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下沙烧卖馆内一张简陋的木桌旁，何其多、房莺、徐丽美、桂望国四人两两对坐。桂望国先给几人倒好水，这才搓着被寒风吹得冰冷的双手快步走到灶前，催促正在包烧卖的两名阿姨动作快一点。

阿姨一边手法娴熟的将拳头大的烧卖放入手边蒸笼，一边热情应和，“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桂望国没动，直到盯住阿姨将两笼刚刚出锅的烧卖端过来，这才回到桌边坐下，笑说，“何总，趁热吃。这烧卖和上海市区的不一样，馅是冬笋和肉，不放糯米，味道又鲜又脆。”

“听说有人还给吾伲下沙烧卖申请了浦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送烧卖的阿姨笑，“挺好，原先烧卖两元一只，基本上只有吾倪本地人吃，现在卖三元还供不应求，都是浦西过来尝鲜的。如果再评个上海的奖，价佃还会涨。”

何其多敷衍地笑笑，“现在，只要和文化搭上边，价格就会上去，不管是牛腩，还是烧卖。”

“现在人都营养超标，普遍血脂高血压高，啥人欢喜天天吃这个，都是大肉，吃也消化不了。”桂望国说。

“也不是这样说。”何其多停下筷子，若有所思地说，“我就很喜欢吃。可是家里穷，小时候，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

房莺点头，“小时候能吃一顿肉，真是要开心许久。”

何其多转向房莺，一口流利沪语，“房总，侬生长在上海，是城里人，小辰光条件再差，也总有口饭吃，想象不出阿拉这种出生在山里的孩子有多苦。”

房莺恭敬地回答，“何总您不容易。”

何其多无所谓地笑笑，“房总你也不容易。”

徐丽美插了一句，“老何，你从老家到上海有三十年了吧？”

何其多凝神算了一下，一笑，“可不，整整三十年了。时间真快，一转眼已经是老头子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也与其他地方差不多。”徐丽美回应，“吃喝住行全要凭票证。不过当时大家贫富都差不多，人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浮躁，所以幸福感反倒比较强。”

“从古到今，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何其多点头。

“老何，我记得你说过，你小辰光是在皖北乡下长大的，那地方条件现在好些没？”徐丽美问。

桂望国接过话题，“比三十年前要强些。穷的人家草层换砖房了，富的人家就草屋换楼房。不过没什么人住。年轻点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一年到头，就过年辰光热闹些。”

“你怎么知道？”房莺问。

桂望国笑一下，“上个月岳母娘病了，我陪腊妹回了一趟乡下。阿哥晓得的。”

何其多赞许地点点头，“阿桂比我这个当儿子的强。”

桂望国赶紧起身，恭恭敬敬地说，“阿哥您讲什么呢，我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做的。”

何其多抬手做个下压动作，示意桂望国坐下。

桂望国坐下，突然笑了一下，“想当初，我与腊妹结婚，我姆妈还要死要活的反对。现在，她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是我给的。我的，也都是阿哥给的呀。”

“可以理解。当时阿拉太穷。”何其多淡淡接道。

徐丽美看出何其多的神不守舍，体贴地转换话题，“老何，很少听你讲你小辰光额事体，讲些来听好吧？”

何其多端起随身携带的茶杯，轻轻喝了一口，“有调查说，喜欢回忆往事，是衰老的标志。”还未等三人接话，他将目光投向小店外面的马路，“想起来，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体喽。”

房莺、徐丽美、桂望国都停下筷子，静候何其多的下文。

何其多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是在三十年前。

当时，中国刚刚宣布向世界打开国门不久。上海也失去曾经光耀远东的大都市光环多时，与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过着计划经济下的紧巴日子。但是，当二十岁的何其多第一次走在上海街头时，还是被堪称壮观的自行车流和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时髦观感所震撼。

何其多家乡在皖北大山深处，地薄、人多，家家户户都在温饱线上下挣扎，许多人家只能负担子女勉强读完小学，便再无能为力帮助孩子进入更高一级学校继续读书。何其多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村里最高的，也不是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却是惟一一个能走出大山、来到上海读大学的孩子。

作为家中六个子女中惟一一个男孩，何其多身上不仅仅寄托着父母改变人生境遇的梦想，也担负着三个姐姐和两个妹妹走出大山、过好日子的期望。

因为路费太贵，父母没有送何其多到大学里报到，用省下的路费为他在县城买了一件体面衣服。

穿着这件全村最贵的衣服，何其多一路走，一路打听，走进学校，成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二十岁的何其多又瘦又干，巴掌大的脸上常常露出营养不良的青灰颜色，因为家境贫寒，又来自偏僻乡村，他一直很自卑，极少与同班同学交往。

为了节省开支，何其多寒暑假都在上海打零工。大三那一年，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瘦小自卑的何其多被电影中的高超武功所震撼，他拿着从饭费里省下的钱独自一人去了河南少林寺。

少林寺没有收留何其多，但何其多自己找到一条习武之路，留在少林寺旁边一家学校学习棍法。九月，何其多回到学校。大四学期一开学，他就在学校的公告栏里贴出一张手写的公告：招募热爱武术的同学，一同筹建建校以来的第一个武术社团。社团成立后，何其多被团员们一致推选为团长。大学武术社团团长的经历改变了何其多的性格，他渐渐由自闭变得开朗。出于热爱，还自费购买了一套太极拳教材，自学了陈氏太极拳。

转眼大四毕业，何其多被分配到上海一家中学当数学老师。在这所位于闵行区的中学里，何其多当了三年中学教师。在同龄的本地人还住在父母家中好吃好喝谈恋爱劈情操之时，何其多已经开始负担老家亲人的生计。他明白，自己能在异地他乡拥有一份固定薪水、一份工作，是牺牲了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前途的结果。

因三个姐姐都已经在家乡成家，何其多决定先将两个未婚妹妹带到上海，如果妹妹们能在上海结婚成家，就等于何家在上海有了三个家庭。三个家庭，也是三个接待站。到时候，老家如果还有其他人想来上海讨口饭吃，不仅他自己的接待负担会小许多，帮老家人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多了三倍。

这年暑假回乡，何其多买了半只黑毛猪，让两个妹妹与他一起回到上海。

学校食堂管理员收下何其多的半只黑毛猪，将何腊娣、何腊妹两人安排在食堂做杂工。

何其多的父母都很俊秀，六个孩子天生相貌好，只是后天太过寒苦，所以看着粗糙。何腊妹、何腊娣两姐妹在学校食堂工作半年后，彻底改变了原来又黑又瘦的相貌。年纪最小的何腊娣甚至可以讲几句洋泾浜上海话出来。

何腊妹比何其多小三岁，在家乡时，两人的感情也最深，对何其多更是言听计从。两年后，在何其多的撮合下，何腊妹同意了一个校工的求婚。校工名叫桂望国，初中文化，在学校筹建时，作为征地安置对象招进学校，起初是做杂工。拿到汽车驾驶执照后，成为后勤部门的一名兼职司机。

何腊妹丰满漂亮，人也开朗，迷得处于荷尔蒙高峰阶段的桂望国神魂颠倒，同居后，日日恨不得粘在媳妇身上永不起床。桂望国的贱骨头样子，让屋里老娘很不开心，她操着一口南京话，拒绝了小两口在弄堂老屋举办婚礼的要求，不仅不能在老屋结婚，连亲戚也不要参加，每当有街坊问起，老太太都是一副牙疼表情：“格小赤佬骨头太轻，娶个乡下女人有啥开心。”

因为积蓄有限，桂望国与何腊妹的婚礼举行得很简陋。结婚当天，拉着妹夫的手，何其多动情地说，“阿国，婚礼好不好无所谓，都只是形式，两口子感情好最重要。没关系。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不仅把我大妹托付给你，小妹的幸福，也交到你手上了。你多留心，帮小妹找个上海老公。”

“阿哥，侬放心，腊妹是我媳妇，腊娣就是我亲妹妹。”桂望国将胸脯拍得啪啪响。

两个妹妹，一个嫁了，一个正在挑挑拣拣，何其多算是放下心。就在这时，“文革”后的第一波出国潮在国内涌起，一心想出去看看的何其多也悄悄加入考托福的行列中。苦读两年后，他被美国一所大学金融专业录取。

二十七岁的何其多没有丝毫犹豫，他背着比当年从乡村走出时大不了多少的行李，挥手告别前来送别的妹妹、妹夫，走进上海虹桥机场，坐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没出过国的同胞都以为美国是天堂。出去过又回来的，对真实情况又一致保持缄默。何其多苦笑，其实，决定你在美国到底是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的，基本不是学历和能力。而是你在国内攒了多少money。换句话说，你在国内是谁，在国外依然如故。

尽管曾经有过极为亲密的关系，但徐丽美亦未听何其多讲过美国的详细经历。她好奇地问，“老何，听说第一批出去的留学生，都要刷盘子洗马桶才能生活，是真的吗？”

“差不多吧。”何其多点头，“第一批出去的留学生背后，是刚刚开放的大陆，经济尚未搞活，大家能掌控的钱都不多，不管是明星还是学者，刚刚出去时，都要做一段时间的钟点工才能维持生活。”

徐丽美点头，“在美国这种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工比较贵，又能及时拿薪，所以许多人要做这一行。”

“阿美这些年的国，没有白出。”房莺伸出一根大拇指。

徐丽美听出房莺的讥讽，笑一下，没有接话。

“我阿哥真是不容易。”桂望国叹，“伊是家里的独生儿子，在家里，连袜子都由姐姐妹妹洗，每次回村里，都被看得像神一样，吃饭能坐村长家的饭桌。就这样，还能在美国做苦工。我常和我儿子说，要像舅舅那样，吃得苦中苦，才能做人上人。”

初到美国的何其多，的确打过很多零工，洗过盘子、送过报纸、修剪过草坪，还种过树。不过，何其多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到黑。在美国捱过最为艰难的第一年后，头脑灵活的他发现了一条独特的生财之道：教老外学功夫。

最初一段时间，每天早晨，何其多都会身着对襟白衫，手提一条长棍，在晨练人数最多的街心公园操练棍法。渐渐地，他的身后聚集起一些对他感兴趣的洋人，跟着他一起比划。看人数差不多可以凑成一个班后，何其多在学校体育馆租了一块场地，正式开班授课，教China Gongfu。

因为何其多是本校留学生，对于他这种无证授课的行为，校方采取了眼开眼闭的方式，暗示他别出事情，没为难过他。靠着大三时在少林寺旁边武术学校学来的几脚功夫，何其多顺利完成学业、成为金融专业硕士，还支撑他渡过了长达一年的失业期。

失业期间，因为没有开班授课资格，何其多无法再靠教洋学生学习武术赚钱。而他以外国人身份拿到的文凭，很难进入美国主流金融企业。

就在何其多四处求职碰壁、积蓄即将花费殆尽之际，他才在一家规模很小的贸易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随后申请到绿卡留在美国。

何其多当年的身份地位很难真正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他交往的主要圈子还是与他一样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或者华人。渐渐地，何其多结识了一批华人朋友，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偶尔带带从国内来美国观光考察的旅行团。

在一次带团过程中，何其多结识了大陆一位领导。当时，浦东刚刚开发开放不久，急需各类人才参与筹划与建设，特别是精通发达国家企业经营模式的金融人才与管理人才。看了何其多提供的个人履历后，这位领导表示，愿意将他作为海外人才引进，推荐给国内企业。

何其多此时已在美国生活了五年，因为收入菲薄，他连一间产权属于自己的公寓都没有，除了偶尔同居的女友，连老婆也讨不起。尽管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各种金融贸易名词也能信手拈来，但自知仅靠一份在小贸易公司打工赚来的菲薄薪水很难在美国实现优渥生活的何其多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何其多听回国创业的师兄讲，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浦东新区专门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留学人员申办高新技术企业，其增值税的地方部分、营业税和所得税可以三年免税五年减半。对于像何其多这样持有绿卡、准备加入美国国籍的留学人员，如决定在浦东任职，可以在出入境、居留方面享受便利。

师兄所说的其他情况何其多没有记住。但是，师兄身上无意中散发出的创业激情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经过简单的思考后，何其多决定回国。

“年轻时虽然不富裕，但心里还是充实的。”何其多叹口气，“阿桂，陪我到门口抽支烟，抽好阿拉就回去。”

见两个男人一前一后离开，房莺转向徐丽美。“阿美，新手机买好了没？”

买好了。徐丽美从腿上的名贵皮包中拿出一只崭新手机，递给房莺，皱眉说道，“这小姑娘警惕心很强，我身份证迟还了一天，其他人都没发觉，只有她专门跑到行政部来问东问西。”

“别小看她。她以前可是警察。”房莺哼了一声，停了停，又问，“她发现你换了她的手机卡吗？”

“应该没有。我试了试，她的这个号码一直能打通。”徐丽美回答。

“这几天有什么重要信息吗？”房莺满意地点点头，随口问道。

仿佛为回应房莺的问题，新手机传来一声巨大的短信息提示音，房莺点开，脸色突然变得青白。

半晌，她才抬起头，“何总，您和佟总约在哪一天见面？”

何其多回答，一周后。

房莺急迫地说，“您和他说，改到明天晚上，实在不行后天。”

徐丽美疑惑道，“做啥要这样急？”

房莺没有理她，而是将目光锁紧何其多。

何其多略一迟疑，说道，“好吧。我试试联系他。”

两天后。佟仁义一行人应何其多之邀提前光临上海。

为表示对佟仁义及何其多的尊重，一早出门前，衣着一直十分随意也极少化妆的甘婧对着镜子认真选了一条漂亮裙子穿上，又化了细致的妆容，这才出门上班。

甘婧眉眼清秀，身型苗条，淡雅的气质很适合穿淑女感觉的小洋装。因此，当她一改往日的休闲装束、身着裙装出现在纳士办公区时，艾米和胡粉花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神不由自主地直了一下。

“哟，你今天穿格套倒老灵咯。”艾米走过来，捏捏甘婧衣袖。

“就是，甘婧你应该试着改改风格，你走淑女路线其实蛮对路的。”胡粉花也凑了过来，盯着甘婧看，“现在许多小年轻都喜欢穿休闲装。我感觉，那些衣服只适合身型高大的鬼佬，我们中国人本来就瘦小，肤色又黄中带黑，穿上宽大的休闲装，不仅不休闲，反而像没休息好，透着一股子疲惫和脸脏的感觉。”

甘婧赔着笑脸，“那我以后多试试穿裙子。”

三个女人叽叽喳喳聊了一会儿，房莺与屈志华并肩走了进来。出乎甘婧意料，房莺没有对她示以冷脸，而是一反常态地走过来，夸奖她裙子漂亮。

甘婧受宠若惊地连声说着谢谢，正在讷于应答之时，房莺办公室的电话恰好响起，几人心照不宣地散开。

下午四时三十分，甘婧随同何其多、房莺、徐丽美和屈志华一同前往香格里拉酒店去迎接。

佟仁义和他的总经理助理司非利同乘一车，何其多与甘婧陪同。其他人乘坐另外两辆车。

站在曾数次出现在英国皇室重大活动中的黑色劳斯莱斯幻影旁边，甘婧惊叹了一句，这车好别致，后车门与前车门是对开的。

佟仁义双手一摊，肚子一挺，哈哈一笑，“甘小姐这么美，与这车正好配成一对。上车上车。”

个头与甘婧相差无几的司非利瘦得如同排骨精一般，坐下去很节省空间，由他陪同佟仁义坐在后排，何其多打着哈哈说自己胖，坐进副驾驶位。剩下甘婧和佟仁义，甘婧二话没说，主动坐到后排佟仁义的旁边。

三辆车组成一个临时小车队，在如织的车流中穿行。隔着车窗，甘婧不时能看到行人或者驾驶员向他们的车投来的好奇目光。

“这车要多少钱？”甘婧问。

司非利回答，“杂七杂八加起来，这车大概要人民币七百多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