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岁时，他们车祸丧生。我没有其他亲人，被安置在国有福利院里，几个月后我搬到莫斯科。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安排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项目里了。”

我想到马特还是个恐慌的男孩的样子，内心涌起一股同情。但很快这股同情就被强烈的背叛感所压制。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那是一个全封闭式的英语语言学习项目。十五岁时我被正式招募，从此有了新身份。”

“成了马特·米勒。”我又像是在耳语。

他点了点头，身体又靠向前来，满目情深。“我别无选择，薇薇。”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回想起两人最初的对话，以为彼此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看起来多么真实，但却都是编造的。他编造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童年。

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我的身份是假的，但其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发誓。”

左手的那枚戒指上，钻石反射出一缕光。我看着切面，一个一个地看过。我隐约听到家庭娱乐房里传出一些声音。新的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要大。卢克和埃拉在争吵。我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抬起头，看到马特正盯着我，但头微微侧着，我知道他在听孩子们在吵什么。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他喊了一声，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

我们看着对方，都听着孩子的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马特离开桌前，走进屋里去调解。我断断续续听到几句对话，两个孩子都向马特说自己的理，马特劝他们和解。我的头有些晕，或许是因为喝了红酒。

马特抱着凯莱布回到饭桌前，坐下来。凯莱布朝我咧着嘴笑，可爱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沾满了口水。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转头看着马特。

“真正的马特·米勒在哪儿？”我问。我想到压在防火保险柜底层的出生证明，还有社保卡和护照。

“我不知道。”

“那巴布和加里呢？”我问。我想着他们的模样，那个沉稳的家庭主妇，她色彩柔和的上衣总能使我想起我奶奶以前的装束。那个男人，啤酒肚鼓鼓的，撑开了腰带，衬衫总是塞进裤子里，袜子总是白色的。

“也和我一样。”他说。

蔡斯哭了起来，这扰人分神的事情在此刻却如救命稻草。我从饭桌前站起身，走进家庭娱乐房。他在卢克和埃拉的沙发旁，趴在地上，我能看到沙发底下有个蓝色球的轮廓。我伸手拿起球，又抱起蔡斯，把他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现在安静了一些，只轻声呜咽着，一手紧紧地抓着那只球。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特别是巴布和加里那样的。他们一看就是敌营的人。我直到婚礼才见到了他们。我们去过西雅图一次，他们也没有见我们。当然他们有理由。当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巴布不敢坐飞机，我们的假期不够，我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谁愿意抱着大哭的孩子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呢？

我曾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内疚。因为我们经常看望我的父母，但却几乎没有看望过他的父母。我甚至还因此道过歉。“生活无奈，习惯就好。”他笑着说。他当时的笑容确实有些失落，但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令他感到烦恼。我提议过视频聊天，但是他们不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就喜欢隔几个周用电话聊聊。马特似乎也不是很在意。

我从不强求。我不强求是因为我暗自欢喜吗？欢喜我们不用轮流在两家过圣诞节，不用因全家人定期飞越美国前去探亲而花光积蓄。也不用和专横的公公婆婆打交道。甚至高兴马特不用分散感情，而全身心地关爱孩子和我。

我走回厨房，坐到饭桌前，蔡斯坐在我的腿上。“我们婚礼上的那些人都是哪里来的？”婚礼上至少有几十个亲戚。叔舅姑姨，堂表兄弟姐妹。

“一样的。”

不可能。我摇了摇头，好像这样就能将这些糟乱的事情捋出头绪。能够讲得通道理。我见过超过二十五个潜伏间谍。俄罗斯人到底安插了多少间谍？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双面间谍德米特雷。突然之间我脑中全是他。他说在美国有数十个潜伏间谍组。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合情理的事，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双面间谍。他说潜伏间谍的身份一直由间谍管理者独自掌管，但我们了解这些信息是以电子形式储存的。他说解密密码并非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那个。还有那离谱的言论。他说潜伏间谍已经渗透到政府里，并逐步爬到了高层。他说在美国隐藏着数十个潜伏间谍组，而我们认为只有几个。

这条信息并不是太离谱，对吧？此时，我又猛然想到另一件事。

“你是间谍。”我轻声说。我过分纠结于那个谎言，纠结于他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层事实。

“我也不想。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来自西雅图的马特·米勒，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的胸口如中重拳，几乎喘不上气。

“但是我已经被困住了。”他看起来很真诚，值得同情。他当然是困于其中。他也不可能说退出就退出。他们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

蔡斯在我的腿上扭动，想从我身上挣脱。我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四肢并用往远处爬去，留下一串欢快的叫声。

“你欺骗了我。”

“我别无选择。别人不懂，你也应该理解——”

“你敢。”我说道，因为我知道他准备说什么。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咖啡馆角落的一张小桌上，超大号的咖啡杯摆在我们面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问。

“我刚研究生毕业。”我说，希望这样就能敷衍过去，但心里清楚只说这些还不够。

“接下来没有工作打算？”

我点了点头，呷了一口咖啡，并不回答。

“做什么呢？”他紧跟着问。

我低头看着马克杯，从杯里飘出一些蒸汽。“咨询。一家小公司。”我说，谎言的味道有些苦涩。但他就是个陌生人，我不可能告诉陌生人自己为中情局工作。“你呢？”我问。谢天谢地话题转移到软件工程上去了。

“根本不是一回事。”此时的我说，“你有十年的时间。十年。”

“我知道。”他似在悔悟。

这时凯莱布也扭动了起来。一边扭动着一边朝我笑，他肯定在好奇为什么我没有对他笑。他向我伸出胳膊，马特抱起他，从桌子上递过来，送到我伸出的双臂里。他坐到我的腿上，安安静静。

“你也做类似的事情吗？假装别人的亲戚。”我问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有那么多疑团，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一件。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想让我冒这样的险。”

他们当然不会。他的价值更高，不是吗？因为他娶了我。而我在中情局工作。

天啊，俄罗斯人真在他身上押了很重的筹码。他们一定很兴奋。多么幸运啊，一个潜伏间谍娶了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员。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如电流般穿过我的身体。

我又回想起相遇几周之后我们俩坐在我的公寓里。我们面对面坐在开间一角的折叠桌前，桌上的一次性纸餐盘里放着比萨。“我没有完全对你讲实话。”我说着，揉搓着双手，忧心自己承认说谎之后他的反应，但又为可以消除误会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对这个男人撒谎了。“我在中情局工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最开始毫无变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随后他的眼中有亮光闪烁，我当时还以为是这个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但并不是这样，对吧？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胸口有些闷。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坐在研究生学校的礼堂里，中情局招聘人员正在做展示。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这一行，并以此改变世界，服务国家，为家庭带来荣光。时间飞速推进，我通过了申请流程、背景调查和一整套的评估。直到一年之后，我都已经要放弃时，我收到一封信，一封普通的政府答复函。普通的白纸，没有信头。只有入职日期、薪水和须知，还有我被安排的部门：反情报中心。

那是我搬去华盛顿前的两周。我遇见了马特。

此时我的呼吸急促。在我的脑中我回到了那间咖啡馆，坐在角落里，重温了一遍我们的对话，就是我们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点的那一次。他不单单是在附和我，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他从一开始就说自己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说他的母亲是一位老师，说他养过一条金毛。他这样说是因为早就了解过我。

我伸手捂住嘴，恍惚中感觉手在颤抖。

俄罗斯人不是靠运气，他们很周密。一切都是计划好的。那根本不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我就是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