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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又消失了,留给室内一片苍白的影像。

薛里顿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是用红木做成的。我们溜了进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着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里这么久做什么?”奈德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他要做的只是从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会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情他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应该办好了的。”

“也许他们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说。

“如果我能这么想,我就好过多了。”

“也许他在买另外一顶帽子。”庄尼听到我们的对话,不悦地说。

薛里顿说了声“才怪!”铃声顿响,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状况室。

在红灯光透照之下,一张莫斯科的地图上,卡佳的住处被红笔圈出。在它东方三百尺处,也就是两条被画成绿色的街道交叉处的东南角,就是搭车地点。巴雷现在必须朝南向的人行道,尽量靠路边走。就在他到达那个搭车地点时,必须要假装慢下来,好像是在找车一样。此时,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开到他的身边来。巴雷已经获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馆名字大声地告诉那位司机,并且做手势和他讲价。

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兜了两个圈子之后,就会找一个地方转弯,进入一处建筑用地。那部安全卡车就停在那儿,它的灯光熄灭,司机在车上打盹。如果卡车的侧翼天线伸出来了,这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向右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绕回到那部卡车旁。

如果不是的话,中止行动。

派迪的报告在伦敦时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出现在荧光屏上。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带子就出来了,是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收到的。那份报告已经尽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确实的现场报告之典范。

当然,原作者得为人所知,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并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优点。他以前是一位廓尔喀族的特勤人员,后来才转为情报人员。他有语言天赋,善韬略,又有像奈德一样临危不乱的气质。

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还煞有介事地装出英国人那副糊里糊涂的外表,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还不时地拿他来开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树林里旅行时那一身的短衣短裤的装束;冬天里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随身口粮都装到沃尔沃车上之后,最后才连人带帽一起钻进车里。那顶厚帽子厚到给北极远征军作为御寒用都绰绰有余。不过,俗话说,大智若愚。不管事后别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还是一个聪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论是学语言的冒牌学生、旅行社的职员、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每个经过他照顾的人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如果说,这种好交游的个性无可避免地让他易上别人的当,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这种个性也影响到派迪的报告。他先被巴雷报告的精确给震惊了,录音带也证实他这一点。

巴雷的语气比往常的任何一卷录音带都要显得自信得多。

派迪为巴雷的决心及对任务的热忱所感动。他比较了一下在卡车里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宁格勒之行以前听他简报的巴雷,深深地觉得现在的巴雷与那个时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对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视野扩大了,人也变了。

巴雷给派迪的报告,在派迪能力所及的查证范围里,与事实无一不合。从卡佳驱车至地铁车站接他,到坐在椅子上等待,到那个被压制住的电话铃声。电话响的时候,卡佳正站在电话旁边,巴雷说。如果巴雷自己都很难听得清楚电话里在讲些什么,那么,安娜斯塔西亚也不可能听到,这就不足为奇了。派迪想,卡佳在拿起电话筒的时候,动作一定比闪电还快。

卡佳和蓝鸟之间的对话很短,最多不过两分钟而已,巴雷说。这种说法也让我们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我们一向都知道歌德是最怕在电话里长篇大论的。

有了这么多事实可资佐证,而巴雷又都举证历历,也许任何人在事后都会坚持派迪应该直驱大使馆,并且立即将他——还是活蹦乱跳、嬉笑自如的巴雷送回伦敦。当然,克莱福是会这么坚持的,而且,他还不是惟一的一个。

就因为如此,那三个谜题对奈德来讲,才一直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般地令他痛苦——巴雷和卡佳的拥抱、巴雷从医院开车到卡佳家以及两人在她的公寓中耗去的两个小时。听巴雷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派迪对他的看法来看他。他屈身在卡车里面小桌子的灯光下,脸热得发红,四周有排气管发出的嗡嗡声。两个人都戴着耳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闭路麦克风。巴雷一面对着那个麦克风,一面对着他的情报站主管低声地讲述他的故事。就气氛的戏剧性来讲,就连派迪在西北前线那些个出生入死的夜晚,也不是个个都能跟今晚相提并论的。

赛伊坐在阴影中戴着第三副耳机。那是赛伊的卡车,但是他受命交给派迪做主。

“然后她就想走了,脚步摇摇晃晃的。”巴雷说,口气中的直率让派迪笑了出来。“她等那个电话已经等了一个礼拜,而这个电话一下子就讲完了,她的情绪就崩溃了。也许我在场并没有帮助她什么。但如果没有我在场,我想她会等回家以后才发泄的。”

“也许会如此。”派迪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对她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说过几天即将进城。除此以外,她还忧心她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担心他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这种种对她来说,实在是重得让她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派迪完全了解。他是过来人,知道女人一旦感情用事,会是什么样子,更对女人赖以吵闹不休的借口有过非常透彻的认识。

从这以下,一切事情似乎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他的谎言编织得天衣无缝。巴雷说,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去安慰她,但她的体力太差,所以巴雷只好用手环抱着她,并且把她拖回车上,开车送她回家。

在车上她又哭了好久,但是在他们抵达她的公寓时,她已经恢复了。巴雷替她冲了一杯茶,拍了拍她的手,一直到他确信她能够照顾自己时,方才离开。

“做得好!”派迪说。他在说这句话时,活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印度陆军军官在一次偷袭之后向他的手下致贺,那是因为巴雷陈述的事情经过太让他感动,而且也因他的嘴太靠近麦克风了。

接下来,就是巴雷最后的问题了。就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赛伊进来了。当然,事情过后,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他会这么问的动机,那就是摆明了他要偷窃。但是赛伊当时并没有听出他话中隐藏的动机,派迪也没有。而在伦敦,除了已经软弱得坐立不安的奈德以外,谁也没有察觉出来。在状况室里,奈德已经被贬谪到像一个局外人了。

“噢,是啊!那么,那份‘购物清单’怎么样了?”巴雷边做出准备离开状边问道。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他们在政策上的一些小疑虑,但巴雷接着又重复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才预备把那份清单交给我?”

“问这个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难道不应该事先做准备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赛伊说,“那些问题都会写在纸上,都是些是非题,而且,有一点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

“那么,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

“要到最后关头才给。”赛伊说。

赛伊自己对巴雷心态的评论真可说是一针见血。他早就说过:“跟英国人一起共事,你永远猜不透他们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

最起码,在那个晚上,赛伊的话倒没说错。

布拉克把他们在卡车上谈话的录音带重复播放了三遍或十三遍之后,奈德仍然坚持说:“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

我们回到自己的苏俄司,到那儿避难。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半丝睡意。

“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奈德又重复道,“都是好的消息。‘我很好。我很安全。我发表了一场空前精彩的演讲。我要去搭飞机了。星期五见。我爱你。’就这么的,她就哭了。”

“噢,我不知道,”我说,还违心地反问他,“难道你从未在快乐的时候哭过吗?”

“她哭得这么厉害,他不得不扶着她走过医院的长廊。她哭得这么凶,连车门都没法开。到了她的公寓之后,她先巴雷下车,头也不回就跑到门口,好像无视巴雷的存在一样,因为她太高兴了,高兴蓝鸟会准时飞了进来。而他也在一旁安慰她,并且为她听到的好消息而高兴。”接着,他又重复巴雷录下来的话。“他非常的镇静,似乎一无牵挂。‘我们正中目标了,派迪。万事皆如意。这就是她哭的原因。’当然是的!”

他往后坐了一下,双眼睁了开来。巴雷那让人听了不得不信的声音继续从录音机里传出来。

“他不再是我们的人了,”奈德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奈德也离开了。是他发动了这个伟大的计划。而现在,只能借着推理,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演变成他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的孤独。也许,在这一点上,也只有我才堪跟他相比吧!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间谍的工作就是忧虑。

间谍的工作就是孤独,但不仅仅是孤独。

已经消失的沃尔特和还活着的奈德以前教给巴雷的灵丹妙药,现在又重新在巴雷的耳边响起。这一位曾经拜师学艺而如今已学精艺成的继承人,魔法却比他的两位师傅都高明。

他如今所处的情况,是他们任何一位都不曾攀升过的。他有他的目标,也有达到目标的方法,更有克莱福所称的动机:说得好听一点,也就是目的。他们教过他的每一件事情,在他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场时,都成为反过来欺骗自己主子的最佳工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他现在思考的内容。

他们的旗帜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反正不管天上刮的是什么风,他们都会挥舞着它。但是他并不是要背叛他们;而他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知道这场仗他非赢不可,而且也非常清楚是为了谁,他才非赢这场仗不可的。他知道他准备做什么样的牺牲。他不是叛徒,但他也样样皆是。

他不需要他们那神圣的旗帜以及那些让他觉得格外软弱的制度。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但比起那些强行控制他的一大批人还要强得多。他知道他们是所有坏武器里,最糟糕的一种,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已让他们的目标合法化。

以一种说起来好像很慎重,但又不是那么慎重的方式来审视自己,他发现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怒气。他先是闻到了着火味,继而听见它噼里啪啦地烧着。

只有现在。歌德是对的。明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只是个借口而已。不是现在,就什么也都不是了。而歌德呢?即使什么都不是,也仍然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些个讨厌人物完全除掉,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灰色装束给烧掉,并且让我们自己的心重获自由。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共同的梦想,也是那些讨厌人物(无论你相信与否)的梦想。但,要怎么做,拿什么来做,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呢?

歌德是对的,在偶然之间让别人陷入这样的局面,不是歌德的错,也不是巴雷的错。在巴雷的内心里头,有一种情绪正在逐渐上扬。这种情绪,让他越来越觉得和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有一种说不出来而又极为强烈的亲密关系。这种感觉在巴雷的内心越来越炽热,炽热到他无力抵抗的地步。他对歌德那种疯狂梦想——释放理智的力量,打开人们污秽的心灵——怀有无比的热忱。

但是巴雷并没有久留在歌德的痛苦里。歌德是在地狱里,而巴雷很快也会步他的后尘。我若有时间,我会为他哀悼一番的,他想。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歌德可耻地置其生死于不顾,如今又想借最后的勇气加以护卫的那位活人身上。

为了这个需要立即处理的工作,巴雷必须把他学到的所有间谍伎俩全数使出来。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但他依靠自己的程度要远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他必须等待。他必须忧心。他必须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完全全相反的人。一个内心经过调整,外表却一无所成的人。在他扮演那位他们希望看到的巴雷·布莱尔的时候,他必须战战兢兢地踮起脚尖行走,并且曲身如猫,一点也闪失不得。

同时,他心里的那一位下棋高手又在不停地盘算自己的行止。一直沉睡着的谈判代表早已在不注意的时候醒转了过来。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需要和远见之间头脑冷静的中间人了。

卡佳知道,他心里推想着,她知道歌德一定被抓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她知道,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都保持着机智。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卡佳已经知道了。

全世界,除了卡佳和歌德以外,我是惟一知道卡佳知道的人。

卡佳仍然是自由的。

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抢走她的孩子,搜掠她的公寓,把马特维关进疯人院,或是对她使出暴虐手段,她为了一名苏联物理学家,把国家机密委托给一位玩忽职守的西方出版商出版。

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自由的。他们也还没有把我的脖子拴到一面水泥墙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他们一定想要更多的东西。

他们要我们,但要的还不只我们。

他们可以等我们,因为他们要更多的东西。

但是,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那更多的东西呢?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原因何在?

奈德有一次讲到生存之道时说:大家都会说,用今天的方法来逼供,没有人会不吐实情的。他是告诉巴雷,如果他被抓,不要尝试隐瞒什么。但是巴雷想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卡佳。

以后的每一晚,每一分钟,巴雷都在盘算着。他一面等待,一面计划着。他在和我们一起等着星期五蓝鸟的约会。

早餐时,巴雷这位模范出版商兼间谍总是很准时地参加展览行列。每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是书展上的灵魂人物。

歌德,我对你已束手无策了。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从他们的魔掌下拯救出来。

但卡佳仍有一丝希望。她的儿女仍有一丝希望。虽然大家都会说,而歌德最后也会说没有希望。

至于我自己,仍然和往常一样地无可救药。

歌德给了我那份勇气,他想。他心里那不为人知的动机在滋长着,而卡佳给了我爱。

不对。是卡佳把两样都给了我,而且仍然不断给着。

星期五就像前一天一样的安静,屏幕上近乎空白。巴雷在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的开幕餐会上穿梭个不停。

表面上神态自如的巴雷,其实内心不住地关怀卡佳的安危。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卡佳,和她聊天,教她用“方便”这个词作为“安全”信号。而他这边则有意无意地用“坦白说”这个词作为接应。没有什么沉重的事,没有什么爱呀,死呀,或关于某位德国大诗人的谈话。只有:

你今天如何?

说实在的,展览会有没有把你给累倒?

那两个双胞胎怎么样了?

马特维是不是仍然很喜欢他的烟斗?

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爱你,和我爱你,我真诚地爱着你。

为了更确定她是安全的,巴雷派了维克娄到她所在的那个社会主义帐篷看了看。“她很好呀!”维克娄回来的时候面带微笑地说。看着巴雷那副紧张的样子,他还幽了巴雷一默:“她稳得很呢!”

“谢谢你。你真好!老兄。”

第二次,又是应巴雷所求,亨西格自己去了一趟。也许巴雷只是为了让自己晚上多一点体力,所以才没有自己去。或者,也许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感情。但她还在那儿,仍然是活着的,仍然在呼吸,而且她也已经换上了宴会装。

不过,即使是为了能够赶在宾客前提早离开,开车进城,巴雷的心里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能够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实。他清晰的条理,连最资深的律师都要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