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秘书S.莫德里安保持着秘密联系，而且没有在年度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这一情况。两人之间传递过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踪现无法查实，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苏联。弗雷温现仍居于萨顿区比弗大道的栗树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访过一次。C.弗雷温现在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您真诚的，A.帕特里奥158
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普通的白色A4纸，没有水印。信上写有日期、标点符号使用过多、拼写准确无误，信纸叠得非常工整。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从来都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喝过两杯威士忌就晃悠到总部，签名登记进了档案室的调阅室，调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点的接待时间，我坐到了伯尔的等候室里，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写告诉了伯尔那位圆滑的私人秘书，此君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是谁。莫斯科站的布罗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俩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板球，硬是没提到布罗克曾在苏联处为我工作过的事，况且他最后经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几分钟之后，彼得·吉勒姆抱着一大堆文件晃了进来，看样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当上了伯尔秘书处的处长。
“在你前头插个队不介意吧，老伙计？十万火急地传我来见他。看样子那家伙是希望我连睡觉时也加班干活。你碰到什么问题啦？”
“麻风病。”我说。
情报部里的大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籍籍无名，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巴雷·布莱尔的叛变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即便是伯尔的前任克莱夫那么精明的人物，也没能在五楼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稳脚跟。据最新消息，克莱夫正在赶赴圭亚那担任当地站长的途中，在那个地方任职倒是很有益健康。经过历次风波仍旧岿然不动的，似乎只有我们那位畏畏缩缩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就在我走进伯尔光可鉴人的办公套间时，帕尔弗里从另一扇门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只好冲着我投来一个狂乱的笑容。近来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让自己的模样显得更正派些。
“内德！太好了！哪天咱们一定得一起吃顿午餐。”他气喘吁吁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接着就消失到水线以下去了。
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
“赢了。”
伯尔自己打住了一连串的问话，仔细打量着我。我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婴儿盯着。“这件事你能处理得了，对不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吧？你那个时候可干过不少好事。你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在我看来，咱们这个机构里有些娘娘腔的家伙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没有回答。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厚厚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年头谁还相信婚姻那玩意儿？”他说道，他那懒洋洋的地方口音变得更重了，仿佛是彻底抛掉了束缚，“你要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过，我就建议你这么干。我们已经查过她的底细了，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不是扔炸弹的，不是什么组织的秘密支持者，也不是吸毒鬼，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是个好姑娘，生活方式也挺好，你这家伙还真走运。这件事你到底是想接还是不想接？”
一时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伯尔知道我跟萨莉的风流韵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像这样的事你得自己写到报告里去，要不然报告就会找你的麻烦。我已经硬着头皮主动向人事组的头儿做了汇报。让我哑口无言的并不是伯尔已经知情，而是他有本事让人感到亲近，能那么快地深入我的内心。
“只要你肯罩着我，给我提供资源，我当然就会接。”我说道。
“那就开始干吧。随时向我汇报，不过也别没事总汇报——别跟我胡扯，有什么坏消息一定要直接告诉我。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咱们的这位西里尔。我敢说，你肯定看过罗伯特·穆齐尔161的书，对不对？”
“恐怕没看过。”
他拽出了弗雷温的档案。我用“拽”这个字，是因为他那双面团似的手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做过事的痕迹：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这双手该怎么搞开这份档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双手要怎么对付这个叫铅笔的奇怪玩意儿。
“他没有任何嗜好，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什么固定的兴趣，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父母，没有经济顾虑，连古怪的性偏好都没有，可怜的家伙！”伯尔喟叹着翻到了档案的另一部分。他怎么有时间去看档案的？我在心里自问。估计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有，像你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整天干的事就是去对付现代文明和文明造成的种种不满，不学习点罗伯特·穆齐尔的智慧怎么行？这个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好好回答。”他舔了舔大拇指，翻到下一页。“有五个。”他说。
“他不是独生子么？”
“不是说他的兄弟姐妹，你这个傻瓜，是他的同事。弗雷温那个沉闷无聊的译码员办公室里有五个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干的活都一样，级别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脑袋里转的下流念头也一样。”伯尔直直地盯着我，之前他还没这样干过，“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写信的人没说。这一点挺奇怪。他们通常都会说的。也许是出于厌倦——这个动机怎么样？厌倦和贪婪，如今就只剩下这两样动机了。还有报复，报复是永恒不变的。”他又低下头看档案，“只有西里尔一个人没结婚，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同性恋，你是同性恋。我们全都是同性恋。问题是最后到底是哪一部分自我占上风。他没头发，看到了吧？”他冲着我晃了晃弗雷温的照片就继续往下说了，我只瞥到了一眼。他的精力充沛得吓人。“不过秃头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得说，就跟结婚一样。这个我应该知道，我都结过三次婚了，还没算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告发材料，对不对？所以才让你到这儿来。那封信说到了点子上。你该不会觉得信是莫德里安写的吧，啊？”
“他干吗要写信？”
“是我在问你，内德，别跟我耍花招。恶毒的想法才能让我继续下去。说不定莫德里安觉得自己要回莫斯科了，想在身后制造点小混乱。莫德里安可是一只专搞阴谋诡计的小猴子，他要是动起脑筋就是这样。他的档案我也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我又想道。你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伯尔的思路跳来跳去，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抛给我，看看我会作何反应。等到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等候室，迎面又撞上了彼得·吉勒姆。
“见鬼，伦纳德·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道，还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彼得见我竟然不知道，显得很吃惊。“伯尔？我亲爱的老伙计，伦纳德多年来一直是史迈利的王储啊。乔治当年在万灵节162的时候救了他，要不然他可是生不如死。”
至于萨莉，我当时的婚外女友，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点打动了我心灵深处的囚徒。莫妮卡也被关在困着我的高墙之内。莫妮卡是情报部的人，她和我都受着同一套规矩的束缚，因此我们俩就被捆在了一起，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萨莉而言，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公务员，都已经忘掉了人活着该去找点乐趣。她是个设计师，有时会去跳跳舞，最爱的是戏剧，在她看来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人生都是不真实的。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相当聪明，有时候我觉得她肯定是让我想起了斯黛芬妮。
“跟你见面啊，长官？”戈斯特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对我们的西里尔进行附加调查？当然可以了，长官！”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晤室里见了面。我的身份是约克上尉，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普通审查官，前来进行逐一调查。戈斯特是弗雷温所在的译码部的主管，人们说起那个部门更爱用它的绰号“水槽”。戈斯特是个好色之徒，穿着一身活像教区执事的西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满脸假笑，胳膊肘往外撇着，小嘴巴像虫子似的动来动去。坐下来的时候，他把外套的下摆往后撩了撩，好像是要把屁股露出来。接着他像歌舞团女郎似的劈出一条丰满的大腿，再充满暗示意味地架到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都这么称呼弗雷温先生，”他轻松愉快地说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毫无疑问的处男。审查结果就是这样的。”他从十支装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垛了一下，然后在百忙中用舌头舔了舔。“音乐是他唯一的爱好。特别喜欢歌剧。经常去看歌剧，跟钟表一样准时。我对歌剧可不感兴趣，弄不清那到底是演戏的在唱歌呢，还是唱歌的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能闻到他呼吸里带着中午吃饭时喝的啤酒味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冲着我尖叫的时候。”他朝后一仰头，吐出几个烟圈，还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仿佛这些烟圈就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问一问，弗雷温最近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
“这种习惯上的改变，你记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提问时尽可能显得兴趣索然，同时又规规矩矩地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
奇怪的是，戈斯特竟然记得这个日子。他噘起嘴唇，又皱起了眉头。他挑起女里女气的眉毛，下巴缩到脏兮兮的衬衣领子上，摆足了正在努力思考的架势。最后他总算想起来了。“西里尔·弗雷温最后一次替伯顿那小家伙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163。我有记录的，你知道。安全起见。我的记忆力也很不错，这事我一般不太愿意表现出来。”
我心下暗暗称奇，不过并不是因为戈斯特。我心想，莫德里安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的三天之后，西里尔·弗雷温就不再加晚班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急着要问出口。“水槽”里配备了电动打字机么？译码员可不可以用？戈斯特呢？不过我担心这么问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刚才提到他特别喜欢歌剧，”我说，“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这我没法说，因为我们拿不到事无巨细的活动记录，也不要求大家事事都报告。不过每逢要看歌剧的那天，他上班时要么是把无尾礼服装在手提箱里带着，要么就穿一套熨过的深色西服来。他也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兴奋——要我说就是一种情绪高涨而又颇为克制的状态，这有点像人们心怀其他期待时的感觉，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不过他应该有固定的座位吧，比方说，订下的座位？这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就像你说的，西里尔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方式。”
“先生，我好像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哎，我跟歌剧这玩意可没什么缘分。你在他的表格里填上‘歌剧爱好者’，消遣方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你。我会的。”我又翻过了一页，“你真的想不起来他有没有仇人？”我问道，手中的铅笔悬在笔记本的上方。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的劲儿慢慢过去了。“上尉，西里尔总是被人嘲笑，这一点我承认。但他对于这些嘲笑表现得很大度。西里尔并不招人讨厌。”
“打个比方，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喽？”
“我想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哪个人去说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坏话。当英国公务员的人也许会有点闷闷不乐，但绝对不至于心怀恶意。西里尔尽职尽责，我们也都一样。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一点你尽可以写在记录里，我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他今年好像是到萨尔茨堡过的圣诞节。去年也是，对不对？”
“没错。西里尔总是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去萨尔茨堡，听音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水槽’里的任何人让步。有几个年轻人还想抱怨来着，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西里尔会在别的方面给你们补偿的，’我跟他们说，‘西里尔的资格比你们老，他就爱去萨尔茨堡听听音乐。他有点小脾气，以后也只能这样了。’”
“去之前他有没有留下休假期间的地址？”
戈斯特不知道，但在我的要求下他给人事部门打了个电话，问到了西里尔的地址。是同一家旅馆，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西里尔和莫德里安接触也有四年了，我想起了那封信。四年去萨尔茨堡，四年跟莫德里安，到头来却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他有没有带朋友一起去？这你知道吗？”
“西里尔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官，”戈斯特打了个哈欠，“至少没有哪个朋友他度假时会带着一起去，这是肯定的。下次咱们是不是一起吃个午饭？有人跟我说你们的报销额度可不小，就看你们肯不肯招待了。”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说起过到萨尔茨堡旅行的事？旅途有什么乐趣、听过哪些音乐——他说过这些吗？”我心想，多亏了萨莉，我才知道人活着本该去享受乐趣。
戈斯特装模作样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先生，就算西里尔有过什么乐趣，那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说完他最后又假笑了一次。
这根本不是萨莉说的乐趣。
我从讯问处的办公室里约了一条打给维也纳的安全线路，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电话。凭着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最近托比又被提拔为维也纳站的站长。
“托比，想让你帮个忙，查查萨尔茨堡的白玫瑰旅馆。有位名叫西里尔·弗雷温的英国国民，最近四年来的圣诞节都住在那儿。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住了多久，以前有没有在那儿住过，跟谁在一起，花了多少钱，在做些什么。音乐会门票、短途旅行、女人、男宠、庆祝活动——所有你能搞到的情况。不过无论你怎么查，都别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扮成离婚调查员好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出所料，托比表现得很震惊。“内德，你听我说，内德，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在维也纳啊，知道吧？萨尔茨堡简直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这座城市跟蜂房一样忙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内德。你一定得告诉伯尔。他不知道这儿的压力有多大。再帮我弄两个人来，我们就一切听你调遣，没问题。对不起啦。”
他说得一个星期。我说三天。他说他会尽力去查，这我相信。他说听到传言说我跟梅布尔分手了。我说没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监视组的人向来最喜欢待在靠近公交线路或机场的危房里。蒙蒂给自己的指挥部挑的房子是男爵府里的一栋爱德华式宅邸，这个选择有点不同寻常。大厅里铺着瓷砖，气势宏伟的石砌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穿过五个逼仄的楼层之后直通向镶有彩色玻璃的天窗。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只见一扇扇房门像法国闹剧似的开开关关，蒙蒂那些奇怪的手下一个个衣衫不整，在更衣室、咖啡室和简报室之间匆匆来去，对我这个陌生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走进阁楼，这里以前是一位画家的画室。不知哪儿有四个女人在吵吵嚷嚷地打着乒乓球。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有两个男声一边冲澡一边唱着布莱克的《耶路撒冷》164。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蒙蒂了，不过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已被提拔为监视组的组长，但他一点都不显老。只不过是多了几根白头发，瘦削的脸颊显得越发棱角分明。他天生不爱说话，有一阵子我们就那么坐着，小口喝着茶。
“那咱们来说说弗雷温吧。”他总算开了口。
“嗯，弗雷温。”我说。
像神枪手一样，蒙蒂也有本事让自己的领地保持清净。“弗雷温这家伙很有意思，内德。他不正常。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是吧？不知道对西里尔来说正常是什么样，除了你道听途说的一些情况。邮差、送奶工、邻居，就是通常的那些人。你都不知道，不管什么人都会跟擦窗户的清洁工聊天。或者是跟一个拿着接线盒迷了路的电信局工程师。不过，我们才跟了他两天。”
跟蒙蒂在一起时如果碰到他这么说话，你就得支起耳朵仔细听，耐心等。
“当然，还有晚上，”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把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怎么睡觉，这是肯定的。老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从他的窗户上就能看出来，还有早晨的茶杯。还听音乐。有个邻居想找他抱怨几句。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不过这一回她可能会去。‘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个邻居说，‘吃早餐时听亨德尔165是一回事，但凌晨三点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以为他是到更年期了。她说男人到他这个岁数就会这样，跟女人一样。这我们哪知道啊，对吧？”
我咧嘴一笑，继续耐心等待。“不过那位邻居知道，”蒙蒂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老头子跟一个综合学校的代课女老师跑了。她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找回来。我们派去查水表的那个帅小伙差点被她强奸了。哎——梅布尔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知道蒙蒂是否也听到了传言。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听说了就不会问我。
“挺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坐火车时总会带一份报纸。是《电讯报》，要是你想问的话。西里尔不支持工党——他说那帮人太普通。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买报纸了。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那儿瞪着眼发愣。别的什么都不干。昨天火车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只好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好像在做白日梦。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在手提包上打着拍子，敲出了一整部歌剧的曲谱。南希说那是维瓦尔第166的作品。我估计她是知道的。还记得保罗·斯科迪诺吧？”
我说记得。说话爱跑题也是蒙蒂的特点之一。比如说，“梅布尔怎么样啊？”
“保罗找了一家银行的麻烦，在巴巴多斯被判了七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内德？干监视的时候他从来没出过一次差错。从不迟到，花钱时从不做手脚，记性好，眼睛管用，鼻子也灵光。入室盗窃我们可干过许多次。伦敦、伦敦附近的各个郡、中部地区、民权人士、裁军派、政党里的家伙、不规矩的外交人员——我们全都偷过。保罗什么时候被发现过？一次都没有。一转到私人行业做事，他就变得笨手笨脚，还在酒吧里跟隔壁的小伙子吹牛。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被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隐姓埋名了许多年，如今想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之外西里尔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音机。他特别喜欢他那台收音机。注意，只能接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收音机是听音乐会用的，是德国产的高级货，频率调节做得很精细，喇叭也大。他不是在本地买的，后来机器出毛病的时候，本地的商店只好把它送到威斯巴登167去修，花了三个月时间，也费了不少钱。他不开车，也不喜欢车。每个星期六上午他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除了到奥地利过圣诞节以外，他平时总爱窝在家里。没养宠物，他不愿跟动物住在一起。娱乐嘛，就别提了。没人来他家做客，没人寄宿，除了账单之外没有别的邮件，所有的账单都准时支付。不投票、不去教堂，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西里尔的清洁女工说他经常看书，都是些大部头。她一个星期只来一次，通常西里尔都不在家。不过我们不敢太接近她。对她来说，任何比学《圣经》的小册子大的书都算是大部头。他的电话账单不算很贵，在一个建筑协会里存着六千镑，房子是自己的，银行账户管得很不错，余额总是在六百到一千四之间波动，除了圣诞节期间——那时候他要出去度假，余额会下降到两百镑左右。”
蒙蒂对礼仪的重视让我们的谈话又兜了个圈子，这一回聊的是孩子的事情。我跟他说，我的儿子阿德里安刚刚获得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蒂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蒙蒂唯一的儿子刚刚以高分通过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莫德里安，”这些客套话再一次结束的时候我说道，“谢尔盖·莫德里安。”
“内德，这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他。当然了，除了圣诞节，那时候他得回国休假……嗨呀！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他们俩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休假？”
“我想过这个。”我说。
“我们甚至都用不着跟莫德里安假装，过了一段时间，你也就没法再装了。哎，不过他真是一条滑不留手的鳗鱼。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痛打他一顿，真的。保罗·斯科迪诺有一次被莫德里安气得够呛，把他停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外面的车轮胎放了气，当时他正在博物馆里检查一个情报投放点。这事我一直都没向上头汇报，实在是不忍心。”
“如果我说莫德里安也是个歌剧爱好者，这应该没错吧，蒙蒂？”
蒙蒂的眼睛瞪得溜圆。我难得见到他吃惊一回，觉得挺高兴。
“我的天哪，内德，”他大声说道，“天哪，天哪。你说得没错。谢尔盖是科文特花园168的常客——他当然会常去啊，西里尔也一样。
我们跟着谢尔盖去过那地方，然后又跟着他回来——哦，都有十几次了。他满可以坐出租车去，要是他有点同情心的话，可是他从来都不这么干。他就喜欢在人流里把我们拖得精疲力尽。”
“要是我们能查出他去看过哪些演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是你能弄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弗雷温看歌剧的情况比对一下。”
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
我盯着墙壁，那是一堵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盯着莫德里安的档案，想起了蒙蒂那句关于“太轻松”的格言。我突然非常想要萨莉，脑袋里还冒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只要解开了弗雷温的谜团，我就可以把奔向自由的一次次冲动转变成大胆的纵身一跃。不过我刚伸出手去准备给她打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时间一致。”蒙蒂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想法子查到了弗雷温听歌剧的情况。“每次谢尔盖都和西里尔一起。他去听，他也去。他不去，他也不去。现在他根本不去听歌剧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明白了？”
“座位呢？”我问道。
“当然是一左一右紧挨着，亲爱的。你以为呢？还能是一前一后么？”
“谢了，蒙蒂。”我说道。
还需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漫漫长夜的吗？难道你从没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一边听着他令人不快的嘲讽，一边还得在心底提醒自己他是你的孩子？难道你从没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倾吐自己的种种缺陷，却并不知道这些缺陷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从没向情人伸出双手喊着“我爱你”，在她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的时候，自己却还像是个迷惑的旁观者？这之后你还得再一次离开她，独自走在伦敦的街道上，难道你从没恍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大睁着眼睛躺在那张可恶的单人床上时，难道你从没在清晨的各种声响中分辨出一只喜鹊多愁善感的啼鸣，听得都入了神？
我九点半时到了弗雷温的家，穿着打扮尽可能显得很无趣。估计也的确是够无趣的，因为哪怕是在我最注意仪表的时候，我的穿着也算不上讲究。不过萨莉却有些骇人听闻的点子，说可以提高我穿衣打扮的品位。我和弗雷温约好了十点钟见面，不过我想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也许事实是，我需要有个人陪我聊聊天。一辆邮递员的厢式车停在街上。建筑公司的一辆带天线的卡车停在厢式车的后面，这说明蒙蒂的人已经就位。
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几月份了，不过我知道那是在秋天。我的私人生活可谓秋风萧瑟，而那条整洁的死胡同里也秋意正浓，两旁都是些陡直的砖砌房屋。我看见一轮苍白的太阳圆盘似的悬在修剪过的栗子树后面，这条街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我的鼻孔里仿佛还能闻到营火和秋日空气的味道，催着我赶紧离开伦敦，离开情报部，到萨莉那儿去，到真正的乡间去。我还记得许多小鸟呼啦啦地从弗雷温家门口的电话线上飞起，它们要飞到更好的地方去。隔壁花园里有只猫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要去扑一只昏昏欲睡的蝴蝶。
我拨开花园门上的门闩，嘎吱嘎吱地走过整洁的鹅卵石小径，来到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半独立式洋房前。房子的玻璃窗上有一个个瓶底形状的圆圈，门廊上方的屋顶上葺着茅草。我伸出手去按门铃，但大门却从我面前飞走了。门上有一道道棱纹，还装饰着假的方头螺栓；门板猛地往后一缩，就像是被街上的炸弹炸了进去，差点把我也吸进铺着瓷砖的黑乎乎的门厅。然后门不动了，弗雷温站在门口，就像是一个秃顶的百夫长，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个头。宽厚的肩膀紧绷着准备承受我的袭击，两眼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紧盯着我。不过，即使是在初次接触的这一刻，我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争斗的意味，只有一种崇高的脆弱感，这感觉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显得很可悲。我走进他的房子，心知自己正在走进一个癫狂的世界。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癫狂的人产生亲近之感。这一点我知道得就更早了。
“是约克上尉吧？好，好啊，欢迎，先生。真是很欢迎。好心的人事局还真提醒我了，说你要来。他们一般不会说的。不过这次他们说了。请进吧。你有你的职责，上尉，我也有我的职责。”他抬起那双潮乎乎的大手要接过我的大衣，不过好像怎么也抓不住。于是他接着往下说，那双手就停留在我的脖子旁边，像是要把我掐死，又像是要拥抱我。“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没有任何恶意。私底下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就像是机场的安保人员，范围都一样嘛。他们要是不搜查我，也就不会去搜查那些坏蛋，对不对？在我看来，这样处理问题是符合逻辑的。”
天知道，他讲出这一套准备得过于充分的说辞时，自以为是在照搬什么人的过时言论，不过这套说辞至少把他从僵立不动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他的双手落到我的大衣上，帮着我脱下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充满了敬意，仿佛是要揭示什么会让我们俩都感到兴奋的秘密。
“弗雷温先生，这么说你经常坐飞机喽？”我问道。
他用衣钩挂起我的大衣，又把衣钩挂到一个仿制得颇为粗劣的立式衣架上。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根本没理我。我心里想的是他坐飞机到萨尔茨堡的旅行，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么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见到我来访而感到紧张，良心发现吐出真相。他领着我朝起居室走去，在那儿我可以借着镶有花式铅条的凸窗透进的光线，好好地打量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摆弄急着招待客人要用到的第二样东西了：一台已经装满的咖啡渗滤壶，只不过还没打开电源——是要加奶、加糖，还是两样都放，上尉？来一块家里做的饼干吧，上尉？
“这真是你自己做的？”我问道，从罐子里摸了一块饼干。
“不管哪个会看书的傻瓜都能做出来。”弗雷温慌里慌张地咧嘴一笑，显得挺得意。我立刻明白戈斯特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了。
“唉，我倒是会看书，但我肯定做不了这个。”我遗憾地摇着头回答说。
“上尉，你的教名是什么？”
“内德。”我答道。
“嗯，内德，那是因为你结婚了。你的老婆剥夺了你自己动手的能力。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老婆一进门，独立就没了。我叫西里尔。”
你在回避关于坐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心想。我没搭理他，我可不能让他这么侵入我的私人领地。
“如果让我来治理这个国家，”弗雷温一边倒咖啡，一边扭过头对我说，“好在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声音又带上了跟工程师理论时的那种说教式的节奏——“我会制定一条绝对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性别或种族，在学校就读期间都应该把厨艺作为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说着接过一杯咖啡，“非常合理啊。”我自己从黄色的蜂巢形罐子里舀了点糖，那罐子握在弗雷温潮乎乎的手里就像是一枚导弹。他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肩膀、腰和脑袋都一起转了过来。他那双坦诚的眼睛毫无掩饰，没有一点防备，以一种热切而又溺爱的天真眼神向下凝视着我。
“内德，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他轻声问道，脑袋往一边歪着，好显得更亲密些。
“有时打打高尔夫，西里尔。”我撒了谎，“你呢？”
“有什么爱好吗，内德？”
“呃，休假的时候我偶尔会画点水彩画。”我说道，这又是梅布尔的爱好。
“你开车吧，内德？我估计你们这帮伙计肯定是样样都会，对不对？”
“就是辆旧罗孚。”
“哪一年产的？该不是老式车吧？一把旧提琴上可是能奏出许多好曲子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随口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年份告诉了他，意识到他的精力还不光呈现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精力弥漫到了他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上——比如黄铜马饰的复制品，经他卖力擦拭之后像军帽的帽徽一样闪闪发亮；比如锃亮的护栏、木质地板和餐桌亮闪闪的桌面；比如我此刻坐着老老实实喝着咖啡的这把椅子，扶手都包在亚麻做的护套里，护套熨得平平整整，没一丁点儿污渍，我都不太敢把手往上搁。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女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打理的，在他没完没了白白消耗着精力的王国里，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仆人和君主。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内德？”
“我？哦，我住在伦敦。”
“是哪个位置呢？哪个区？是好地段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只能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呃，这个情况恐怕我们不便向别人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