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出生在伦敦，对吧？我呢，是在黑斯廷斯172。”
“应该算是伦敦的郊区。你知道。在平纳173。”
“内德，你一定得保持住你的判断力。得时刻保持着。别让任何人从你那儿把它夺走。它是你干好工作的保证，判断力。记住这一点。会派上用场的。”
“谢谢，”我假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会的。”
他的两只眼睛使劲地盯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小狗莉齐，她等着我的信号时就是这个样子——眼睛眨也不眨，紧绷着身体准备随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他说，“想不想来个倒数开始？要正式记录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西里尔，红灯亮着呢。’你只要这么说就行。”
我笑着又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他这人实在太逗了。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西里尔，”我说道，“我的天哪，过了这么多年，答案你肯定都滚瓜烂熟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上烟斗，把火柴丢进他推过来的烟灰缸里。然后我又继续打量他的房间。房间里靠墙摆着自制的书架，架子上摆满了自己收集的书，每一本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人物》《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书旁边摆着他的唱片，带着封套，全都是古典音乐。房间的一角则是那台留声机，非常精美的柚木制品，上面有一大堆控制按钮，像我这样的笨人肯定操作不好。
“好吧，内德，既然你喜欢画水彩画，干吗不试着也听听音乐呢？”他问道，两眼追随着我的眼神，“这是世界上慰藉心灵的最好方式，好的音乐真是这样，得演奏得宜，如果你选对了的话。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指点一下正确的方向。”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一件厉害的武器，能把对方急急忙忙的节奏拖得慢下来。“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乐盲，西里尔。我偶尔也尝试过几次，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就有点灰心了……”
我这番异端邪说——恐怕是从我跟萨莉不了了之的多次争论中学来的——已经让西里尔无法忍受了。他猛地站起身，脸上一副惊恐而又关切的表情，抓起饼干罐子一把塞到我面前，好像只有食物才能拯救我似的。
“哎呀，内德，这可就不对了，恕我直言！根本就没有‘乐盲’这回事！再拿两块，拿啊，厨房里还多着呢。”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抽烟斗就行了。”
“内德，所谓的‘乐盲’只不过是个词、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去掩饰、去伪装人们对某个世界的心理抗拒。这种抗拒完全是暂时性的，是人们强加于自身的，你自己的心理意识就是不准你进入那个世界！让你止步不前的，只不过是你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心理罢了。我来跟你讲讲我认识的几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个不停，我也没去打断他。他的食指朝着我指指点点，另一只手把饼干罐紧紧地抱在胸口。我听他说着，观察着他，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敬佩之情。我摸出我的黑色笔记本，解开绷在本子上的黑色橡皮筋，这个信号是告诉他我准备开始了。但他没有理会我，继续慷慨激昂地往下说。我想象着玛丽·拉塞尔斯坐在地下室里，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听着她心爱的人儿对我说教。还有蒙蒂手下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待在屋外的监控车上，一边骂西里尔一边打哈欠，等着下一班的人来换岗。据我所知，连伯尔本人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被弗雷温没完没了的轶事困得动弹不得，他说以前住在瑟比顿174时隔壁有一对夫妇，他把自己欣赏音乐的本领传授给他们。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向PVHQ的上司汇报，说你最热爱的仍然是音乐。”他讲完以后，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说的“PV”指的是正面议决，这你知道；“HQ”代表的则是总部。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安全部门里一个备受压迫、吃苦耐劳的职员，想起到作用就需要比这更高的权威。接着，我打开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把纸弄平，用政府配发的不上油漆的铅笔在左边那页的顶端写下大写的名字“弗雷温”。
“好吧，既然你说到了爱，内德——你可以说音乐以前是我最热爱的，没错。音乐啊，用吟游诗人的话来说，是爱的食粮。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得取决于你如何去定义爱。爱是什么？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内德。给爱下个定义。”
有时候，上天安排的巧合真的是俗不可耐。“呃，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宽泛啊，”我犹疑地说道，铅笔停在半空，“你是怎么定义爱的呢？”
他摇了摇头，开始使劲搅咖啡，五根粗壮的手指紧紧捏着一把小使徒勺175的细颈部。
“这是要记录的吗？”他问道。
“也许吧。请你随便说。”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说起爱的时候，好像觉得那就是某种极乐世界。其实不然。我碰巧知道这个。爱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爱并非凌驾于生活之上，也并不比生活更优越。爱就包含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从中能得到的，要取决于你如何去付出、通过怎样的手段来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忠诚。上帝非常明确地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这倒不是说我这人多么信仰上帝，我是个理性主义者。爱就是牺牲，就是煞费苦心的经营。爱还意味着汗水和泪水，伟大的音乐恰恰也得具备这两点才能被称为伟大。照这么说，没错，我同意你的说法，内德。音乐就是我最热爱的，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简直太明白了。我也向萨莉说过类似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换来的却只是漠然相待。我也知道，在他处于这种备受困扰的心理状态时，任何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更别说随便回答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虽说我掩盖情绪的种种本领要比他老练得多。
“我看这段话我就不记了，”我说，“我会把这段话当成我们所说的深层背景。”为了表示我是当真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向他表明接下来的话会列入正式记录。“好吧，咱们先来谈谈主要的问题，”我说道，“要不然PVHQ又得说我总是拖拖拉拉的了。西里尔，自从你上一次和我们派来的代表谈话之后，你加入共产党了吗？还是说你克制住了自己？”
“我没有。”他说着假笑了一声。
“是没加入，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假笑声更响了。“是前者。我喜欢你，内德。发现才华的时候我都很欣赏，一向如此。这倒不是说我工作的单位是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就才华而言，我总觉得‘水槽’完全就是一片沙漠。”
“没有交什么朋友，或是参加什么和平组织吧？”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接着往下说，“结伴旅行团体？受邀加入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最近有没有对未成年的唱诗班小男孩产生过非分之想？”
“都没有，谢谢你。”弗雷温说道，他笑得很爽朗。
“有没有欠下大笔债务，结果弄得入不敷出？有没有让某位高雅的红发女郎过上她从没享受过的好日子？有没有分期付款买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求还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过分，谢谢你。我本质上并不是个物质主义者，也不会放纵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说实话，我相当憎恶物质主义。这年头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多得不得了。”
“刚才我说的其他事也都没干过？”
“都没有。”
我一直在匆匆地记录，还对照着脑海中的问题清单做标记。
“这么说来，你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我说着翻过一页纸，又打了几个勾，“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征得雇佣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就自己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吧？”我的铅笔又一次停在空中，“比如学梵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提示他说，“或者是俄语？”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瞪着我，我却装作没看见。
“还是霍屯督语176？”我半开玩笑地接着问他，“爱沙尼亚语？”
“这是什么时候列进审查清单的？”弗雷温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说霍屯督语吗？”
我等待着。
“学语言的事。会一门语言并不是什么缺陷。那是一种特长。一种成就！不就是要通过审查么，我也用不着把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吧！”
我把脑袋往后仰了仰，作回忆状。“正面议决程序附录，1967年11月5日，”我背诵道，“这个文件我一直都记得。是在焰火节那天。发给所有雇佣部门的特别通知，你的部门也收到了，要求提前以书面形式报告所有准备学习的语言课程。由司法指导委员会提议，议会批准。”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不值一问的问题，而且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回应。把这记下来。”
我喷出了一口烟。
“我说了，记下来！”
“我要是你啊，西里尔，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
他慢慢地想着。花了点时间。又花了点时间。最后他换了一副自怜的腔调。
“我不是外交官，内德，”他小声抱怨说，“我不会每天晚上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出入于贝尔格莱维亚177、肯辛顿178、圣约翰伍德179，戴着勋章，打着白色领结，亲近那些大人物，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职员。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谁啊，西里尔？”
“我喜欢有人宴请，这不一样。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为了掩饰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他又发火了。他紧握着巨大的拳头，抬起胳膊肘，这样的身体语言简直是震耳欲聋。“自从我报告过有关人员的情况之后，名单上的那几个人再也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名单上的名字涉及的全都是些最为随便的接触，后来就没有一点下文了。”
“但后来又遇到的新人呢？”我耐心地问道，“西里尔，你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我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忽略掉呢？”
“如果真有人要加进名单，如果真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哪怕是什么人寄来的一张圣诞卡，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加进去，这你尽可放心。没了。结束了。完了。请问下一个问题，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圣诞节。萨尔茨堡。我问话时的样子显得更吃力了。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西里尔，”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一边说，“说真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实在有点像胡说八道。他们只想听到‘有’或者‘没有’，或者‘如果有，那么是谁？’他们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接受胡说八道。‘他没有老实承认学语言的事，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老实承认了“铁幕”国家的情况呢？’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西里尔。他们肯定也会这么跟我说。最后都得怪罪到我的头上。”我警告他，手上还在记录着。
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毫无趣味的说话方式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他来回踱着步，两手在身侧啪啪地打着响指。他喃喃自语，威吓似的扭动着下巴，又愤愤不平地朝我要名字。可是我一直在忙着做笔记，根本没注意这些。我是老内德，伯尔手下的普洛德警官，正在执行总部赋予的职责。
“这样行不行，西里尔？”最后我说道。我举起笔记本，大声读出了我刚才写下的话：“我，西里尔·弗雷温，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我已写进名单的人之外，我没有结识苏联或东欧集团的任何一位公民，哪怕最短暂的接触也没有。日期、签名——西里尔。”
我又点上烟斗，仔细观察着装烟草的凹洞，看看是不是点着了。我把燃尽的火柴放进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我的声音本来已经降到了步行的速度，现在简直慢得像在爬行一样。
“还有个选择，西里尔，我这是给你建议啊，如果你的生活里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趁现在的机会赶紧告诉我。也告诉他们。你说的一切我都会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得取决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们，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嘛。如果真是圣人，总部恐怕都不会放他们通过审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点着了他的引线。他一直在等着要抓个借口，现在我把借口给了他。
“圣人？是谁说的圣人？你他妈的可别叫我什么‘圣人’，我不允许！‘圣人’西里尔，他们都这么叫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故意嘲笑我！”
面色紧张，态度粗鲁。用语言攻击我。弗雷温背靠着绳网，猛烈反击着对他的一切进攻。“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审查组那帮爱窥探人隐私的家伙——我肯定会以书面形式，按照规定向人事局——”
我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让他来控制谈话的节奏。“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追问道，我扮演的被动角色最多也只能这样了，“一个人也没有？你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聚会、联谊会、会议——正式的、非正式的——伦敦、外地，甚至是国外——在这些场合难道‘铁幕’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都没出现过？”
“我是不是得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没有’？”
“除非你的答案是‘有’。”我回答时带着一丝笑意，西里尔显然不喜欢。
“答案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重复一遍：没有。明白了吗？”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写上‘没有’了，嗯？意思就是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你可以签字了。嗯？”
“嗯。”
“你的意思是不签吗？”
我说道，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我们必须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总部就会从高层找我们的麻烦。瞧，我已经帮你写下来了。签个字吧。”
我把手里的铅笔递给他，他签了字。我想把这个习惯灌输给他。他把笔记本还给我，冲着我凄凉地笑了笑。他对我撒了谎，需要我来安慰他的苦恼。于是我给了他安慰——要是真能安慰他就好了，因为我很快就会跟他翻脸。我把笔记本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仿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谈话要暂时告一段落，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谈过了。我揉了揉后背，上了年纪的人老是会背疼。
“你在外面挖什么啊，西里尔？”我问道，“在给自己挖防空洞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觉得。”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泥巴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新砖头上，砖垛上盖着一块防水油布。我看到有一条还没挖好的水沟，大约两英尺深，穿过草坪一直通向砖垛那边。
“我在修水池，”弗雷温反驳说，他很感激我开着玩笑转移了话题，“巧得很，我特别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观赏水池。”西里尔的好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他放松了，露出了微笑，那热切的、毫不做作的笑容让我也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打算这么干，内德，”他亲热地靠近我解释说，“我要砌出三层水池来，最高的离地四英尺，然后每层往下降一英尺半，一直延伸到水沟那边。然后我要在每个水池的底部装一个隐藏式的灯，来提供照明。然后我会用电动水泵让水循环起来。到了晚上，我就不拉窗帘了，往窗外一望，就能瞧见我自己的有灯光的水池和瀑布！”
“再来点音乐！”我大声说，对他的热切情绪报以充分的响应，“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西里尔。你真是个天才。我太佩服你了，真的。真想让我太太过来瞧一瞧。对了，萨尔茨堡那地方怎么样啊？”
他还真的晃了一下，我心想，看着他的脑袋摇摇摆摆地从我面前转开。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打得他晕头转向。我等着他清醒一点，然后又来了一下。
“他们跟我说，你会到萨尔茨堡去听音乐。他们说，在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心目中，萨尔茨堡就是个像麦加一样的圣地。圣诞节的时候萨尔茨堡会演歌剧吗？还是说你去那儿就是为了听圣诞颂歌和赞美诗？”
他们肯定已经封锁了这条街，我心想，听起来外面简直鸦雀无声。弗雷温还瞪着花园，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回答说，“你对音乐一无所知。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还特别擅长打探别人的隐私。”
“有威尔第吗？我听说过威尔第。莫扎特呢？他是奥地利人，对吧？我看过那部电影180。我敢打赌，他们那儿圣诞节的时候准会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肯定的。是哪些曲子啊？”
又是沉默。我坐下来再一次做好准备，要记下他说的话。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道。
“当然。”
“一直是一个人去？”
“当然。”
“上一次也是的？”
“对！”
“到了那边也还是一个人待着？”我问。
他放声大笑。“我啊？一刻也不得消停。怎么可能呢？我一到，房间里就有好多舞女在等着。每天都要换几个新姑娘。”
“不过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听音乐，一夜接着一夜地听，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了？”
“接连十四个晚上。应该是十二个吧，你得把来回的旅程去掉。”
“可能是十二个。可能是十四个。也可能是十三个。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很震惊。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去萨尔茨堡。你花钱也是为了这个。对吧？对吧，西里尔？给我个信号，西里尔。我总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去年圣诞节你去那儿也是为了这个吧？”
他点了点头。
“去听音乐会，一夜接着一夜？听歌剧？圣诞颂歌？”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总部说你在那儿只住了一夜。他们说，你在预订的第一天到了那儿，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你付了全部的房费，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从第二天起旅馆里就压根看不到你的人影，直到你在假期结束前返回。所以说，总部理所当然得问一问，你到底跑到哪个鬼地方去了？”我使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招，“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在那边是不是有朋友？就像鲍里斯和奥尔加一样，只不过是真人。”
我又把笔记本翻了几页，在一片沉寂之中，纸页发出的哗哗声像是砖头砸到了地上。他的恐惧也影响了我。那就像一种共同拥有的邪恶。真相离我们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但无论是想把真相拒之门外的他，还是想把它放进屋里的我，似乎都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情况给写下来，西里尔，”我说，“然后就不用管它了。只要写下来就能摆脱掉，这法子最管用。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哪怕交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能把他写下来。他是外国人吧，我估计？不过呢，我感觉你好像还有点犹豫。我得说，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如果你为他放弃了那么多音乐的话。”
“他哪儿也不在。他根本不存在。他已经走了。我挡着了他的路。”
“哦，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走，对吧？那时候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啊。他是奥地利人吗，西里尔？”
弗雷温脸上看不到丝毫生气。他睁着眼睛，却像是个死人。我给他的打击太多了。
“好吧，这么说他应该是法国人，”我提高了嗓门，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之中拉出来，“他是个法国佬吧，西里尔，你的那位好朋友？……法国佬他们是不会介意的，虽说他们不喜欢那帮人。行了，西里尔，那他是美国佬吗？美国佬他们肯定不会反对！”没有回答。“他该不是爱尔兰人吧，啊？但愿不是，这可是为你好！”
我替他笑了笑，可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他仍然站在窗前，弯起大拇指使劲把指节顶在前额上，仿佛想要钻出一个弹孔。他喃喃自语了什么吗？
“我没听见，西里尔！”
“他超越了那一切。”
“超越了国籍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外交官喽？”
“他没到萨尔茨堡来，你他妈的没听见吗？”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我，开始大喊大叫，“你他妈的就是个笨蛋，知不知道？别管什么答案了，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我们这个国家乱得一团糟！你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你难道连人话都听不明白吗？”
我又站了起来，动作很慢。就让他一直盯着我。又揉了揉自己的后背。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样根本行不通。
“我是在帮你，西里尔。如果你去了萨尔茨堡，然后就在那儿待着，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又跑去了别的地方——唉，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比方说，假如你那位好朋友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你假装去了萨尔茨堡，却跑到了——呃，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跑到了罗马去，或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不能什么事都替你干。那不公平，就算我替你干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把他的疯狂转移给了我，却把自己当做理智清醒的人。我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烟斗上，同时接着往下说。
“你这个人很难取悦啊，西里尔，”——我用食指把烟丝压实——“你总爱戏弄别人，你知道么。‘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样，但只能做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划着一根火柴去点烟斗，这时我看到他把指节移到了眼睛上，好像自己并没有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好吧，萨尔茨堡咱们就不提了。如果萨尔茨堡提起来太让人痛苦，咱们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聊聊你在‘铁幕’国家认识的人，好不好？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落。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明显反对。我继续往下说。他想让我说下去。我能感觉到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座桥梁，靠着这座桥他才能把真实的世界和恍如置身地狱的内心联系起来。他想让我替我们两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替他坦白交代，因此决定打出手里最危险的一张牌。
“这样吧，为了便于讨论，咱们姑且把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名字加到名单上，然后到此结束。”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声音放得很低，尽可能让这话听起来不带任何威胁，“只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他还是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地继续解释这条最新向总部提出的有用建议。“好吧，咱们这么跟他们说：‘把那位可怜的莫德里安先生算进去好了。别再跟我们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什么都能说清楚。把他算上，回家去吧。内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摇晃着身体露出了笑容，就像个被绞死的人。在笼罩整片居住区的沉寂之中，我觉得仿佛能听到屋顶传来了自己说话声的回响。但弗雷温似乎根本没听见。
“莫德里安就是他们希望你能坦白交代的人，西里尔，”我通情达理地接着说道，“他们跟我说了。只要你承认了莫德里安的事，只要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正写着呢——而你也同意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止我，对不对？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俩对他们不够坦白。‘没错，我就是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滚蛋了’——怎么样？‘我和他一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做了这事，干了那事，还说好要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们过得很愉快，也许并不愉快。话说回来，如果我都不能跟这么有文化的一位苏联人交朋友，搞那一套公开化还有什么用？’……怎么样？哪怕有些地方不连贯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准备明年再用，咱们俩就都可以好好过周末去了。”
“为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了？”西里尔问道，他起了疑心，“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么简单就会把文件收拾起来？他们难道不会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谁都不会问的。像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问。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的。改变不了。”
“得了，西里尔！”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变得有点困难了，“西里尔！”
“又怎么了？什么事？别嚷嚷。”
“这年头身为苏联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可要担心得多！我刚才提到法国佬只是想给你下个套。我不该那么做，我道歉。但如今的苏联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说的已经不光是友好国家了，简直就是合作伙伴嘛！你知道总部那班人。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开创潮流。你在听我说话吗，西里尔！”
就在那一刻，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已经输掉了整场游戏——他不肯再跟我合作，不肯再依赖我，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暂时放下戒备之心。他像个梦游者似的从我身旁走过。他又走到了凸窗旁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命中所有尚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梦想永远都没法实现了。
接着，我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话了。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不是说他是跟谁一起做的。而是为什么。
“整天都得跟一帮蠢货关在一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啊？”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未来的境遇，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水槽”。
“成天听他们讲那些下流笑话，被他们的香烟味和体臭熏得半死？那滋味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特权阶层的，不管你装得有多寒酸。日复一日，窃笑着嘀咕些奶子啊、裤衩啊、月经啊，还有小鸡鸡。‘得了吧，圣人，也给我们讲个下流笑话嘛！你可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圣人，我敢打赌！你好哪一口啊——女学生制服？还是喜欢来野的？圣人星期六晚上都想玩点什么小花样？’”他的精力又全部恢复了，而且我发现他竟然还有模仿别人的天赋，这让我大为震惊。他装腔作势地说着话，俨然成了音乐厅里的女王，咧起嘴微笑着，那可怕的笑容把没长胡子的脸都扭曲了。“‘那个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的故事你听过吗，圣人？高潮就在帐篷里头。哈哈！’这种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圣人啊，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掏出来一下？时不时也得撸一撸，看看它还在不在？你会变得麻木，知不知道？那玩意儿都会掉下来。我敢打赌你那玩意儿很大，对不对？就跟驴子的家伙一样，都垂到大腿上啦，得塞在吊袜带里头……’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也说，餐厅里也说？你是个绅士。知道他们愚人节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吗？来自巴黎的绝密电讯，仅供弗雷温阅处，由本人手工译码，哈哈。特急电讯，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不明白。于是我就坐到小隔间里头，翻出译码本来，对不对？我就开始译码啊，对不对？还是手工译的。所有人都低着头。谁都没发笑，也没人先拆穿。我译出了前六组数字，下流啊——那是个下流笑话，说的全都是避孕套181。是戈斯特干的。他特意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小伙子们发过来的，就为了开玩笑。‘别急啊，圣人，别发火啦，给我们笑一个。就是个玩笑嘛，圣人，玩笑你都开不起啊？’我跑去投诉的时候，人事局的也这么说。搞个恶作剧而已，他们说。开开玩笑有助于提高士气。他们看得起你才跟你开玩笑嘛，他们说，你得表现得大度一点。我要是没有音乐，早都自杀了。这事我还真考虑过，我不介意告诉你。问题是，等到那帮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了。”
叛徒需要两个条件，史迈利查出比尔·海顿背叛圆场之后曾苦涩地对我说——他得恨某个人，还得爱某个人。弗雷温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了。现在他要开始说他爱的人是谁。
“那天晚上我转遍了全世界——波多黎各、佛得角、约翰内斯堡——可是根本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节目。一般来说我最喜欢听业余电台了，那帮租电台做节目的。他们更有智慧，这一点我喜欢，刚才我跟你说过。我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我家楼上挂着三层的厚窗帘，花了我三百镑呢，还加了衬布。特别安静，从‘水槽’回来之后，宁静对我来说简直乐趣无穷。”
他脸上露出的笑意和刚才不一样了，就像个过生日的小男孩。
“‘早上好啊，鲍里斯，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然后她再用俄语说一遍，鲍里斯则回答说他觉得有点低落。他常常心情低落，那个鲍里斯。他容易陷入斯拉夫人的那种忧郁状态。不过奥尔加会照顾他，你注意。她会跟他开个玩笑，但从来不会带有恶意。他们俩时不时也会争吵——唉，这太正常了，他们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但他们总会在同一期节目里和好如初。他们从来不把怨气带到第二天。奥尔加做不出那样的事，说实话。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奥尔加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很积极。很友好。说话文雅。当然了，也喜欢音乐——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苏联人嘛。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直到听到他们俩在节目里谈论他。但自那以后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鲍里斯对音乐的品味其实相当高。奥尔加嘛——嗨，她不管听什么都觉得挺不错。话说回来，他们只不过是在演戏，在读着台词。但听他们说话、想去学那门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他们。”
而且你还会把书面作业寄过去，西里尔说。
他们会免费订正，提出建议，他说。
除了第一次寄信，你甚至都用不着把作业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设了个邮箱。
西里尔又沉默了下来，但这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恍惚状态会结束得太快。我起身走到他的视线之外，站到了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你给他们留的是什么地址，西里尔？”
“当然是这个地址。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啊？难道是什罗普郡的乡间宅邸？还是卡普里岛182上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他们了？”
“当然没有。呃，我只说了我姓西里尔，是的。姓西里尔的人遍地都是。”
“好样的。”我赞许地说道，“姓西里尔，那名字呢？”
“尼莫，”他自豪地宣称，“C.尼莫·西里尔先生。‘尼莫’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无名氏’，你可能不知道。”
C.尼莫先生。也许就和A.帕特里奥先生一样。
“你填了职业吗？”
“没写真实的职业。你又在问蠢问题了。”
“那你写的是什么？”
“音乐家。”
“他们问你的年龄了吗？”
“当然要问了。这是必须的。他们得确定你有资格，万一你获奖了呢。他们不能给未成年人授奖，对不对？谁都不行。”
“个人状况呢？已婚或是单身，这个情况你也告诉他们了？”
“我必须得填写个人状况啊，这个奖有可能是夫妻俩一起获得的，对不对？他们总不能单给丈夫发个奖，把老婆撇在一边。那么干可有点失礼。”
“你寄去的那些作业——就拿第一次作业来说吧——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再一次对我的愚蠢置之不理。
“笨蛋。你以为我给他们寄的是什么？难道是该死的对数表啊？你写信过去，拿到表格，报个名，拿到卢森堡的邮箱地址，再拿到教材，这就算是参加了。然后你就按照鲍里斯和奥尔加在节目里的要求去做，对不对？‘完成第九页上的练习。回答第二十二页上的问题。’难道你没上过学么？”
“而且你学得挺好。总部说你开动脑筋的时候，简直就像是本百科全书。他们告诉我的。”我开始意识到他有多喜欢受到恭维了。
“实话告诉你，我可不只是挺好。谢谢了，总部。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简直就是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位导师给我寄来了短信，其中有几封信的语气非常赞赏。”他补充这句话时笑得嘴都咧开了，受到表扬时他总是这样，“跟你说吧，星期一的早晨，口袋里装着他们寄来的一封短信走进‘水槽’，什么话都不说，这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心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好好讲讲这段故事。不过我没那么干。我宁可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我宁可保护自己的友谊。我才不会让那帮畜生拿奥尔加和鲍里斯开下流玩笑，谢谢你。”
“你给那些导师写回信了？”
“只是以尼莫的身份写的。”
“但其他方面的事你没糊弄他们吧？”我问道。我想弄清楚他在头一次开始这种非法的感情游戏时，心里究竟有没有顾虑，有哪些顾虑。“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也会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回答。你不会扭扭捏捏。”
“我才不扭扭捏捏呢！我凭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特别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谦恭有礼，就像那些导师一样。他们可是高级教授，有些人是的，他们是学者。我很感激他们，我学得很用功。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因为他们不收学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自愿辅导我们的。”
他这话又唤醒了我心中的猎手本能。我盘算着他们跟西里尔周旋的时候，会怎样一步步引他入彀。我暗自想象着，如果这么完美的招募手段是圆场设想出来的，我自己会怎样把西里尔引上钩。
“我估计，随着你不断进步，他们给你的任务也会从事先印好的简单练习提高到更有难度的内容——作文，或是散文，对不对？”
“是的，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把我升到了自由学习阶段。”
“你还记得他们给你出的作文题目吗？”
他得意洋洋地大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每次写作文我都得抱着词典连干五个晚上。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走运了。内德，你醒醒吧你，好不好！”
我可怜巴巴地轻轻笑了一声，记下了他说的话。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我跟他们说了‘水槽’的事。当然了，我没提人的名字，也没提我们工作的性质，那是自然的。不过，文章里还是有一点社会评论的，这我不否认。我觉得委员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尤其是我们正在准备搞公开化，一切都变得缓和了，这是为了全人类着想。”
“第二篇呢？”
“《我的家》。我跟他们说了我打算挖水池的事。他们很喜欢。还说到我自己做饭。有一位导师可是个大厨师呢。那之后他们给我布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我的文章不是那样。”
“你写了你对音乐的热爱吧，我估计？”
“错。”
他的回答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那是一种指责，是同样受苦的人渴求同情的呼喊；那也是一个人向苍天发出的盲目祷告，他和我一样急切地想得到爱，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我写的是‘好伙伴’，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他说话时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狂乱的笑容，“虽然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好伙伴，但这并不妨碍我珍视能拥有好伙伴的少而又少的机会。”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他又开始说了起来，而且说的竟然是我可能用在萨莉身上的话：“我有种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放弃了，可现在我想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这些高级作业他们也很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一边问，一边卖力地做着记录。
他又开始假笑了。“还可以吧，我想。基本上还过得去。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当然了，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跟某些人不一样，他们善意而又大度地表达出了赞赏之情。就是因为这个。”
弗雷温说，他们确实表达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已经几乎用不着再催促他——其具体形式就是一位名叫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先生，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文化秘书，身份是莫斯科电台忠诚的当地使者，他被派来回应弗雷温的祈祷。
和所有善良的天使一样，莫德里安的驾临并没有任何征兆，在十一月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他突然出现在弗雷温的家门口，手里捧着上级部门的礼物：一瓶苏联绿牌伏特加、一听闪光鲟鱼子酱、一本印制粗劣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画册，还有一封打印精美的信，授予C.尼莫先生莫斯科国立大学荣誉学生称号，以表彰他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突出进步。
但最有价值的礼物，还是莫德里安这个神奇的人物本身。弗雷温曾在写给导师委员会的获奖作文中大声疾呼，说他渴求一个“好伙伴”，莫德里安就是为了这一需求而特别订制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弗雷温很平静，弗雷温得意洋洋；弗雷温在经历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总算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声音已彻底摆脱了原有的拘谨，普普通通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是个见识过真爱的人，而且渴望和他人分享这份好运气。如果这世上有哪个人能让我报以同样的微笑，我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