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认识你，杰森。我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通常，使馆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用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多数人一般会去林中或乡下度周末，但总统的死讯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即使周末也要去上班。

那天上午，假如雨果·格雷的汽车发动起来了，那么许多后来要死的人都不会死去，这世界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他汽车上的点火装置出了故障，尽管格雷再三尝试，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跑向快要开到院子大门栏杆处的红色路虎，敲了敲车窗玻璃。西莉亚·斯通让他搭上了车。

他坐到她的旁边，她驾车转弯进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经过乌克兰大酒店，朝阿尔巴特和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他的脚后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于是弯腰捡了起来。

“你要竞购《消息报》吗？”他问道。她瞟了一眼，认出了他手里拿着的文件。

“噢，天哪，是我昨天打算扔到垃圾桶里去的东西。一个疯老头把它扔进汽车，吓得我差点魂都没了。”

“又是一份请愿书，”格雷说，“没完没了的。当然，通常是为了得到签证。”他翻开黑色封面，去看标题页。“哦，好像是关于政治的。”

“太好了。我是‘疯子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把它交给大使。”

“他是这么说的吗？把它交给大使？”

“是啊，还说谢谢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读完标题页，又翻开来看了几页。他安静了下来。

“确实是关于政治的，”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你想要就拿去好了。”西莉亚说。他们已经把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抛在了后面，转弯后朝石桥驶去。

雨果·格雷打算快速浏览一下这份没人要的东西，然后扔进废纸篓里去，可看了十页之后，他站起来，决定去见一下那位足智多谋的站长，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

为了防止被窃听，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打扫，但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安排在“泡沫室”里举行。这个有着奇怪名称的房间其实是个会议室，悬空吊在钢筋横梁上，关上房门后，房间四周的间隙会被空气填满。泡沫室里里外外定期会进行打扫，被视为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的场所。格雷感觉站长办公室还是不够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吗，小伙子？”站长说。

“嗯，乔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您知道吗？就是当新闻随员的那个姑娘。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站长从半月形镜片的上方看着他。

“扔进了她的汽车？”他温和地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那人一把拉开车门，把这个扔进汽车，请她转交给大使，然后就走了。”

站长伸手接过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褴褛，留着胡茬，像一个流浪汉。把她吓得半死。”

“也许是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认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车。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的标题页上盖有爱国力量联盟的标志印章，看上去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这个留给我来处理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就站了起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提倡一种上下级之间直呼名字的亲密做法，旨在鼓励同志情谊和大家庭般的感情，强调了在这个奇特的行业里人人平等。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就被他的上司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小伙子。苏联时期的公寓楼质量不好，墙壁很薄，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商务三秘昨晚没有睡好，今天上午双眼通红。幸好，他老婆还在英国。下次，你和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能否把声音放轻一点？”

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一样红。他离开后，站长把黑色文件放到了一边。他今天很忙，大使要在十一点钟见他。大使阁下是个大忙人，他才不想受到打扰，尤其是这种被流浪汉扔进工作人员汽车里的东西。直到夜里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这位间谍头子才会去看这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西班牙，马德里

1984年8月

在1986年11月搬迁新址之前，印度驻马德里大使馆设在一座华丽的跨世纪建筑物内，位于维拉斯奎兹大街九十三号。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那天，印度大使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与往年一样，这个日子是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8月天气极为炎热，而且8月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官已离开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以印度大使的观点来看，这相当遗憾，但印度人无法重写历史，不能去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派出了他们的代办和商务二秘杰森·蒙克作为代表。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长也不在，蒙克已经升为情报站的二把手，现在临时代理站长职务。

蒙克在这一年里过得很不错。学了六个月西班牙语后，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级别也从GS-12晋升到了GS-13。这种政府官员的级别档次，对于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那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制订工资的依据。但在中情局，级别不但关系到工资的高低，还关系到职务、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高级情报官职位调整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刚刚任命了一位（行动）副局长，以替代原先的约翰·斯坦。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由此掌管该领域的所有情报人员。新上任的副局长是凯里·乔丹，是当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伯乐。

最后，当蒙克完成西班牙语课程时，并没有被分配去拉美处，而是西欧处。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本身。

倒不是说西班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对于一个三十四岁的单身情报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绝对胜过南美洲的特古西加尔巴。

由于美国与其盟友西班牙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中情局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敌对间谍成群的团体。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反间谍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机构好多高级情报官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期，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杰森”的读音，常常会变成“夏森”，于是他们就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鲁比奥”，即金发小伙子。他们都喜欢他，蒙克有这种亲和力。

印度独立日的招待会气氛热烈。人们三三两两走动，喝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槟，但酒杯在手里拿上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人们有礼貌地寒暄，言不由衷地交谈着。蒙克估摸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了力，准备离开，这时，他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穿过人群，走到一位身穿铁灰色西装的男士后面，等到他与一位穿着纱丽【5】的女士交谈完毕、身边没有旁人时，他在后面用俄语说：

“你好啊，朋友。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露出微笑。

“谢谢你，”尼古拉·图尔金说，“他痊愈了，现在很健康。”

“我很高兴，”蒙克说，“看起来，你也混得不错呢。”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的送礼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被人告发，他将永远不得离开苏联。但是，为了儿子，他只能去恳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帮助。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私下里认为，苏联应该在医学领域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他无意去检举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并低调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攻克疑难病症的祝贺。

“是的，谢谢。还可以。”他回答说。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蒙克说。苏联人似乎颇为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不是策反，我承诺。”

图尔金这才放松下来。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很好，这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外交官；蒙克估计图尔金应该是克格勃的，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谈话。

蒙克使用的这个词语其实已经把他给暴露了。事实上，他以玩笑的方式说了出来，这表明他认为冷战已经处在一个短暂的休战期。“策反”或“冷策反”是专业术语，指的是一方的情报官鼓动另一方的某个人改换门庭。

过了三个晚上，这两个人分别来到马德里老城区的一条名叫磨刀匠街的小街。其实这街道比巷子大不了多少，走到一半时会看到一扇旧木门，进去后走下台阶，可以抵达一个砖砌的拱形地下室。这里以前是一个酒窖，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许多年来，这家餐厅一直挂着索布里诺德博坦的招牌，为客人提供传统西班牙菜肴。古旧的拱形地下室里设有卡座，卡座间放着餐桌，蒙克和他的客人坐进了其中一个卡座里。

菜肴味道很好。蒙克点了一瓶瑞格尔侯爵酒园的红酒。出于礼貌，他们不谈工作，只谈论老婆和孩子。蒙克承认他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图尔金的儿子尤里现在已经上学了，但暑假期间与爷爷奶奶待在一起。一瓶红酒慢慢喝完了，第二瓶又端了上来。

蒙克起先并没有意识到，图尔金虽然外表和蔼，其实内心极为恼火。他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针对几乎要了他儿子生命的社会制度。当第二瓶侯爵红酒快喝完时，他突然问道：

“你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觉得开心吗？”

这是否意味着策反？蒙克纳闷了。这个笨蛋想招募我？

“相当快乐。”他轻松地说。他正在倒酒，眼睛看着酒瓶，没看苏联人。

“如果你有困难，他们会帮助你吗？你们的人？”

蒙克继续盯着流进杯子的红酒，他的手平稳地握着酒瓶。

“当然了。如果我需要帮助，我们的人是会来的。这是规矩的一部分。”

“能为生活在自由环境的人们工作，感觉肯定很好。”图尔金说。蒙克终于放下酒瓶，望向桌子对面。他曾许诺不搞策反，但现在这个苏联人主动提出来了，他自己想弃暗投明。

“是啊。听我说，朋友，你们的制度即将发生变化，很快就会有变化。我们可以帮助变化来得更快一些，尤里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已经去世了，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接班人是另一个老家伙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站起来时必须有人搀扶。但克里姆林宫新近有传闻说，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接班，他的名字叫戈尔巴乔夫。到喝咖啡的时候，图尔金已经被策反了。此后，他人虽然留在克格勃，暗地里却为中情局工作。

蒙克很幸运，因为他的上司，即情报站长正外出度假。假如站长在，蒙克就要把图尔金交给其他人去管理。不过这次，他自己用加密电报向兰利总部报告了关于这次招募的消息。

人们一开始总是会起疑心的。成功策反一名克格勃K局的少校，意味着一次非凡的成功。在夏天的其他很多个日子里，蒙克与图尔金在马德里进行了多次秘密会面，蒙克了解了这位苏联同龄人的情况。

图尔金1951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父亲是军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十八岁那年，他因为大学梦没能如愿，去参了军。入伍后，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的边防军部队，在那里，他被发现是棵苗子，从而进入了捷尔任斯基高级学校的反情报专业学习英语。他表现得很出色。

后来，他与一组优秀学员一起转到了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那儿是克格勃的国外情报培训中心。与大洋彼岸的蒙克一样，他也注定会飞黄腾达。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隶属于情报收集部门的反情报机构。

1978年，图尔金二十七岁时结婚了，同年有了儿子尤里。1982年，他第一次赴国外任职，到了内罗毕，主要任务是渗入肯尼亚的中情局情报站，招募在内罗毕或肯尼亚各地的间谍。由于儿子生病，这次国外任职提早结束了。

图尔金的第一份情报在10月份传递到了中情局。确定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秘密的通信系统后，蒙克带上这份情报专程返回兰利汇报。结果，该情报价值很高，图尔金泄露了克格勃在西班牙的完整谍报行动。为保护情报源，美国人把他们掌握的情报逐个逐个地透露给西班牙，使得每次捕获为莫斯科效劳的西班牙间谍，都像是因为碰上好运气，或者是因为西班牙方面的努力。每个案子都让克格勃（通过图尔金）觉得，是由于间谍自己犯下错误才导致其本人被捕的。莫斯科没起疑心，但输掉了它在整个伊比利亚地区的情报行动。

在马德里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图尔金升上了副站长的位子，这使得他几乎能接触到所有的情报信息。1987年，他将奉调返回莫斯科，一年后出任克格勃K局在东德的情报站长，直到1990年柏林墙拆除、共产党下台、东西德统一。这些年里，虽然他通过死信箱存取点和联络点传递了数以百计的情报，但他一直坚持只接受一个人的管理，即柏林墙对面的朋友杰森·蒙克。这种安排不同寻常。大多数间谍在六年时间里要换好几个“管理员”或“控制员”，但图尔金坚持己见，中情局兰利总部拿他没办法，只能做出让步。

1986年秋天，蒙克返回兰利，去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办公室报到。

“我看过那些情报了，”中情局新任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说，“价值很高。我们原先以为他有可能是双料间谍，但他提供的西班牙间谍级别都很高。你那个人很可靠，干得很好。”

蒙克点头表示感谢。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乔丹说，“我也是刚刚才了解此事的，你报告里关于招募的战略很合适，但有一个问题，他自愿要求变节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呢？”

蒙克把报告里没有提及的情况告诉了副局长，包括那人的儿子在内罗毕生病，以及由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提供药品的事情。

“我真该把你给解雇了。”乔丹最后说。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白桦树和山毛榉树林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通红或者金黄的树叶即将纷纷飘落。

“老天啊，”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局里的其他人会不会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让他拿走药品。你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他。马德里的成功纯属侥幸。你知道拿破仑是怎样评价将军的吗？”

“不知道，先生。”

“他说，我不管他们好不好，我只希望他们运气好。你这种做法非常少见，但你很幸运。我们要把你的那个人转移到SE，这个你知道吗？”

中情局的最高领导是局长，他领导着两个大部门：情报部和行动部。情报部由情报副局长负责，其任务是把收集到的大量原始情报进行比较和分析，选编成一些情报摘要送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相关部门。

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由行动部承担，其负责人是行动副局长。行动部下面又按照世界的地域格局分为拉美处、中东处、东南亚处等等。但在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时期，在从1950年直至1990年东欧共产党垮台的这段时间里，最核心的部门是苏联东欧处，简称SE。

其他处室的情报官们对SE常有牢骚，即便他们在波哥大或雅加达挖掘或招募了有价值的苏联“资产”，招募后还是必须交由苏联东欧处操控管理。其理由是被招募者将来会从波哥大或雅加达调走，很可能调回苏联。

由于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东欧处就成了行动部的香饽饽，大家都努力想挤进去。即使蒙克在大学里主修俄语，而且多年来经常阅读俄文报刊，他仍然被分配去了非洲处工作，此后也不过是调到了西欧处。

“知道的，先生。”蒙克说。

“你想跟他一起调过去吗？”

蒙克来了精神。

“好的，先生。请批准。”

“好吧，是你发现他并招募他的，就由你来管理他吧。”

不到一个星期，蒙克就被调到了苏联东欧处，他的任务是管理克格勃少校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他再也没有返回马德里常驻，而是经常去那里访问，在瓜达拉马山脉高处的野餐地点与图尔金秘密会面。他们在那里谈论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及其改革和公开化的两手计划，使得政策开始宽松。蒙克很高兴，因为他不但把图尔金视为工作对象，还把他当成了朋友。

到1984年，中情局正在变成——或者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书工作上面，不再重视情报收集。蒙克讨厌官僚主义，不喜欢文书工作，深信写下来的东西有可能被偷或者被复制。苏联东欧处文书工作的绝密核心是“三○一号档案”，里面记录了为山姆大叔效劳的每一个苏联间谍的详情。那年秋天，蒙克“忘记”把图尔金少校——代号为来山得【6】的间谍——的详情记录放到三○一号档案中。

7月17日晚上，英国秘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乔克·麦克唐纳参加了一个无法推却的饭局。饭后他回到办公室，准备整理一下在饭局上记的笔记——他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公寓，认为免不了有遭窃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上。他漫不经心地翻开文件看里面的内容，当然，这文件是用俄文书写打印的，但他懂俄语。

结果，那天夜晚他没能回家。刚过午夜，他给妻子打电话，解释说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了，然后继续看文件。文件大约有四十页，分成了二十个小标题。

他读到了关于重建一党专制国家、恢复一系列劳改营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段落。

他仔细阅读了关于解决犹太人群落问题的最终方案，还有关于车臣问题的处理意见，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

他研读了有关与波兰签署互不侵犯和约以期缓和西部边界的那几页，还有重新征服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在内的前苏联南部的共和国的部分。

他读到了有关重建核武器库，并把周围的敌人列为目标的段落。

他也集中精神阅读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所有其他宗教派别命运的描述。

根据这份宣言，那些受到屈辱、现在正忧郁地蜷缩在营房帐篷里的部队官兵，将被重新武装起来，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重新征战；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将作为奴隶为他们的俄罗斯主人生产粮食；俄罗斯人将会移民到外部领土，在由莫斯科委派的一名帝国总督的庇护下，对那里的人民实施统治和控制；国家治安将由黑色卫队来维持，其人数将增加到二十万人；他们还要对反社会分子——自由主义人士、记者、牧师、同性恋和犹太人进行特别处理。

该文件还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惑麦克唐纳和其他人的谜团：爱国力量联盟取之不尽的竞选资金的来源。

1990年之后，俄罗斯的黑社会一直由许多黑帮组成。早些时候，他们为争抢地盘相互残杀，搞得尸横遍野。1995年以来，他们开始推行联合策略。到了1999年，俄罗斯从西部的边界到乌拉尔山区的范围之内，有四个犯罪集团，为首的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如果他面前这文件的情况属实，那么，正是这些集团在资助爱国力量联盟，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回报，以便铲除其他帮派并取得霸权地位。

凌晨五点钟时，乔克·麦克唐纳已经把文件看了五遍，最后合上了这份《黑色宣言》。他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住天花板。他已经戒烟多年，但现在他很想吸一口。

最后他站起来，把文件锁进保险箱后走出使馆。他在黎明的晨曦中站在人行道上，凝视着河对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四十八小时前，在高墙的阴影下，一个身穿破旧大衣的老头也凝视过这座使馆楼房。

人们通常会认为间谍头子是不信教的，但外表和职业会误导人。在苏格兰高地，贵族们自古就有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1745年，伯爵和男爵们与他们的亲族一起聚集在天主教快乐王子查理的旗下，一年以后他们在卡洛登的沼泽里被消灭了【7】。

站长来自这种传统的宗教中心。他父亲是法西芬的麦克唐纳家族的一员，但他母亲是洛瓦特的弗雷泽后裔，他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他迈开脚，先是沿着河堤走到下一座桥梁——莫斯特大桥，过桥后向东正教的圣巴西尔大教堂走去。他绕过大教堂的洋葱头尖顶建筑群，穿越正在苏醒的市中心，朝着新广场的方向走去。

正要离开新广场时，他看到清晨的第一批人群开始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前排队领取热汤。广场后面就有一个流动厨房，那里曾是苏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些国外的慈善组织参与了对俄罗斯的救济，联合国则以官方名义在提供支援。西方像早先援助罗马尼亚孤儿院和波黑难民那样，也是慷慨解囊。可是，任务很艰巨，因为农村的贫民朝着首都蜂拥而来，遭民警收容遣返后又会再次出现，或者不过是又换了一批人。

他们站在黎明前的晨曦里，老人们衣衫褴褛，妇女们怀抱吃奶的婴儿。自从波特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的农民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像牛一样，迟钝并充满耐心。7月下旬天气温暖，他们还能过活。但当冬天来临，俄罗斯进入寒风刺骨的隆冬……今年的1月已经很冷了，那明年1月呢？想到这里，乔克·麦克唐纳摇摇头，继续朝前走去。

他来到了以前叫作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卢比扬卡广场。这里曾经有一座竖了几十年的铁腕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他是列宁时期的专政机关“契卡”【8】的创始人。广场后面矗立着一栋灰色和赭色构成的大楼，被称为莫斯科中心，那儿是克格勃的总部。

古旧的克格勃大楼后面，是臭名远扬的卢比扬卡监狱，在那里遭到刑讯逼供和处决的人不计其数。监狱后面有两条大街，分别是大卢比扬卡和小卢比扬卡。他选择了小卢比扬卡。街道的中段是圣路易教堂，许多外交官和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去那里做礼拜。

他身后两百码远的地方，在他视线以外的克格勃大楼的背后，一些流浪汉在儿童商店宽大的门洞里睡觉。

两个身材魁梧、穿着牛仔裤和黑皮夹克的人走到商店门口。他们把正在睡觉的流浪汉一个个翻过身辨认。其中一个流浪汉身穿破旧的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几枚沾满了尘土的奖章。那两个人吃了一惊，再次弯腰查看，把他从睡眠中摇醒。

“你是泽伊采夫？”其中一人厉声问道，老人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从衬衣口袋掏出便携式电话，按下几个数字开始说话。很快，一辆莫斯科人汽车驶过来，转弯后停在了街沿石旁边。那两个人把老头架起来扔进车后座，随后也挤进了汽车。老头在上车前努力想说些什么，晨光中，他嘴里的几颗不锈钢门牙闪烁了一下。

汽车快速绕过广场驶到一座大楼后面，那里曾经是全俄保险公司，后来成了令人恐惧的楼房。车子随后咆哮着穿行在小卢比扬卡街上，经过了正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身旁。

在一位睡眼惺忪的教堂守门人的引导下，麦克唐纳进入教堂走到走廊的尽头，跪在了圣坛前。他抬头看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则在俯视他。他开始祷告。

教徒祷告是件很私密的事情，他正在祈祷：“亲爱的上帝，我祈求您，但愿它是假的。要是这是真的，那么，一股巨大的黑暗邪恶力量将会降临到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