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训练课程有：侦讯与反审讯；密码破译和军情搜集；拆装收发报机；秘密摄影；开密码锁；撬保险柜；摄影及缩微；密写与夹藏；制作和投放毒药等。

每天上午是理论课：《孙子兵法》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艺术论等；下午都上实习课，如：突击队攻击，丛林战术，化学和生物战，柔道，空手道，日本剑道，中国功夫，安装磁石炸弹，爆破桥梁与架设桥梁，还有各种类兵器武器识别、轻武器射击等。

每周2天是射击训练，训练狙击步枪和速射技术，200码、300码，400码、500码，活动人形靶、山羊跑动靶，满分800分，手枪射击有25码、50码、100码等距离，立、跪、卧三姿练习，还有难度更高的在移动汽车上射击固定目标物练习等。

课程很多很杂，但这难不倒我，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有几门还是A+，当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密码破译方面，因为这个课程很神秘，很深奥，对我有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和我一起学密码破译的只有15名学员，都是从全校3000名学员里一轮一轮淘汰和优选出来的尖子。

班里和我关系最好的有两个中国同学，一个姓薛，名叫薛大龙，后来才知道他是国民党第九战区一兵团司令官薛岳的长公子。另一个叫黎耀东，后来证实有共产党的背景，据说还是延安直接派来的，并负有特殊使命。

我不管他们姓“国”还是姓“共”，我们三个关系最铁，课上课下聊得最多，他们俩都比我大四五岁，薛大龙是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在学员中威信特高，再加上他老爸是抗日名将，中国同学都管他叫“龙头儿”。“龙头儿”谱儿摆得大，那叫一个跩，因为他不光有中国高官的家世背景，还有战功呢。据说“淞沪战争”时他是十九路军蒋光鼐的部下，还率领过一个连上过火线，亲手击毙过二十几个鬼子呢。黎大哥黎耀东的经历也不凡，是从鬼门关上回来的人，那叫一个悬。

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他是共产党安排在国民党中的卧底，结果被日军第六师团的人给俘虏了。拉出去枪毙的时候，他和40多个国民党被一根绳子捆着，就在中华门旁的一个万人坑里，前面枪一响，他就先倒了，其实是装死，后死的人压在他身上，子弹没打中他，他把死人的血涂在自己脸上和胸口上，一动不动。一个军官来验尸，用刀捅，挨了几刀他也没敢吭声。后来这堆死人被扔进坑里，上面开始填土，忽然听到一声集合哨声，鬼子都走了。半夜，他咬断了绳子，浑身是血地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后来他又重返八路军，当了一名连指导员。

我和他俩头次见面特有意思。那天的训练课目是“高楼射击”和“降落训练”。我们二十几个学员背手站成一排，静听教官训话。教官说：“现在我们在38楼楼顶，规定动作是腰系绳索，背身向楼体，顺绳下放，对面楼里有特务向你开枪狙击，你必须一边降落，一边还击，击中一人得一分，没有击中得零分，课后罚三千俯卧撑。听清楚了没有？”学员们都听清楚了。教官指着我们四人道：“薛大龙、黎耀东、杨锦帆、歌丽娅出列。”

我们四人应声出列，开始往自己腰上系绳索。我不会系绳索，学着旁边的薛大龙的样子做。薛大龙长得浓眉大眼，英俊帅气，笑着说：“你叫杨锦帆吧，新来的？我叫薛大龙，是班长。”

黎耀东很快系好了绳子，过来帮助我，边系边说：“这上面系的不是柴火，可是你的小命啊。”

歌丽娅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系好了绳子回望着我，看见我笨手笨脚的，在一旁捂嘴偷笑。

这时我走到楼顶边沿，从上往下看，下边的人像蚂蚁一样小。我硬着头皮深吸一口气，强压紧张心情，头上直冒冷汗。薛大龙赶紧过来，抽出我腰上的一支手枪，拉开保险，顶上膛，嘱咐我：“别走火了，这可是真家伙。”我当时腿就软了，学着黎耀东的样子，反蹬在楼沿上，背对着虚空，做好下跳的准备。我当时那个后悔呀，对黎大哥说：“我我我……我有恐高症啊，早知道……还有这一手……不如回去做我的钢琴家呀。”黎耀东笑了，“知道了吧，间谍这碗饭可不好吃啊，当你站在鬼门关前，说什么都晚啦，哥儿们，别紧张，跟着我跳吧。”说完，黎耀东一蹬腿，跳了下去。我当时心想，反正豁出去了，眼一闭，牙一咬，跃入空中，顺绳下放。当我降到半空中的时候，脚下传来一连串枪声，我赶紧抽出手枪，发现背对面的楼里的窗户里有人影在晃动，我急忙开枪射击。这时黎耀东在我的下方射击。但绳索总晃，我其实根本找不到目标。不一会儿，黎耀东先平稳落地，仰望上方的我摇摇晃晃地落地，大口地喘息不止。突然，上方又传来一阵枪声，“啪、啪……”那是薛大龙和歌丽娅，只见歌丽娅手使双枪，甩手射击，枪法神准，动作潇洒。我当时都看傻了，脱口叫道：“乖乖，真漂亮。”黎耀东问我：“你是说动作漂亮，还是人漂亮？”说话间，薛大龙和歌丽娅已经落地。众人收好绳子，说说笑笑走向汽车。

在回程的中吉普车上，十几个学员们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还有人唱起了德国民歌。我望着坐在对面的薛大龙和黎耀东，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嘿嘿，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让二位大哥见笑了。”薛大龙顺手摸了我裤裆一把：“没尿裤子吧？”我腿一缩，尴尬一笑：“嘿嘿，差一点儿。我哪能跟你们二位比呀，你们都上过前线，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拼过，嘿嘿，兄弟我只能在上海滩上混混，嘿嘿，一代小开。”

薛大龙摆开了谱，特跩地说：“哼，以后叫我‘龙头儿’吧，本人是抗日名将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长公子，前国军连长，三级云麾勋章得主，现任中国同学会主席，以后跟着我混吧。”我双拳一揖：“谢‘龙头儿’抬举。”坐在旁边的黎耀东嘴一撇，抬抬下颌指着龙头儿调侃道：“国民党二世祖，贪官衙内，南京城四大花花公子之首。”薛大龙眉毛一抬，以鄙夷的语气对我说：“别理他，共党分子、溜山沟的土豹子、延安派来的国际级奸细。”黎耀东讥讽道：“哼，见了鬼子就撒丫子，败仗冠军，挂彩当得奖，医院采花手。”薛大龙回敬道：“嘁，卧底冠军，不就从南京大屠杀的死人堆里捡了条命嘛，在国民党中卧底差点卧到万人坑里垫底去了。”我听着二人互相讽刺挖苦，扑哧乐了，我说：“你俩呀，别横眉冷对的了，国共要合作嘛，别让人笑话啊。”并用下巴指了指坐在斜对面的歌丽娅。薛大龙回应道：“她听不懂，班花兼校花，绰号‘公主’，整个一亚利安。”黎耀东嘴一撇：“嘁，亚利安？拜托，日耳曼好不好。”

我就这样认识了两位老大哥。说实话，军事技术咱的确不行，但论起破译密电码，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有天上破译课，教室大黑板上写满了各种算式和数目字，一个教员背着手在巡视。学员们正埋头答卷，薛大龙坐得离我不远，老用眼睛向我示意。我知道他遇上难题了，我悄悄伸出右手，趁教员不注意比划了“六、八、三、五”四个手势，薛大龙暗自点头，在答卷上迅速书写。我发现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我一回头，发现是歌丽娅。像往常一样，我第一个交卷离开了教室。

在教学楼下的花坛边，远远地薛大龙和黎耀东争论着什么走了过来。薛大龙向我伸了下大拇指：“那道密码题太难了，幸亏有你的暗语，我算服你了。”黎耀东也夸奖道：“真棒，锦帆，要不是你，我又要最后一个交卷了。”我们三人边说边打闹，向草坪走去。

此时，歌丽娅从后边走来，薛大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我们心领神会，三人用手搭起了肩膀，拦住了歌丽娅的去路，腆着脸唱起了《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歌丽娅被我们拦着，怎么也走不过去，终于发火了，大吼道：“作弊王，让开！”我们一听傻了眼，我问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歌丽娅气呼呼嚷道：“你听不懂德语吗？我是说让开，作弊王先生！”我们像霜打了似的放下了手臂，歌丽娅从我们中间穿过，冷哼一声扬长而去。黎耀东说：“坏了，上课打手语被她看见了，龙头儿，怎么办？”我担心地问二人：“她会不会告发我？”薛大龙点点头道：“会的，你马上就会成为本校历史上学龄最短的学员，学龄三天。”我丧气地拍拍后脑勺，“完啦，完啦！间谍梦拜拜啦。”薛大龙安慰我说：“别担心，老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我有办法对付她。”

我们好友三人组被亚瑟戏称为“三个火枪手”，亚瑟是一家叫“圣安娜”啤酒馆的老板，因为常去喝酒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我们去，头五杯啤酒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周两次的学生聚会都是在他那儿召开的。平时“三个火枪手”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爬山、划船和喝啤酒。

慕尼黑是个啤酒之都，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它不仅是一座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同时也是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化中心，12世纪以来的将近800年中，这里一直是拜恩王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城之地。作为拥有125万居民的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一直保持其由众多教堂塔楼等古建筑组成的城市风貌。高贵典雅而又历史悠久的皇宫区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圣母教堂，哥特式的市政厅、古罗马式的国王广场以及各式现代化的建筑，一座连一座，让你仿佛走进了建筑历史的长廊，不禁感叹“欧洲建筑博物馆”之名的确名不虚传。

我们“三个火枪手”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追女孩子。我们追的竟是同一个人：班花兼校花歌丽娅。歌丽娅是个纯种日耳曼人，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和性感的气息，闪烁着野性的光芒，那叫一个美。白皙的皮肤，窈窕的身材，金发碧眼，走过任何地方都会招来男同学们如饥似渴的目光和女同学羡慕妒忌的流言蜚语。

她有一种孤傲冷艳的美，有一种令男同学可以远观而不可近抚的气质。最吸引我的是那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和高高向上翘起的卷曲睫毛。我们私下给她起了个绰号——“公主”。她每天上学和放学都有一辆黑奔接送，还有两个盖世太保为她开车门，估计来头很大，背景很深。

“龙头儿”向她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玫瑰攻势，还亮出了老爸的司令官名头，但只引来“公主”阵阵冷笑和鄙夷眼神，第一战薛大龙铩羽而归。黎大哥接着出马，他用的招儿是“亮块儿”，黎大哥本就长得魁伟结实，英武挺拔，上训练课时故意在歌亚娅面前露出凸隆的肌肉和健硕大腿上的毵毵，八块腹肌抖个不停，但歌丽娅却装没看见。第二仗黎大哥无功而返，该我第三个出场了，龙头儿“命令”我一定要把她拿下，我的招儿是“玩酷”和“玩跩”，把我天生的富家公子哥儿的派头和一副冷酷漠然的表情摆了出来，但这一招同样不灵。

就在此时，亚瑟传来情报，歌丽娅的老爸居然是军事情报局局长卡那里斯，是个中将，负责整个德国的情报工作。原来如此啊，歌丽娅为什么这么牛，眼睛长在头顶上，为什么连校长都会为她开车门，终于有了答案。她原来是个名副其实的“公主”啊，我们再也不敢招惹她了，因为搞得不好就会被一纸命令提前派往前线。那样的话不仅学业会被荒废，弄不好小命就会丢在苏俄人或波兰人手里。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发生在1938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们三人闲极无聊，一起到伊萨尔河去划船玩耍。慕尼黑是座多水的城市，伊萨尔河从城中穿过，河道两旁有许多古式建筑和通宵酒吧，风光很美。

当我们非常惬意地荡漾在平静的河面上时，忽然传来女人的呼救声。我们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条小船翻了，是一条大型游船带起的波浪弄翻了那条船，那两个划船的姑娘都落在了水里。我的天，赶快救人！我们急忙将船划到出事地点，我第一个跳入水中，但我忘了自己根本不会游泳。这时黎大哥和龙头儿慌神了，想把我拽上来，没想到黎大哥立脚不稳，“扑通”一下也掉进了河中。这下龙头儿急了，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先把那两个姑娘救了起来，然后返身来救黎大哥，当黎大哥被几个人拖上船的时候，我却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在我还来不及跟世界说拜拜的时候，刚好一条观光游览船从旁经过，几个会水的小伙子跳了下来，把淹了个半死的我救了上来，后来，那两个姑娘抱着我一顿痛哭啊，还嘴对嘴进行了人工呼吸，我终于在吐出了几条小鱼后苏醒了。这时奇迹出现了，我看见了那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和那片弯曲上翘的睫毛。

我的天哪，救我的居然是歌丽娅，龙头儿过来表功式地说：“歌丽娅，是我救了你，只是我！我们交个朋友吧，你不用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了，他死不了啦。”我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女孩子的嘴唇，那叫一个晕，那种香甜绵长的滋味好几天都萦绕在我的梦中。

从此，歌丽娅成了我们“三个火枪手”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上课，一起爬山、划船和喝啤酒，当然我们三个也在暗中展开了追求歌丽娅的无声较量。说实话我们三个都很优秀，站在一起一般高，都是1.78米，也一样的帅，一样的充满了男子汉的阳刚气概，都是精英，当然也都想把歌丽娅收入自己囊中。

歌丽娅犹豫了，她那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从一张脸上滑到另一张脸上，正在唱歌或放声大笑时会忽然停住，含笑不语，弯曲的睫毛一眨一眨的，眼睛踅来踅去，三个火枪手都知道，“要命”的时刻就要到了。

有一次，歌丽娅开玩笑说，你们“三个火枪手”都太优秀了，简直不分上下，干脆，本小姐嫁给你们三个得了，谁让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公主就是公主，说出话来总是吓人一跳。歌丽娅笑道：“也是的，3个人不好分配，干脆你们抽签吧，谁赢我嫁谁。嘻嘻。”龙头儿有意带歌丽娅参加了一次中国同学会。会议是在亚瑟的圣安娜啤酒馆里召开的，与会80多人，全校的中国同学都来了。这种会议我从来就是一个忠实的旁听者，因为我毕竟还年轻，对那些高深的抗日言论和救国救民的大道理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只有学习的份儿。会议每次都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辩论。

龙头儿面色凝重地扫一眼到会的80多个中国同学，挥着双手庄严说道：“现在，我们唱《抗敌歌》，我起个头，‘中华锦绣江山’，预备，唱！”同学们一起唱起来：“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抵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歌声雄壮、凝重、庄严、悲愤，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一脸的肃穆和豪情。歌丽娅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禁不住跟着大家小声哼唱起来。

唱完歌，龙头儿声沉字重地说道：“同学们，今天的议题是‘重庆’。大家知道，自从1937年11月以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宣布重庆代替南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这使重庆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领导全民族抗战。这是一份刚从国内寄来的《中央日报》，上面说上个月日本鬼子又对重庆实施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轰炸，叫‘无区别’轰炸，出动了近500架次零式轰炸机，历时5小时，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广大居民的界线。炸毁民房1000多间，炸死民众800多人，炸毁厂房300多间，其历时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有人吼道：“狗日的，一群从地狱里爬上来的魔鬼，穷凶极恶，丧心病狂！”

又有人叫道：“要叫他灭亡，先叫他疯狂，血债定要血来偿！等我回国了再收拾他们！”

又一名军官站起来说：“什么叫无区别轰炸？扯淡，报纸说得不对，我看叫‘心理轰炸’，其狼子野心就是打击我们抗击日寇的信心和决心，因为现在全国民众就指望重庆了，如果重庆垮了，被彻底炸平了，那全中国就亡啦！”

“亡不了！”黎大哥“虎”地站起，义愤填膺地说，“重庆作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有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起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重庆对抗战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的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了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过去我们只依赖苏俄和美国的局面，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观。”

另一同学起身，拿出另一份报纸道：“老黎呀，你们共产党只会唱高调，站着说话不腰痛，你看看这份报纸上说的中日兵力对比。在陆军方面：日本448万，中国才220万，中国一个师11000人，日本一个师团就有22000人，刚好比我们多1倍，至于海军，我们和日军相比为1∶30。舰船总吨位中国是6万吨；日本是190万吨。差多少？在空军方面，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300架左右，中日对比1∶9，即中国300架，日本2700架，实际上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还不及100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一架就少一架。”

黎大哥哂笑一声，“你的逻辑不对，兵力多寡不能决定胜负。按说日本人有着最先进的武器，有训练有素的部队，有海、陆、空立体联合攻势，还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灭了没有呢？没有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种抵抗到底的决心、血战到底的雄心。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拼死抵抗，还有共产党号召全体国民一起起来抗击小日本，如果人人都拿起枪来，我们有多少部队呢？除了老人和孩子，至少1.5亿人的部队呀。所以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中国的。”

龙头儿在一旁狞笑道：“我看中共不行，1935年10月你们逃到陕北后，全员总数还不足2万人，就算加上张国焘的10万人马，雪山草地也死了一大半，现在总共也就七八万人。可国民党呢，光淞沪战役投入战场的兵力就多达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南京保卫战时投入60余万部队，武汉保卫战又投入80多万，所以，七八万人抗得了日？你们那是瞎起哄哟。”

黎大哥回敬道：“抗不抗得了日，你说了不算，平型关大捷说了才算，抗日以来第一场胜仗对民心士气的影响那可是举世公认的。七八万人，你说少了，你忘了在华北、河北、山西、湖北等敌后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加起来也有100万人了。可你们国民党呢，除了撤退就是逃跑，要不就是签订城下之盟，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武汉也丢了，半壁江山都丢光了，25座大中城市叫人家占啦，现在整天龟缩在重庆，下一步还能往哪儿退呢，退到昆明？退到拉萨？再退就出国门了，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

龙头儿一听来气了，“你放屁……”

龙头儿的话颇有煽动性，会场上有40多个国民党军官一起跟着起哄，吵吵闹闹，有些人竟发出了誓言：“国难当头，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我们军人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25岁，当效法岳飞精忠报国，学成归国之日，誓为抗日洒热血。”

“何以对家国？何以对民族？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黎大哥即兴赋诗一首，以壮声威：“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会开到这儿，大家群情振奋、豪情奔涌，以前从未发过言的我一把拿过龙头儿手里的报纸，对大家说：“这张重庆大轰炸的图片下面有一首民谣，我给大家念一念：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好！”当晚的会议在一阵欢呼声中结束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8年10月，学校突然禁止夜间外出了，平常外出必须请假，而且必须二人同行。学校的大门增加了双岗，进出都要检查证件，上课不许迟到早退，旷课3次就要开除。街道上的警察也增加了，盖世太保开始四处活动，部队也在四处征兵，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要打仗啦。”“谁跟谁打？”“德国跟英国和法国打。”一时间，流言蜚语满天飞，弄得学校里人心惶惶。

不久，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学校规定每个学员必须学习波兰语、捷克语和俄语，而且分了班，学习时间从每天8小时延长到每天10小时，密码班的学员一律不许外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我和龙头儿、黎大哥碰了一下，觉得事有蹊跷，立刻找来了歌丽娅，让她设法儿帮助打听一下内幕消息，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即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歌丽娅爽快地答应了。但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情报系的另一个班里有两个同学“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有病住院了？是回国了？还是毕业了？大家都在纷纷猜测，老师却警告我们，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情，谁也不许胡乱打听，更不许传播流言蜚语。

有人说，他们被送上了前线。可两天后，歌丽娅终于带来了第一手内幕消息。这消息让我们大吃一惊，其大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集团把同盟国集团击败。

1918年，德意志帝国虽然在一战中最后战败，但德意志帝国的元气并未受到过多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波及，《凡尔赛条约》过多地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加上德国国内普遍不承认军事上战败，使得德国国民对《凡尔赛条约》有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引发了德国普通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就是其中之一，他宣称德国的困境之根源来自于战后强加给德国的严厉条款、懦弱的魏玛共和国以及被指称握有国家经济命脉的犹太人。他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德国人的支持，到1933年时纳粹党已经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一跃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

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元帅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共和国总理。与此同时，希特勒政府通过行使宪法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权力来执行公务，这些权力令希特勒可越过联邦议会进行实际的统治。此时，魏玛共和国走到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点，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了摆脱英、法等国对德意志帝国的束缚，希特勒在上台之初就因扩军备战计划受到限制而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又依据宪法继任了总统，成为了第三帝国唯一的真正拥有实权的领袖，在德语中称为“元首”。

随着权力的增加，希特勒废除了民主。他担任了国家元首，并将权力与总理结合，要求士兵对他本人表示忠诚。最重要的是，他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重新武装了国民保卫队，并改为武装部队。到1936年，德国已拥有30万人的正规军，海军也开始建巡洋舰和潜艇。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重新组建了纳粹德国空军。1935年，克虏伯工厂开始大量生产重武器，同年3月，希特勒重新实行强制性兵役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现在德国拥有260万名士兵、3200辆坦克、4000架飞机（其中一半为轰炸机）、3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57艘潜艇。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整军备，并实行征兵制，从而突破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在1938年12月份的最近一次德军大本营会议上，谋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部署。与会者有希特勒、空军总司令戈林、海军总司令雷德尔、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空军总监米尔契等15人。

主要内容是希特勒宣布作战目标和计划。他在讲话中强调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才能解决；在统一德意志民族后，只有流血才能取得新的成功；但这并非主要目标，必须消灭波兰。扩大在远东的生存空间，确保粮食供应并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对波战争只有当英、法两国置身局外时才能取得成功，否则最好在进攻西方的同时消灭波兰。如果苏联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德、日关系会变得更加密切；力求以突然袭击开始，争取尽早结束战争，但必须作好应付10~15年持久战的准备；保密是成功的决定性前提，不得向意大利和日本透露德国的战争意图。会上无人表示异议，希特勒遂下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立研究小组制定各项作战计划。

德国发动战争的时间是1939年9月1日，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进攻英国和法国。

这条石破天惊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把我们三人彻底吓傻。可更可怕的消息还在后面，歌丽娅告诉我们，她在她老爸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校长的报告，上面写着详细的派遣特工计划，计划中将分次分批将3000名在校学员派往捷克、波兰、奥地利、英国、法国和俄国前线和内陆地区，实施渗透、卧底、煽动暴乱、爆破、刺杀、策反敌方将领和破译敌对国家军事密码等绝密任务，每批500人。我们三人的名字出现在派往波兰的名单上，派遣时间在1939年1月15日。

这消息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顿时方寸大乱。我万万没有料到：想进天堂，却错进了地狱；想进学校，却错进了监狱，想寻求真理和学问，却被卷入了一场侵略战争。事情太反讽，太吊诡了，好在龙头儿和黎大哥上过战场，见过大世面，他们二人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我们三人紧急磋商了一下，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要赶在校方下手之前逃出学校。一旦被迫穿上军装，被编入战时部队和情报局序列，再想逃出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可逃出去，能行吗？往哪儿逃？怎么逃？被抓住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一时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现在学校已经开始戒严了，盖世太保进驻了，门岗全换成了党卫军，平时学员严禁外出，请假也不被允许，下午的课和晚自习课全改为学习波兰语。而且学员之间开始实行互相监视制度，一旦发现反动言论和不轨行为，首先报告的有奖励。被检举的学员将受到严厉处罚。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危险已迫在眉睫，现在已经10月底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及早行动，立刻逃走，再晚就来不及了。至于逃向何方，对于我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当然是回国。如今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我们的祖国每寸土地都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哭泣，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在痛恨，在拼死抗争！日本鬼子正在肆意蹂躏祖国的土地，我们不想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置身事外，我们必须用学到的本事和技能投身救国救民的大业，用忠诚的热血和誓言回报泣血流泪以望苍天的4万万中国同胞。

我们当下决定分头想好出逃计策，晚上熄灯后在我宿舍碰头。下午，校礼堂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校长宣布了戒严后的各种纪律和处罚规定，并通知大家，一周后将举行集体入伍仪式，还要集体宣誓效忠希特勒。

效忠希特勒？我的天，这太可笑了。当晚10点，熄灯后龙头儿和黎大哥悄悄溜进我的房间，歌丽娅也来了，她的轿车挂着军情总局的牌子，没人敢拦她。我们开始制定一个逃跑计划。我们争论、讨论和辩论了很久，在对各种风险和可能性作出评估之后，我们决定：

1．分头逃走。我们三人绝不能一起行动，这样目标太大，一旦出了问题，三人都走不了。所以要沿着三条不同方向的路线出逃，而且要分出先后，先是薛，再是黎，最后才是我。

2．薛大龙从海上走，具体路线是先从慕尼黑启程，坐汽车一路北上，纵穿德国内陆，直取汉诺威，再往北到不来梅的库克斯港，搭乘大型邮轮从海路直达香港。

3．黎大哥从陆路走，先向南到罗森海姆，然后沿着德国和奥地利边界的高速路一直向西，到达肯普滕，再向西到达腓特烈港，坐船渡过斯坦茨湖进入瑞士，然后到达温特图尔，再向南到达首都苏黎世，从那儿搭飞机直飞香港。

4．我最后一个离开，直接从慕尼黑机场搭飞机直飞香港。整个出逃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歌丽娅的帮助下才能够完成，歌丽娅的特殊身份和通行无阻的汽车在这时候就能大派用场。

但是，谁都明白我最后一个离开意味着什么。当龙头儿突然失踪的时候，校方就会加强警戒，很可能会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那么接下来黎大哥的出逃风险度就会进一步增加。当黎大哥再次失踪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被盖世太保审问、盘查或被软禁。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太危险了，所以，龙头儿和黎大哥都执意不肯先走，争着要把第一个离开的机会让给我，而把风险留给自己，足见危险关头显真情。我当然不同意啦，坚持留到最后，因为平时学习中已经显示出我是一个玩头脑、玩计谋、玩战略的高手。我保证把这场游戏玩得有声有色、滴水不漏、出神入化。争执了半天，最后龙头儿和黎大哥不得不同意了由我压尾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开始分头准备。

首先要解决的是假护照和船票的问题，好在歌丽娅可以自由出入学校，第二天就通过一个朋友，为薛大龙搞到了一个几乎可乱真的假护照，又通过她在不来梅的亲戚，定好了一张库克斯港至香港的船票。

第三天晚8点，歌丽娅的轿车驶进了校园，不久，她和姐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我们已经在房间里等候她们很久了。歌丽娅的姐姐把自己一身衣服换给了龙头儿，想不到龙头儿还是个化妆高手，不到10分钟，一个活脱脱的“姐姐”就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时龙头儿拿出一封牛皮纸的信件，郑重递到我手中道：“好兄弟，这是一封推荐信，万一路上遇到不测，我如果回不去了，你拿着它回国后直接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找我老爸薛岳，你的情况都写在上边，他会相信你并重用你的。”我接过信，紧紧地拥抱着龙头儿，我们都热泪涌流，泣不成声。

两年多的学习生涯让我们三人结下了至死不渝的深厚友谊，真要一下子分开，大家都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和不舍，此去前路凶险，风云变幻，吉凶难测，说不定就是生离死别了，但是形势危急，大战迫近，让我们不得不分手了。

军人不相信眼泪，间谍只相信计谋。5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小间谍戏弄大间谍的游戏拉开了序幕，我和黎大哥趴在宿舍的窗口目送着薛大龙和歌丽娅坐上了轿车，轿车很快驶出校门，转个弯就不见了踪影。

龙头儿走了之后，真正的担心才开始了。时间过得很慢，每分每秒都很难熬，我和黎大哥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上，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上课，歌丽娅没有出现，“坏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头嗡地一下大了，差点儿晕倒。第二节课的时候，一个纸团突然滚到我的脚下，我趁人不注意，捡起来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4个字：“平安起航”。第一步计划成功了，我遥望苍天，暗自祝福：“龙头儿，一帆风顺，我们抗日战场上见。”

接下来该送黎大哥了。临别前的晚上，黎大哥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好兄弟，想不想我在延安等你呀？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鬼子，现在所有中国人都在抗击日寇，我知道你回国也是准备参加到这一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中去的，是吧？现在国内很多进步人士都在奔赴延安。你的密码破译才华，正是我们民族解放事业急切需要的。我们在延安一起破译日军密电码，为抗日救国大业建功立业吧。”

可我对共产党还很陌生，甚至还有些忌讳。我说道：“我不太了解共产党，只听说你们共产党只讲阶级斗争，我出身富豪家庭，和你们是对立的阶级，我担心去了延安，还没有施展才华，就被抓起来枪毙了。”

黎大哥笑了，“你那是误解，我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不同，有很大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

“这个不同有很多，说白了，六个字，就是‘交出去’和‘捞进来’的不同。”

我不解地问：“交出去，谁交出去，把什么交出去？”

黎大哥笑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谁呢？交给人民，交给民族，交给党，为抗日，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为全民族的利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再看看国民党的高官，一对比就清楚了。我们的领导人心里只装着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是他们的使命和信仰，自己住窑洞，吃小米，穿补丁衣服，图了个啥？而我们的军队也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不惜牺牲，不讲报酬，不计得失。而国民党的高官，心里只想着金银财宝、升官发财，只贪图个人利益，一切行为目的就一个字，‘捞’，捞钱，捞官，捞名誉，捞好处，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面对强敌入侵，却龟缩在重庆的深山里，等着捞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你不信，走着瞧好了，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党，你跟着他们，有前途吗？”

黎大哥临别前夜的这番话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记住了“交出去”这三个陌生的字眼儿，从此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印象，也许我该去延安的？也许我该做一个像黎大哥那样有主义、有信仰的人？我选择国民党也许是错的？我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会不会跟着国民党一起被共产党最后消灭？会不会是另一次“想进天堂却错进了地狱”的吊诡选择？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发现自己第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又到了分手时刻，黎大哥从歌丽娅手中接过一本瑞士假护照和一种药，他把药服了下去，第二个瞒天过海的秘密计划按时启动了。他服下去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可以引发高烧和心脏病，是由德国科学院为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专门研制的，学名叫WSD239T，如果过量服用，可以瞬间致死人命，因此紧急时刻可以当做毒药来使用；但如果剂量掌握得当，则可以引发高热和皮疹，而不会危及生命，就是事后人的消化道会及时将其分解、排空，而不会在人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5分钟后，黎大哥按时发病了，高烧40度，且持久不退，浑身出皮疹，人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故意跑去报告了校方：黎耀东得了“猩红热”。什么，猩红热？这可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传开了可不得了，校长立即下令，赶快送医院！黎大哥被送进了军方一间医院的传染病房。医院的医生忙活了一个通宵也没查清黎耀东到底得的是啥病。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但到中午时人却失踪了。

当失踪的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得意，我知道这时候的黎大哥已经把歌丽娅为他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开到了瑞士边界，说不定正在斯坦茨湖上，再有2个小时，他就会张开自由的翅膀直上云霄了。我衷心地祝福你，黎大哥，你终于逃出了魔掌，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加入抗日大军的行列。

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几个盖世太保冲进了我的宿舍，我被校方带到了一间密室。校方怀疑我和薛大龙、黎耀东是同伙，对我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

我矢口否认了一切，我的逻辑是：我和薛、黎二人平时关系好，是实情，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是他们的同党，或同伙，我对此事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校方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指证我。我找到理由反守为攻，指责校方对这二人的所谓失踪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说“失踪”，只是一种对学员下落不明的无可奈何的主观武断和敷衍塞现之辞，其性质究竟属于什么？是被人暗杀了呢？还是出了意外？或是自然死亡？或是逃避兵役？或是自杀了？我认为责任完全不在我，我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更不是他们的大脑，他们两个大活人，何去何从难道要经过我的批准？我是他们的上级领导或是亲属家人吗？我不断地反问他们。

如果说失踪有责任的话，也完全在于校方管理上的漏洞和失职，像这样的“失踪”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校方难道不应该认真检讨自己吗？校长和教导主任在我的质问面前哑口无言，颜面尽失，我还提醒校长，如果学员的家属前来要人，或者上级进行追查，他们的麻烦就大啦。最后，校长不得已让我返回了宿舍，并下令对我进行严格的监禁。

我被禁止了一切外出行动，不能够与外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许上课，不许下楼，不许打电话（我宿舍内根本没有电话），吃饭有专人送到宿舍，这实际上就是软禁，门口还24小时有两个盖世太保站岗。并让我听候下一步安排。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些措施，该来的总是会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严厉，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外界完全隔断了联系。此时我还不知道歌丽娅的汽车已被禁止驶入校园。这是一个“困局”，一个“危局”，甚至是一个“死局”，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第三步出逃计划注定是失败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想到我就要被当兵的押着送上波兰前线，或是被派往苏联内陆，去当一个随时会送掉小命的间谍，就从心里直打寒噤，我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迅速流逝，这个时候谁来救我？谁会救我？我想到了歌丽娅，只有她了，我希望她快来救我，但我内心很矛盾，我又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出现，因为房子外面就是一个陷阱，她不会不明白。即使她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前来救我，我们能逃得出去吗？魔掌已经张开，陷阱已经挖好，除了房间门口的两个警卫，楼顶也有几个党卫队员守着，院子里有巡逻队，再加上大门口的铁丝网和机关枪，想逃出去谈何容易。

学校外面，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而我，只能坐困愁城，听天由命。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第二天仍旧如此，但是第三天晚上10点多时，满院漆黑，学校沉浸在一片恐怖的寂静之中。我正在阳台上抽烟解闷，突然，对面的窗户里闪了一下，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微光，我的心一下抽紧了，那是什么？是光吗？真见鬼，难道是一种偶然？我又耐心等了一会儿，双眼紧盯着对面那栋楼的窗口，那道光又出现了，这次是一束红色的光，那光像是被一种红布包着，幽然的，飘忽的，但在暗夜中非常醒目。不一会儿，红光灭了，又出现一道绿光，绿光也灭了，又是红光，一明一灭，一灭一明，红绿光交叉闪现。

我在心中惊呼：莫尔斯电码？对，就是莫尔斯电码！歌丽娅呀歌丽娅，我的心上人，你终于来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拿出纸笔，迅速记下她用电筒发来的信息：红红绿，绿绿绿红红，红绿，红红红红绿，绿红红，绿红，绿绿绿绿红……

转眼间，我立刻用记忆中的明码本翻译出电文：“杨大哥，我是歌丽娅，我还没有丧失自由，我要协助你逃出去，原计划行不通，必须尽快想出新办法。歌。”

新办法？什么办法？我，一个自诩为玩战略的高手，还能被这点困难难住或吓倒吗？我只用了5分钟，就想出了一个逃出囚笼的妙计，但用什么方法把信息传递给对面房间里等待着回音的歌丽娅呢？我的房间没有手电筒，甚至连个台灯也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我突然看见窗台上摆着的一个洋娃娃，是那种一挤便会“吱吱”叫的玩偶。这是上次晚会上赢来的礼品，噢，就是它了，办法终于有了。我趴在窗口，嘴里发出阵阵“喵喵”的猫叫声，其间杂着玩偶的“吱吱”声传了过去：喵喵喵吱吱，喵喵吱吱吱，吱吱吱吱喵，吱喵喵喵喵，吱喵吱喵喵，吱吱吱吱喵……

我的电文是：“行动分三步，第一，去机场售票处找一位富有老妇，确认她买了一张11月2日去香港的机票后跟踪她回家，记住其住址，并将其相貌拍照，正、侧各一张，然后制作一个橡皮假脸或树脂面罩，发型、脸型要与她一模一样；第二，三天后是万圣节，当晚9时整，找一个马戏班子闯入校园，你混入其中准备小丑服装接应我；第三，准备好汽车和富婆家中的钥匙。帆。”

对面用红绿光发来信息：“收到，我立即去办，明晚同样时间等答复。歌。”

歌丽娅走了，校园里又恢复了黑暗中的寂静。我知道歌丽娅一定会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的。这种小伎俩，对于一个女间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第二天晚上，10月30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歌丽娅用电筒发来信息：“第一件事已办好，是位伯爵夫人，满头白发，住在郊外一幢大别墅里。面罩和钥匙正在制作中，明天做好。明晚等答复。歌。”

第三天晚上，10月31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同样的红绿光：“一切就绪，假脸面罩、别墅钥匙、机票、汽车和明晚9时整的马戏班子。歌。”

第二天是11月1日，万圣节到了，街上到处是彩旗、人流和欢声笑语，游行队伍跟着仪仗队，吹着喇叭，开着彩车从各条街道穿过，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披着节日盛装游行的人们开怀大笑，摩肩接踵。

晚上8点45分，一个走江湖的马戏班子从大街上拐进了学校的大门口。后面传来阵阵的喊叫声、歌声和欢笑声，及叮叮当当的铃声和脚步声，夹杂着一个蹩脚的铜管乐队的吹奏声和一面大鼓的敲击声。校门口的几个门卫看见小丑们的滑稽表演，大笑起来。几个卖艺人骑在毛驴上，马戏丑角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他们一面与小丑插科打诨，一面扔着如雨般的纸带，并把装着话梅的小纸袋掷向坐在彩色车里的马戏女郎。那女郎用金银纸箔和羽毛把自己装饰得艳丽妖冶，前额上披着几缕假发卷儿，涂了口红的嘴唇露出性感的笑容。彩车后面跟着一群翻着跟头的小丑。一个驼子，又矮又丑，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身上挂着铃铛，一面做出可憎的鬼脸，弯腰曲背，引来大门守卫们阵阵的哄笑。

马戏班子在校园里游了一圈，这时我早就用一根绳子溜下了三楼，从一棵冬青树后面蹿入马戏班子，迅速穿上了一身小丑服装，跟着人群混出了学校大门。

走了没多远，我们跳上歌丽娅的汽车，很快就来到一间郊区的别墅前停下，我们摸到后门，用歌丽娅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后门，摸进了房间。房里没人，客厅关着灯，我们继续往楼上摸，二楼好像有人在洗澡，传来“哗哗啦啦”的水声。我悄悄打开笔型电筒，不久就找到了放在壁炉架上的机票，歌丽娅打开衣柜，偷了一身亚麻布长裙和一串珍珠项链，我们悄悄溜出后门，跳上汽车疾驶而去。

11月2日早8点，我乘坐着歌丽娅的汽车赶往机场。歌丽娅流着眼泪驾驶着汽车狂奔，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又有千言万语在心头。机场到了，就在我换好了衣裙要打开车门时，歌丽娅递给我一个橡皮面罩和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道：“先戴上面罩吧。拿着，这是‘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图纸，也许对你有用。”我戴上面罩，活脱脱一个70老妪，像极了，我们对视一笑。我又拿出一个纸包递给她说：“这是1万马克，其中有1500马克请你在明天悄悄塞进富婆家中的信箱，我可不想让人家当做一个偷票鬼和窃衣贼。”我强忍着泪水，幽默地说：“歌丽娅，亲爱的，还有一个礼物你还没有给我。”歌丽娅眨着泪光的大眼睛望着我，凄然一笑，递上了颤抖的嘴唇，噢，一个流着泪的吻，一个生离死别的吻，一个荡气回肠的吻，那个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心心相印将变作千山万水，我们的地老天荒将变成海角天涯。

我们手牵着手，走进那道安检门，一个“小间谍”送别了另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小间谍”，给那些“大间谍”们留下了一道永远也破解不开的失踪谜题。

飞机起飞了，巨大的尾烟把蓝天划下一道雪白的伤口。我从舷窗下望，挥了挥手，用德语说：“再见，德国，再见，希特勒，再见，我的湛蓝的眼睛和那双弯曲上翘的睫毛啊……”

杨锦帆的故事在一声叹息中结束了。“我的个乖乖，你不是在讲一个好莱坞电影或希区柯克的小说吧？”林闻涛笑望着他打趣道。

杨锦帆摇了摇头，好像在否认或挣脱些什么，收回了苍凉、悠远的目光，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白酒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红酒。林闻涛碰了一下他举起的茶缸，杨锦帆苦笑一下，一仰脖，将整杯酒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