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他不得不低下头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他不说话，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会认出他呢？

“我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想起施泰因霍夫，我会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真的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记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斯尔的年轻护士学生，达格利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作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说出了口，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仿佛要他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在倾听后仍然相信我、喜欢我，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你不会懂的。”

但是他懂。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与他无关。达格利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长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有着平凡的传统的家庭，毫无特色的背景，令人羡慕的生活。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免于遭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达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这里来时她也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你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球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时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她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讹诈者，一个仅仅要求一份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比过分忠诚的布鲁姆费特更为可取。”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甚至为我杀人时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格利什，但是什么时候这成了衡量智力的标准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你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吗？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你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她就是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她迅速站起来，望着他，那双正在思索的绿眼睛吃惊地怒视着他，毫不动摇。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的讲话，而是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化的、夸张的、滔滔不绝的话，那些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来到了嘴边的话，那都是些什么？它们溜走了，变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脑海中遗忘的河流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应该停止工作去睡觉，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仿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无法证实，也必须听见她承认那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他平静地提问，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h4>4</h4>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格利什看了一眼钟，现在是7点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格利什在场，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朝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玛丽·泰勒脸色煞白，达格利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他们是从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不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达格利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般的看着达格利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显出愤怒的疑虑来。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9点钟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护士长。我的病人名单长得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总护士长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她转向达格利什：“我想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打完电话我就回来。”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格利什。他粗鲁地说：“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就会来给你做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仿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这件事十分厌烦。

达格利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找谁？”

“我告诉过你，没找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你至少有十分钟时间解释不清，那时通向总护士长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瑞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仍然以为总护士长在家，径直上楼去了她的寓所，必定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出于好奇心吗？还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看总护士长？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做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抢救，不会想到提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的事，是吧？”他停下来。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以为我会在什么时候计划着午夜去拜访总护士长？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吧？是不是以为她在等着我？”

“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一阵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是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格太太。”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达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是吗？”达格利什说，“你不是希望在总护士长的寓所里找到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对峙？你必定已盼望着这样做很久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他们静静地站着，对视着。达格利什问：“你当时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判定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专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达格利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总护士长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恼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长了，她利用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的影响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会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但是马库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她吗？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讹诈的方式不止一种。希瑟·佩尔斯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毕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间紧邻她偶像的房间，享有大家公认的、作为总护士长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工作之余与她相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为得意地得到了满足。难怪他曾决心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反对苏格兰场的人来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纸档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这个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h4>5</h4>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尽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剂，或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谎称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派上用场。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些什么，记载、证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发生意外，到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简洁明了的纸条，那应该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信。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弄到你的房间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吉尔瑞护士长或是罗尔芙护士长万一出现怎么办？所以你让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回去锁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还受过搬运不能动弹的病人的训练。这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寓所里外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子后备箱里，盖上了一块旅行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间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分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彻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绝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护士长，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跑了第二趟去运汽油壶。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具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要一会儿工夫，你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的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烧得很厉害，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获悉消防车已经上路了，然后便着手给我打电话。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就好，那张纸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布鲁姆费特从未想过会用到它。”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证明？”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吗？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格利什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你会设法去证明，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几乎不可能在树底下找到轮胎印。由于大火灼烧、消防车轮胎的碾压以及人们的胡乱踩踏，地上的线索会被全部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在我的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会在墙上留下擦印，是吧？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脱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绝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

“寓所里其他的线索呢？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药丸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我给了她这些东西，还是干脆直接把她打晕或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他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们能用来做尸检的全部样本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杀前还留下了遗书，笔迹是她的，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司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却不会认为这足以下定论吗？”

达格利什明白他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自己的伤痛及虚弱做斗争。抓住壁炉台以支撑身体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变得像油灰一样光滑。他的伤口开始抽搐般疼痛起来，他那头部的钝痛之前只不过造成了点模糊的不适罢了，现在却变成了刺痛，像是针扎在他的左眼后。要是在她的脚边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张椅子的靠背，轻轻地坐了上去。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应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过去的部分吗？这样，那两个女孩至少不至于白白送命。我留下来当总护士长对这家医院事关重大。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慈悲，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的这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