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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TWO法则,就是在勘查犯罪现场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规律:对单一的凶杀案而言,两名刑事鉴识人员是最有效率的。单独一人可能遗漏一些东西,而三人以上漏掉的东西会更多……

她的声音也总是这么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感情。

他高高地举起了手臂。

她看了他一眼,长长的睫毛无声地扑闪了一下,目光是透明的,仿佛完全没看到他的存在和他的动作。

她纯粹是茫然的一瞥,但他已沉醉。

窗外,柳絮飘飘,荡漾起一片薄雾似的朦胧。

她用粉笔在讲台上轻轻点了点,意思是可以提问。

“刘老师……”

他站了起来,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她现在就是他的老师,正在讲授“寻找犯罪现场中的微量证据”。他和全班三十多名同学全都是全国各省级公安厅的青年才俊,被集中到中国警官大学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自所在的公安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按楚天瑛最初的想法,既然来到中国刑侦的最高学府,就不能只“镀镀金”了事,总得学点真本事回去,提高本省的破案率,顺便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希望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借力……但是,看到她走上讲台的一瞬,他的一切想法统统灰飞烟灭了。他只知道,自己这三个月的魂魄,将完全被另外一件事情所主宰。

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原来他站起来,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只是痴痴地望着她——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刑侦一线上屡立战功的高手,当然不难看穿眼前这个“现行犯”的心思。

她站在讲台后面,等待他提问,没有任何表情。

即便是面对歹徒的枪口,也不会眨眨眼皮的楚天瑛,现在,胸腔里那颗心像刚刚跑完百米般狂跳不止。

“没问题,就坐下。”她说。

“有……”他焦急地喊,然后定了定神,“刘老师,您刚才说,对单一的凶杀案而言,两名刑事鉴识人员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如果在单一的犯罪现场发现了多名被害者呢?需要多少个刑事鉴识人员比较好?这其中有没有一个换算公式,比如勘查犯罪现场时,被害者和派出的刑事鉴识人员要成1:2的比例……”

有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带着不屑。

“谁在笑?”

她严厉地叱问。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一朵从窗口飘进来的柳絮掠过讲台的簌簌声。

“一名优秀的刑事鉴识人员,首先应该是一名科学家,就要有像这位同学一样严谨到数字化的思维方式。这没什么好笑的。”她说。尽管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根本没看他一眼,但他激动得脸涨得通红,不亚于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沉思了片刻,她徐徐开口:“但是,无论犯罪现场有多大、被害者的人数有多少,决定刑侦效果的,永远不是刑事鉴识人员的数量,而是质量,所以并不存在你说的换算公式。有研究表明,导致一个犯罪现场被破坏的因素,主要有四种:气候、罪犯、受害人家属和案件第一发现人。可是在很多时候,警察比这四种因素都更善于破坏现场。他们在现场肆意走动、挪动尸体、触摸物品等行为,都会污染证据——特别是微量证据。所以,进入现场的刑侦人员绝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由于进入现场的警察太多而导致的混乱,倒是最应该避免的。一般而言,指挥长应该根据犯罪现场的类型、受害者的死亡方式,迅速建立一个精干的、包括处理该现场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员的小组——也就是说,警力资源的配备,应由现场的具体状况来决定。”

讲台下面一片沙沙的笔声。

无论容颜,还是业务,都精美得一丝不苟。

也许是一种征服欲在作怪,楚天瑛的头脑瞬间热到了沸点,挑衅地问:“那么刘老师,假如发生了一起案子,由您来担任指挥长,但是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人数比较多,比如……比如在一个房间里就有六七名死者,您会派遣多少刑事鉴识人员进入现场勘查?”

她看着他,冷冰冰的目光有点好奇,又有点高傲。他不由得微微低下头。

“正确、规范地勘查一起谋杀案的犯罪现场,至少需要10到12小时。”她一字一字地说,“考虑到受害人数量较多,为保证在有效时间内结束勘查,我会派两名痕迹专家、两名物证提取人员、两名摄像人员和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组成一个七人左右的刑事鉴识小组,由我带队进入犯罪现场,严格依照如下顺序展开工作——

“首先由摄像人员对现场进行整体的拍照和录像,然后痕迹专家用粉末法等刷显指纹、足迹;接下来我要亲自走格子,一寸寸地搜索物证,对每一个物证标号,标明其所在位置,再次照相后,由物证提取人员负责提取和记录;与此同时,法医病理学家要对区域内的血迹做血清测试,对尸体做初步尸检,分析每个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

她说话时,轻掐着雪白纤细的手指,仿佛当真置身于犯罪现场一般。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在她的脸上漾起一片如梦似幻的明媚。

楚天瑛已如痴如醉。

“其实……这样人还是有点多了。”她那幽邃的目光忽然一凛,“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只带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甚至……甚至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进入犯罪现场。我要独自去观察、去触摸、去倾听、去感觉,甚至去想象,犯罪发生的那一刻,身在现场的每一个人,施害者与受害者,他们的动作、语言、心理、感觉……

“现场是有生命的,现场是会说话的,每个现场都像是布满划痕的光碟,只要你肯用心擦拭,用力去读取,或多或少,它总会将那些被隐藏的东西,慢慢地还原,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告诉你发生的顺序,告诉你全部真相……”

“标记牌咋还是没带够?!”

李阔海一声怒斥,猛地将楚天瑛拉回了湖畔楼的KTV包间。

给尸体拍照前,必须用标记牌标出序号加以区分。这种标记牌一般是蓝底白字的塑料牌,平时到现场的刑警一般也就带两三块,但是今天,显然不够用了。

“谁料到会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啊……”一名刑警小声嘟囔。

没想到李阔海听力好,听了个正着,当场就怒了,扯着大嗓门说:“猪脑子啊——”还没说下去,胡萝卜就扯了他一把。

李阔海扭头一看,身后正站着楚天瑛,赶紧转身,立正、敬礼。

楚天瑛知道,辖区出了大案,搁谁身上谁都火大,于是拍拍他的肩膀,转头对那名挨骂的刑警说:“还不赶紧再拿几块标记牌来。”

站在包间的正中央,楚天瑛的目光犹如摄像机平摇一般缓缓扫视,不堪入目的纷乱就这样一一呈现在眼前——

那些被无意中踢到的尸体或者作为尸体一部分的肢体,那些不小心被踩踏而拖曳得深浅不一的血污,那些滚动的酒瓶或麦克风,那些为了方便拍照而肆意搬动的沙发和茶几……于是,她的话语不由得再次回响在他耳边:

进入现场的刑侦人员绝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由于进入现场的警察太多而导致的混乱,倒是最应该避免的。

楚天瑛暗暗叹息,要是让她看到此情此景,她势必柳眉倒竖。

一名搜集物证的刑警,正用镊子夹起一个沾了血的啤酒瓶盖,要往一个收口塑料袋里塞。

伙计,这可不行啊!

楚天瑛实在忍不住了,上前拍了拍那名刑警的肩膀:“你怎么用塑料袋装证物?”

刑警眨巴着眼睛,仿佛听不懂。

“要知道,血液中55%的成分是水,你把沾有血迹的物证放进一个封闭的塑料袋里,那些水分就不能被蒸发掉,它们会在密封的塑料袋中创造出一个非常潮湿的、利于微生物繁殖生长的环境,这会给将来血液证据的鉴证和保存增加困难。”楚天瑛严谨地说,“正确的做法是用纸袋,因为纸是透气的,有足够的空气可以透过纸张纤维间的缝隙进出纸袋。这样一来,纸袋中的湿气可以被蒸发掉——血液被晾干后,要比在潮湿的环境中稳定得多。”

刑警还在发愣,李阔海却已在旁吼开:“楚处教你呢!记住没?”

刑警点了点头,拿着那把夹着啤酒瓶盖的镊子,仍然不知所措。

“楚处,”李阔海苦笑,“县局条件差,证物袋没有纸的,只有塑料的。”

算了吧,以我国目前的犯罪现场勘查水平来看,要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李阔海带领的只是一群县级公安局的刑警,他们已经很努力很认真了。

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刑警把啤酒瓶盖装进了塑料袋。

这时,楚天瑛的目光被玻璃茶几上的某样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个扁扁的、圆形的东西,看上去很像是玉做成的饼,散发着乳白、又略泛青的光芒,上面镌刻着一些细细的纹路。仔细看,才能看出是一幅八卦图:两条阴阳鱼交游着,头部各有一只鱼眼。但无论是鱼身还是鱼眼,都没有用黑色或白色标示,所以也分不清哪条是阴鱼哪条是阳鱼。在玉饼的边缘,有一排推钮。

“这是什么东西?”楚天瑛忍不住好奇地问。

李阔海上前瞥了一眼,马上回答:“五行阴阳镜呗。”

“什么?”楚天瑛没听懂。

“咋的,您连这个都不知道?”李阔海一脸诧异,诧异中又不免带有几分得意,“五行阴阳镜,照照不生病——这广告每天在报纸上登、电视里播、广播里放,整得现在满大街的小孩子都当儿歌唱了。”

胡萝卜插话了:“是啊,这东西现下火得不行。据说每天只要照一照,啥病都不得,啥病都能好。可就是贼贵,一个要五千多块钱呢,没办法,高科技啊!我们乡里也只有这湖畔楼的老板李大嘴给他娘买了一个。他娘是老胃病,照过一段日子,据说就没那么疼了。我前阵子胳膊老是发麻,李大嘴还拿来给我用过,我照了没见啥效果,就还给他了。”说着,他蹲下仔细看了看玻璃茶几上的五行阴阳镜,摇摇头,“这不是李大嘴给他娘买的那个,他那个摔过一次,边上有一道裂纹,这个没有,这个还蛮新的哩。”

KTV包间里怎么放着这么个东西?楚天瑛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不过现在还有许多比这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走出包间,把胡萝卜、李阔海等人叫到大厅的前台,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现场办公会。

“我布置几个任务,大家马上执行。”楚天瑛压下两道剑眉,口气斩钉截铁,“第一,从现在开始,除了刑事鉴识人员和法医,其余刑警一律从湖畔楼里撤走,那么多人挤在包间里,不像话!我刚才看到,围着这栋楼挂的警戒线都快被风吹散了,这样不行,改用白石灰,围着楼画上一圈,任何人想进这个圈子,必须得到我的亲自批准——哪怕一只耗子也不能例外!”

“是!”一片齐刷刷的回应。

他接着说:“第二,特警队分四路,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追击可疑的犯罪嫌疑人,顺路抽调通往狐领子乡的国道和高速公路从昨晚8点到今天凌晨4点的监控录像,排查一切可疑车辆。

“第三,老李你组织预审员,立刻对那名白衣女子,还有第一发现人陈少玲和张大山进行突击审问。”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凌晨5点,三小时后,也就是早晨8点,我们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议地点就设在乡派出所的会议室吧。到时候,初侦报告[2]以及对那三个人的初审报告都要在会上提交,供大家讨论。”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嗡嗡的蜂鸣,楚天瑛拿出一接听,神情顿时变得更加严肃,先低声说了几句,又连着说了几个钉子似的“是”。挂断电话,他对众人说:“省厅王副厅长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早上8点整的案情分析会,他也要参加。”

我国对刑事案件按照严重程度分成六级:一般刑事案件(杀死一人)、较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二人死亡)、重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公共场所三人以上死亡)和特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十人以上死亡,或在公共场所造成六人以上死亡)、公安部督办大案(一次造成十二人以上死亡)、“课一组”督办大案(死亡人数不限,但因案情过度诡异或血腥而引起国际关注的)。

现在,一个包间里躺着六具尸体,省公安厅不仅派出了楚天瑛这名刑侦处处长,现在更连王副厅长也亲自出动,足见对这桩特大刑事案件的重视。每个人的神经都像被揪紧了,赶紧按照分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楚天瑛等湖畔楼“清场”完毕,只带了几名刑警和法医,进到包间里一点点地勘查犯罪现场。不知不觉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往蒙着一层白霜的窗户外面望了望,东方的天空一片伤口似的血红,抬起手腕看看表,快7点了,想起8点要开案情分析会,王副厅长等人匆匆赶来,肯定没吃早饭,于是赶紧把胡萝卜叫了来:“老胡,整点早餐,行不?”

胡萝卜搔了搔头皮,面有难色:“咱们这里的早饭都是自家做的,像点儿样的馆子要晌午才开……对了,离这里不远还有个旅馆叫‘草原旅店’,老板姓杨,外号洋葱头,我去找找他想想办法,保证领导们八点开会时能吃上热乎的。”

楚天瑛连连点头:“那就麻烦你了,老胡。”

胡萝卜开着破吉普,“突突突”地绕过一座馒头似的山包,没五分钟就到了草原旅店。这家旅店比湖畔楼陈旧一些,砖红色的楼体懒懒地在一片洋灰地上摊开。破吉普一直开到门口,只见洋葱头的傻儿子二秃子正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着一碗棒碴子粥。

胡萝卜下了车就问:“你爹呢?”

二秃子傻乐似的把脖子往门那边抻啊抻。胡萝卜推开大门走进去,见洋葱头正坐在柜台后面,一边哗啦哗啦地翻着账单,一边报仇似的敲着计算器,眼里挂满了血丝,像一夜没睡。

“洋葱头,整点儿早饭,中不?”胡萝卜大声说。

洋葱头抬眼一看:“胡所来啦!”忙跟身边的伙计交代,“下面条,滚俩鸡子儿,多加葱花,赶紧的!”

胡萝卜拦住他:“省里有大领导要来,没吃早饭,我寻思这么早咱们乡就你这儿开业,跟你合计弄点儿吃的。”

“出啥事儿了?”洋葱头一哆嗦。

“你瞧你,紧张个啥劲儿?”胡萝卜奇怪地瞪了他一眼,不能走漏风声是办案的规矩,但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纸终究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会传开,都是乡里乡亲的,瞒着他也不好,于是简单地说,“湖畔楼出事儿了。”

“啊?”洋葱头大吃一惊,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出啥事儿了?”

胡萝卜一瞬间竟有些感动。

早先,整个狐领子乡只有“草原旅店”一家旅店。

那时国道刚刚从乡里通过,洋葱头多会算计的一个人呀,立刻在进乡的路口盖起一排蓝色山墙、白色屋顶的简易房,竖了个老大老高的牌子——“司机旅店”,供往来的司机歇脚。没几年他就成了乡里的第一富户,又把简易房拆掉盖起了这家草原旅店,还琢磨着这下子会有更大把的钞票进自己的腰包了。不料,没过几个月,同乡那个总是乐呵呵的李大嘴突然在眼泪湖边上盖了一栋湖畔楼。

起初洋葱头还笑他傻:哪有把旅馆盖得离国道那么远的?但没过多久,县政府发文,把眼泪湖定为县级风景名胜区,不少有钱人纷纷开车直奔眼泪湖,玩累了就在湖畔楼里住,“更大把的钞票”就这么进了李大嘴的腰包。这一来,洋葱头可气坏了,每次只要看见李大嘴,那眼珠里的火苗子啊,迎风都能点着了!

听说湖畔楼出了事,洋葱头那担忧的表情可不是装出来的。

没想到这老小子还有些良心——胡萝卜这么想着,嘴上却说:“你先甭问那么多啦,赶紧起火,炸油条、熬豆浆。人多,你多整点,八点整送到派出所去,可别晚了。”

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就过了8点,胡萝卜一看手表,想起要召开案情分析会,这才匆匆忙忙往乡派出所赶,跟送饭归来的二秃子和洋葱头撞了个正着。

见洋葱头再次问起案情,要他“透露点消息”,胡萝卜有些不耐烦,“你老瞎问个啥,我要到所里开会了,别耽误我工夫……哭丧个啥脸,饭钱一分也不少你的,乡里给报销!”

“不是,不是……”洋葱头直摆手,薄薄的嘴唇像被胶粘住了一样,咂吧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急得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

“你到底咋了?”胡萝卜有些疑惑,“有啥事要说?”

洋葱头的眉毛重重地压了一压,再抬起时,已经换上了一副旅店老板时常挂在脸上的殷勤笑容:“没啥事儿!没啥事儿!”然后拉起在一旁傻乐的二秃子,快步走向远方,脚步踉踉跄跄的。

<h2>8</h2>

轻轻推开会议室的门,胡萝卜见满满一屋子黑色警服,个个警衔都比自己大,赶紧找了把靠墙的椅子,还没坐定,坐在椭圆形会议桌中腰位置的省公安厅王副厅长一眼瞅见他,立刻招呼:“老胡,前边坐!”说着拉开身边的一把椅子。

胡萝卜这时才发现墙上的省级和县级的两张地图都又黄又破,落了层土,早该换了;会议桌上净是被烟头烫出的小洞,还有往日开会时有人闲极无聊用圆珠笔画的画儿,两只漏了底的暖水瓶搁在上面……

胡萝卜不好意思地解释:“厅长,咱们这里条件简陋……”

王副厅长手一挥打断了他:“先说案子。会刚刚起个头儿,既然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就请你把经过详细地给大家介绍下吧。”

会议室里,除了胡萝卜在讲述案情,只听见大家用笔在本子上记录的声音。只有两个人没动笔:一个是王副厅长,他是这里的最高领导,随行的秘书会记录下一切;另一个是楚天瑛,他握着笔,面前的桌上也摊开了本子,上面却一片空白。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胡萝卜,专心得像一个读唇语的聋哑学校的老师。他身旁的李阔海想:这楚处还真胆大,啥也不记,就不怕王副厅长怪他不敬业?

但是王副厅长显然毫不在意,在偶尔向楚天瑛投去的目光中,反而还有一丝掩藏不住的欣赏之色。

省厅里的每一名警察都知道,这份欣赏来之不易。

一年前,楚天瑛还是省城刑警队的一名支队长。当时市郊发生了一起案子,一家四口睡在一张通铺上,半夜屋里突然着了大火,这家的男主人逃出来了,女主人却和两个孩子同时葬身火海。刑警勘查后,判断为一起意外事故。事件不发生在楚天瑛的辖区范围,但是,在每周五下午省公安厅举行的一周大案要案通报会上,楚天瑛听到这个案子,就跑到现场去了。

案发现场成了一片废墟,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焦味儿。附近的住户都比较贫穷,房挨着房不说,各个院落里还堆了许多易燃的破烂,所以起火后,救火的邻居们见火势越来越猛,生怕最后来个“火烧连营”,于是把房屋捣毁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了几块墙板。

楚天瑛到屋子里走了一圈,没什么发现,来到院子里,看见院落一角有一个二十公升容量的塑料壶,拧开闻闻,里面还剩一点汽油。找来居委会主任一问,得知这家人的生活中并无任何需要用到汽油的地方,于是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肩膀上有人拍了一把,楚天瑛一回头,是负责侦办这起案子的一名警长:“你来这里干吗?”

楚天瑛回答:“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疑点,过来看看。”

“疑点?”对方诧异地扬起眉毛,“什么疑点?”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家人都睡在屋子里,着火了怎么最后只逃出来一个?其他人就睡得那么死吗?当爹的怎么就不能顺手拉一个孩子出来?”

在办案过程中,只有核实每一个疑点,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在警察内部,对案子提出质疑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刚巧这名警长是王副厅长的外甥,一向作风张狂:“我觉得你是没事找事呢。尸检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被烧死的那女的和俩孩子的气管里都有吸入的烟灰,这说明火灾发生时三人都还有生命征兆,是火灾窒息死亡——‘张举烧猪’的故事,你没听过?”

“张举烧猪”是宋代法医著作《折狱龟鉴》里记载的一则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浙江省句章县发生了一起火灾,丈夫被烧死,其弟认为是嫂子先杀了哥哥再放火的,于是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县令张举为此做了一个实验:令人先杀死一头猪,再把一头活猪捆好四肢,然后把活猪与死猪同时扔进火堆里。大火熄灭后,张举让人查看这两头猪,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被活活烧死的那头猪,张着嘴巴,嘴里有很多烟灰。让仵作再去看那个“被烧死”的丈夫,口中也是干干净净的……最后,被害人的妻子不得不承认自己杀死丈夫后放火烧屋的罪行。

活人具有呼吸能力,在火灾现场,呼吸时不可避免会将火焰中的烟灰和炭末吸入呼吸道。因此,“张举烧猪”成为后人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个重要参照。在火灾现场,死者的口、鼻、咽喉、气管和支气管中如果发现有烟灰、炭末等附着物,就说明是被烧死或窒息而死的,否则就是先被杀死、再弃尸火场的。

这故事相当有名,楚天瑛当然知道,但他从来不是个读死书的人。

“古书的记载不一定就是对的。”他毫不客气,“张举最可贵的,并不是通过烧猪发现了真相,而是那种对命案寻根究底的精神。”

这名警长怒了,直接到王副厅长那里告了一状,控诉楚天瑛越职。王副厅长听了以后,立即把楚天瑛叫到办公室训话。

楚天瑛白杨一样笔直地站着,一言不发,听王副厅长训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办公桌上:“厅长,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单,一共2648元——还不如我们刑警队门口卖煎饼果子的挣得多。您问我想干吗?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当一名好警察,不为什么,就因为像卖煎饼果子那样的老百姓,起早贪黑,磨面摊饼,一分分地挣了钱给国家缴税,然后国家把他们的血汗钱拿出来给我发工资……”

王副厅长当时就愣住了,半晌没说出话来。

回到队里,楚天瑛心里还是很难受。自从在中国警官大学接受培训回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心里不舒服,就翻阅那本用漫画彩页包着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以致同事们都开他玩笑:“这书难不成是你的圣经啊?”

他们哪里知道这本书的来历啊——那是她写的书,他结业那天跟她要的。

“把你这本给我吧,不不不,我知道书店有卖的,可我就要你手里这本,也许将来就再也见不到你啦,给我留个纪念吧!”

于是,她把自己用来做教材的这本书给了他……

翻开第一页,立刻看到了她瘦金体的签名,还有一股淡淡的芳香沁入肺腑,他顿时如醉酒一般,忘掉了那些烦心的事情。

再翻,读到这么一段话:

一个优秀的刑事鉴识人员,永远不会把犯罪现场看成一个平面,尤其当案件发生在室内时,你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六面体:天花板、地板和东南西北四面墙,你要把每个面的每一寸都勘查到,并想象着自己从天花板的角度往下俯视……

从天花板的角度往下俯视……

他把一张浅蓝色的书签塞进这一页,合上书沉思片刻,打开电脑,从省厅的内网上调出火灾发生后由警方拍摄的一组图片,其中有一张是刑警站在梯子上,从上往下拍摄的床铺上三具烧焦的尸体。

俯视,从天花板的角度往下看。

凶手虽然狡猾,但绝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漏洞。

一缕微笑,凝上了楚天瑛的嘴角。

尤其当案件发生在室内时,你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六面体……

六面体……不行,还要再到犯罪现场去一趟。

楚天瑛再次赶到被烧成废墟的现场。这次,他走进那个已经没有了房顶的“屋子”,不再是仅仅走一圈就出来了,而是拿着放大镜对着每寸墙板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他想要的痕迹。接下来,他向省厅申请重新侦办这起案件,由他来主审犯罪嫌疑人——那个从火场死里逃生的丈夫。尽管王副厅长的外甥依旧阻挠,但谁也没料到,这回王副厅长不但批准了,并亲自到场旁听了楚天瑛的审讯。

事后,许多在场的刑警回忆,在那个狭小的审讯室里,受审者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犯罪嫌疑人,另一个受审者则是楚天瑛本人,后者的“主审官”是以工作上要求严苛闻名全省的王副厅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楚天瑛承受的心理压力丝毫不亚于犯罪嫌疑人。

但是楚天瑛神态轻松:“请看这张在现场俯拍的照片,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床铺和床铺上的尸体,可是我想请大家仔细看的,却是照片上每个人的头顶。”

包括王副厅长在内的一群警察纷纷低下了头,仔细查看卷宗里的照片。

“大家一定发现了吧?照片里救火的邻居们,头顶处的头发都有不同程度的卷曲,有的还呈斑秃状。那是救火时,天花板的火星落到头发上燃烧形成的,但是你——”楚天瑛手臂一横,指向背靠墙坐在一张椅子上的犯罪嫌疑人,“照片上,你的头顶一尘不染。同时,其他照片显示你前额的发梢和眉毛有火燎痕迹,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能造成这种现象?恐怕只有一种——你把院落里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倒在自己妻子和孩子身上,然后将火柴扔进去,汽油被点燃的瞬间猛然蹿起火苗,从正面将猝不及防的你燎了一把!”

审讯室里立刻响起一片惊诧的议论声。

犯罪嫌疑人提了提眼皮:“警官,这只是您的推测,总不能光凭我眉毛被燎了,就定我个杀人罪吧?您得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骤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天瑛身上。

楚天瑛冷笑一声。

尤其当案件发生在室内时,你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六面体……

“室内的犯罪现场是一个六面体,包括天花板、地板和东南西北四面墙——这是我在中国警官大学进修时,国内刑事鉴识的顶级专家刘思缈老师反复告诫我们的。”提到她的名字时,他心头顿涌起一股暖流,不得不停顿一下,才接着说下去,“所以,当我对火灾现场进行第二次勘查时,特别留意查看了墙面,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痕迹……不过,在提到这个痕迹之前,先请大家再看一下照片:火灾现场的床铺是一个通铺,东西延伸展开,都靠着墙。全家人睡觉时排列的次序从西往东数分别是:妻子、大女儿(脸朝东)、小女儿(脸朝东)和丈夫。”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楚天瑛见众人一脸茫然,解释道,“睡觉时,做妈妈的往往会把最小的孩子安置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尤其那个小女儿还不到两岁,正是最依恋母亲的年龄——而且孩子的睡姿往往是面朝妈妈侧卧。所以现场这张反映尸体位置的照片,让我觉得反常,于是我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家人睡觉时排列的次序从西往东数本来应该是:丈夫、大女儿(脸朝东),小女儿(脸朝东)、妻子,但是,由于卧室的门开在东墙,一旦起火,睡觉位置离门最远的丈夫逃出去了,其他人却被烧死,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所以,犯罪嫌疑人将妻子弄昏迷后,把她挪到紧靠西墙的位置。这样一来,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丈夫才是睡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由于离门近,他才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也就不奇怪了。

“我刚才说丈夫将妻子弄‘昏迷’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三名死者气管里都有大量吸入的烟灰。我熟知‘张举烧猪’的故事,但也记得另外一个案例:有一年,法国巴黎东南部一座七层高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十七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调查结果表明,罹难者的呼吸道中大多都有烟灰,说明他们是在睡眠中窒息致死,而不是被烧死的。所以我想,假如那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火灾发生时,虽然活着、能呼吸,但已经失去知觉和行动能力,那么,事后我们照样会在他们的呼吸道中发现烟灰。

“凶手决定一次杀死三个人,必然处心积虑,不会光指望她们睡着了,起火后就不会从火场逃生,事先致其昏迷才是更为妥当的办法。而让受害者昏迷又不易被尸检发现的办法,我想应该是用枕头之类的东西闷在头上,使之窒息,待受害者陷入昏迷后再拿走枕头,使其依然能呼吸,然后再放火。”楚天瑛剖析,“处于清醒状态中的妻子,当然不会任由凶手把自己挪到西墙后弄昏,所以我推测,妻子应该是像往常一样靠着东墙躺下,凶手将她就地弄昏,再挪到西墙。按照这个思路,我在东墙上找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奇怪的痕迹。”

他拿出几张放大的照片:“请看,这就是我在通铺的东墙上发现的几道抓痕。在抓痕深处我提取到了皮肤碎屑,经DNA分析和基底细胞测试表明,这是死去的女主人在火灾当晚留下的。”

犯罪嫌疑人瑟瑟发抖,突然,他抬起头,凶狠得像被逼到悬崖边上的狼:“你这证据,只能证明我老婆睡觉时曾经靠过东墙,曾经挠过墙皮,还能证明什么?”

霎时间,审讯室又陷入了死寂,一道道目光再次聚集到楚天瑛身上,其中以王副厅长的最为凌厉。

楚天瑛笑了,他走到犯罪嫌疑人身前,弯下腰,目光威严地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忘了告诉你,从抓痕的深处,除了提取到你妻子的皮肤碎屑,还提取到了一些血液成分。化验后表明,DNA和你的完全吻合,我想,这大概是你用枕头死死捂住她的脸时,她用指甲抓伤了你,然后在挣扎中又挠到了墙皮留下的。你自以为一把火,就能将她指甲缝中残留的你的血液证据也烧光了,但是老天有眼,墙上没有被大火破坏的抓痕,铁一样地证明——你这个王八蛋才是真正的凶手!”

犯罪嫌疑人认输了——他在乡里有了姘头,想让她给自己生个男孩,所以才谋杀了妻子和两个女儿。

案子总算破了,楚天瑛松了口气,但一琢磨,自己算把王副厅长给彻底得罪了,不提将来没准要经常穿个小鞋,这身警服能不能穿得下去还两说。为此他专门找了在证券公司的大学同学,打算下岗后去他那里就业。没想到小鞋没等来,等来的却是一张盖着省厅红色大印的委任状,他被任命为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

接下来,听省厅的朋友说,王副厅长把他那张工资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了。楚天瑛就任刑侦处处长后,王副厅长就没再和他说过一句话,纵使在电梯里碰上,也只是点点头,但只要有培训的机会,王副厅长在名额上第一个想到的准是楚天瑛,遇到难破的大案,也必然批示让他负责侦破,这一切都使楚天瑛感到非常非常温暖。

此时此刻,凝神听着胡萝卜讲述案情的楚天瑛,并不是懒得动笔,而是记得《犯罪现场勘查程序》中的话——

对第一位到达犯罪现场的警官,其他的警务人员应该用审讯的态度来询问:他是怎样发现现场的?他到达现场后做了些什么?他遇到了哪些人?在其他刑警赶到之前还发生了什么……这个阶段,重要的是倾听,对每一个字都充满质疑地倾听。

对每一个字都充满质疑地倾听。

坐在楚天瑛身边的李阔海不停地记录着,笔尖从始至终没离开本子,在上面留下蜘蛛爬过般的黑色痕迹:

10点14分,狐领子乡派出所值班协警小王接到张大山的报警电话;

10点15分,乡派出所所长胡卫东出警,赶往湖畔楼;

10点30分,胡卫东驱车到达湖畔楼,在门口见到陈少玲,进门后,在KTV包间内发现六具尸体,其后张大山赶到包间;

10点40分,胡卫东退出湖畔楼,打电话给值班协警小王,要他立即召集所里全体民警赶到湖畔楼,同时向县公安局求援……

“等一下。”楚天瑛忽然扬起手,示意有问题,把李阔海吓了一跳。胡萝卜也赶紧停了话,把脸转向楚天瑛。

“有个问题,10点14分,协警小王接到张大山的报警电话,电话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胡萝卜有点紧张,定了定神,把这个本来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思考了几遍,答道:“张大山就说‘湖畔楼出事了’,让我们赶紧过去。那会儿他并没走进湖畔楼,只是因为路上险些撞到那个浑身鲜血的白衣女人,看她像个游客,开车把她带到湖畔楼,见里面黑咕隆咚的不对劲——湖畔楼的老板李大嘴从来是整夜不熄灯的——所以他才报了警。张大山和李大嘴的关系一向比较好,报警后他还是不放心,才让陈少玲留在外面等警察,自己进门去看看情况。一楼房门都锁着,他就上了二楼,逐间打开客房查看,直到我赶过来。”

楚天瑛点点头:“李大嘴的情况你简单介绍下,为什么在现场一直没发现这个人,也没发现湖畔楼的其他员工?”

“李大嘴,原来在咱们乡是个‘能耐人’[3],挺精明,也挺厚道,到外面跑了几年建材生意,回到乡里就开了这家湖畔楼,生意还好。平常日子,店里就他、他老婆和他外甥三人打点,再忙不过来就临时从乡里找个后生打打短工。我前几天来过一次,抽查旅客的身份证登记情况,他说这几天风大,让我甭过来了。现在他和他老婆、他外甥在哪里……我还真是不大清楚。”

在我国的公安系统中,派出所虽然芝麻大,却是整个公安工作的“底座”。侦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的治安民警平时掌握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四知”[4]和“百熟悉”[5]。一旦发生案子,问区域内哪个家庭哪个对象比较可疑,派出所民警必须马上说出个三六九来。

眼下湖畔楼里躺着六具尸体,作为乡派出所所长的胡萝卜,居然对营业者的去向一问三不知,无论如何都是件很严重的事。李阔海有点坐不住了,毕竟狐领子乡派出所在他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他正要起身做个检讨,楚天瑛却全无追究的意思,朝胡萝卜抬了抬手:“老胡,你继续。”

其实胡萝卜心里是有块疙瘩的。昨晚走进湖畔楼时,他在大厅前台扯着嗓子喊过大山子两声,楼里死静死静的没人回答,直到撞开包间门、少玲一声惨叫后,张大山才出现,说自己一直在二楼——那阵子他在二楼摸黑干什么,胡萝卜心里有数,但是不想张扬。和眼前的案子相比,张大山犯的是小案子,胡萝卜可不想再来个“小错”又把这孩子弄到牢里去。他想,回头等大山子接受完调查,单独找他骂一顿……

胡萝卜很快陈述完毕,大部分警官还要“消化消化”,没提出问题。楚天瑛望向王副厅长:“我来做一下对犯罪现场的初侦报告。”

王副厅长点了点头。

会议室里一阵窸窣的响声。警官们都把身子挺了起来,有些耷拉的眼皮也都睁得老大。

听取初侦报告是刑侦初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以说是警方用群体智慧和犯罪分子进行的第一次较量。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初步了解,对案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勾勒出犯罪过程、把大量的物证逐一分析,对犯罪嫌疑人做一个简单的剖绘,最重要的是最终形成一个决议:确定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

有个词儿叫“树靶子”,刑警们一说“树靶子”了,就是说要做初侦报告了,得认真听了,该问要问,该反对要反对,最后要像打靶一样找准目标。

在听取初侦报告时,要是一言不发,往往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楚天瑛手里拿着两张正面是泳装美女的挂历纸,走到墙边,翻了过来,用图钉摁在墙上。只见挂历纸背面光滑的白底上,他用黑色的碳素笔绘制了两张图:一张是湖畔楼两层的平面图;另一张是KTV包间的平面图,上面用绿色的“Y”标示了每个死者的位置,用红色标示了血迹,并用黄色标示了一些可能存在重要疑点的物证。

“没有幻灯片,只好将就一下了。”楚天瑛很利索地用一根从半导体上临时拆下的伸缩天线,一边指画着一边给大家讲述,“我们给死者做了编号。”他指着KTV包间的平面图,“1号尸体,一位老人,死亡形态为倒卧在包间的大门旁边,死因系刀刺造成腹部主动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在他的尸体旁边提取到尖刀一把,通过对刀刃和伤口的比对,可以确认,这把刀就是凶器,刀柄上留下了6号尸体的掌纹和指纹——6号尸体的详细情状,我待会儿再讲。

“2号尸体,女性,40岁左右,死亡形态是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死因不详……”

“嗯?”王副厅长皱起了眉头。

楚天瑛解释:“她的嘴角出血,但目前法医尚无法确认她的死因,只怀疑是中毒。”

王副厅长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3号尸体,女性,年龄20多岁,死亡形态是仰卧在北墙的沙发上,嘴角出血,死因不详。

“4号尸体,男性,年龄估计在40岁以上,死亡形态是仰卧在3号尸体附近的地板上,嘴角出血,死因不详。

“5号尸体,男性,年龄在30岁上下,死亡形态是蜷卧在包间最里侧的播放控制间的门后,嘴角出血,死因不详。”

“怎么这么多死因不详的?”王副厅长嘟囔了一句。

楚天瑛立刻面对他,立正。

县公安局的法医坐不住了,慢慢站起来,面带愧色:“厅长,我们的技术还有待提高……”

王副厅长挥挥手,让他坐下,然后把目光再次投向楚天瑛。

“2、3、4、5这四具尸体,应该属于同一种死因,比如中毒,但还需要法医进一步鉴定才能确定。”楚天瑛说,“6号尸体,男性,死亡形态系四肢摊开俯卧在茶几边上。死因是钝器打击头部致重度颅脑开放性损伤死亡。在他旁边有一个被摔坏的玻璃烟灰缸,初步判断,这就是导致他死亡的凶器。但是在这个烟灰缸上,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

接下来是对物证的分析。一般来说,即使最普通的一起凶杀案,包括凶器、头发、指纹、血迹在内的物证也要有几十件,而一起特大杀人案的物证可能会达到几百件。逐一分析其成分、是否包含微量证据,等等,是刑事鉴识人员的工作。而在初侦报告阶段,主报告人要做的,是对一些重点物证进行介绍,指出哪些物证存在较大的疑点,或对案件的侦破有较大的意义。

一名刑警把一个透明的塑料筐搬到桌子上。

楚天瑛戴上橡胶手套,一边从塑料筐里拿出用塑料袋或纸袋装好的证物,出示给大家,一边讲解、分析:“这是两个麦克风,麦克风上有多处凌乱的指纹,一个留在3号尸体仰卧的沙发上,另一个滚落在地板上;这是在现场发现的啤酒瓶之一,一共两箱二十四瓶,均为本省生产的‘快活凉’牌,有十二瓶已经喝空,有四瓶喝到一半,还有八瓶没开;这个是‘五行阴阳镜’……”

“什么东西?”王副厅长盯着他手里那个玉饼似的东西问道。

楚天瑛尴尬地说:“一种医疗器械,据说通过照射能治病……我也不大清楚。”

不知是谁问了一句:“这玩意儿会不会把人弄死啊?比如辐射之类的。”

会场上大部分人都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响起一片窃窃私语——

“这个怪玩意儿能害死人?”

“说不准,现在的医疗器械弄死、弄伤人的可不少呢。”

“这么说2、3、4、5号尸体的死因就清楚了……”

这时,一名胖墩墩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刑技人员清了清嗓子,大家知道他要说话,立刻安静下来。

“这还有待下一步的检测。”胖刑技的话很短,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以为他还会说什么,但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人人脸上都显出失望的神色,像饿得半死的时候终于看到一道菜端上了餐桌,却马上被撤走了。

楚天瑛继续讲解和分析其他物证:“这是在4号尸体的衣兜里发现的鳄鱼皮名片夹,里面的名片上,有‘健一保健品公司董事长蒙健一’的字样,这很可能就是4号尸体的真实身份。”

“健一保健品公司?”王副厅长插话,“那可是大公司,上市企业啊。”

“是!”楚天瑛说,“我上网查了一下,它是目前省内最大的保健品公司。”

“‘五行阴阳镜’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胡萝卜也插话了,“电视里的广告上,每次最后一句都是——健一产品,健康第一!”

“其他受害者的身份呢?”有人问。

“从5号尸体身上,搜到了一盒名片,写有‘健一保健品公司办公室主任宫敬’的字样。其他尸体的身份尚未确认,但估计也都和健一保健品公司有关。”楚天瑛说,“目前我们的勘查主要集中在一楼的包间,而案发前这些人都住在二楼的客房。要等对他们的住处进行全面检查后,才能确认每个人的身份。但从着装上看,死者应该都不是狐领子乡的人。”

“这个我可以肯定。”胡萝卜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在说到血液证据时,楚天瑛着重提到了在包间门内侧的把手上发现的几个血指纹:“经鉴定,这是6号死者的指纹,血液却是属于1号死者的。可以理解成,6号在杀死1号后,用沾有1号鲜血的手拉了一下门把手造成的……”

“那么6号本人又是被谁杀死的呢?”有刑警问,“他肯定不是自杀的,因为他没法用烟灰缸砸自己的后脑勺啊。”

“他是被7号杀的!”李阔海粗声粗气地说。

从哪儿冒出个7号来?

会场上的人顿时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李阔海也知道自己话说得突兀了:“7号——这是我给逃走的凶手取的代号。”

有人叹气。李阔海歪着脑袋一看,是胡萝卜。

“老胡,你叹啥气?我说得不对?”

胡萝卜苦笑:“李局,刚才我讲述案发经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有详细说——那扇KTV包间的门,我推了一下没推开,才用力撞了进去,后来发现,那门从里面反锁着呢。”

“啊?”一片惊讶的声音响起。

楚天瑛的神情却十分平静:“刑技!”他用食指轻轻磕了一下桌子,提示刑事技术人员发言。

那个胖墩墩的刑技人员正在偷看短信,赶紧合上手机,打开面前的本子,用和他的黑框眼镜一样刻板的声音说:“KTV包间的门锁系插芯门锁,锁舌为单斜舌,经过细致的检查后,可以确认:门锁是被外力撞开的,在撞开前,锁舌保持了完好的插嵌状态。”

“你说重点:门是从里面反锁的,还是从外面锁上的?”楚天瑛追了一句。

“从里面反锁的,那个锁是单面锁,只能从里面打开,门的外面没有锁孔。”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搞错了?”李阔海瞪圆了眼,“那凶手是怎么离开包间的?包间的窗户都从里面反锁着,天花板上的换气通道,我们也掀开看过了,积着厚厚一层尘土,没有任何痕迹。”

“现场勘查结果表明,应当不存在你所说的什么7号。”楚天瑛摸着下巴思忖片刻,慢慢说道,“我分析,案件的发生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屋子里的六个人中,有一个和6号是同谋,我暂时叫他X。一开始他们就反锁了包间门,露出杀意,1号想夺门而逃的时候,被6号杀死。后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X先杀死了6号,然后逼剩下的三个人和他一块自杀;第二种可能是X和6号一起逼其他三人自杀,然后X趁6号不注意将其砸死,再自杀。”

“有没有可能是6号先给所有人下了毒,当1号发觉想逃跑时,被6号追上去杀死,然后其余几个人合力砸死6号,接着毒发身亡呢?”有人问。

楚天瑛想了想:“现场并没发现其他人联合起来与6号搏斗的痕迹,况且,毒性再强的毒药,也不会导致几个人瞬间同时死亡。求生的本能,总会使他们往门外的方向逃吧?但现场显示,他们死得比较分散,七零八落的——无论怎样,一切罪行的施与受,都是在这个房间里的六个人之间进行的,只有这样,才会呈现出现场的‘密室状态’。”

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剩下的刑侦工作可以暂时宣告结束了:反正凶手和受害者同归于尽,没有继续侦缉的必要了。会议室里竟有人发出了轻松的吁声。

李阔海像噎住了似的,眼神呆呆的,愣了半晌,突然大声说:“密室不密室的,我不管!我敢说,确实有个7号,就是他杀死的6号,然后从那个满是死尸的包间里逃走了!”

在省公安系统里,李阔海素以一根筋闻名。追捕凶犯,他敢捂着刚刚做了支架的心脏追出五里地,办案子也是这种认准了就绝不拐弯的劲头,让人喜爱,让人尊敬,有时也不免让人头疼。所以会场上就有人拿他打趣了:“那你说说看,这个从门窗反锁的包间里逃出去的7号,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片笑声。

李阔海当然没笑。只见他的脸涨得通红,扯大嗓门:“我当然知道7号是谁!”

笑声戛然而止,会场上的警察们面面相觑。

“李局。”楚天瑛把两只手掌撑在桌子上,盯着他的双眼,严肃地问,“你所说的7号是谁?”

李阔海毫无惧色:“就是那个浑身鲜血的白衣女人!”

<h2>9</h2>

有点儿冷。胡萝卜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窗外,天色阴沉。可能是开会的时间有些长,老坐着不动,血液循环放慢了吧?胡萝卜这么想着,把黑色的警用大衣在身上裹了裹,依然觉得从脖子根儿往下像泡在冰水里似的,冷得慌。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也许是自己被李阔海的话吓到了,或者说,李阔海的话其实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要说那个白衣女人是凶手,胡萝卜自己也有同感,他相信在座的每个人——包括那位貌似矜持的楚处长在内,都有同感,只是别人觉得太荒诞而李阔海敢说出来罢了。而且,胡萝卜觉得,只有那个浑身鲜血的白衣女人才能干下这么血腥、这么诡异、这么匪夷所思、这么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他眼前甚至勾画了一幕景象:门反锁的包间里,六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摊在地板上,一个沾有脑浆的烟灰缸从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上,慢慢地、慢慢地滑下,“啪”一声打碎在地板上!没表情更没血色的一张脸,飘啊飘地飘到门口,拖曳的白色睡衣下摆上沾满了黏黏的鲜血……来到门前,她没有停止血泊中的飘浮,继续,继续……

“按照你的说法,这是一起密室杀人案了?”楚天瑛的话打断了胡萝卜的思绪,“凶手在门窗反锁的房间里大肆杀人,然后成功脱逃。只是出于偶然,才被张大山撞见——可问题在于:咱们这是在办案,不是拍侦探片或者写小说——在现实中,你见过几起密室杀人案?”

李阔海一下子成哑巴了。

这里,要说到一个所有刑侦人员都绕不过的话题: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真实的密室杀人案?答案是——

有,但远远没有约翰·狄克森·卡尔[6]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玄。

有史记载的最早一起密室杀人案,发生在1733年的英格兰,一个凛冽的寒冬,两名老太太Lydia Dunnetbe和Betty与她们新雇用的年轻女佣Ann Price被发现惨死在住所里。两名老人被勒死于床上,女仆则倒毙在血泊中,喉咙被割开。房间位于四楼,门和窗都由内紧锁。

最后,在并未弄清犯罪手法的情况下,法庭仓促地判决一个名叫Sarah Malcolm的女孩有罪。然而直到被送上绞刑架的最后一刻,Sarah仍坚称自己无罪。后来,不可能犯罪研究者们对此案进行了许多研究,并阐述了各自的见解,但无论孰对孰错,这个密室之案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此后,世界犯罪史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密室杀人案,但都被迅速侦破,而且类似案例的犯罪手法都相当幼稚:比如,原以为反锁的房间只有一把钥匙且放在室内,最后发现其实凶手还复制了一把;或者某个密闭的室内死了夫妻二人,最终有证据显示是丈夫先杀了妻子,然后自杀……

毕竟,一般凶手设置密室都不是为了“炫技”,也并非想引人注目,而是要制造不在场证明。相比之下,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还有很多,哪一种都比设置密室省事。更何况,刑事侦查学中有一条铁律——犯罪分子在现场的活动量与证据遗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假如犯罪分子在现场“折腾”得越多,留下的犯罪证据也就越多。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微量证据提取的手段不断增强,只有愚蠢透顶的罪犯才会冒着留下指纹、工具、毛发、MO[7]等各种风险,去设置一个极端复杂、会引来无数刑侦专家关注的密室。

据记载,中国的密室犯罪记录更是少之又少,在册的只有1990年前后发生的几起,大多发生在一些二线城市,原因说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完全“归功”于1989年上映的一部很卖座的国产恐怖片——《黑楼孤魂》。

《黑楼孤魂》说的是十年动乱时期,一名老人临终将女儿小菊和一笔存款托付给一个朋友,请朋友把小菊抚养大,谁知这朋友竟然谋财害命,将小菊吊死在一栋黑楼的地下室,独吞了那笔存款。十多年后,在黑楼即将拆除之际,小菊的冤魂向凶手索命……在电影的开头部分,凶手将小菊吊死后,擦掉了室内的指纹,清理了遗落的毛发,然后用一根细绳打了个小结,套在插销的一端,接着,凶手退到屋外,关上门,轻轻地拉动那根细绳,将门锁的插销插上,之后放开绳子,使绳套渐渐松弛并从插销上滑落,凶手通过门缝将细绳抽出,成功地制造出了小菊在密室内上吊自杀的假象……

电影热映后,一些为非作歹之徒或许是觉得“这招挺好用”,于是模仿电影中的情节,在杀人后伪造密室。一开始,警方还真没能勘破,于是以自杀案结案。后来,江西省公安厅的一名老公安在侦查一起案件时,无意中发现死者上吊用的凳子较矮——凭死者的身高,站在凳子上就算踮起脚,也不可能把脖子伸进绳套,老公安不禁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但是,毕竟房间的门是用插销反锁着的,凶手是如何离开的解释不通。他想了几天,想得昏头涨脑,于是去堂弟家睡午觉,午睡醒来发现堂弟一家正在看录像——《黑楼孤魂》……可以想象,发现了密室奥秘的他是如何激动!

此后,不仅此案成功告破,公安部还特地下令要求全国各地公安系统对一年之内发生的封闭式自杀案件(其时推理小说还未在国内流行起来,尚无“密室”之说)全部复审,那名老公安因此荣立一等功。

那以后,虽然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率逐年波动,但密室杀人案一直相当稀少,在公安系统内部,“密室”一词几成笑谈。

基本上,现实中的密室杀人案大多如此。所以,楚天瑛一句“在现实中,你见过几起密室杀人案”的质问,让李阔海顿时哑口无言。

是啊,现实中哪有什么密室杀人案啊!

胡萝卜狠狠地晃了晃头,像摇一面拨浪鼓,打消掉不该有的念头。

“你的意见是,此案的办案方向,应该定位为内讧造成的自相残杀?”王副厅长盯着楚天瑛问。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对准楚天瑛。作为初侦报告的报告人,他这一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树靶子”——确定整个案件的侦查方向。而王副厅长的提问,正是督促他负责任地做出这个“确定”。

当然,大家心中有数,根据刚才对李阔海的驳斥,几乎可以肯定,楚天瑛正是把侦办方向定位在内讧引发的自相残杀上——受害者和凶手均已死亡——如此一来,重要的是确认哪些死者是受害者,哪些死者是凶手,犯罪动机何在,犯罪手法怎样等等,但最终并不需要“侦破”,只需还受害者家属一个“明白”……当然,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需要进行证物鉴识、现场重建和尸检等工作,但总比费劲地去寻找什么7号凶手X之类的轻松多了。

于是,所有警察只等楚天瑛点一下头,就去开展工作了。

但是,楚天瑛摇了摇头——

“啊?”李阔海忍不住惊讶地叫了出来。

“我认为,侦办方向依然是凶杀案——犯罪分子在逃。”

楚天瑛把每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晰。会议室登时成了被捅的马蜂窝,响起一片肆无忌惮的议论声,不少人还偷偷瞄向王副厅长,心想他恐怕要大发雷霆了吧!眼前发生的是何等大案,确定侦办方向又是何等严肃之事,他楚天瑛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信口开河?!

王副厅长只是神色凝重地看着楚天瑛。

“你刚刚不是说‘一切罪行的施与受,都是在这个房间里的六个人之间进行的’吗?现在咋又出来个犯罪分子在逃?”李阔海喘着粗气,“楚处,咱们地方上的人不比你省城来的,脑子慢。你倒是给说个明白,到底咋回事?”

“如果没有你说的那个7号——白衣女子,我基本上可以确认:案子就是包间内六人之间展开的一场自相残杀。但是,多了这个7号,整个案件就完全不同了。”楚天瑛慢慢地说,“没错,我刚才是对案件的发生经过进行了几种猜测,但是想不明白,那个白衣女子是怎么回事,其他的猜测都合乎逻辑,可是,唯有这个白衣女子,她的出现、她的在场,都是一件很不合乎逻辑的事……”

会议室里,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英俊的面庞,特别是那高挺、洁白的鼻梁。

“虽然我还没有亲自审过那个白衣女子,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整栋湖畔楼,除了包间,其他地方并没有血迹,而根据法医的检查结果,白衣女子身上也没有伤口——就是说,她衣服上的血迹必然来自包间。包间里,两个人的体表有创伤,一个是1号,一个是6号。6号虽然后脑被砸裂,但是流出的血液并不多,倒是1号老人,腹部主动脉破裂,大量出血。所以,白衣女子应该是在贴身救助这名老人时,衣服沾上血的。”

警察们听得频频点头。

“白衣女子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包间的呢?现场勘查表明:包间门内侧的拉手上只有6号带血的指纹,门又是从外往里推的,包间里的人想出去,非得拉动那个把手不可。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1号被害之后,6号打开门,放白衣女子逃离包间。”楚天瑛的瞳孔发出幽幽的光芒,“那么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同样逃离呢?难道他们真的已经死掉了?如果他们都死掉了,最后又是谁杀了6号呢?”

这时,有人提议:“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当时包间里的1、2、3、4、5号意识到自己中毒后,有三个人立即毙命,还剩下两个人活着,其中1号想夺路而逃,没能成功逃掉,被6号杀死。白衣女子哀求6号放过自己,6号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她。这时,最后剩下的一个人虽然也中了毒,但坚持着用烟灰缸砸死了6号,自己也倒下毙命……”

“你这个分析,有几个不合逻辑的地方:第一,如果按你说的,白衣女人在1号被杀之后,哀求6号放过自己,那么6号为什么一开始给包间里的所有人下毒时,唯独没有给她下?难道白衣女人是6号的同谋?既然是同谋,6号为什么放她走?任她在寒风刺骨的草原上狂奔?第二,你说剩下最后一个人虽然中了毒,还是奋力用烟灰缸砸死6号,自己才死去,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做的初侦报告中,有一件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那个警察张大了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