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
“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
“是谁写的？”我问道，他似乎觉得我没必要这么好奇。
“帕利。”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到罗马尼亚访问去了。”
“去干吗？不会是参加剧毒武器会议吧？那可是独家新闻！”
“看看再说。是什么学术会议。他搞的是控制论。没什么名气。”
我看着他把刷子放进第一只瓶子里蘸了蘸，然后在手写的信纸背面刷了一遍。他用清水洗了洗刷子，再蘸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化学药水。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卑微的工作有多么鄙夷。在每一封信上他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有时会略作改变，比如摊开信封在里面刷一刷，或是在两行字迹中间的地方刷一遍。他以同样慢吞吞的动作站起身，又坐到一台雷明顿立式键盘打字机前，厌烦地用德语敲出信上显现出来的文字：新的工业领域预计将出现矿产和能源不足……包科尼山区矿藏矾土限额……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矿石中铁含量较低……某某地区玉米和甜菜丰收的预计产量……传言称有复兴国家铁路网的五年计划……肖普朗发生了针对共产党官员的破坏行动……我几乎能听到圆场三楼分析师们吃力地读着这些浮夸材料时哈欠连天的声音。我记得托比曾吹嘘说，最高质量的情报才是特奥多尔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样的东西都能算作最高质量，那什么样的才是最差劲的？耐心点，我对自己说。伟大的间谍我们总得迁就迁就。
第二天，我就护照一事发的信件得到了回复。托比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表兄负责匈牙利事务的部门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托比说，现在举措已采取——这个地方的被动语态用得很令人生疑——以明确美国人或我们自己作出的许诺所包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应该避免和特奥多尔谈论这一问题——好像这件事当中挑头的人是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米尔顿·瓦格纳在科斯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瓦格纳是个老手，是美国方面跟我职位对等的人。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担任着美国慕尼黑情报站东德行动处的处长。科斯莫是那种美国佬开遍世界各地的饭店，里头有酥脆的烤土豆皮配蒜香调味汁，还有用巨大的塑料发卡插住的总汇三明治。
“你跟咱们那位著名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很快处理掉我们手头的其他事务之后，他用慢吞吞的美国南方腔问我。
“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