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穿着穿花呢西服，坐在明亮的饭店里，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好奇。他们各自点了当天的特色菜，星期日烤鱼、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谁谈话，”普鲁默说，“但显然都是高级官员。由于某种原因，发话人是在使用公用电话线，而且应该是访问了科威特前线指挥部后刚刚回来。也许他用的是车载电话。我们知道他们没用军用线路，所以很可能受话人不是军人。或许是一名文官。”

牛肉端上来了，他们停止了交谈。女服务员离开他们的角落卡座后，普鲁默继续往下说。

“发话人似乎是在评价伊拉克空军的报告。报告提到美英的战斗机越来越频繁地在伊拉克的国境线上巡逻，然后，在最后的时刻话题突然改变了。”

马丁点点头。他听说过这种战术，其用意在于通过侵犯伊拉克的领空以监视其防空武器的反应，迫使它们打开雷达屏幕和萨姆导弹的瞄准器，从而暴露出它们的确切位置。

“发话人谈到了贝尼卡尔布，即‘狗的儿子’，意指美国人，而受话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伊拉克不应该对这种战术作出反应，因为这是诱使他们暴露防空火器方位。

“然后发话人说了些我们无法破解的话。此处有些干扰，像是静电干扰之类。我们可以增强通话信号排除干扰，但在这里发话人压低了声音。

“无论如何，受话人恼怒了，让他闭嘴并结束通话，愤怒地扔下了话筒。我们相信这个受话人是在巴格达，我要让你听的是最后的两句话。”

中饭后，普鲁默驱车把马丁带到了监听楼。政府通讯总局每周七天运转，周末像平时一样有人在上班。在一间像是录音棚一样的隔音房间里，普鲁默让一位技术人员播放那盘神秘的录音带。当来自伊拉克的那个喉音浓重的声音充满房间时，他们静静地听着。

谈话的开始与普鲁默所描述的一致。最后，伊拉克的发话人似乎激动起来，音调升高了。

“不会太长，拉菲克。不久我们将……”

然后乱七八糟的声音出现了，通话受到了干扰。但巴格达那个人对此的反应是触电般的。他插话了。

“别说了，伊本-阿尔-加哈巴。”

然后他就“砰”的一声扔下了电话，好像突然间惊恐地明白那条线路并不安全。

技术员把录音带以稍微不同的速度播放了三遍。

“你认为怎么样？”普鲁默问。

“嗯，他们都是党员。”马丁说，“只有党内才相互称呼拉菲克，即同志。”

“对，那么这是两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谈美军的集结和美国空军对边境的挑衅。”

“然后发话人变得很激动，好像发怒了，并伴有一丝狂喜。他用了‘不会太长’这个短语。”

“暗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变化？”普鲁默问道。

“听上去像。”马丁说。

“然后是一阵干扰。但是再听受话人的反应，特里。他不但扔下了话筒，还骂了一句‘婊子养的’，这话很粗暴，对不对？”

“相当粗暴。这两个人中肯定是级别高的人才能这么说。”马丁说，“到底是什么事刺激到他了？”

“肯定是那个受干扰的词语。再听一遍。”

技术员把那条重放了一次。

“安拉的什么东西？”普鲁默提议说，“不久我们将与安拉在一起？在安拉的手中？”

“我听起来这话像是‘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某某……某某’。”

“好吧，特里。我顺着这条思路来推测。也许是‘安拉的帮助’？”

“那样的话，另一个人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马丁问道，“把自己的事业归功于上帝的善意并不新鲜呀，也不特别触犯什么。我不明白。你可以复制一盘让我带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事你问过我们的美国表兄吗？”

“问过了。米德堡通过一颗人造卫星截听到了同样的会话。他们也没能破解出来。实际上他们没有高度重视。他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特里・马丁带着那盒录音带，驾车回了家。使室友希拉里烦恼的是，他用他们床头柜上的那只录音机，反反复复地一直播放那段对话。当希拉里提意见时，特里指出有时候希拉里也为《时代》杂志上拼字游戏少一个答案而再三担忧。这样一对比，更使希拉里火上加油。

“至少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答案。”他抢白说，然后转过身子睡觉了。

特里・马丁没能在第二天早上得到答案，第三天也没有。他在课间和其他能挤出来的时间也播放这盒磁带，一边听一边草草地记下可能的替换词。但他总是无法理解其意义。为什么交谈中的另一个人，会对善意地提及安拉爆发出如此大的火气？

直到五天之后，那条遭干扰短语中所包含的两个咝咝作响的词语才显示出意义。

理解了意思之后，他试图找到世纪大厦的西蒙・巴克斯曼，但得知对方不在。他又让接线员把电话转给史蒂夫・莱恩，可是那位中东处处长也不在。

马丁并不知道，巴克斯曼还留在秘情局利雅得情报站，而莱恩也在同一个城市，正与中情局的奇普・巴伯商讨重大事项。

代号“私家侦探”的那个人，从特拉维夫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飞到了维也纳。没人来接他。他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希尔顿宾馆，他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

私家侦探是一位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人，自称是在纽约工作的一名美国律师，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的英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他的德语说得也还可以。

到维也纳后才几个小时，他就已经起草了一封礼貌的信件，让希尔顿宾馆商务中心为他打印好了。信纸上印有他工作的律师行的名称和通讯地址，收信人是温克勒银行一位叫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副总裁。

信纸和信封都是完美的、真实的，打电话去核实的话，会发现签名人确实是纽约那家享有盛名的律师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不过此人现正在外地度假（这件事摩萨德已经在纽约打听清楚了），而且绝对与访问维也纳的客人不是同一个人。

信写得充满歉意，又极其诱人。写信人代表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客户，现在该客户希望把他的巨额财富转到欧洲来储存。

客户本人坚持要这样做，显然是有朋友指点，说这种事情就要找温克勒银行，尤其要找格穆利希先生这位好人。

写信人说，原本应该预约一下，但他的客户和律师行极为重视此事的保密性，讨论业务时一直避开公用电话线路和传真，于是写信人借欧洲出差的机会亲自绕道到了维也纳。

根据他的日程，他只能在维也纳停留三天，但如果格穆利希先生肯仁慈地挤出时间会见他的话，那么他——美国律师——将十分高兴地前往温克勒银行拜访。

信件由美国人在夜里亲自投进了银行的邮件孔。第二天中午，银行的信使把回信送到了希尔顿宾馆。格穆利希先生将很高兴地在次日上午会见美国律师。

自私家侦探被引进银行内起，他的眼睛就没错过一件东西。他当然不能做笔记，但是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观察，也逃不过他的记忆。接待员查看了他的介绍信，还打了一个电话到楼上，确认有人在等他，然后保安领他上楼，一直陪着他走到那扇庄重的木门前，并在门上敲了敲。保安一直没让私家侦探离开过视线。

听到“进来”的命令，保安打开门，把美国客人引进去，自己退出来返身关上门，回到大厅里。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先生从书桌后站起身，握手后示意客人坐到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回到了书桌后面的座位里。

格穆利希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舒服”的意思，还有亲切、和蔼的含义。可这个人最不适合姓舒。这位格穆利希有六十开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灰西服，戴着灰领带，配上稀疏的头发和清瘦的脸庞，使他的全身透出一股灰暗的色彩。那双灰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从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一闪即逝。

办公室与它的主人一样庄严肃穆，深色壁板，挂画的地方挂着一份银行资质证书，一张庞大的书桌，桌上没有一丝凌乱的痕迹。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显然，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娱乐。银行业务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生活本身则更应如此。如果说有一件事使格穆利希先生浑身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花钱。钱是用来积存的，最好是存到温克勒银行里。取钱会使他头疼，把大笔钱款从温克勒转到其他地方会使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心思办公。

私家侦探知道自己到这里是来观察的，回去后要作汇报。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等在街上的耶里德小组确认格穆利希这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他也在寻找可能放着耶利哥账户操作程序的保险箱，还要观察防盗锁，门栓，警报系统——简言之，他是为最终的入室偷盗来踩点的。

私家侦探避而不谈客户希望转到欧洲的款项的具体数额，而是反复询问温克勒银行的安全水平和隐蔽性。格穆利希先生高兴地解释说，温克勒的编号账户是无法攻破的，是绝对隐蔽的。

他们的会话只有一次被打断了。一扇边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瘦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三封信。格穆利希皱起了眉头。

“你说过这些信很重要，格穆利希先生。要不然……”那女人说。再看之下，其实她没有她的外表那样老，也许四十岁吧。但她那往后拢成一团的发髻、花呢西装、深色长筒袜和平跟鞋，让她比实际年龄见老。

“哦，对，对。”格穆利希说着伸手去接那些信件，“对不起……”他请客人谅解。

他与私家侦探一直在用德语交谈，因为他的英语很差。而私家侦探则站起来向新来者微微鞠了一躬。

“你好，小姐。”他说。她看上去脸红了。格穆利希的客人一般是不会为一个秘书站起身的。然而这一举动却迫使格穆利希清了清嗓子咕哝着说：“哦，呃……这是我的私人秘书，哈登堡小姐。”

私家侦探也记下了这一情况，然后坐下了。

他得到格穆利希的保证，他纽约的客户会得到温克勒银行的最佳账户服务。当他被引出去时，程序与他进来时一样。那位保安被从大厅召了上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私家侦探道别后就跟着保安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起走进那部小小的、装着移动式格栅门的电梯。电梯载着他们铿锵响着往下降。私家侦探询问能否在离银行之前去一下洗手间。保安皱起了眉头，似乎这种人体的生理要求不是温克勒银行所期待的，但他还是把电梯停在了夹层。他靠着电梯门为私家侦探指了指一扇没有标志的木门。私家侦探进去了。

显然这是银行男职员使用的洗手间。只有一只小便池，一只抽水马桶，一只洗手盆和纸巾卷筒，还有一个杂物间。私家侦探打开水龙头制造出噪音，然后迅速检查了一遍房间。窗户用铁条封着，装着报警系统——破窗而入是可能的，但不容易。有一只自动风扇让室内通风。杂物间里有扫帚、拖把、洁厕液和一只吸尘器。这么说银行里还有清洁工。但他们什么时间打扫卫生？夜间还是周末？如果他的经验没错的话，即使清洁工也得在监视之下进入办公室擦洗。保安或者值夜员很容易搞掉，但问题不在这里。科比・德洛尔局长的命令非常特殊：不得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

他从男士洗手间走出来时，保安仍等在外面。看见走廊前面有一段宽敞的大理石楼梯通到半层楼之下的大厅，私家侦探微笑了，指了一下楼梯，信步沿着廊道走向前去，而不愿为这么短的距离搭乘电梯。

保安跟在他后面，陪同他走到下面的门厅，又把他引到了门外。私家侦探听到自动上锁的硕大的铜舌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他不禁想，如果保安在楼上，那门厅里的接待小姐会不会不让客户或者信使进门？

他把他观察到的银行内部情况，向特工队长吉迪・巴奇莱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看来情况不是很明朗。坐在旁边的内维奥特组组长直摇头。

私家侦探说，他们可以破门进去，这没有问题。找到警报器，把它弄失灵。但要不留痕迹，那只有魔鬼才做得到。银行里有一个值夜人，他很可能间隔性进行巡查。特工队要找的是什么东西？一只保险箱吗？在哪里？什么型号？哪一年制造？用钥匙还是组合密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必须封住值夜人的口。那就会留下痕迹，可是德洛尔局长不允许留下痕迹。

那天下午，私家侦探从一大堆照片中指认了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为供他们参考，他还指出了哈登堡小姐。第二天，私家侦探坐飞机离开维也纳回特拉维夫去了。他走后，巴齐莱和内维奥特组组长又聚在一起继续研究。

“吉迪，坦率地说我需要更多的内部情况。现在未知数还是太多了。你要的文件——他肯定把文件存放在一只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在哪里？在装饰后面？在地板下面？在秘书办公室里？在地下室的拱顶里？这方面我们需要内部消息。”

巴齐莱哼了一声。很久以前在他接受培训时，一名教官曾向学员们讲授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找到那个弱点，施加压力，他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与你合作。第二天上午，耶里德和内维奥特两个特工组开始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全面跟踪监视。

但这位维也纳人将会证明以色列特工学校的教官讲错了。

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到十一月中旬，耶利哥已经对第一批问题作出了答复。他的要价很高，但美国政府已经二话不说把酬金转入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

如果耶利哥的情报是准确的——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情报不准——那么这些情报大有用处。他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他回答了一些，并确认了另一些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相当详细地指明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有关的十七处地点。其中八处地点已经为多国部队所怀疑了，他更正了其中两处。其他九处是新情报，其中主要的是隐藏在地下的气体分离离心器串联装置的确切位置，这些装置是在为炸弹级的铀-235作准备。

问题在于，如何去告诉军方这些信息，同时不能透露美英情报机关在巴格达高层有一个背叛主子的高级间谍？

倒不是说间谍头子们不相信军方。绝不是这个原因，这些人都是高级将领。但在情报工作中有一条久经考验的老规矩，叫做“不需要知道”。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怎么粗心也不会说漏嘴。如果这些穿便衣的人员突然间拿出一份没有出处的新目标清单，有多少高级军官能搞清楚情报来自何处？

十一月的第三周，巴伯和莱恩在沙特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与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格洛森准将是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副手。

格洛森准将的本名应该另有其名，但别人都叫他“巴斯特”。对伊拉克的整体空袭计划就是他制订的，而众所周知，在任何地面战之前肯定要先进行空袭。

伦敦和华盛顿早就协商同意，不管科威特情况如何，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包括其毒气武器、细菌武器和原子弹制造能力。

沙漠盾牌最终破坏了伊拉克可能攻入沙特阿拉伯的机会，但在此之前，空袭计划早就制订出来了，其秘密代号为迅雷。空袭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巴斯特・格洛森。

到十一月十六日，联合国和许多外交家仍在隔靴搔痒地抛出“和平计划”，想不开一枪一炮，不扔一颗炸弹，不发一枚火箭就结束这场危机。那天坐在地下室里的三个人都明白，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巴伯说话简单扼要：“你知道，巴斯特，我们和英国人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取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的准确情报。”空军将军谨慎地点点头。在他的走廊里挂着一幅地图，上面布满了大头针，每个大头针都表示一个轰炸目标。

“我们是从出口许可证入手的，追查到出口国，然后是这些国家的承包公司。还追查了进行内部设计的科学家，但许多科学家是坐没有车窗的大客车去现场的，并住在基地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最后，巴斯特，我们与建筑商核对过了，就是实际为萨达姆建造毒气工厂的那些人。有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确实有苗头。”

巴伯把新的目标清单递给桌子对面的将军。格洛森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些目标。它们尚未被标上轰炸作战计划员需要的地图坐标，但其位置描述相当具体，足以在航空照片上标出坐标。

格洛森咕哝了一声。他知道清单上有些目标已经由军方确定了，有一部分带问号的目标现在也被确认了，但还有一些是新目标。他抬起眼睛。

“这些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英国人说，“我们确信建筑商是很好的情报源头，也许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些地方搞基建时他们知道是在建造什么，而且他们直言坦陈，比官僚们更为直爽。”

格洛森站起身来。

“很好。你们以后还有新情报给我吗？”

“我们将继续在欧洲挖掘，巴斯特。”巴伯说，“我们得到准确目标后会传过来的。他们有许多东西是掩藏起来的，你知道，在沙漠深处的地下。我们谈的是大工程项目。”

“你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的位置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会把它们炸成废墟。”将军说。

后来，格洛森带着那份清单去找查克・霍纳。这位美国空军司令比格洛森矮，有一张皱巴巴的、红润的脸，总是表情严肃。他尊重他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反过来也很尊敬他。

大家都知道，对于空军装备及其他事项，如果霍纳将军认为有必要，他就会代表空军将士去与承包商或官僚争吵，并会一直吵到白宫的政客那里，而且从来不用哪怕是稍微婉转一点的语言。

他巡视部下驻扎的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等海湾城市时，没有入住豪华的希尔顿宾馆，而是与飞行员同甘共苦，住在基地营房的行军床上。

军人们都是直来直去，不会遮遮掩掩，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会流露出来。美国空军飞行员愿为查克・霍纳驾驶老式的双翼飞机去与伊拉克作战。

霍纳审视了一下情报官们提供的目标清单，他咕哝了一声。有两个地点从地图上看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这份情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他问格洛森。

“他们去跟建造这些设施的建筑公司谈过，他们是这么说的。”格洛森回答。

“大话连篇。”霍纳中将说，“那些密探在巴格达有一个人。巴斯特，这事我们什么也不说，对谁也不说。只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提供的目标列上我们的打击目标之中。”他停下来想了一想，然后补充说：“不知道那混蛋到底是谁。”

史蒂夫・莱恩于十八日回到了伦敦，此时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正经历一场紧张、混乱的危机，因为议会中一位没什么名气的议员正谋求以党章推翻玛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很累，但莱恩看到办公桌上特里・马丁的留言后，还是给他学校打了一个电话。马丁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莱恩同意下班后一起喝一杯见见面，这样可以尽量少耽搁，早点回到郊区的家。

他们在伦敦西区一个安静的酒吧里就座后，马丁从公文箱里取出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磁带。他让莱恩看了这些东西，并解释说几个星期前他对西恩・普鲁默提出过一个要求，上周末他们见过面了。

“要不要我放给你听？”他问道。

“嗯，如果政府通讯总局的专家都无法理解，我肯定是不行的。”莱恩说，“你知道，西恩・普鲁默还有他部下阿尔科里，阿拉伯语都很好。如果连他们都无法破解……”

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听了。

“听见了吗？”马丁激动地问，“‘拥有’后面的那个音节？那人不是为伊拉克的事业祈求安拉的帮助。他在使用一个代号。所以另一个人勃然大怒。显然，任何人都不准公开使用那个代号。它肯定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之内。”

“但他到底说了什么？”莱恩完全被搞糊涂了。

马丁茫然地盯着他。难道莱恩没明白吗？

“他说美军的大量集结并不可怕，因为‘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乌特-库布’。”

莱恩还是摸不着头脑。

“一种武器。”马丁提示说，“这肯定是在说某种武器。他们即将拥有，而且可以挡住美国人的武器。”

“对不起，我的阿拉伯语很差。”莱恩说，“可是‘安拉-乌特-库布’是什么？”

“哦，”马丁说，“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