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密码室的书桌前,身上仍然穿着雨衣,正在打包调查过程中找到的无用战利品:军用枪套,折起的图片,雕花裁纸刀,只给领事以上层级使用的蓝皮日记本,装着五颗木头纽扣的锡盒子,最后是第六颗纽扣和三截雪茄烟蒂。
“别放在心上,”科克亲切地说,“他总会现身的。”
“当然啰,就像你的股票和加勒比海美梦一样,总是会实现的。利奥是每一个人的挚爱。是每一个人离家出走的儿子。哪怕他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仍然爱他。”
“他这个人说话没有半句真。”科克坐在带轮矮床上,正在穿运动鞋。他没有穿外衣,手肘以上戴着金属弹簧,让他的衬衫看起来就像是地铁站里的广告。走廊外毫无声响,“他是很安静,却是个鸟人。”
一部密码机咯咯作响,科克皱起眉头看着它。
“花言巧语,”他继续说,“这就是他的德性。他就像会魔法一样,说任何鬼话都有人相信。”
科克把传进来的电报放入一个纸篓。纸篓上的标签写着“机密:只有有两个获授权的见证人在场才可以处理。”
“我想请你把这包东西寄给拉姆利。”特纳说。科克签了张收据。
“我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科克说,声音欢快,“当时我好嫩,真的好嫩。结婚才六个月。要不是早识破他,我就一定会……”
“一定会照他报的明牌买股票。一定会把解码手册借给他在床上读。”
“不是解码手册,是珍妮特。他在床上读的就会是她。”
特纳最后一次把订书机狠狠往下压。“莱尔在大使馆里吗?”
“我怀疑。伦敦传来了一份有你手臂粗的指令。所有外交人员都出动了。”他笑着说,“去游说议员。卖力给各层级下工夫。不让任何一枚可用的棋子闲着。另外也是去争取另一笔贷款。我有时真不知道德国佬哪来那么多钱。知道利奥有一次对我说什么吗?‘我告诉你,比尔,我有办法取得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我们——就你和我——跑到德国国会,说要借给他们一百万镑。我猜他们一定会马上昏过去。’他是对的。”
特纳打了莱尔的电话号码,但没有人接。
“告诉他我打过电话向他道别,”他对科克说,但又马上改变主意,“算了,别费事了。”
接着他打电话到旅游科,问机票的事。对方回答一切都安排妥当:布拉德菲尔德先生亲自打电话交代过,机票现在就在值班柜台等着。旅游科的人看来印象深刻。科克拿起自己的外衣。
“你最好帮我打个电话给拉姆利,告诉他我的抵达时间。”
“恐怕已经有人办好了。”科克说,脸差点红起来。
“好,谢谢。”特纳站在门边,回头打量密码室,样子就像此生不会再看到这地方。“祝小宝宝顺利诞生。祝你梦想成真。祝每个人梦想成真。祝他们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看开点嘛,不妨换个方式看事情。”科克语带同情地说,“有些事情你就是永远放不下,对不对?”
“没错。”
“我的意思是,不是什么事都有圆满结局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只是用来骗骗女生的。只是言情小说里的鬼话。在这方面你还真像利奥:什么事都放不下。你准备怎么打发下午?美国电影院有很棒的日间音乐会……算了,不适合你。太多嚷嚷的小鬼了。”
“你说他什么事都放不下?这话怎么讲?”
科克在密码室里东转西转,一会儿检查密码机,一会儿检查书桌,一会儿检查装机密的纸篓。
“有仇必报。他曾经和弗雷德·安杰有过过节。弗雷德是行政组的主任。听说这个仇维持了五年之久,直到弗雷德被调任为止。”
“因什么而起的?”
“小事,”科克从地上捡起一片纸片,读它的内容,“鸡毛蒜皮的小事。弗雷德砍了利奥花园里一棵菩提树,说它会危及篱笆。弗雷德告诉我:‘比尔,那树不砍的话,到春天准会倒下来。’”
“利奥对土地有感情,”特纳说,“他想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不想生活在过渡状态。”
“知道利奥怎样报仇吗?他用树叶做了个花圈,带到大使馆,钉在弗雷德办公室门外。钉子足足有两英寸长,够用来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了。大使馆的德国雇员看到,还以为弗雷德死了。但利奥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看到没,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但那些外交官都看不出来,被他耍得团团转,觉得他很帮得上忙。我不是说他这个人没能力,只是说要是利奥生气的话,我可不想是我惹的。”
“他追过你太太?”
“我让他死了心。”科克说,“这种事我见多了,见怪不怪。是两三年前的事。他突然开始参加土风舞社,接近珍妮特,说要送她一部吹风机什么的。我把他叫出来。‘你只管吹干自己的头,’我说,‘她是我的。’但你不能怪他,对不对?听过一句形容难民的话吗?‘他们除口音以外失去了一切。’说得对极了。利奥的问题在于,他想把一切要回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偷走一些文件,待价而沽。不过我猜他要回的并没有比我们欠他的多。”对自己的检查工作感到满意后,科克叠好他的小册子,走向门边特纳站立的地方。“你是北方人,对不对?”他问,“从你的口音就听得出来。”
“你和他有多熟?”
“利奥?就跟这里其他人一样。我会跟他买买这个买买那个,给‘荷兰人’不时下张订单。”
“‘荷兰人’?”
“一家进口公司。专从阿姆斯特丹进口各种东西。如果你不嫌麻烦,就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价钱。什么都买得到:牛油、肉品、收音机、汽车。”
“吹风机?”
“什么都有。他们有个业务代表,每星期一都会打电话来。只要填好订单交给利奥,那下星期就会收到你订的货。我猜他一定从中捞到好处。但你休想问出他有什么好处。哪怕你问得脸红脖子粗,他也不会告诉你。不过我猜就是那些臭雪茄。真的很臭。我不认为他真的喜欢抽。他抽只是因为烟是免费的。再就是因为我们向他抱怨。”他笑了笑,“他对我们的心理很有研究。我想你也是一样。好了,我得去忙了。再见。”
“你刚才提到你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有吗?啊,对。”他又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信他任何一句话。我来这里的第一天,米基·克拉伯带我到处认识人,去过好些地方之后,他对我说:‘走吧,去拜最后一个码头。’然后就带我到一楼,去见利奥。‘这位是科克,’他这样介绍我,‘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在密码室服务。’说完就先离开了。”科克在门旁边的旋转椅坐下,背向后靠,俨然一个他向往良久的富有的经理人员。“‘来杯雪莉酒吧。’利奥说。我们这里规定滴酒不沾,但利奥却不太管这规定,虽然这不表示他爱喝酒。‘别客气,有新同事加入当然要庆祝一下。’他说,‘对了,科克,你不会那么巧也爱唱歌的吧?’‘只会在洗澡时唱。’我说,然后我们都笑了。他是在为唱诗班找人,而他这一招常常让对方印象深刻。当时我想,黑廷先生真是个信仰虔诚的绅士。其实虔诚个屁。‘抽雪茄吗,科克?’不抽,谢谢。‘来根烟?’那我就不客气了,黑廷先生。所以我们就像外交人员那样,坐在那里,边喝雪莉酒边聊天。我心里想:‘唔,你在这里可真像个小国王哪。’家具,地图,地毯……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对了,弗雷德在调走前找各种理由清掉利奥房间一半的东西。‘伦敦那边的情形怎样?’利奥问我,‘我想还是跟从前一样吧?’这个厚颜无耻的鸟人是想松动我的心防。‘那个大门的老门卫还是会对那些来访问的大使莽撞无礼吗,科克?’给他说对了。‘还有那些壁炉,每天早上还是会照样生起火,弄得乌烟瘴气吗?’我回答说:‘没错。但也没有太乌烟瘴气啦。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改进是需要时间的。’‘这可给你说对了,’他说,‘我几个月前才收到尤安·瓦尔特的信,说他们准备要安装中央暖气系统。那老头子以前会在楼梯间祷告,日祷告夜祷告,现在还是这样子吗,科克?但看来他的祷告对我们帮助不大,你说是不是?’他一点都没说错。尤安·瓦尔特是当时西方司的头儿,我们几乎都喊他长官。他是个凡事都交托给上帝的人。然后利奥再次谈到唱诗班,谈到‘丹麦人’和两三件别的事,表示我有什么忙他都愿意帮。出来后,我去找米基·克拉伯,把利奥说过的话告诉他。你知道他什么反应?他笑弯了腰。‘利奥?’他说,‘利奥这样说过?他这辈子从没有走进过外交部。他甚至从1945年起就没有回过英国。’”科克摇了摇头,“但就像我说过的,你不能怪他,对不对?”他站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全都看穿他,却又全都中了他的道儿。所以除了自己,我们还能怪谁?阿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像我的梦中别墅那样,我明知那是不会实现的,但还是相信它。我的意思是,人非得有某些幻象才能活下去……至少在这个地方非得有。”
特纳手放在雨衣外面,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着科克,然后又盯着手心里的炮铜钥匙,他看起来一副心思涣散、猜疑不定的样子。
“米基·克拉伯电话多少?”
看着特纳拿起话筒,科克一脸惊恐。
“他们并不预期你会找他,”科克焦虑地说,“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我不是要找他。我是要约他吃午餐。我要乘晚班飞机,而世界上没有任何鸟事可以叫我愿意在这个梦幻盒子里多待上一小时。”他砰一声挂上电话,大步走出房间。
莱尔办公室的门大开着,但里面没有人。桌上留了张字条:“知道你打过电话来道别。再见,阿伦·特纳。”特纳抓着字条的手因为愤怒和羞辱而颤抖。在大堂里,人们三三两两向外走,有到室外去吃三明治的,有到食堂去用餐的。大使的劳斯莱斯就停在大门外,当前导的摩托车警察耐心等候着。值班柜台处,冈特正在向梅多斯低语,看到特纳走近就沉默下来。
“这里,”他说,把一个信封递给特纳,“里面是你的机票。”表情仿佛是说:“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我都好了,老哥,”克拉伯从他惯站的阴影处说,“就等你。”
侍者都静悄悄的谨慎极了。克拉伯点了蜗牛,说这里的蜗牛非常正宗。桌子旁的墙壁上挂着幅牧羊人与水仙女共舞图,只有微微的性暗示。
“科隆那天晚上你和他在一起。他打架那天晚上。”
“那天很怪,”克拉伯说,“不是一般的怪。你要加点水吗?”他问,然后在两个酒杯里各加进一点点水,但不比一滴为祈求清醒而流的泪多。“我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
“你常常和他一起出去玩?”
克拉伯想装出笑容,却没有成功。两人举杯喝了一口酒。
“五年前的事了。那时玛丽因为妈妈生病,三天两头往英国跑。所以说,我等于是个分居中的男人。”
“所以你偶尔会和利奥去乐一乐:喝两杯,再泡泡妞。”
“差不多吧。”
“在科隆?”
“慢慢来,老哥,”克拉伯说,“你真像个律师。”他又喝了口酒,要等酒精流到胃里,他才像个反应迟钝的滑稽演员那样抖了抖。“老天,那天真够呛。”
“科隆的夜总会是最好的,对不对?”
“你不能在这里搞,老哥,”他紧张兮兮地说,“在波恩这里你得千万小心。”又没必要重复一句:“得千万个小心。”然后又猛一扭头,表示同意,“对,科隆是比较好的选择。”
“有比较好的妞儿?”
“我不记得了,老哥。太久以前的事了。”
“利奥是为找女人去那里的?”
“他喜欢女人。”克拉伯说。
“所以说那天晚上你也去了科隆。你太太在英国而你则和利奥一起去狂欢。”
“我们只是坐在一张桌子喝酒。”他调整姿势以配合他说的话。“利奥谈到部队的事,回忆些陈年往事。他爱部队生活,真的很爱。他应该继续待在部队里的,这是我的感觉。在我看来,他需要些管束。你可以说他是个顽童,就像我一样。年轻时候是这样没有关系,你也不会在意。但日后就不同了。在舍伯恩66的时候我常常挨揍。被揍得出了魂。他们把我按在水龙头下面,或是把我的脸按在洗脸盘里,然后一堆烂人长官轮流揍我。当时我不在意,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他一只手搭在特纳手臂上。“老哥,”他喃喃说,“但我现在恨死他们。从前我不知道有这东西在我心里。但现在全浮上来了。我恨不得回去拿枪扫射那些烂人。我是说真的。”
“你是在部队里认识他的吗?”
“不是。”
“我最早是在战争罪行调查组与他有一点认识。在明兴格拉德巴赫。第四组。”
“当时他已经在做索赔官的工作?”
克拉伯遇到侵袭的一贯反应是慌张胆怯。就像他名字的发音一样,他会喀啦一声把两片蚌壳合起,躲在里面,静待危险过去。他把头低到酒杯上面,停住,两肩耸起,用一双粉红色的眯眯眼窥伺特纳。
“你说你们边喝酒边聊天。”
“只是静静喝酒聊天。等着看歌舞表演。我喜欢看精彩的歌舞表演。”接下来,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一件完全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怎样在上次法兰克福举行的自由民主党大会上拉到一个女的。“真是输给她,”他自豪地说,“她像只猴子一样爬在我上面,完全没有我要做的。”
“所以那场架是发生在歌舞表演之后?”
“之前。有一小群德国佬在吧台大声唱歌喧闹。利奥觉得不爽。他瞪他们,一副七窍生烟的样子。然后他突然喊结账。‘Zahlen!’就像这样。很大声。我说:‘喂,老哥,怎么回事?’他没理我。‘我不想走,’我说,‘我想看艳舞。’侍者拿来账单,利奥算了一算,手伸进口袋,掏出一颗纽扣,放在收银盘里。”
“什么样的纽扣?”
“就是纽扣。和火车站餐厅女侍者捡到那颗一模一样。木头的,中间有些孔。你不能用纽扣来付账,对不对?”克拉伯说,语气中犹有余愤,“我起初以为他是开玩笑,还笑了一下。‘你还拽下她其余的纽扣吗?’我说。但他不是开玩笑。”
“继续说。”
“他对侍者说:‘拿去,不用找零。’然后站起来。‘走吧,米基,这地方好臭。’接着夜总会的人就扑向他。老天,不可思议。我从不知道他这么能打。三个人被他撂倒,一个逃了,然后有谁拿玻璃瓶朝他一砸。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出来说句话。下一件我知道的事就是我们跑到了街上。利奥跪着,手撑在地上,夜总会里面的人走出来,又修理了他一顿。我则在一旁咳得连肠子都吐出来。”
“你喝醉了?”
“我清醒得像法官,老哥。我的胃挨了踢,就这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踢你?”
克拉伯凑近酒杯。“因为我试图帮他一把。试图拦住其他人,让他脱身。只可惜——”他解释说,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我已不复当年之勇。普兰什科早闪了一步。”他咯咯笑了起来,“利奥才把纽扣放到收银盘他就已经跑到了门边。看来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怪不得他。”
“那段日子普兰什科常和你们一起玩?”特纳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提到一个老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老哥,也是最后一次。那件事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怪不得他。他要担心宪兵和其他东西。对他的身份不利。”
“事情后来怎样收场?”
“我猜是普兰什科打了电话给西布克龙。警察把我们抬回大使馆。警卫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再找来医生。然后尤安·瓦尔特就来了,那时他是参赞。然后西布克龙也坐着他脏兮兮的奔驰车来了。他在我的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盘问利奥。外交人员大闹夜总会,袭击平民,这种事说多严重有多严重。有很多破网要捕。”
侍者端来用醋和葡萄酒烹调的腰子。
“老天,”克拉伯说,“看看,让人垂涎欲滴。吃完蜗牛后来一份腰子再美不过。”
“利奥告诉了西布克龙什么?”
“没有。啥都没有。你不了解利奥这个人。口风紧还不足以形容他。不管是对瓦尔特,对西布克龙,还是对我,他都没有吐露半个字。瓦尔特对外宣称他是休假去了。他换了新的牙齿,缝了几十针。天晓得身上还有什么零件换过。他告诉每个人他是在南斯拉夫游泳时受的伤,说他在一个水浅处跳水,把脸撞伤了。”
“你认为利奥为什么要找架打?”
“我毫无头绪,老哥。从此我就不敢跟他出去。不保险。”
“没有看法?”
“没有,抱歉。”他的脸沉到了表面下面,上面蒙上了一层无理路可循的皱纹。
“见过这钥匙吗?”
“没有,”克拉伯咧嘴而笑,“利奥的?以前他任何女人都上。现在乖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