够不够？全都给你……”

“先生，拜托你理智一点。”医生厌烦地扯掉口罩，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尽力了，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乔唯，可以了。”司徒南拦在我和医生中间，给医生和后面的病床让出一条路来，病床上的人头部用厚厚的纱布严严实实包裹住，病床的轮子滑过我脚边时，我只看到那张脸被一层毫无生气的惨白笼罩着，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弟弟，他不是那个样子的，这怎么会是他呢？即便平时的他也像现在一样安静，但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亲眼看着那些殷红的血液顺着透明的输液管从我的身体里流出去，流了那么一大袋子，压在负责抽血的护士手上沉甸甸的，可为什么他还是面无血色，对对对，我得问问警察，警察总是知道为什么，我抓住司徒南的衣领：“你说，那些人是不是把血洒了？啊？”

“你说什么呢？拜托你清醒一点。”他抓住我的肩膀摇了摇，可他的影像已经脱离了我的视线。

“我得再去抽一袋，再抽一袋。”我喃喃道。

后来的事，全是凌乐乐讲给我听的，她说我随便拉住一个护士就疯了似的举着两只胳膊说：“抽我的血。”她说我当时眼圈泛青，眼白里布满血丝，把值班的护士全都吓坏了，险些被当做狂犬病发作隔离起来。最后是两个保安架着我，被一个护士注射了一针镇静剂，护士朝司徒南和蓝鸽站的方向瞪了一眼说：“你们这也太闹了，干扰别的病人休息，医院可不是给他一个人开的。你们俩是他什么人啊？”蓝鸽回答她：“我们是警察。”

“警察啊？”她像撒气似的拔出了针头，“警察了不起啊，警察不也得来医院看病。你们还干站着干吗？你！”她指着司徒南说，“过来，帮他按着点儿。”就这样，那个很厉害的护士让司徒南帮我按了两分钟棉球。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把父亲从看守所接来了，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父亲坐在我旁边，如果不是他的脸又黑又瘦，我差点以为自己睡了一觉就回到了五年前。父亲的脸颊深陷下去，看着我的时候，眼里有种无法掩饰的歉疚：“我去看过他了。”他抬起被手铐锁住的双手抹了一把脸，看样子他刚刚肯定哭过了。我握住他的手，点点头，叫了声：“爸。”

“嗯。”

“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他。”

“不怪你。”

“到底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杀了人。”

“是那样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垂得低低的，好像一只鸵鸟。

父亲和我守在弟弟的病房里，只有呼吸机维持着弟弟微弱的心跳，到了下午，红十字会也来了人，他们建议我捐出弟弟的器官，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说：“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帮助。”被我赶苍蝇一样赶了出去，他活着时候没人问津，死了却有这么多人需要他的帮助。

但第二天，我还是在肾脏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因为那个需要肾源的家属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们，跑到病房里又哭又闹。我只想为弟弟最后的时间留点清净。第三天，医生取出了弟弟的肾脏，然后，撤掉了呼吸机，医院允诺承担抢救弟弟的一切费用，因为器官的受赠者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商。

他们撤掉弟弟的呼吸机时，我就在一旁看着，我看着他们把那根管子从他的嘴里拿出来，然后，关掉仪器上那个红色的按键。人们总说，生命的创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一个奇迹，但让一个人停止呼吸，却只是一瞬的事，轻易到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钮，就什么都没了。

警方很快就抓住了行凶的人。那个黄昏他戴着鸭舌帽，选了灯光最为昏暗的那条小路行凶，就是为了遮挡住自己的面目，他以为天空中落下的雨水可以洗刷掉他的罪恶，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那场雨后来停了。而且，被他当做袭击目标的那个男人，也刚好那么凑巧，不是他想等的那个人，他是在那个背影轰然倒下的一瞬间才醒悟自己可能打错了人。怪不得他们扭打做一团的时候，对方除了语无伦次的尖叫之外突然变得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他印象中，那个对手很强的，可面前这个人除了跟他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外，在攻击能力上竟没有一点像他。有一瞬间他还在想，这个人今天到底怎么了，直到他将对手制伏后，有个女人蹲在旁边哭喊着他的名字，他才知道自己真的报复错了人，但为时已晚。他呆呆地站着，听着那个女人喊了一个跟他要等的人很相似的名字，他看着拎在手里的木棒，这是他趁着天黑从刚才路过的建筑工地上随手捡来的，捡它的时候他只觉得尺寸和分量刚刚好，能好好教训对手一通又不至于把他打死。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真是细节决定成败，他戏谑地想，那些名人说过的话真是太他妈的有道理了。就在这根木棒的一端有一根长度不足以令人察觉的钉子，但对于一个活人柔软的后脑勺来说，这颗微小的零件却有着致命的杀伤力，于是他怔住了，他在想自己完蛋了，他把人打死了。而就在他怔住的一分钟时间里，那个蹲在角落里的女人借着月光看到了他鼻梁上那道紫红色的伤疤。那一刻她马上明白了，原来那个寄水果刀到家里的人，也是他。

现在他看不到我，但我能够看见他。我站在一面很大的玻璃屏风前面，警察问我哪一个是他的时候，我特别想手里能有一把手枪，那样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瞄准他的头，像练习射击打靶一样，让他的脑袋开花。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那根木棒本来应该落在我头上的，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弟弟只比我走快了那么一点点，就不明不白地做了我的替身。

其实，真正应该站在屏风后面接受审判的人，是我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