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她叙述丈夫出事的过程，与材料上记载的竟然一字不差，好像在背书。你知道，没有人能在不同的时间与场合，说出完全相同的一席话，即使是叙述同一件事，也不可能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赵忆兰是局里出了名的好记性，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错，这是有一点儿可疑，但也不能作为证据。事发之后，她曾多次被警方和保险公司询问，也许叙述的次数多了，她也就记住了。”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在她的电话机里安装了一个微型窃听器，先监听几天她的电话再说吧。”何钊回答。

“好你个何科！我说你的手机怎么忽然之间就没电了呢？”赵忆兰笑着说。

其实，在这样做之前，何钊也确曾犹豫过。出于同情，出于善良的本性，他很想相信对方的叙述；但作为一名刑警，他又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

<h4>四</h4>

几天以后，他们将自动录下的伍秀云通话拿来放了一遍。伍秀云的电话不多，都是一些亲友的问候与安慰。通话最多的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个被她称之为“大姐”的女人。伍秀云没有姐妹，这个“大姐”又是谁呢？

“你去电信局查一查，这个‘大姐’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何钊说。

赵忆兰去了不久就回来了，说：“查到了，是从滨海市的一部尾号是1437的手机打来的。”

“是吗？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滨海了。”何钊说。

他当天就登上了开往滨海的列车。

到达滨海以后，何钊先去滨海市公安局拜访了当日处理这一案件的郝军警官。郝军非常热情，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事发当日的情况，又一直陪伴他去几个相关的地方做了一天的调查。

他首先开车送何钊去当日出事的海滩，指着岸上的一处沙滩说：“当日，伍秀云的丈夫就是在这里下海游泳，被淹死的。”

何钊四下观望，发现那是一处极为理想的海水浴场：海岸是由一片细嫩的白沙构成的沙滩，海里是洁净得连一点漂浮物都没有的湛蓝的海水。海上岸上，到处是游泳和晒日光浴的游人。

“听说，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何钊问。

“是的。我们打捞了整整一天，十几名潜水员轮流下去，把这一带的海底都搜遍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尸体。这一带没有鲨鱼，一定是被水下的暗流冲到深海里去了。”郝军回答说。

“你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表情，或者说她的表现怎么样？”何钊又问。

“伤心极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发疯般地喊：‘他完了！快救救他……他完了！’那样子实在可怜。”郝军说。

接着他又送何钊去电信局，查询那一部尾号是1437的手机。电信局的女工作员业务非常熟练，只一会儿就在计算机里查到了该手机的有关数据，说那是一部半个月前才开户的新手机，户主名叫沈娟，住在宝鸡路石板巷34号。

郝军又开车到宝鸡路，几经周折找到了石板巷34号。那是一栋旧式的二层楼民居，屋门紧闭。他们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门。

“别敲了！这屋里没人。”邻居的一位老太太闻声出来说。

“那么，这家的主人呢？”何钊问。

“没有主人。这里原先是一家公司的仓库，后来公司倒闭了，这房子就一直空着。”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沈娟的人吗？”何钊又问。

“沈娟？没有听说过。”老太太摇头说。

何钊不死心，又去左邻右舍访问了几个人，结果仍然一样，谁也没有听说过沈娟这个名字。

这么一折腾，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从石板巷出来，何钊一看手表，已经5点多钟了。他忽然想起，伍秀云的丈夫正是在这个时候下海去游泳的。此时的海滩，会有什么变化呢？于是他又请郝军把车开回海滩。

何钊刚一下车，立即发现海滩的景致发生了变化：原先高挂在头顶的太阳，此时已落在海平面的上方，正好与海滩相对。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闪烁，海上是一片耀眼的光芒，十分壮观。

<h4>五</h4>

第二天，何钊就返回了江州。

“有收获吗？”赵忆兰一见何钊就迫不及待地问。

何钊点点头，说：“那部手机是半个月前才开的户，登记时使用的是一个假名。”

“这么说，线索又中断了？”

“也不尽然。这部手机开户的时间，正好是郑桐失踪的那几天，而且又一直与伍秀云有联系……”

“你是说郑桐还活着？”赵忆兰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而且很可能就是那个‘大姐’。”

“不会吧？那个‘大姐’毕竟是个女人。”

“你忘了，只要在话筒里装上一片薄薄的簧片，就能将男人的声音变成女声。”

“但那是电话呀，而她使用的却是手机。”赵忆兰坚持说。迄今为止，还未听说能在手机里做这种手脚的，因此，她仍然不敢苟同何钊的这一推理。

“好了好了，我们不必在这一点上再行争论了。我建议将录音送到省厅技术科去，请他们将‘大姐’的声音做一个声谱分析，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何钊说。

由于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有它不同的特点，通过仪器将声音的振动变为电磁波，再将电磁波图解显示出来，就能得到每个人特有的声谱。而男人的声谱与女人的声谱，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两天以后，省厅技术科的鉴定结论就出来了，那个‘大姐’果然是个男人。

于是，案情豁然开朗，一切都清楚了。他们立即开车重访伍秀云。

这一次，伍秀云的家里已打扫洗抹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待他们在沙发上坐下以后，伍秀云这才惴惴地问：

“你们与滨海联系过了？”

何钊点点头，说：“我亲自去了一趟。看来，保险公司的那一笔赔偿，你恐怕得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撒了谎。”

何钊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紧盯着她的脸，开始了他的分析推理：

“第一，你说你丈夫是下午5点多钟下海游泳的，你看着他游出好远好远。那天，我特地在下午5点多钟去看了现场。那时，西边的太阳正对着你的脸，海上一片反光，稍远一点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你怎么能看到他游出好远好远？第二，你曾几次分别对滨海市公安局、我市保险公司，以及我们叙述你丈夫遇难的经过，每次叙述完全一样，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就像是背书一样，显然是事先准备好了，用心背下来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一直在与你的丈夫通电话。那个‘大姐’就是你的丈夫。”

伍秀云的脸色变得像纸一般惨白。

“快叫你丈夫回来吧！”何钊诚恳地说，“回来自首，最多也只是个企图诈骗，或者是诈骗未遂罪。否则，他就必须隐姓埋名，一辈子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

未等何钊把话说完，伍秀云就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电话机，拿起话筒，呜咽着说：“喂！你快回来……他们都知道了。我早说了不会成功的……”

案子侦破了，但何钊却高兴不起来，为人心的不测，更为自己竟一度为伍秀云的表演所迷惑，对她深表同情。

几天以后，黄萍代表保险公司为他们送来了一笔丰厚的酬谢金。

“对那一对夫妻，你们打算怎么办？向法院起诉吗？”何钊问。

“让他们去承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吧，本公司无意打这一场官司。”黄萍回答。

次日，何钊征得赵忆兰的同意，将那一笔酬金全数捐赠给了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