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着弗洛狄亚的车。他是为今晚的事而借这部车的。依约，他要在九点的时候在机场的地铁车站等她。九点整的时候，这辆车终于欲行又止地停在他的身旁。

“你是不应该故作坚持的。”她说。

高塔上的滑车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晃荡着，但是街上已经弥漫了宵禁的气氛。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气味。一轮残月挂在雾色蒙眬的天空中，正好就在他们的头上。偶尔，他们的手互相磨搓着。偶尔，他们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一块。巴雷注视着后视镜，镜子被撞过，一角已破损，但他还是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有车子在跟踪他们，但不超车。卡佳向左转，但仍然没有任何车子超越他们。

她没说话，所以他也没有。他在想，他们到底是如何学到这些的，学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放心地讲话，什么地方又不可以。从学校吗？从比他们年长的女孩子那儿吗？还是当你一到了青春期，你的家庭医生就自然会对你一再关照？“现在你该明白车子和墙壁都像人一样，都有耳朵在听的……”

他们正在一条布满坑洞的交通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一处半完工的停车场。

“你得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夫，”他们的目光在车子里交汇的时候，她对他做了如此警告，“你必须表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

“我是大夫。”巴雷说。他们两人都不是在开玩笑。

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踏着水坑绕来绕去，终于停进一个石棉制的雨棚。雨棚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两扇门。门后有一个空的会客桌。在这儿，他第一次嗅到医院的味道：消毒水、地板蜡和外科用酒精味儿。她与他并肩快步越过一个水泥斑驳的大厅走道，一直走到一条铺着油布的走廊，并且通过一处大理石的值班台，柜台后面的女职员们个个拉长了脸。墙壁上的时钟指着十时二十五分。巴雷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时钟所指的比表上的时间整整慢了十分钟。他们又经过另一个走廊，几个人一排排坐在椅子上。

候诊室是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墓穴，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在它的一端，有一个突出地面的讲台。在另一端，两扇门在那儿摇摆着，门后就是洗手间。有人在那儿装上了一盏临时性的电灯，照着进出的路。借着它昏暗的光线，巴雷把一个木制柜台后面的空大衣架给移开去，再把担架推车摆好，然后再把一部古老的电话固定在靠他们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一张长椅靠着墙，卡佳坐了上去，巴雷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他总是尽可能地准时。有时候他会因为电话线路没有接好而延迟一点时间。”她说。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

“如果他们在长途电话上听到有人说英语，立刻就会加以注意的。这很正常。”

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瞎眼士兵，从一道摇摆着的门摸索进了女厕所，和两名正好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撞个正着。她们抓住了他，并且引他走向男厕所。卡佳打开了手提袋，拿出一本笔记和一支笔。

她说过他会在十点四十分时打电话过来的。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试着做第一次联络。她也说过他不会讲太久的。即使电话是安全的，讲得太久也是不智之举。

她站起身来，低着头，像个常客一样，钻进衣帽间的值班台底下，走到放电话的地方。

歌德会不会告诉她他爱她？巴雷心里想着——“我实在太爱你了，爱到拿你的生命来为我冒险。”他会不会把他在信上对她说的那些情话再拿出来说一遍？或者，他会不会告诉她，为了涤清他那烦躁不安的灵魂，以她作为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她就站在边道上，目光敏锐地瞪着那两扇门。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她有没有听到些什么？或者她的心已经老早就飞到叶可夫身边去了？

巴雷心里想：她等他的时候，就是这般站着的，像是一个准备等一整天的人。

电话沙哑地响了起来，就像是有灰尘卡在它的喉咙里一样。第六感已经催促她伸手去接，所以它连第二声都没有机会响，就已经在她手中了。巴雷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是在周围的杂音干扰之下，即使是全力竖起耳朵，也无法听到任何谈话内容。她已经转过脸去，背对他。想必是和对方谈话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隐私。不但如此，她也把另一手捂着另一边耳朵，好让自己更清楚地听到听筒里爱人的声音。巴雷只听到她一再唯唯地说“是”“是”。

不要再纠缠她了！他心中愤愤地想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周末我还要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纠缠她了，不要再把她卷进这个纷争里。你要做，就直接跟我接洽好了。

那本笔记就摊开在那个靠着柱子、摇摇晃晃的架子上。但是她既没有碰架子，也没有碰那本笔记。是，是，是。我在那个岛上的时候，就和她现在一样，只会说是，是，是。他看到她的肩膀抬了起来，并且她的背脊也拉长了，好像是在做一个深呼吸，又像是自己独个儿在享受一件高兴的事情。她把肘部抬起，更紧迫地把话筒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是。为什么不说一个不字呢？不，我不愿意为你牺牲！

她的另一手已经摸到那个柱子。可以看到她的手指头分开了，指尖用力戳进了深色的灰泥里去。她的手背变白，变硬，但是没动。突然间，她的手令他坐立难安了。卡佳好似找着了一个可以向上爬升的支撑点，死命地抓住它，为此时岌岌可危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底下的万丈深渊，而此时她手中抓的，就是在爱人和这道深渊之间惟一可以让她掌握的东西。

她转过身子来了。那个听筒仍然紧靠在她的耳朵上。她是什么人？她已经变成什么样了？这是遇见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面无表情。那个盖住她太阳穴的听筒就像是一把抵住她的手枪。

她的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质。

然后，她的身体顺着柱子滑落下来，好像已经无法再支撑似的。起先，还只是屈膝，紧接着，她连腰也弯了。巴雷伸出了一只胳膊环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则从她手中抢过了话筒，把它按在自己的耳朵上，叫道：“歌德！”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阵嗡嗡的声音，所以只好把它挂掉了。

这件事很怪，但是巴雷一时忽略了它，直到现在才警觉起来，他极力保持镇定，开始离开，但就在他们刚刚挪动脚步的时候，她突然紧紧地抓住了他，握紧的拳头猛地一下挥了出来，打在他的颊骨上。力气之猛，让他一度两眼金星直冒，什么也看不见。他死命地把她的手摁到她的腰上，并且拉着她，低伏着走过柜台，走出了医院，最后走到了停车场。他在心里对自己解释说：“她是一个病人，一个心烦意乱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的病人。”

他一手抱着她，另一手把她的手提袋放到车顶上，找着了钥匙，打开了车门，然后把她给放了进去。然后他跑到车子的另一边，坐到驾驶座上。

“我要回家。”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

“带我回家。”她重复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卡佳，你必须告诉我何时左转，何时右转，听到没有？”他抓住了她的肩膀，“坐直，看看车子外面。这个鬼东西的排档在什么地方？”

巴雷摸索着排档，她抓住了那根杆子，奋力往后一拉，齿轮在她这么一拉之下，尖叫了出来。

“车灯呢？”他说。

他已经找到了，但是叫她打开，希望她在他的怒气之下，能够对他有所反应。他急速地开出了那个停车场，差一点儿就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救护车。泥水溅上了挡风板，但是车上并没有安装雨刷，因为今天并没有下雨。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跳出车，用手帕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泞擦一擦，然后又坐回车内。

“向左转。”她命令道，“快一点，拜托。”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那是一条单行道。”

她的声音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慢慢地开着，不理会她要他开快的要求。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车，它没有靠近，也没有离得更远。那应该是维克娄，他想。不然的话就是派迪，或赛伊，或是亨西格，或是萨巴提尼，或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路旁的卤素灯光照映下，她的脸忽明忽暗，但仍然了无生气。她的目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脑袋里所想像的那个可怕物体，那紧握着的拳头此刻含在嘴里，手指头的关节嵌在她的上下牙齿之间。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转？”他没好气地问她。再一次，他对她大声吼道，“告诉我是在哪里转弯，好吗？”

她先是以俄语说，然后才用英语说：“现在向右转。开快点儿。”

对他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熟悉的。每一条街道都和下一条一样，也和上一条一样。

“现在转！”

“右转还是左转？”

“左转！”

她使尽了全力喊着，然后又喊了一遍。喊着喊着，她的泪水也流了出来，并且瞬间就转变成令人窒息的哭泣，哭泣中含着绝望。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就在他把车子开到门口时，她也停止啜泣了。车轮仍然在滚动着，她就夺门而出。他跟了上去，但她走得实在太快了，似乎有些儿连走带爬地抢到了人行道上，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开手中的手提袋，搜寻大门钥匙。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懒洋洋地靠在门道上，很明显地就挡在她进门的路上。但就在巴雷赶上她的那一刹那，那名男子躲开了，让他们通过。她连电梯都不等，也许根本已经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电梯。她直奔上楼，巴雷在后面跟着跑着。他们越过了一对拥抱着的情侣。在楼梯的第一层，一个老人醉倒在角落里。他们继续不断地往上爬，巴雷开始害怕她已经忘记了到底是住在哪一层了。突然间，她把门锁打开了，他们就又回到她的家了。卡佳先进了双胞胎的房间，双膝跪在他们的床上，头向前倾着，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一样不住地喘息，两只手臂各抱着一个沉睡中的孩子。

又一次，在她的卧房。他领着她回到卧房里，因为即使在这么小的空间中，她也不再记得该怎么走了。卡佳不很确定地坐到床上，似乎是不知道它有多高。他坐在她身旁，看着那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孔，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先是半睁着，接着又睁开了。他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因为此刻她的身体僵直，心灵受到过度的惊吓，而且好像是无视于他的存在。她紧握着手腕，就像它断了一样。突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叫她的名字，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向四周看了看，找寻着。一面墙上钉着一个小型的工作台，是梳妆台和写字台兼用。在一大堆陈旧的信封里，躺着一块圆形的写字板，是像歌德那种人才会用的。墙上挂着一幅装了框的雷诺阿画的复制品。他把它从钩子上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位受过训练的间谍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放在那幅图画的玻璃上，又从他的口袋中拿了一支笔，在纸上写道：

告诉我。

他把那张纸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纸上的字，脸上现出漠不关心的表情，抓住另一只手腕的那一只手并没有放下。她有气无力地耸了一下肩，然后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上，但是对自己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知觉。她的外衫敞开着，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因为跑步而散乱不堪。他又写了一次“告诉我”，然后抓住她的肩头，目光中带着急切的爱意向她恳求着。然后他用食指指着那张纸，以及纸上的“告诉我”。她盯着那张纸，之后，她发出了长长的一声令人为之窒息的叹息，然后把头垂了下来，直到瀑布般的头发完全盖住了她的脸。

他们已经把叶可夫抓了。她写道。

他拿回了他的笔。

是谁告诉你的？

叶可夫。她写道。

他说什么？

他星期五会来莫斯科。他会在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在伊格的公寓跟你见面。他会给你带更多资料，回答你的问题。请准备一份简要的清单。这是最后一次。你应该告诉他出版的消息、日期、细节。你还要带上好的威士忌。他爱你。

他又抓回那支笔。

是叶可夫说的吗？

她点头。

为什么你说他被抓了？

他用错了名字。

什么名字？

丹尼尔。这是我们的规定。他安全的时候叫皮尤特，被捕时叫丹尼尔。

笔在他俩之间急切地传来传去。现在轮到巴雷写。他弄错了？他写道。

她摇摇头。

他病了。他忘了你们的暗号。他写道。

她又摇摇头。

他以前从没错过吗？他写。

她摇摇头，夺回笔，生气地写道：他叫我玛利亚。玛利亚是我危险的时候对我的称呼。如果我安全，就叫阿里娜。

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是丹尼尔。你是玛利亚吗？我的演讲是我这一生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那是个谎言。

为什么？

他总是说，在苏联惟一的成功是不要赢。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故意说一句和我们的笑话相违背的话，用意就是告诉我，我们死定了。

巴雷走到窗前，笔直地看着底下宽阔的街道。他内心中的黑暗世界此刻已经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也没有东西在呼吸。但他是有备而来，已赌上了这条命，这条他从来都不曾爱惜过的命。她是歌德的女人，因此必定会和他共存亡。但不是现在，因为此刻歌德正以他最后所留下来的一点勇气来保护她。不过，她终归是死定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取走她的性命。

他在窗前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床前。她侧着身子躺着，眼睛睁开，膝盖弯曲。他伸出手来，把她拉进怀里，抚慰着她。他感觉到那冰冷的身体在他的臂弯里抽搐着。原来，她在无声地啜泣、无声地叹息，就好像害怕啜泣声会传到墙壁上的监听器里。

他又开始写字了。用粗黑的字体写着：看着我。

状况室的屏幕每隔几秒钟就滚动一次。巴雷已经离开了梅日旅馆。待续。他们已经到了地铁车站。待续。他们已经出了医院，卡佳靠在巴雷的臂弯里。待续。人会说谎，但电脑是绝对正确的。待续。

“为什么是他开车呢？”奈德看到这儿，很敏锐地问出这个问题。

薛里顿看得太专注了，没有回答。但是鲍勃就站在他旁边，接下了这个问题。

“男人喜欢为女人开车啊！奈德。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呢！不是吗？”

“谢谢你！”奈德礼貌地说。

克莱福微笑着表示赞同。

中断。就在安娜斯塔西亚报告下一个状况之前，屏幕上暂为一片空白。安娜斯塔西亚是一位年约六十的拉脱维亚人，她已替苏俄司工作了有二十年。只有她奉准可以在那里监视。

这个报告来了：

她经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厕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诊室里。

在她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等着。

在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站在电话旁边，看起来像是在拥抱的样子。巴雷的一只手摸着她的脸，卡佳的一只手举了起来，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蓝鸟的电话此时打进来了没有？

安娜斯塔西亚不知道。虽然她已经站在厕所马桶边竖着耳朵偷听，但仍然没有听到那部电话响过。所以，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没有来，就是当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为什么必须拥抱着她？”奈德说。

“也许她的眼睛里飞进一只苍蝇。”薛里顿口气酸酸地说，仍然望着屏幕。

“他开车，”奈德坚持说，“在那个地方是不许他开车的，但他开了。他曾让她一路开到乡下，再开回来。这一次也是她开车带他去医院，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他开车了。为什么？”

薛里顿把他的铅笔放了下来，用食指松一松衣领，“所以，你要赌的是什么，奈德？蓝鸟到底是打了那个电话，还是没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风度地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许他打过了。不然他们会继续等下去的。”

“也许她听到了什么她不喜欢听的事情，什么坏消息之类的。”薛里顿作了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