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里[1]的一个下午。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当时，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然而现在，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淡而无味。“理查德·汉内，我的老伙计，”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赶紧爬出来，逃到别处去吧！”

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2]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那时，我已挣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我花了。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出来，再也没回过家。所以在我想象中，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

可想不到，一到英国，我就大失所望了。才一个星期，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不到一个月，就对饭馆、剧院和赛马、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3]声威的女士，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乏味不过的了。就这样，在这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身强力壮，有大把的金钱可花，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成天哈欠打个不断……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最心烦意乱的人。于是，我开始下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我这样做，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在那里，我一边慢慢啜酒，一边浏览晚报。报纸上全是关于近东地区争端[4]的消息。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各方面看，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他表现得光明磊落。而别的“演员”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看得出来，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记得我当时就想，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

大约六点钟，我回到家里，穿戴整齐，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当晚的戏目很无聊，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向前赶去。他们喧闹着、扰攘着，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这些女店员、男职员们，光鲜时髦的男女，还有警察，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路边有一个乞丐，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也算是“同病相怜”吧。走到牛津广场时，我站住脚，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做了一个决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看看会怎么样。如果情况依然如故，那我就抬脚走人，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

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

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个消瘦的男人，褐黄的短须，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

“能跟你说句话吗？”他说，“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他努力镇定着自己的声音，手却紧张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推开门，让他进去。一跨进门槛，他就一下子冲进我的里屋——我一般在那里吸烟或写信——巡看了一遍，然后又蹦了回来。

“门锁好了吗？”他紧张地问，一边伸手把防盗门链闩上。

“实在对不起，”他低声地说，“我这实在是太过冒昧了。可是，你看来是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自从我撞上麻烦后，这一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找你。请问，你能帮我个忙吗？”

“先说你的事儿吧，”我说，“我只能先答应你这一点。”心里觉得这人神经兮兮的，有点不大正常。

身边的桌子上有个盛着酒类的盘子，他伸手给自己兑了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两三口喝了下去。把杯子放到桌上时，哐啷一声，杯子被撞碎了。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今晚太紧张，太狼狈了。你知道，就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嘴里调侃着，心里认定我面前的是个疯子了。

一丝苦笑掠过他拉长的脸，“我没疯，还没有。你知道，先生，我一直在注意你。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人，并且必要时不怕果断出手帮人，所以我要向你说出我的秘密。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帮忙！我想知道，我能指望你吗？”

“说你的事儿，”我说，“然后我会告诉你。”

他似乎努力着，让自己鼓起劲来，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讲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来。开头时我听不大懂他在说些什么，不得不止住他，问他问题，后来就慢慢听懂了他说的大概意思。

他是美国肯塔基州人。大学毕业后，混得还不错，后来便开始去周游世界。他干过写作，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做过战地记者，在欧洲东南地区待过一两年。他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对那一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了解。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追踪政治新闻。先头是对政治有点兴趣，然后就变得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我听得出，他是一个精明、不知疲倦的家伙，凡事都要刨根问底，有时竟会刨过了头，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下面就是他讲给我的故事，以及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

原来，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都还有大规模的地下间谍活动，由一批包藏祸心、极其危险的人物在操纵、运作着。他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间谍活动，觉得好奇、蹊跷，于是追踪了下去，然后就陷在里面，脱不出身了。据他说，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多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总想制造动乱，发动革命。除他们之外，还有一拨儿想借此发财的金融家。这些聪明人在世界大乱、市场崩溃时总能获取丰厚利益。显然，欧洲各国火拼起来，打起仗来，正符合这两拨人的目的。

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恰好解释了许多一直困惑我的问题——譬如不久前发生在巴尔干战争[5]中的一些事：有些人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占了上风，同盟国和协约国是怎么组成、又怎么分裂的，战争的根源又在哪里，等等。他还说，整个一系列阴谋的目的，都像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就会为他们创造机会。一打起来，整个欧洲就会变成一个大炼狱，一个新的世界就可能从中应运而生。而那批资本家们，则可乘机大捞一把，靠战争造成的烂摊子大发其财。他说，资本是没有祖国、也没有良心的。还有，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恨透了俄国的。

“你觉得不可理解吗？”他提高了声音，“犹太人三百多年来一直受着压迫和摧残，现在正是他们翻身的机会。现在到处都有犹太人，不过你得深入到内部，到最隐秘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比方说，随便哪个条顿公司，这是德国人的大公司，如果你要去与它打交道，你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叫什么冯·亲王之类的年轻人，说一口英国伊顿公学或那劳公学出身的地道标准英语。但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个一般雇员。如果你的生意足够大，那你就可能会见到他后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将会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这人眉毛下垂、下巴前突，一副粗鲁的做派。这该是一个能够拍板，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画押的德国商人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意的确非常重大的话，那你就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了。十之八九，你会被带去见一个矮小的、面色苍白的犹太人。他坐在浴盆似的椅子里，眨动着响尾蛇似的眼睛。是的，先生，他就是一个当下控制着世界的人，他手里的刀子正架在沙皇俄国的脖子上，因为，或者他的姨妈被他们凌辱过，或者他的父亲曾被鞭笞、流放在某个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说，他这种犹太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发动战争的说辞，有点过时了吧。

“是，也不是。”他答道，“他们的确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驱动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是比金钱更重要的、用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争胜好斗的根本天性。你去打仗，会被打死，于是你就发明出‘旗帜’和‘祖国’之类的东西，说你是为它们而战，为它们而死的。你没被打死，活下来了，你当然就更迷上打仗了。那些愚蠢的士兵们在目前的战争中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些愚妄的东西。这当然并不是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家伙们想要的，不过我们的这些‘朋友’出于长远的考虑，现在还没有打出手中最后的一张牌。他们的这张王牌正藏在袖筒里，如果我不能再活一个月去制止他们，他们就会打出这张牌，从而赢得胜利。”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我插嘴道。

“‘死亡乃通往永生之门（MORS JANUA VITAE）’嘛！”他微微一笑，（我听懂了他用拉丁语说的这句谚语，我就只懂这么一丁点拉丁语）说，“我待会儿再解释这个。在这之前，我得先让你明白许多其他的情况。你是常看报纸的，我想你听过康斯坦丁·卡洛里德斯这个名字吧？”

我一下坐起了身子。这正是我今天下午刚读到的名字。

“是他一直阻挡住了他们阴谋的实现。在这场国际间的斗争中，他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也是最为胸襟坦荡的人物。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批阴谋家们一直在跟踪、监视他。我发现了这件事。当然，这也不难，连傻瓜现在也猜得到。可我还发现了他们想要暗杀他的具体计划。这对他们是要命的事，所以我现在非死不可。”

他又喝了一杯酒，这次是我亲手给他调制的。我开始对这个前来求助的人产生了兴趣。

“他们没法在希腊搞掉卡洛里德斯。因为他有希腊北部依庇洛特人组成的卫队，非常勇猛凶悍。可是六月十五日卡洛里德斯要到伦敦来。英国外交部要在这里举行一系列国际茶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定在六月十五日这一天。卡洛里德斯将是这天的主客。如果我的那些‘朋友’——那些阴谋家们——在这里得手的话，卡洛里德斯就再也回不到爱戴他的同胞中去了。”

“不过，这不是很简单吗？”我说，“你只要通告他，让他待在国内不出来不就行了吗？”

“这不就正中对方的下怀了吗？”他尖锐地问，“如果他不来，那他们就赢了，因为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扭转乱局的人。他现在自己还不大知道六月十五日的干系重大。如果通报了希腊政府的话，他可能真就不来了。”

“那英国政府呢？”我问，“他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客人被暗害吧？跟他们通报一下，他们就会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的。”

“不行。他们就是给全伦敦派满便衣侦探，把警力增加一倍，卡洛里德斯仍然会必死无疑。那些家伙们不是随便玩玩的，他们要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吸引全欧洲的目光。事后将有消息说，卡洛里德斯是被一个奥地利凶手杀死的。还会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个阴谋得到了柏林和维也纳的高层的默许。当然这都是卑劣的谎言，但全世界的人却都可能相信。我不是在故意耸人听闻，我的朋友。我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获知了这件阴谋的所有细节。我可以告诉你，这宗暗杀可以说是自历史上保尔加斯家族[6]以来，策划得最为周密的阴谋了。但是，要是有某个知道这事细节的人在六月十五日能活着出现在伦敦的话，这个阴谋就不可能实现。而这个人，就是本人，福兰克林·P·斯卡德！”

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个子了。他下颚紧合，一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看得出来，他是个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的角色。

“你是从哪儿挖出这些事儿的？”我问。

“最先，我是在奥地利亚琛希湖边的一个小旅店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于是便追查了下去，陆续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皮毛店、维也纳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莱比锡的一个小书店里收集到了更多的线索。十天前，在巴黎找到了最后的证据。详细情形我就不细说了，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反正，当我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我知道我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躲藏起来。于是我改名换姓，兜了个大圈子才来到了伦敦：我先是扮成一个时髦的法裔美国人离开了巴黎，又装成一个犹太珠宝商从汉堡乘船上路；到了挪威时我又变成了一个收集学术报告资料的英国易卜生学者；而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时，又成了专拍滑雪影片的制片人；最后到了伦敦，我又是从利斯来的生意人了，口袋里揣着一大沓木材纸浆造纸的计划书，准备登在伦敦的各家报纸上招商。一直到昨天，我都很得意，觉得我的行踪隐蔽得很成功。然而……”

说到这里，他神色变了，抓起杯子连喝了几口威士忌。

“然而，昨天我发现一个人就站在这个街区外面的街上。我平常总是整日闭门不出，只在天黑后才溜出去一会儿。我从窗后注意观察了他一阵子，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这人找我们的门房打听过我，昨天晚上我从外边散步回来时，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名片，我看了浑身一震：上面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怕见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