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机场接他的是莱尔。莱尔开的是一辆相对于他年纪而言略年轻了一点的跑车，它风驰电掣地在乡村公路上飞驰。虽然还是相当新的车子，但车身的烤漆在夹道的栗树中显得暗沉。时间是早上九点，但街灯还亮着。在他们两旁，平坦田野上的农舍和新建筑缭绕着薄雾，像是被大海抛到岸上的废船。雨滴刺针般打在面积不大的挡风玻璃上。

“我们在阿德勒饭店给你订了房间。希望合适。我们不是太知道你们这一类人员的住宿规格。”

“这些海报上说些什么。”

“啊，我们几乎已经不再读它们。统一……与莫斯科结盟……反美……反英。”

“真高兴知道我们还在大联盟里面。”

“我恐怕你碰上一个地道的波恩天了。有时雾还会再冷一点点，”莱尔继续欢快地说，“那时我们就会称之为冬天。有时会温暖一点，我们就喊它夏天。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形容波恩的吗？不是下雨就是平交道下陷。当然，两者经常是同时发生的。被雾封锁起来的孤岛，这就是我们英国大使馆的处境。这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我们活在不久的未来与不那么近的过去之间。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你一向都有随从的吗？”

一辆黑色的“欧宝”跟在他们三十码后面。它既不加速也不减速。坐前座的是两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车头灯亮着。

“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至少是这么说的。我想你听过我们和西布克龙会面的事吧？”他们向右，“欧宝”跟着右转。“大使相当火大。但经过汉诺威的暴动后，他们现在当然是振振有词了：没有英国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会是安全的。我们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不过说不定星期五之后警卫就会撤走。伦敦那边有什么新闻？我听说史蒂德得了利马的缺。”

“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兴奋。”

一个黄色路标指出离波恩还有六公里。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绕远路。现在进城和出城都很挤，有一些检查岗哨之类的。”

“我记得你说过卡费尔德对你们没有影响。”

“我们每个人嘴巴上都是这样说的。那是我们的宗教。我们被训练得把卡费尔德视为讨厌鬼而不是瘟疫。你会习惯的。对了，布拉德菲尔德有口信要我带给你。他为不能亲自接你感到抱歉，但他目前面对的压力相当大。”

车子急转弯转出大路，在电车轨道上颠了两三下，开进一条小路。偶尔会有一张海报或一张照片迎他们而来，又快速没入雾中。

“布拉德菲尔德的口信就是这些？”

“谁知道还有些什么问题。他想你大概想会先知道这个。掩护，你们是这样喊的吗？”

“我也许会这样喊。”

“我们那位朋友的失踪现已被普遍注意到，”莱尔继续以友善的语调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幸而汉诺威的事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让我们来得及修补几个破洞。对外，劳利的说法是黑廷请了事假。他没有公布细节，只暗示黑廷碰到一些私人麻烦。资浅人员爱怎样想就怎样想：精神崩溃，家庭烦恼；就让他们造他们的谣去。布拉德菲尔德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处理方式，我们全都支持他。至于你……”

“怎样？”

“我们打算说你是来这里进行一般性的安全检查。你觉得怎样？在这个危机时期，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你跟他熟吗？”

“黑廷？”

“对，你跟他熟吗？”

“大概算熟，”莱尔说，在一盏红绿灯前面停下车来，“但我想应该让劳利先跟你谈谈。说说看我们可爱的约克老爷们有什么新闻？”

“你在说谁？”

“我好抱歉，”莱尔不自在地说，“这是我们这里给内阁取的称呼。我真是够蠢的了。”

他们接近大使馆了。当他们往左拐开进大使馆的车道时，黑色的“欧宝”从后面慢慢驶过，就像个看着小孩安全过了马路的老保姆。大堂里一片混乱。公文信使、记者和警察人挤人。一道橘色的铁栅栏封住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莱尔快步把特纳带上二楼。值班柜台一定有人已经打电话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了这件事，因为当他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布拉德菲尔德已经站了起来。

“劳利，这是特纳。”莱尔说，就像没什么事他可以做似的。离开时他细心地带上门。

布拉德菲尔德是个结实、自制的人，浅颧骨，保养得很好，不然，以他的年纪，不可能睡那么少还撑得住。然而，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紧绷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他眼角处出现了不常看到的细淤痕，脸色苍白得不自然。他不发一语地打量特纳：攥在一只大手里的帆布袋子，邋里邋遢的淡黄褐色西装，不退让、尊卑不分的五官。有片刻光景，不由自主的怒气看似就要从布拉德菲尔德身上爆发，让他惯有的沉着备受威胁。那是一种审美上的愤怒，愤怒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候竟然会有这样一个刺眼而不协调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特纳听得到走廊外面忙碌的低语声、踏踏的脚步声、打字机的快速喀哒声和密码机的幽幽搏动声。

“在这个麻烦时期能够有你来帮忙真好。那袋子由我代劳吧。”他接过帆布袋子，把它随便扔到椅子后面。

“老天，好热。”特纳说。他走到窗前，两肘靠在窗台上，凝视外面。在他右手边的极远处，是柯尼希斯温特的七峰山，它们披着一层薄云，在无色天空的衬托下，像是歌特式的梦境。在它们下面，特纳隐隐看见呆滞的水光和一些静止船舶的影子。

“他住在那边，对不对？柯尼希斯温特？”

“我们在河对岸有两三栋租来的宿舍。它们的需求量从来不高。要从码头过河是一桩麻烦事。”

在饱受践踏的草坪上，工人正在拆解大帐篷，两个德国警察在一旁看着。

“我猜你们在处理这一类案子时，都有些例行性的程序吧。”布拉德菲尔德对着特纳的背说，“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些什么，我们会尽所能提供给你。”

“好的。”

“密码员有一个日间休息室，你可以使用，不会受到打扰。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不需要谁的批准就可以给你发电报。我也交代了档案库做一份失踪档案的清单。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我深信莱尔一定会尽所能提供给你。至于社交方面……”布拉德菲尔德犹豫了半晌，“我要邀你明天晚上到我家里用餐。我深信莱尔会借你一套晚礼服。”

“有好些例行性的程序。”特纳终于回答说。他弯身靠在暖气炉上，打量房间四周。“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事情应该简单得要命。问问警方。查查医院、疗养院、监狱、救世军旅馆。把他的照片散发出去，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然后我会亲自去找他。”

“去找他？去哪里找？”

“从其他人那里去找。从他的背景去找。查他的动机、政治上的联系、男朋友、女朋友、有接触的人。查任何涉入的人：知情的人、半知情的人、只知道一点点的人。查是谁帮他跑路的，他见过谁和在哪里见过；查他是用什么联络方法，有哪些藏匿点、接头点，他计划这件事情已经有多久……也许还有必要查是谁掩护他的。这就是我的方法。然后我会写一份报告，指出该负责的人，制造一些新的仇家。”他继续打量房间，看来，在他清澈、莫测高深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清白的。“这是其中一种例行程序。当然，它只适用于和我们友好的国家。”

“你提到的大部分方法在这里都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

“哦，当然。拉姆利已经提醒过我了。”

“也许在你有所行动以前，我应该再提醒你一遍。”

“请便。”特纳说，态度可说是故意要惹人生气。

“我猜在你们的世界，秘密是最重要的。它们比任何事都重要。凡保密的就是你的朋友，凡泄密的就是你的猎物。但在这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为例，政治的考虑要远重于安全的考虑。”

特纳突然咧齿而笑。“一向都是这样的，”他说，“这正是让人惊讶之处。”

“在波恩这里，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代价保持德国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友善。巩固他们不理会选民越来越高批评声浪的决心。联合政府生了病，最小的细菌都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我们的任务是宠这个残疾人。安慰他、鼓励他和有时恐吓他，然后向上帝祈求他会至少活到我们加入欧共体为止。”

“好感人的画面，”特纳再次看着窗外，“我们只有一个盟友，但他却是个瘸子，需要拐杖搀扶。欧洲两个病号互相搀扶着彼此。”

“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不巧就是事实。情形就好比打桥牌。我们手上都是烂牌。我们的信用用尽了，我们的资源是零。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指望搭档。我们向他微笑。为了回报我们的微笑，他会叫牌和主导大局。那笑容是我们惟一的筹码。英国政府与德国联合政府的全部关系就是靠这个笑容维系。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的脆弱微妙。我们与欧洲未来的关系再过十天就要决定了。”他暂停下来，显然是预期特纳会说话。“卡费尔德会选择下星期五在波恩游行并不是巧合。到了星期五，我们在德国内阁里的朋友就得决定是要屈服于法国的压力还是信守对我们的承诺。卡费尔德憎恶欧共体，一心想要拥抱东方。短期内他会向巴黎倾斜，但长远来说却会向莫斯科倾斜。通过在波恩游行示威和加快运动的节奏，他是蓄意在最关键的时刻向联合政府施压。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这么简单的话我还听得懂。”特纳说。有一幅女王的彩色照片悬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正上方。她的王冠无所不在：在蓝色的皮革椅子上，在银烟盒上，甚至在会议桌那些便条本上。就像是女王陛下曾经坐头等舱来过这里，回程时留下大堆免费礼物。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要以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行动。波恩是一座村庄，”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是一座村庄内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得到东道主的信任更重要。有迹象显示，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的态度在过去四十八小时明显变冷淡。我们受到监视，我们被监听，甚至我们想要联络上各政府部会里的熟人也变得极端困难。”

“好吧，”特纳说，他已经听够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还有呢？”

“还有是，”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我们都知道黑廷可能是什么底细。这不是没有先例。他的阴谋越大，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就越大，会动摇德国人信任感也越大。我们来做个最坏的假设。如果可以证明——我没有说一定可以，但有一些迹象是这样显示的——如果可以证明，因为黑廷的缘故，这些年来我们最重要的秘密——大都是英德间的共同秘密——一直都外泄到俄国人手里，又如果这件事情曝光，那么，维系我们在这里的信用的最后一条线就会被切断。等一等，”他把身体坐得笔直，英俊的脸庞流露出不是滋味的表情，“先听我把话说完。在这里有某些东西是在英国没有的。那就是一个反苏同盟。德国人对它是很认真的，如果嘲笑它，我们就是自取灭亡：它仍然是我们进入欧共体的门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都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穿着闪亮甲胄的护卫者。我们也许会破产，我们也许会央求贷款、现金和贸易；我们也许会偶尔……重新解释我们对北约的承诺；当枪炮声响起，我们也许会把头埋在毯子下面；我们的领袖也许会像他们的领袖一样没出息……”

这一刻，特纳从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中听出些什么呢？自我憎恶？对走向衰败的无可奈何？布拉德菲尔德的样子就像个试过各种药方，不想再多看一个医生的病人。有片刻时间，他们之间的鸿沟合了起来，而特纳仿佛是听到他自己隔着一层波恩薄雾在说话。

“尽管这样，以大众心理学的用语说，我们仍然拥有一笔没有说出口的大本钱：一旦野蛮人从东方杀过来，德国人就会需要我们帮忙。到时莱茵军会在肯蒂什山匆匆集结，而英国的独立核威慑力量就会上位。现在你看得出来，如果黑廷落在像卡费尔德这样的人手中，会有什么后果了吗？”

特纳从内袋拿出他的黑色笔记本。打开它的时候，笔记本尖声地喀喀响。“不，我看不出来。目前还看不出来。你不希望他被找到，你希望他消失。如果你有办法，就不会找我来。嗯，我想要你知道：从来没有人这么早就警告我别乱来。老天，我几乎还没有坐下来呢。我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全名。你知道吗，我们在伦敦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他有可能是被绑架的。有可能是被一辆巴士碾过，或者和一个妞儿跑到哪里去了。但看看你，你马上就认定他是个间谍。这样的话，他可说是我们历来认定得最快的间谍。所以他到底偷了些什么？有什么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想要插嘴，但特纳硬是不给他机会。“还是说我不应该问？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任何人为难。”

他们隔着几个世纪的猜疑互相凝视：特纳聪明、凶猛而粗野，有着暴发户的倔强眼神；而布拉德菲尔德虽然处于下风却不退缩，他字斟句酌，措辞精准，要靠自己的才智扳回一城。

“我们最机密的档案不见了。它在黑廷失踪的同一天消失。它涵盖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和德国人最敏感的谈话，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基于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理由，假如它们被披露，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谈判就会泡汤。”

特纳起初以为耳朵里的嗡嗡声是飞机引擎声的余音，过一下子才意识到那是马路传来的车流声。波恩的车流声就像雾一样遥远。凝视窗外时，他心里一凛，蓦地想到从现在开始，他看到或听到的什么都不会是清晰的了：他的五官将会被让人厌烦的热与离形去体的声音所拥抱和淹没。

“听着，”他指着他的帆布袋子说，“我是个流产师。你不想用我但又不得不用我。你想我把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又没有后遗症，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会尽我所能的。不过，在动刀以前，我们先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吧。好吗？”

教义问答开始了。

“他单身？”

“对。”

“一直都是单身？”

“对。”

“一个人住？”

“就我所知是这样。”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的参赞处会议。就在这个房间里。”

“之后就没看到？”

“我听说出纳见过他。也许还有其他人见过他，但我不方便东问西问。”

“有其他人员失踪吗？”

“没有。”

“你有清点过一遍吗？”

“这里天天都有人休假；没有人会未事先请假就缺席。”

“那为什么黑廷不请假？他们一般都会先请假的。可以叛逃得轻松自在。”

“我不知道。”

“你们走得近吗？”

“当然不近。”

“他的朋友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他没有值得提的朋友？”

“有不值得提的朋友吗？”

“就我所知，他在大使馆里没有走得近的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有熟人，但朋友寥寥无几。这就是大使馆的生态。社交应酬太多了，我们都学会珍惜私人空间。”

“他有德国人的朋友吗？”

“我不晓得。他一度和哈利·普兰什科相熟。”

“普兰什科？”

“我们在德国国会里有一个对头：自由民主党人。普兰什科就是他们之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他和黑廷从前很有交情，不单只是同行的伙伴29。档案里记载他们曾经是好朋友。我们都会把可能有用的关系人登记在案。我相信他们是在占领时期认识的。有一次我例行性地问起他关于普兰什科的事，他说他们已经没有来往。关于普兰什科，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

“他一度跟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女子订婚。这个哈利·普兰什科被指名为品德信誉见证人。”

“那又怎样？”

“你从没有听过爱克曼这个名字？”

“我对这名字没印象。”

“玛格丽特呢？”

“我从未听说他订过婚，也从未听过那个女人的名字。”

“他有什么嗜好？摄影？集邮？当香肠族？”

特纳一直在写东西，样子就像填一张表格。

“他对音乐有兴趣。他在礼拜堂里弹风琴。我相信他也收集了很多唱片。这一点你最好问问资浅人员。他跟他们比较谈得来。”

“你去过他的住处吗？”

“一次。是去吃晚餐。”

“他来过你家吗？”

布拉德菲尔德思考了一下子，让对答的节奏中断了片刻。

“一次。”

“是吃晚餐吗？”

“是喝酒。他不是参加晚宴那种料。如果这话冒犯你的社交本能的话请见谅。”

“我没有什么社交本能。”

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显得惊讶。

“但你还是到他家吃了晚餐，对不对？我是说你给了他希望。”他站起来，像只老是被光吸引的大飞蛾那样，再次慢走到窗前。“你有他的档案吗？”他的声音，就像是受到了布拉德菲尔德的感染。

“只有账单、年度工作报告和军方出具的一封推荐信。全都是很公式化的东西。你想看可以看。”见特纳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们很少会保留临时雇员的材料；他们的离职率很高。黑廷是个例外。”

“他在这里待了二十年。”

“对，正如我说的，他是个例外。”

“而且从来不用接受安全审查。”

布拉德菲尔德没说什么。

“在大使馆待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待在参赞处，却从未接受过安全审查。连名字也没报到伦敦。真够让人吃惊的了。”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全都以为他已经接受过审查。他是从对德管制委员会过来的，我们很自然认为他已经通过某种安全标准。”

“但你对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

大帐篷已经拆除。两个像无家可归的警察在灰色的草坪上踱步，湿答答的皮革长外套下摆在靴子边摆动。这是个梦境，特纳心想，是一个吵闹、讨厌的梦境。“波恩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莱尔怡人的声音在他耳边提醒他，“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我不会阻止你。”

“你从一开始就警告我别乱来。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但其余的部分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没有想法。你和我见过的其他叛逃者上司都不一样。你不恐慌，对他的动机没有推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是为你工作的。你了解他。但现在你却告诉我他是间谍，说他偷了最重要的档案。他被说成垃圾。你们有人失踪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事情都是这么容易打发的吗？”他等着布拉德菲尔德回答。“让我来帮你想一个理由如何？‘他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了。我们心里都信得过他。现在还是这样子。’这个理由怎么样？”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说话。

“我再想一个。‘自从那天晚上跟他讨论过马克思以后，我就对他起疑。黑廷吞了一颗橄榄却没有把核吐出来。’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依然没回答。

“你看，这是很不寻常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把他说成小角色。你形容他不配参加你家的晚宴。你忙着撇清。你把他说成人渣。你指控他是叛徒。”

特纳以他淡色、猎人般的眼睛望着布拉德菲尔德；他等着他动一下或比划一个手势，又侧着头等待风。但什么都没有。“你甚至懒得去推测他为什么这样做。你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像你乐于判他死刑。”

“我不认为你的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布拉德菲尔德冷冰冰地说，“或我的工作应该由你来做。”

“卡普里岛。这个怎么样？他带马子去了卡普里岛。他趁大使馆一团乱，偷走一些档案，拿去卖给捷克人，然后带马子去享受人生。”

“他没有马子。”

“爱克曼。他去找她。说不定普兰什科跟他们一道。两男伴一女。新郎，男傧相，新娘。”

“我告诉过你，他没有女人。”

“哦，这么说你跟他很熟啰？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是你知道的：他是个叛徒，而且没有马子。”

“他没有女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个回答让你满意吗？”

“他也许是个同志。”

“我很肯定他不是。”

“那是突然迸出来的。到我们这把年纪，人都会有点疯，对不对？是男性更年期搞的鬼，你看这个推理如何？”

“这是个荒谬的假设。”

“是吗？”

“就我所知，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特纳的声音则仅仅比喃喃自语高一点。

“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对不对？他有经手钱的事吗？”

“有，但我们没有不见了钱。”

特纳转身对着他。“看，”他说，眼睛闪着得意的光芒。“你查过。你猜测过他的动机。”

“也许他只是跳到河里去了。”特纳又提出一个假设，眼睛仍然盯着布拉德菲尔德。“没有性生活，他日子要怎么过？不如跳河算了。你看这个假设如何？”

“荒谬。”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安慰。我不知道别人能忍多久，我自己就忍不了多久，顶多两三个星期就会受不了。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真实。这只是我的猜想。当然，有政治信仰是例外。”

“政治？黑廷？我不认为他一年会看报一次以上。在政治的事情上，他是个小孩子。一个低能儿。”

“他们常常是这样的，”特纳说，“这正是让人惊讶的地方。”特纳再次坐下，跷起二郎腿，背往椅背上靠，样子像是准备追忆往事。“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因为在地铁里没有位子坐而情绪失控。我想这一类人比信奉圣经的人还容易走极端。会不会这就是他看不开的地方：没资格参加你家的晚宴？他毕竟只是个临时雇员，不是吗？”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回答。

“半个德国佬。他从不谈政治吗？”

“从不谈。”

“你感觉到他有政治倾向吗？”

“没有。”

“没有过突然短路的时候？”

“没有。”

“科隆打架那件事呢？”

“什么打架？”

“五年前他在夜总会被人痛扁了一顿，躺了六星期医院。大使馆企图隐瞒这事。”

“那时我还没有上任。”

“他喝酒喝得凶吗？”

“就我所知不凶。”

“会说俄语或是学过俄语吗？”

“不会。”

“他休假都做些什么？”

“他很少要求休假。如果休假，就我所知大多是待在家里。他对园艺看来有些兴趣。”

有好一阵子，特纳毫不掩饰地搜索布拉德菲尔德的脸，想要搜索出他还不知道的事情。

“他没有到处晃，”他说，“他不是同志。他没有朋友，但又不是隐士。他没有经过安全审查，而你又没有他的相关资料。他是个政治白痴，却又有办法把你最重要的档案弄到手。他从不偷钱，他在教堂里弹风琴。他对园艺有点兴趣，又爱邻人如己。是这样吗？他不是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东西。老天爷，那他到底是什么？大使馆的太监？难道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特纳用嘲讽的语气说，“难道你就不能行行好，帮帮我这个孤单可怜的调查员？”

一条表链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背心上，粗细不超过一条金线。那是一个尽忠职守公仆的小小标记。

“你似乎刻意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切题的事情上。我没时间也没有兴趣玩你那个迂回曲折的游戏。黑廷虽然职位不高，他的动机也许晦涩不明，但不幸的是，过去三个月以来，他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到机密信息。我建议你与其浪费时间猜测他的性倾向，不如注意一下他偷了些什么。”

“偷？”特纳轻声重复，“好有趣的字眼。”他把这个词用大写字母写在笔记本其中一页顶端，故意写得又长又拙。波恩的天气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标记：一些暗色汗渍出现在了他不体面的薄外套上。

“好吧，”他突然暴躁地说，“我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看看你为什么会爱他爱得要命。”

布拉德菲尔德端详自己的钢笔。如果你不是因为爱荣誉多些，特纳的表情说，你一样会是个男同志。

“从你的观点告诉我，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他惟一的职责是处理德国平民对莱茵军的索赔要求。坦克有时会碾坏农作物，流弹有时会超出射程，演习有时候会杀死牛羊。自从大战结束以后，理赔事务在德国就蔚为一门大产业。在我接任参赞的两年半前，他开始分到一杯羹。”

“你是说他是个专家。”

“你可以这样说。”

“听你这样说，我忍不住喜欢他。”

“总之，索赔是他的专长。他们一开始找他进大使馆，就是为了这个。他对这工作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不同单位做过这样的事很多年。首先是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然后是在军队。”

“那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他早在1945年就来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