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

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