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ä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

“内德，他们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期间他还隔着桌子朝我喊了一句，“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们都这么说，绝对没错。我看他们会推荐你获得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换成奥斯卡奖，我就接受。”我尖刻地说道，径自出了门朝湖边走去，想平息一下自己的怒气。

回到房子里时，我发现托比和教授躲在客厅里，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要说托比对教授的敬意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有增无减。拉茨正帮着阿诺德洗碗，两个人都在窃笑。看样子拉茨刚讲了个下流笑话。海伦娜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轮到拉茨和托比坐下来单独谈话，教授跟他的妻子不安地在湖边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吵两句，最后教授猛地一转身，大步走回了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溜出去找海伦娜。她撅着嘴唇，脸色惨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害怕、气愤还是疲惫。她想要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顿住了，再张开口时才说出来。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话！谎话！他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他们俩都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撒谎。到了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他们也还会撒谎。”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

“真相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警告过他了。‘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告诉英国人。’我们就等着。他要是干了，我就告诉你。他要是悔改，我就放过他。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海伦娜朝屋子走去，这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就在她进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在车道边停住，圆场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下了车，陪着他的还有英国政府部门的另两位成员。我认出高个子的那个人是艾伦·巴纳比，外交部信息与研究处的杰出人物。他那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用词不当，从事的其实是最为低劣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托比一边热情地和艾伦握手，一边挥着另一只手招呼我也过去。我们走进屋，坐了下来。

一开始，我默不作声地生着闷气。几个当事人被打发到楼上去了。托比在讲，其他人在听，带着一种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对待叫花子或是黑人时的特殊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想保护他了——保护托比·伊斯特哈斯，我的天哪，这个家伙除了自己可是谁都不会保护的！

“艾伦，我们手头上的情况——这么说其实并不过分——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情报来源，现在他已经被利用完了，”托比解释说，“一个了不起的情报员，只不过他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你说的是教授吧。”艾伦·巴纳比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对他的价值一清二楚。根据我从拉茨那儿获得的线索，匈牙利人显然已经为教授从事的行动建起了厚厚的一本档案。要知道，他们干吗要想法子杀掉一个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的人？匈牙利企图进行暗杀——我得说，这等于就是在表扬暗杀目标的活儿干得好啊。”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为教授的安全负责，”帕尔弗里脸上挂着失败者的微笑提醒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保护。但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这一点他必须要明白。我们恐怕还得让他签一份什么东西，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外交部来的另一个人长得圆滚滚的，油光发亮，马夹的胸前挂着一根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冲动，想去拽一拽那根链子，看他会不会发出尖叫。

“呃，我觉得咱们大家考虑的可能都太多了，”他圆滑地说道，“如果美国愿意把他们俩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教授和他的夫人——那咱们就用不着操心了，对不对？最好是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怎么样？”

帕尔弗里有点犹豫。“诺曼，他还是应该给我们签一份免除义务的文书。最近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挑事儿。”

一向护着自己手下人的托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得说，哈里，出色的情报员都会这么干。用一只手去洗洗另一只手嘛，连特奥多尔这种层次的也都是这回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用了，我们甩掉他，除了丢掉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损失？我只是这么说说啊，我在这方面可不是专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冲着艾伦讨好地笑了笑。

“那个杀手呢？”叫诺曼的那个人问道，“他也会配合吗？危险得很啊，对不对，像树上的鸭子似的坐在那上头？”

“拉茨好劝，”托比说，“他很害怕，也是个绝对的爱国者。”托比说的这两点我都不赞成，但我实在是厌倦透顶，懒得去打断他。“这帮共产党的间谍一旦走出原来的体制，就会感到震惊。拉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家庭让他深感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如果特奥多尔愿意接受，拉茨也会接受。当然了，得给他们一点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油光发亮的外交部官员立即问道，连哈里·帕尔弗里都没来得及先开口。

托比没有退让。“呃，当然都是些平常的保证。我敢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拉茨和特奥多尔肯定不希望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海伦娜也是一样。美国护照、事情结束后给一大笔钱、协助、保护——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我微笑。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报以微笑。这帮家伙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告诉他们我是匈牙利的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微笑。就算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亲弟弟，他们也会微笑。只有托比没笑，他的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傻充愣。

“天哪，内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问道，显得兴趣十足。

“拉茨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肯定不是杀手。他带着一把没上子弹的枪。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都不会这么干。他假装成一位巴伐利亚艺术家，但他身上穿的是匈牙利产的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半也是匈牙利的。他给波恩打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没错，那位武官的名字是叫彼得。外交人员名单上写的就是彼得。彼得根本没在等那个电话。是拉茨硬扯到他头上去的。听听德国人录下的电话录音就知道了。”

“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

史迈利沉默了很久，但这一次我可没误以为他是睡着了。

“声音听着年轻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挺年轻的。”

“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

“也许吧。”

我们又听到了街上吵闹的声音。有个女孩在笑。一个男人在发脾气。有人按了一声喇叭，把车开走了。各种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我过了河往回走，巴特西区那边有我的一套小公寓。斯黛芬妮就像是我的安恩，走在路上时我心想。但区别在于，我始终没有勇气让她来粉碎我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