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夏天。

那一天早晨，江州市博物馆第五展厅的管理员小文一打开展厅，就感觉有点异样。仔细一打量，发现对面的中心展橱里空空如也，昨天闭馆时还陈列在里面的那件主展品，国家一级文物金彩龙凤瓶竟不翼而飞，失窃了！

金彩龙凤瓶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价值连城。

事关重大，江州市公安局长马峰亲自出马，立即下令对机场、车站及各条公路的出入口加强检查，防止宝瓶外流，随即与刑侦科长何钊一起率众赶赴现场。

他们到达之时，博物馆的钟馆长和保卫科长老杨等人，早已焦急地守候在博物馆的大门口。见了他们如见救星，立即带领他们去看现场。

博物馆建造在江州市的风景区，占地面积很大。馆内处处有亭亭如盖的大树、色彩绚丽的花坛，绿草如茵，花香飘溢，环境十分优美。那一座座宫廷建筑式的展厅，就分布在这绿色掩映的树木花草之中。

钟馆长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介绍说：“这金彩龙凤瓶，是明代弘治年间官窑的精品，质地上乘，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瓶体轻而薄，可以透光，表面洁白如雪，光可照人。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瓶上那幅龙凤呈祥图：在朵朵彩色的云层里，遨游着一对龙凤。那飞龙的鳞片，凤凰的羽毛，全系金彩银彩绘就，工笔细腻，色彩绚丽，栩栩如生，堪称世上一绝。此瓶为明清两代宫廷收藏，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失窃，流落海外近百年。直到前几年才为祖籍是我市的华侨李耀华先生用重金购得，将它送回祖国捐赠给我馆。唉！谁知今天……”

“请问，那龙凤瓶有多大？”何钊问。

“瓶高38厘米，瓶口直径10厘米，瓶底直径12厘米，瓶肚最大直径16厘米。”钟馆长背书般地迅速回答。

“馆内不是有防盗系统吗？有什么发现没有？”何钊又问。

“不错，我们的每一个展厅里都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室里整夜有人值班。另外，陈放那只龙凤瓶的展橱里还安装了防盗器，只要有人接触，就会发出警报声。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摄像机里竟没有摄下盗贼的身影，防盗器也没有发出报警声。”博物馆的保卫科长老杨说。

说话间来到了第五展厅，何钊立即率领手下进行现场勘查。他一边勘查一边口述，要他的助手赵忆兰记录下来。

“门锁是用一根铁丝打开的，锁孔有撬动的痕迹。”他说。

“防盗器的电源被事先切断了……”他又说。

“可是摄像机并没有坏呀，监控室里整夜都有图像。”老杨说。

“不错，摄像头很高，罪犯无法做手脚。”何钊点头说，“但你看摄像镜头安装的角度，与地面有一个十几度的死角，罪犯只要在这里紧贴着地面爬行过去，就能躲开摄像机的监视。”

何钊接着又拿出放大镜，在门锁、地板，以及展橱上仔细检查起来，希望能找到一点有用的印迹，但结果仍然一无所获。罪犯作案时显然戴了一双薄膜手套，连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

他接着又到室外，四处查找窃贼出入的线索，最后在院墙旁一棵大树的枝干上发现一处铁器磨损的痕迹。看来窃贼是利用飞爪在此处越墙而入的。树上墙上同样未留下指印，但在距大树不远的一块泥地上，却找到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脚印。根据脚印判断，窃贼身高在1.68米左右。

何钊不觉叹了一口气。单凭这么一点线索，要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去寻找罪犯，实在无异于大海捞针。

<h4>二</h4>

返回局里以后，立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由于案情重大，罪犯作案手段又非常高超，未留下任何线索，因此，在马峰局长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人人都沉默不语，会场气氛非常沉闷。

最后还是何钊打破沉默说：“此案的作案手段高超，技术娴熟，并且熟知展厅内部情形，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先进的防盗设备，极有可能是本地惯偷中的一名高手。”

“还有一点，”赵忆兰补充说，“作案人是夜间翻墙进出博物馆的，此人善于使用飞爪。能带着那么大的一个瓷瓶翻墙而出，此人的轻功也非同一般，一定练过武功。”

“不错！”何钊点头说，“看来，要寻找到罪犯，还得从这两点上入手。”

“分析正确。”马峰局长说，“只是还有一点，一名惯偷又怎么知道对付摄像机、防盗器那些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呢？”

“你是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高人指点？”何钊问。

“不错！”马峰局长点点头说，“我这里有一份材料，近两年来，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先后发生了好几起文物盗窃案，作案者的目标都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这些文物在国内根本无法出手。因此，在这一系列的案件背后，肯定有一个跨国犯罪集团。我已经将此案向省厅做了汇报。省厅指示我们：要集中力量迅速侦破此案，不仅要抓住盗贼，追回宝瓶，而且要顺藤摸瓜，挖出盗贼身后的那个犯罪集团，将他们一网打尽。”

散会以后，何钊立刻打开计算机，调出全市有案底的窃犯的档案材料，一个一个地进行排查，足足忙活了大半天，才从一百多名惯犯中筛选出三个人来。他决定将刑侦队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三人进行日夜监视。

这三个人是：

一、赵勇，32岁，身高1.68米，武馆教师。曾拜名偷肖二指为师，偷技高超。因盗窃两次入狱，分别被判处两年和三年徒刑。

二、江小山，28岁，身高1.67米，无业。系赵勇的师弟，偷技不亚于赵勇。虽长年偷窃，但因未作过大案，仅被拘留数次。

三、姚刚，41岁，身高1.69米，加油站工人。自小流落街头，混迹于盗贼之间，学得一手偷盗的绝技。曾因盗窃罪几次入狱，累计蹲监达五年之久。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第五天，被监控的三个对象仍毫无动作。何钊不觉有点犹豫起来，担心会不会监控错了对象，从而放过了真正的窃贼？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案子终于有了突破，他们在江小山的家里监听到了一个重要电话：

“喂，是江小山吗？”

“我是。”

“老K向你问好！”

“你是谁？”

“别问我是谁，货到手了吗？”

“到手了。”

“好！明天上午9点，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交货。”

经查，电话是从滨海市打来的，对方使用的是一个公用电话。

何钊大喜，立即请示局领导批准，做出抓捕江小山及接货人的部署。

<h4>三</h4>

次日上午，江城机场宽阔的候机大厅内旅客云集。不到8点，身着便衣的刑警队员便三三两两地陆续进入候机大厅，监控住了每一个出入口。

8点多钟，隐藏在江小山家对面住所里的监控人员，发现江小山带着一只黑色的手提包走出家门。

江小山狡诈多疑。他出门后四处观望了一下，见无人监视，这才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向机场方向而去。

赵忆兰立即开动汽车，尾随上去。

出租车一路不停地开到了机场。但江小山进入机场以后，却出乎意料地不去候机厅，而是走到小件行李寄存处，取出一串锁匙，打开一个存物柜，将手提包存放进去。

“报告，江小山把手提包存进了行李寄存处的存物柜。”赵忆兰向担任指挥的何钊报告说。

“盯住存物柜，这也许是他们的交货方式，一定会有人来取。”何钊指示说。

“是！”赵忆兰回答。

然而，没有多久，却见江小山又匆匆地走了回来，打开存物柜，重新取出那只黑色提包。

正在这时，候机厅里的播音喇叭忽然响了：“旅客们注意！旅客们注意！我们刚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有人在候机厅内放置了炸弹，请大家迅速离开候机厅！迅速离开候机厅……”

候机厅里随即一片哗然。旅客们惊恐失措，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出。刚才还是和谐、平静、秩序井然的候机厅，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江小山乘机混入蜂拥的人群之中，只一忽儿就不见了踪影。

“怎么回事？”赵忆兰的耳机里响起了何钊的吼声。

“他好像发觉了我们的跟踪监视，乘乱溜了。”她回答说。

何钊当机立断，立即将行动小组分成两拨，命令其中的一拨协助机场搜寻炸弹，另一拨则去搜索寻找江小山。

十几分钟以后，情况弄清楚了，候机厅里根本没有炸弹，完全是一场虚惊。机场办公室接到的那个举报电话，提供的是假情报。

紧接着，他们又在洗手间的一个隔间里找到了江小山。他歪倒在坐便桶上，早已断了气，是被一根细铁丝勒死的。那只黑色手提包扔在他的脚旁，包里空空如也，什么东西也没有。那只价值连城的金彩龙凤瓶，已经被人拿走了。

是谁打了那个谎报候机厅里埋放了炸弹的电话，制造混乱，以便江小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又是谁取走了龙凤瓶？他又为什么要杀死江小山？

为了解开这一连串疑问，何钊从机场办公室取来那个电话录音，进行声谱测定，通过比对，发现那个电话竟然是江小山自己打的。他又调来候机厅所有的监控录像带，一一查找，终于在一卷录像带上发现了凶手的身影。那是正对着洗手间的一个录像头录下的：在江小山走进洗手间之后，有一个身穿西服的男人紧随进去，他出来时面对着摄像镜头，清楚地录下了他的面貌。

但随即就遇到了难题，此人无前科，在罪犯的档案库中，查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资料。

对于这一次行动的失败，何钊很懊恼。他问赵忆兰：“仔细回忆一下，你露出过什么破绽没有？”

“没有呀，”赵忆兰回答说，“在他家外监视时，我隐蔽得很好，跟踪时又一直保持着两个车距。”

“好了！先不要查找原因，当务之急是如何抓到那个凶手！”马峰局长说。

“没有其他线索，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凶手的照片印发下去，动员全市警力查找此人。”何钊说。

然而，凶手的照片印发下去以后，却一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一连几天，他们查遍了几个派出所常居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户籍档案，走访了市内的大小旅馆，都未能查找到此人。

“看来，我们得去滨海走一趟了。”何钊说。

“对！去滨海，给江小山的那个电话就是从滨海打来的。”赵忆兰赞同说。

当天下午，他们就登上了开往滨海市的列车。

<h4>四</h4>

滨海市公安局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专门抽派郝军警官协助他们办案。

在滨海市的户籍档案里，同样没有查找到此人。

一连几天，郝军陪伴他们走访了许多酒吧，终于找到了一名认识照片里凶手的侍者。侍者说此人名叫柳三多，是一个行踪无定的神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家在何处，但知道他有一个名叫杜春霞的情妇，是红玫瑰歌舞厅的舞后。

从酒吧出来以后，郝军颇感为难地说：“这个杜春霞的父亲是一名在押犯，她本人对警察抱有敌对情绪。我曾与她打过一次交道，了解一名疑犯的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毫无收获……”

“那你就不要出面了，让我去单独会一会这个杜春霞。”何钊说。

当天夜晚，何钊就身着西装，化装成一名富商，独自一人去闯歌舞厅。

那是一个二流的歌舞厅，厅堂不是很大，有一个小小的舞台，一名歌手正在台上演唱。围绕着舞台，摆放了20多张桌子。与舞台上强烈的灯光相反，厅里灯光昏暗，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人影。

一名侍者走过来，将何钊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把他安排在那里的一个空位子上，说：“先生，喝点什么？”

“一杯加冰啤酒。”何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