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文件夹消失了。

我屏住呼吸，看着屏幕，等待着其他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文件夹就此消失了，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我又喘息起来，急速地呼吸着空气。我把光标拖动到屏幕右上角的按钮——被动模式上，点了下去，屏幕边框又变成了红色。

那个文件夹依然是消失的。

我继续盯着那个文件夹刚才所在的地方，同样的蓝色背景泡泡，只在最后一排少了一个图标。我听到几排工位之外的电话铃声，和周围敲击键盘的声音，以及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电视里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主播声音。

天啊，我刚做了什么？我一阵惊慌失措——我删除了目标电脑上的文件，转入主动模式，介入了特工工作范围——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解雇我了。我当时在想些什么？

我的目光转移到左上方的一个角落，那是一个熟悉的图标，回收站的图标。那个文件夹在回收站里吧？我并没有删掉它，没有完全删除。我双击了那个图标，就在这里——朋友，那个文件夹。

我又看了看两个按钮，主动模式，被动模式。我可以恢复这个文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我可以把它完全删除，彻底完成开始的行动。不管哪一种选择，我都得做点儿什么，不能干坐在这里。

彻底删除，我想这么做，我需要这么做。我最开始这么做就是有原因的——保护马特，保护我的家庭。我瞥了一眼身后，没有人。然后我点击主动模式按钮，移动光标，点击删除，马上又调回被动模式。

文件消失了，我盯着空空如也的回收站，绞尽脑汁地回想自己对已删除文件所掌握的一切信息。文件夹还在那里，在某个地方，数据恢复软件可以取回。我需要某种东西覆盖它，比如——

“叮”一声，我的屏幕中央蹦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对话框。这就是预示着我被逮到了。我完全被恐惧支配了。但是出现在对话框里的却是彼得的脸，上面有他敲的几个字：来我这儿。

我放松了下来，只不过是彼得，我都忘了之前要求和他单独聊聊。我关上对话框，锁上电脑，双手还在颤抖。然后走向他的办公室。

我要怎么说？我又在脑中回想了刚才的对话：我有些话要对你讲。私下里。噢，这可糟了，我到底该说什么呢？

他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小缝，我能看到他坐在电脑旁，背对着我。我轻快地敲了一下门，他转过椅子，面向我说：“进来。”

我推开门，他的办公室很小——所有的办公室都这样——只有和我一样的灰色办公桌和标准组件，还有一张小圆桌，上面堆满了成堆的文件。我坐到圆桌旁的一张椅子里。

他两腿交叉，越过眼镜的顶部打量着我，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开口。我感觉口干舌燥，难道不应该在进来之前就想好说什么吗？我绞尽脑汁，人们和上司会在私下里说什么？

“出什么事了？”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感觉到自己本应说的话就在嘴边，那句整个早上都在我脑中盘桓的话——“我发现了一张我丈夫的照片”——但是现在即使我能说出口，也已经太晚了。

我看着墙上的地图，几张俄罗斯的大地图：政治地图、公路地图、地形图。我的目光停留在最大的一张上面，国家的行政区划图。我的注意力落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一小片土地上，伏尔加格勒。

“是我的家庭问题。”我说。我只能勉强看清地图上的字，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我根本没有计划。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噢，薇薇安，”他看向我的时候，满眼的关切和同情，“我理解。”

我一时间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等缓过神来，愧疚之情已席卷全身。我看着他身后那张办公桌上的相框，里面全都是同一个女人。一张泛黄的照片里她穿着白色的蕾丝裙子；一张偷拍，是她打开礼物时的照片，蓬松的羊毛衫、蓬松的头发，一脸的喜悦；一张是近段时间的照片，她和彼得在一起，身后是群山，两个人都很惬意、轻松、幸福。

我咽了一口口水，又看向彼得。“她怎么样了？凯瑟琳还好吗？”

他看向别处。凯瑟琳得了乳腺癌，第三阶段，去年确诊。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我们正在会议室开团队会，看着彼得，信仰禁欲主义的彼得因精神崩溃而无法自抑地哭泣，我们都不知所措地沉默了。

不久之后她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彼得一直没有多讲，但是看来她应该是在和病魔斗争。几周之前，他离开了几天——完全不像他——最后回来上班的时候整个人憔悴疲惫，他告诉我们凯瑟琳不再参与试验了。这一次没有泪水，但却是同样的沉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治疗没有起效，她的人生已走到尽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她是个斗士。”他应道，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们这场战斗她赢不了了。他紧咬牙关说：“你的小儿子也是个斗士。”

一时间我有些迷惑，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他知道凯莱布昨天的心脏检查，想当然地以为结果不好。我应该更正他的想法，但并没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点了点头，胃里一阵恶心。

“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他说。

“谢谢。”

一阵尴尬的停顿后，他说：“你回家吧，处理一下这件事。”

我抬头看着。“我不能，我没有假期——”

“你工作这么多年，有多少次加班没有调休？”

我向他微微一笑。“很多次。”

“今天就不要上班了。”

我正准备拒绝，心下又犹豫了。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怕因此丢了工作？怕因此在下次测谎测试时失败？我感觉紧张的身体已经有些放松，这正是我需要的。离开这里，清醒一下头脑，弄清下一步该怎么办。“谢谢你，彼得。”

“我会为你祈祷。”我起身离开的时候，他温柔地说。他注视了我良久，“祈祷你有力量对抗一切。”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海伦和拉斐尔的椅子滑到我工位旁的走廊间，两人正聊得投入。此时再想动那个文件夹已经不可能了，有他们两个人盯着。

明天，我可以明天再来处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关上了电脑，收拾了包和外套。我逗留了一会儿，看着屏幕，等着它变黑。等待的间隙，我的目光落到办公桌的一角，马特和我在婚礼上的照片，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阵极为奇怪的情感，就好像我们躲开了一颗子弹，但我却莫名其妙地在流血。

我们相遇之后的六个月，我终于能去马特的家乡了，去见他的父母，看看他从小住的房子，还有他上的高中，见见他孩提时代的朋友。我凑足一周的假，马特订好了机票，或者只是他说订好了。我太兴奋了，几乎不能自已。

他刚见了我的父母；我们都在夏洛茨维尔过的圣诞节，过得比我期望更好。我父母都喜欢他。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我更爱他了，毫无疑问我当时想嫁给他。尽管如此，订婚仍然像是很遥远的事情，我甚至都没见过他的父母。没见对方父母之前我是不可能和他订婚的，这样做看起来不对。我也对他讲过，至少我记得是讲过。

我们已经到了机场，那还是一月，寒冷的一天。我穿着花几个小时精心挑选的衣服，裤子配羊毛开衫，可爱但又保守，是我刻意挑选的，希望能给未来的公婆留下好印象。我们在长长的安检队伍中排着，手里拖着黑色的拉杆箱。马特很安静，他看起来有些紧张，害我也紧张起来，因为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担心我和他的父母见面，担心他对我们两人在一起的事情另有想法。

快排到队首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他还拿着我的登机牌，在我们出发前就已经打印好了。“哎！”我说，“能把我的登机牌给我吗？”

他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纸，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故作一脸茫然。

他的神色愈发令我不安。“谢谢。”我说。我终于躲开了他的凝视，低头看他给我的登机牌有没有弄错，因为他刚才给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我看到我的名字，薇薇安·格雷，还有三个字母，大写粗体的，我们本不该去的一个地方，<b>HNL。</b>

这不是西雅图机场的代码，这点我还是知道的。我盯着几个字母，想要弄清是什么地方。

“火奴鲁鲁。”马特说，我能感觉到他抱住了我的腰。

“什么？”我猛地转过身正面对着他。

他咧嘴笑了起来。“其实是茂宜岛，到了之后还要转机。”

“茂宜岛？”

他轻柔地将我往前推了推。我眨巴着眼睛看了看，轮到我安检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员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我递上登机牌，拿出驾照，有些手足无措，脸颊也在发烫。官员在登机牌上盖了章，我通过了安检口，来到传送带前，脱下鞋子。马特在我身后，先把我的手提箱放到传送带上，然后把他的箱子也放了上去。随后我感觉到他抱住了我，脸颊靠到我的脸上。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呼出的热气吹到我的耳朵，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笑意。

我怎么想？我想去西雅图。我想见他的父母，看看他的家乡。“可是你的家人……”

我走过金属探测器，他也随我通过，我们又并排站着，箱子已经到了传送带的尽头。

“我不能让你把假期都用在西雅图。”他说。

我该说些什么呢？说我更喜欢西雅图？这样说也太不领情了吧？他刚给我买了去茂宜岛的票，还放弃了和家人共处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