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从巴格达北部的长途汽车站，到曼苏尔区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住宅，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马丁喜欢走这段路。

其一，他已经坐了两次长途汽车，从鲁特巴到首都的行程有二百四十英里，而且不是豪华大客车；其二，步行可以让他再次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自从他十三岁登上赴伦敦的客机，他已经二十四年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巴格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记忆中的这个城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貌，市区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房屋主要聚集在里萨法的底格里斯河西北岸，沙克奥马区和沙顿区，以及卡奇的河流两岸的阿拉姆区。这里的市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市区的大街小巷、农贸市场、清真寺和清真寺尖塔，无不使人们想起他们对真主的崇敬。

二十年来，石油收益给巴格达带来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过去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座座上下行立交桥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小汽车的数量大量增加了，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夜空。

当他走过长长的拉比亚街，到达曼苏尔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他回忆起曼苏尔俱乐部周围的大片空地，以前，他父亲会带全家去俱乐部过周末。曼苏尔仍然是上流社会聚居的郊区，但空地上已经建满了住宅，供达官贵人居住。

他经过了哈特利先生的老预科学校，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学，下课时曾与他的小朋友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玩耍，但在黑暗中他没能认出那条街道。

他知道哈桑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但巴德里医生的两个儿子，他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音讯了。那个小弟弟奥斯曼喜欢数学，不知是否当上了工程师？他不得而知。还有阿卜德尔卡里姆，曾经获得过英语诗歌朗诵大奖，他是否成了诗人或作家？

如果马丁以特空团的方式行军，即用脚跟和脚尖行走，大幅摇摆肩膀协助双腿的运动，那他只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可走完这段路程了。但他提醒自己，像科威特的两名工程师那样，“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

而且他脚上的鞋子不是行军靴，只不过是绳底的帆布凉鞋，是贫穷的伊拉克下等人穿的鞋子，所以他弓着背，低着头，拖着脚步向前行走。

在利雅得，他看过了最新的巴格达市区地图，以及许多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放大镜观察的话，还能看到围墙后面的花园，分辨出有财有势的人的泳池和豪车。

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他向左转弯进入了约旦街，经过雅穆克就朝右拐，进入了苏联外交官住所外的林荫道。

六十年代时，在卡赛姆及其部下将军们的统治下，苏联在巴格达占据了有利的地盘，一边假装拥护阿拉伯的国家主义（因为它看上去是反西方的），一边努力想把阿拉伯世界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那些年月里，苏联使馆在大院外面购买了好几处住宅区，因为使馆大院已经容不下日益膨胀的工作人员了。伊拉克许诺，这些住宅及其地皮也被视作苏联领土对待。这个特权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也从来没废除，到八十年代中期，对苏联的优待更甚，因为萨达姆的主要武器都来自莫斯科，而且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培训了他的空军和装甲兵，并为他们配置了苏联装备。

马丁找到了那座别墅，门边的一块小铜匾表明，这确实是苏联使馆的一处住宅。他拉了一下大门旁的一条铁链，然后等着。

过了几分钟，大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服务员制服、理着平头、身材粗壮的苏联人。

“谁？”他说。

马丁用阿拉伯语答话，他说话带着呜咽声，明显是下等人对上等人说话时候的哀求语气。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他拿上那张身份证，用阿拉伯语说了声“等着”就关上了大门。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招呼这个满身尘土的伊拉克人穿过大门进入前厅。他领着马丁走向通往别墅主门的台阶。走到台阶底下时，门口出来一个人。

“行了。我来处理这事。”他用俄语说。那个男管家怒目盯了阿拉伯人最后一眼，走回屋里去了。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尤里・库利科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职业外交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服从。显然刚才他正在吃晚饭，此刻他手里抓着一块餐巾，边下台阶边擦嘴。

“这么说，现在你来了。”他用俄语说，“你听着，如果我们必须玩这个游戏的话，那么就玩吧。可我本人与这个毫无关系。明白吗？”

马丁不会讲俄语，他无助地耸耸肩用阿拉伯语说：“请您用阿拉伯语说好吗？”

库利科夫听到语言的转换，似乎态度一变。马丁突然明白了：这位苏联外交官真的以为这个不受欢迎的新职员是一位俄罗斯同胞，是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硬塞给他的一名克格勃特务，真是太讽刺了。

“噢，好吧，你想用阿拉伯语谈话也行。”外交官试探性地说。他也学过阿拉伯语，但说起来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如果有什么把柄被这个克格勃特务抓住，那他真的是倒了大霉。

于是他用阿拉伯语继续说下去。

“身份证还给你。这是我奉命为你准备的一封证明信。好了，你住到花园尽头的那座棚屋里去，保持干净，按厨师的吩咐去购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你被抓住，我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发善心收留了你。现在，去忙你的事情吧，把那些讨厌的母鸡处理掉。我可不想让鸡鸭弄脏我的花园。”

有点风险，当外交官转身去继续吃中断了的晚餐时，他痛苦地想道。万一这个笨蛋因为搞鬼而被抓住，那么秘密警察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特务是苏联人，到时候说这人是偶然成为一等秘书的私人职员的，与在底格里斯河上举办溜冰晚会一样站不住脚。尤里・库利科夫私下里对莫斯科很有意见。

麦克・马丁发现他的居所紧挨着花园后墙，花园有四分之一英亩大，花匠房子是一间平房，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一边的墙上有一排钩子，房间一角有一只嵌在架子里的洗脸盆。

再观察一番后，发现屋子附近有一个便池，花园墙上有一只冷水龙头。显然，只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想必伙食是由别墅后部的厨房提供。他叹了一口气。利雅得郊外的那座房子现在显得如此遥远。

他找到了一些蜡烛和几盒火柴。在昏黄的烛光下，他把毯子挂在了窗户上，就开始用折叠小刀在粗糙的地砖上工作。他在水泥缝里扒了一个小时，揭起了四块地砖，又用在附近工具棚里找来的一把泥刀挖掘了一个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他把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录音机和卫星天线放进去，埋好，用唾沫混合了一些泥土，填入地砖之间的隙缝，将挖掘的痕迹都消除干净。

午夜前，他用小刀割去鸡篮的假篮底，让粪土沉到真正的篮底，这样那四英寸的夹层就彻底消失了。当他工作时，母鸡在地上到处扒食，希望能找到并不存在的谷粒，结果只找到几只臭虫，吃掉了。

马丁吃完了最后的一点橄榄和奶酪，把剩余的面包碎片让他的旅伴分享了，还从外面的水龙头里为它们端来了一碗水。

母鸡们回到笼子里，它们即便能发觉它们的家比原先深了四英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一整天够累的了，它们很快就睡着了。

最后，在黑暗中，马丁朝库利科夫的玫瑰花丛撒了一泡尿，吹灭蜡烛，把毯子往身上一裹，也像他的旅伴一样睡着了。

他的生物钟使他在凌晨四点钟醒了。他从塑料袋里取出发报设备，给利雅得录制了一条简单的信息，用二百倍速度快录下来，把录音机接到发报机上，并架起了卫星天线。天线竖起后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方向对着敞开的房门。

利雅得上空仍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架在秘情局驻地屋顶上一个类似的卫星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一秒钟的信号，并把它反馈给了通讯室。约定发报的时限是凌晨四点半至五点，因此值班人员没有睡觉。

两盘旋转的磁带录下了来自巴格达的这个噼啪声，一只指示灯开始闪烁，提醒值班的电信工程师。他们把信息放慢了两百倍，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一名技术人员用速写把信息记录下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后起身离开了房间。

五点十五分，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被推醒了。

“是黑熊，先生。他已经进去了。”

格雷激动地读着电报，然后就去唤醒西蒙・巴克斯曼。这位伊拉克科科长延长了在利雅得的逗留期，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由他的部下接管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电报，睡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好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当他试图去唤醒耶利哥时，”格雷说，“可能会有问题。”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摩萨德在巴格达的间谍渠道已经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他也许已经暴露了或被抓住了，或干脆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有可能被调到外地去了，尤其假如他是一名将军，现在很可能在科威特统领部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最好告诉伦敦。能来点咖啡吗？”

“我让服务员去准备。”格雷说。

早上五点半，麦克・马丁正在给花床浇水，这时候房子里开始有了动静。这里的厨师——一个胸部丰满的俄罗斯妇女从窗口看见了他，趁着锅里的水还很热，她把他叫到了厨房窗户前。

“卡克-马齐瓦埃茨？”她问道。接着想了一会儿，用阿拉伯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默得。”马丁说。

“好，喝杯咖啡吧，马哈默得。”

马丁点了好几次头欣喜地接受了，口中喃喃说着“谢谢”，用双手接过了滚烫的杯子。他并不是假客气。这确是一杯真正可口的咖啡，也是自他在国境线沙特那边喝茶以后的第一杯热饮料。

七点钟开早饭，有一碗小扁豆，还有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看起来这个厨师和昨天晚上的那位管家是一对夫妇，这两人照顾着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生活。而库利科夫好像是单身一人。到上午八点，马丁看见了司机。司机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说一点俄语，这样能把简单的话翻译给俄罗斯人。

马丁决定不去与司机套近乎。那人也许是秘密警察或者甚至是拉曼尼的反间局安插进来的。结果这不成问题。间谍也好，不是间谍也好，反正司机是一个势利鬼，对新来的花匠根本不屑一顾。但司机还是同意去对厨师解释说马丁要离开一会儿，因为雇主命令他去把鸡扔掉。

到了街上后，马丁朝汽车站方向走去，在半路上的一块废弃地上，他把鸡放掉了。

如同许多阿拉伯城市一样，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不单单是一个旅客上车去外地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场所，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商品。沿着南墙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马丁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车子骑上去会发出吱吱的叫声，但加了油以后好多了。

他知道他不能用小汽车，即使是一辆摩托车，对一个谦卑的花匠来说也是太奢侈了。他回想起，父亲的管家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买来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根据他的见闻，劳动人民使用自行车是绝对正常的。

马丁用折叠小刀稍微鼓捣了一下，把鸡笼的上部锯掉，改成一只开顶方筐，接着他用市场上买来的汽车风扇三角皮带撕成的橡胶条，把篮筐紧紧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

他骑上车又去了市中心，在舒尔贾街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粉笔。这条街位于迦勒底，正对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当地基督徒们礼拜天常去做礼拜。

他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个纳萨拉区，即基督徒区，以及舒尔贾街和班克街，有许多违章停放的车辆，外国人在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底格里斯河上只有三座桥：北边的铁路桥、中间的新桥和南边的费萨尔国王桥。现在有了九座桥。空袭开始后的四天之内，这些桥梁全都会消失，因为利雅得的“黑洞”已经把它们定为要打击、炸毁的目标。但在十一月的第一周，车流和人流正在络绎不绝地通过这些桥梁。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市内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他们从街角上和停放的轿车里向外观察着。有两次他看到外国人被拦住，被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两次伊拉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检查。对此，外国人的表现是克制怒火，而伊拉克人则面露惊恐。

表面上，城市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巴格达市民与他记忆中一样活泼幽默，但他头脑中的警戒天线告诉他，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由暴君制造出来的恐怖之河正暗流汹涌。

那天上午只有一次，他觉察到伊拉克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当时他在河对岸卡士拉的水果蔬菜市场，与一个老年摊贩就一些新鲜水果在讨价还价。如果苏联人只给他吃扁豆和面包，那么他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些水果来对抗过于单调的食谱。

附近，四名秘密警察对一个青年进行了粗暴的搜身，然后才放他走。卖水果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尘土里吐了一口痰，差一点吐到他自己的一根茄子上。

“总有一天‘贝尼纳吉’会来收拾这些邪恶行径。”他咕哝着说。

“当心点，老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马丁轻声说道，一边用手去试探桃子的成熟程度。老头盯着他。

“你从哪里来，兄弟？”

“很远。比巴吉还要远的北方一个村子。”

“回到那里去吧，听老头子一言。我见得多了。‘贝尼纳吉’会从天上来的，还有‘贝尼卡尔布’。”

他又吐了一口痰，这次他的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马丁买了桃子和柠檬后就骑车离开了。中午时分他回到了苏联一等秘书的家。库利科夫早就去使馆上班了，他的司机当然也随他去了那里。这样，马丁虽然遭到了厨师的训斥，一大串俄语，但他耸耸肩去花园里干活了。

他对卖水果老头的话产生了兴趣。看起来有些人已经预见自己的国家会遭到入侵，而且不持反对态度。“收拾这些邪恶行径”这话肯定可以适用于秘密警察，由此推断还可能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

在巴格达坊间，英国人被称为“贝尼纳吉”。纳吉到底是谁，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位聪明的圣人。帝国时代，驻守边疆地区的年轻英国军官们常去看望他，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充满智慧的故事。他把他们当儿子般地对待，虽然他们是基督徒，即异教徒。于是人们称英国人为“贝尼纳吉”，即纳吉的儿子。

美国人被称为“贝尼卡尔布”。卡尔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狗，而狗在阿拉伯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

银行界的沙燕提供的那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报告，至少让约书亚特工队队长吉迪・巴齐莱得到一丝安慰：报告向他指明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方向。

第一件要办的事是查明，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这三名副总裁，是谁在操办伊拉克叛徒耶利哥的账户。

最快捷的途径是打一个电话去问，但根据那份报告判断，巴齐莱确信在公用线路上他们谁也不会吐露任何情况。

他从维也纳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的地下室里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请求。特拉维夫总部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他要的东西。

这是一封信，信纸上的抬头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伦敦的科茨银行。信件的内容是伪造的。

信封上和信上都没写收信人名字，只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始。信末的签名则完美临摹了科茨银行海外部一名高级职员的亲笔签名。

信件的内容简单扼要。科茨的一位重要客户，不久将要把一大笔款项转到温克勒银行一位客户的编号账户上，账号为某某。科茨的客户现在已经通知他们说，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把账款转过来会耽搁几天时间。万一温克勒的这位客户询问为什么还没转过来，如果温克勒能向他解释说账款已经汇出了，决不会无故拖延一分钟，科茨将会十分感激。最后，对于这份公函，科茨希望能收到一封回函。

巴齐莱算计，银行都愿意吸收进来的款项，而且只有极少数像温克勒那样老成持重的银行，才会用信件答复科茨银行。他算计对了。

来自特拉维夫的科茨银行信封与里面的信纸相对应，而且盖着英国的邮戳，怎么看都是两天前从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邮局投寄的。信封上的收信人名称只写着“温克勒银行国外客户部主任”。当然，温克勒银行里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因为该项工作由三名副总裁分担。

半夜，那封信投出去了，偷偷地塞进了维也纳温克勒银行的邮件投递孔内。

耶里德监视组已经对那家银行观察了一个星期，拍摄了其日常情况，开门关门时间，邮件到达时间，信使出去送信的情况，一楼门厅内女接待员坐的位置，以及她对面的保安员的位置。

温克勒银行的办公楼不是一座新楼。巴尔加塞，实际上整个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街区都是老市区。银行的楼房以前肯定属于维也纳的一户富商，房子结实坚固，厚实笨重的木门上钉着一块铜匾。耶里德小组已经装作是住在那里的租户，对广场上同类布局的房子进行了踏勘，该楼房只有五层，每层约有六间办公室。

在观察中，耶里德组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下班之前，送出去的邮件都投进广场上的一只邮筒。投信是门卫——也就是保安的日常工作，每天送完信后，他回到楼内打开门，让下班的职员走出去。最后他让值夜班的人进来，自己才下班回家。值夜人则把自己关在里面，在那扇门后面乒乒乓乓地插上好多木杠。

在把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投入温克勒银行之前，内维奥特技术组组长去检查过了法兰齐斯卡纳广场上的那个邮筒，并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项挑战。特工组里有一人是撬锁专家，他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就把邮筒开启又关上。根据他第一次开关邮筒所观察到的情况，他能够制成一把钥匙，而且他马上制作出来了。经过两次微小的修整，这把钥匙与邮递员手中的钥匙一样能轻松地打开邮箱。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出，银行向外投递的邮件，总是赶在下午六点邮车到那个邮筒收邮件之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内投寄。

科茨信件投进温克勒银行邮件孔的那天，耶里德特工组与撬锁专家一起工作。那天傍晚，银行保安把信件投进邮筒走回银行后，撬锁高手已经把邮筒门打开了。温克勒银行寄出去的二十二封信在最上面。只用了三十秒钟，特工们就把写给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抽出，把其他信件放回，并关上邮筒。

耶里德小组的所有五名特工都布置在广场里望风，以免万一有人来干涉“邮递员”的工作。那“邮递员”的制服是匆匆忙忙从一家旧衣商店买来的，与维也纳邮局工作人员的正式制服极为相似。

善良的维也纳市民绝对想不到会有中东特工撬开神圣的邮筒这种事。当时广场上只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看似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忙于自己的本分工作。二十分钟后，真正的邮递员来取信了，但那时候原先的过路人已经走了，新路过的人一样毫不在意。

巴齐莱拆开温克勒给科茨的复信，发现这是一份简单、客气的确认函，是用语句还算通顺的英语写的，信末是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签名。摩萨德特工队长现在确切知道了是谁在操办耶利哥的账户。剩余的工作无非是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渗透他。巴齐莱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麦克・马丁离开曼苏尔的花园别墅时，天早已黑下来了。他不想走前面的主门打扰苏联人；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边门，他已经有了门锁的钥匙。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外面的巷子里，返身锁上门，骑上了自行车。

他知道他要工作一个长夜。智利外交官蒙卡达撤出来后向摩萨德特工汇报时，曾十分准确地描述过他给耶利哥信息的三只死信箱具体在什么位置，以及在什么地方打粉笔记号以提醒隐身的耶利哥有信息等着他。马丁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时使用全部三只邮筒，里面均放上一份相同的信息。

他把信息用阿拉伯语写在半透明的航空信纸上，把每张纸折成小方块后包在玻璃纸里面，再把玻璃纸袋用胶带贴在大腿内侧。粉笔则放在衣袍侧面的口袋里。

第一个邮筒在河对岸里萨法的阿尔瓦齐亚公墓地。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在利雅得时对照片的长时间研究，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地点。但在黑暗中要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头是另一码事。

他花了十分钟时间，用指尖在黑暗的墓地墙壁上摸索，最终找到了那块砖头。它确实在蒙卡达描述的那个位置。他把砖头抽出来，放进一包玻璃纸，又把砖头插进原处。

第二个邮筒在一处破败的旧墙上，靠近阿达米亚那座已经毁坏了的城堡，那地方有一个水池，是古代护城河的唯一遗留部分。离城堡不远处是阿拉达姆伊玛目圣地。两者中间是一道墙，与城堡本身一样古老，已经风化了。马丁找到了那道墙壁，以及靠墙生长的那颗孤零零的树。他走到树后，从墙顶往下数十块砖。第十块砖头像颗不牢的牙齿一样能用手摇动。他把第二个小信封放了进去，砖头回归原处。马丁扫视了一下周围，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但四周静悄悄的；没人会在天黑后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另一个墓地。但这一次是一个英国人墓地，已是长久荒弃，在瓦齐拉亚，靠近土耳其使馆。与科威特的那个联络点一样，它也是一处墓穴，但不是大理石墓碑下面的洞穴；而是在一片弃场地尽头的一个石罐里面，石罐用水泥固定在原本的墓石处。

“不要紧。”马丁喃喃地向埋在下面的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一位帝国勇士说，“继续干下去。你干得很好。”

蒙卡达工作的联合国办公楼就在马塔沙丹机场道路沿线几英里处，他很聪明地把粉笔标记处选在宽敞的曼苏尔区的道路旁，这样，驾车经过时即可看到它们。规则是不管是谁——蒙卡达或耶利哥——看见粉笔记号后，要注意它指的是哪一个邮筒，然后用湿布把它擦去。做记号者在第二天或此后经过时，会看到记号已经不见了，由此知道他的信息对方已经收到了。

用这种方式，两名间谍互相通信长达两年之久而从未碰过面。

与蒙卡达不同，马丁没有汽车，所以整段路程他都是骑车走完的。他的第一个记号，写成X形的圣安德鲁十字架，用蓝粉笔写在一处废弃楼房大门石柱上。

第二个记号用的是白粉笔，做在雅尔穆克一栋房子后面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是一个洛林十字架。第三个用红粉笔，记号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月牙，中间加了一笔水平的横杠，画在穆塔纳比区边缘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伊拉克记者并不到处调查采访，因此他们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恐怕不会成为头条新闻。

尽管蒙卡达说过有可能要回来，但马丁不知道耶利哥是否仍在市里巡视，是否会透过车窗审视墙上有没有粉笔记号。马丁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是每天检查和等待。

十一月七日那天，他注意到白粉笔记号不见了。难道车库门的主人决定擦去铁门上的锈迹？

马丁继续骑车行进。那座楼房门柱上的蓝色记号消失了，记者联合会墙上的红记号也同样。

那天晚上他去察看了耶利哥给管理员的三只特定死信箱。

在沙顿街旁卡士拉蔬菜市场后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马丁找到了折成小方块的一张薄纸。在舒哈达桥附近河北岸有一个破败的街区，那里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废弃的房子，这座房子松动的石头窗台下是第二个邮筒，里面也放着一张同样的纸条。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阿布纳华斯街旁边一个废弃院子里的一块松动的地坪石下，那里也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马丁用胶带把这些纸条贴在左大腿上，骑车回到了曼苏尔的家。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读完了这些纸条。内容是相同的：耶利哥仍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他愿意再次为西方工作，而且他明白现在他的主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但是现在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他的报酬也要相应增加。他等待对方确认这一点，以及要提供什么情报的指示。

马丁烧掉了所有三张纸条，把余烬捣成粉末。这两个问题他都知道如何答复。兰利准备慷慨解囊，真的很慷慨，如果产品质量上乘的话。至于需要的情报，马丁已经记住了一长串问题，内容包括萨达姆的情绪，他的战略方针，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基地等。

黎明之前他发电报通知利雅得，耶利哥回到游戏中来了。

十一月十日特里・马丁博士才回到了亚非学院他那间小小的、凌乱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秘书在写字板上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纸条：“一位名叫普鲁默的先生来过电话，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还说他有你想要了解的情况。”

由于秋季学期已全面开学，且又有那么多新生的事务要处理，特里・马丁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他对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提出的请求。

当马丁去电话时，普鲁默出去吃中饭了。下午马丁一直上课上到四点钟。五点钟他回家之前才联系上在格罗斯特上班的普鲁默先生。

“哦，是的，”普鲁默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要求我们注意有没有奇怪的、讲不通的事？昨天我们在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录下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听一听。”

“在伦敦吗？”马丁问。

“哦，不，恐怕不行。对话当然录在磁带上了，但恐怕要用大录音机来听，小录音机听不清楚。我们这里有放大设备。声音好像很压抑，很低沉，所以连我们的阿拉伯职员也没能破译出来。”

周末之前两个人都没有空。马丁同意星期天驾车去格罗斯特，普鲁默提出要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小巧优雅的酒馆里请他吃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