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莱恩接着说，“佐尔格关于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对你们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份情报不可能经由大使馆传给你们。

“事实是，总统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巴格达存在着一个情报源，地位相当高，他愿意向我们透露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内层消息。这种消息可能意味着战争与自愿撤出科威特之间的区别。”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点点头。他也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朋友。伊拉克曾经是苏联的听话的客户，但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而且近年来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一直在无缘无故地触犯苏联。

况且，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白，如果他想执行改革政策，他需要财政和工业援助。那意味着西方的善意。冷战已经结束了，这是现实。那就是为什么他让苏联站到了安理会的一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那么，先生们，你们去接触这个源头吧，”戈尔巴乔夫回答，“为我们提供信息，使我们能得以理清形势，我们将会十分感激。苏联也不希望看到中东发生战争。”

“我们是想去接触的，阁下，”斯图尔特说，“可我们不能。那源头拒绝亮明身份，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风险肯定是很大的。要去接触的话，我们只得避开外交渠道。他已经明确表示他只能与我们秘密通讯。”

“那你们要我做什么呢？”

两名西方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巴格达，作为那个情报源和我们自己之间的中介。”巴伯说。

“一名特工？”

“是的，总统先生。一名特工，伪装成伊拉克人。”

戈尔巴乔夫死死盯住他们。

“你们有这样的人？”

“是的，总统先生。但是他必须有一个住处，一个安静的、隐蔽的处所，在他收集情报和递交我们的询问期间蛰居在那里。我们请求您，能让这个人作为苏联大使馆高级外交官雇佣的一名伊拉克职员插入进去。”

戈尔巴乔夫用指尖搔了一下下巴。他对秘密行动太熟悉了。克格勃曾经执行过许多行动。现在克格勃的老对手请他协助去开展一项行动，而且要出借苏联使馆作为他们特工的保护伞。这太蛮横了，他几乎笑出声来。

“如果你们的这个人被抓住了，我们的使馆会遭到牵连。”

“不会的，阁下。你们的使馆顶多会受到某些西方敌人的冷嘲热讽。萨达姆将相信你们绝没有牵扯其中。”莱恩说。

戈尔巴乔夫思考了一番。他回想起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就这件事所作的个人恳求。他们显然认为此事相当重要，而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认为他们对他的善意也同样重要。最后他点点头。

“好吧。我会指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为你们提供全力合作。”

克留奇科夫是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十个月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克留奇科夫伙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及其他人，发动了针对他们自己总统的军事政变。

两名西方人不安地蠕动着。

“尊敬的总统先生，”莱恩请求说，“我们能否请您下指示给您所信任的外交部长，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也是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信赖的朋友。

“谢瓦尔德纳泽，而且仅限于他一个人？”总统问道。

“是的，先生。”

“好的。只通过外交部去安排。”

当西方情报官走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沉思。他们只希望他和爱德华知道这件事，而不是克留奇科夫。难道他们知道苏联总统不知道的某些事？他感到迷惑。

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派遣的“约书亚”特工队，共有十一个人——两个五人小组和一名队长。队长是科比・德洛尔局长亲自选定，并从赫兹利亚郊外间谍培训学校的枯燥授课中抽调出来的。

其中一个小组来自于“耶里德”分部，该部门分管摩萨德的行动安全和监视。另一个小组来自于“内维奥特”，其专长是窃听、破门入室——简言之是对付无生命目标或机械电子产品。

十名队员中有八名能说过得去的德语，而队长说得相当流利。另两人是技术人员。约书亚行动的这支特工队潜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已有三天了，他们从欧洲各个城市分别进去，每人都持有完美的护照和身份掩护。

如同他搞耶利哥行动一样，科比・德洛尔又打破了几个规矩，但他的下级没人与他争论。约书亚已被定为是一项不许失败的行动，而且由于是局长亲自发起的，意味着具有最高优先权。

耶里德和内维奥特小组通常各有七至九名特工，但由于目标应该是平民，没有敌意，未经训练，未起疑心，所以这次队员的数量减少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已经安排了三座安全房，还有三名“波特”负责房子的清洁和采购食品。

波特通常是以色列青年，往往是学生。摩萨德对他的家庭背景彻底审查后，让他干跑腿的活。波特的工作是外出购物和其他日常事务，但不能提问题。作为回报，他可以免费居住在摩萨德的安全房里，这对于在外国城市求学的拮据的学生来说，是一大实惠。当执行临时任务的特工队进驻时，该波特必须搬出去，但还是让他做一些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东西的零活。

虽然维也纳似乎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对于谍报界来说，她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可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当时，维也纳作为第三帝国的第二首都，曾被盟国占领，并被划分为四个区域——法占区、英占区、美占区和苏占区。

与柏林不同，维也纳获得了自由，最后连苏联也同意撤出，但条件是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必须完全中立。一九四八年柏林封锁期间，随着冷战的开始，维也纳很快便成了谍报活动的温床。由于她恪守中立，几乎没有自己的反间网，靠近匈牙利和捷克边境，对西方开放但也与东欧相容等原因，维也纳是各国情报机构一个完美的活动基地。

摩萨德一九五一年成立后不久就看到了维也纳的优势，于是向那里派遣了情报人员，阵容极其强大，使情报站站长的级别实际上超过了大使的级别。

后来，这个优雅的前奥匈帝国的首都成为超级隐蔽的银行业中心和联合国三个独立机构的所在地，并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恐怖分子所看好，成为他们进入欧洲的门户。所以摩萨德当初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奥地利虽然也有反间谍机构和国家安全机关，但由于她信守中立，所以反间力量薄弱，能轻易躲开，摩萨德特工们叫奥地利的反间人员是“饭桶”。

科比・德洛尔挑选的特工队长是一名坚强的卡查，曾在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执行过任务，有多年的欧洲活动经验。

吉迪恩（昵称吉迪）・巴齐莱队长现在化名爱华尔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淋浴房制造厂商的一名代表。他不但有完整的证件，而且如果翻一下他的手提箱还能发现相应的产品介绍册、订货单和印有通讯地址的公司信笺。

即使打电话到他在法兰克福的公司总部查询，也会证实他的身份，因为信纸上的电话号码是摩萨德在法兰克福一个办公室的号码。

巴齐莱队长以及十名队员的这些身份掩护文件，是摩萨德另一个综合服务部门的杰作。在特拉维夫，与证件伪造部门同一层地下室里还有一系列房间，专门储存数量多得惊人的各个公司（不管真的还是虚构的）的资料。公司记录、审计报告、工商登记、印有公司名称的文稿纸、信封和其他文具，应有尽有，执行国外任务的卡查可以随时配备上某个的公司证明资料，而不会露出破绽。

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下来后，队长巴齐莱与驻地的情报站长开了一个会，并开始了这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尽他们所能，了解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一家隐蔽的、极为传统的私有银行的一切情况。这个银行叫温克勒银行。

同一个周末，两架美国奇努克直升机从利雅得郊外一个军事基地升空，朝北方飞去，到了从卡夫吉沿着沙特与伊拉克国境至约旦的泰普林路上空。

每一架奇努克机舱里都挤着一辆路虎越野车，车上已经卸去了不必要的装备，但配置了超大油箱。此外每驾飞机上还有四名英国特空团官兵，挤在机组人员的后面。

最终目的地超出了直升机的航距，所以在泰普林路有两辆重型油罐车在等待着，是从海湾边的达曼赶过来的。

当饥渴的奇努克在路上停下来时，油罐车工作人员开始加油作业，直至直升机的油箱又满了起来。再次起飞后它们顺着道路朝约旦方向飞去，保持低空飞行以避开设在国境线对面的伊拉克雷达。

刚过沙特的巴达纳镇，接近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约旦的三国交界处时，奇努克又降了下来。又有两辆油罐车等待着为它们加油，但就在这个地点，它们卸下了机舱里的货物和旅客。

美国机组人员即使知道那些沉默的英国人要去哪里，他们也没有表露出来；不过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也绝对不问。机上的装载员们把披着沙漠伪装的越野车顺着斜坡跳板卸到了路上，跟英国人握握手，说了声“嗨，祝你们好运。”然后他们加满油顺着原路返航了。油罐车随后也离去了。

八名特空团官兵目送着他们离开，然后朝着约旦方向进发。到了巴达纳西北五十英里处，他们停下来等待。

指挥那两辆越野车的上尉检查了一下方位。早先，大卫・斯特林上校在利比亚西部沙漠战斗时，是依赖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测定方位的。但一九九〇年的技术使这项工作更简单更精确了。

上尉的手里握着像一本软皮书那么大的一件设备。这是全球定位系统，缩写简称为GPS。别看它尺寸不大，不管操作者处于地球表面的任何地点，GPS都能把其方位确定在一个十码乘十码的方块之中。

上尉的那只手提式GPS可在Q档和P档之间转换。使用P档可精确到十乘十码，但需要有四颗纳芙星（美国人造卫星）同时处于地平线上方才能做到。Q档只需两颗纳芙星在地平线上就可以，但它的精度只有一百乘一百码。

那天，上空只有两颗人造卫星，但已经足够了。这里远离巴达纳至约旦边境，全是荒凉的沙土和页岩，没人会看不到一百码开外的人。上尉确认了他们已经到达碰头位置后，关掉GPS，钻到战士们搭在两辆汽车之间伪装网下面，躲避太阳去了。温度表上的指针指向130华氏度。

一小时以后，一架英国小羚羊直升机从南方飞过来了。此前麦克・马丁少校已经搭乘皇家空军的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从利雅得起飞，抵达了靠边境最近的有机场的沙特城镇焦夫。这架大力神还运来了桨叶折叠起来的小羚羊，它的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及小羚羊从焦夫到会面地点及其回程所需的辅助油箱。

虽然是在荒凉地区，但为防伊拉克的雷达扫视，小羚羊贴着沙漠地表飞行。飞行员很快看到空中升起一颗维利式信号弹，那是特空团上尉听见由远而近的发动机声音后发射的。

小羚羊降落在距路虎车五十码的道路上，马丁爬出了机舱。他肩上挂着一只包，左手提着一只柳条篮。篮子里的东西让小羚羊的飞行员很疑惑：他到底加入的是皇家陆军航空兵，还是某一个农民协会。篮子里装的是两只活母鸡。

除此之外，马丁的装束与正在等着他的八名特空团军人一样：沙漠靴、用坚实帆布制成的宽松裤、衬衣、毛衣和沙漠伪装战斗服。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布茶巾，可以拉上来遮住脸不受沙尘的侵袭，头上戴了一只针织羊毛头盔，上面架着一副重型风镜。

飞行员在纳闷，那人这么穿着打扮为什么没有热死，不过飞行员还从来没经历过沙漠的寒冷夜晚。

特空团士兵从小羚羊的后部拖出几个塑料油桶，为油箱加满了油。最后，飞行员挥挥手驾机起飞了，朝南飞赴焦夫，搭载运输机返回利雅得，远离这些沙漠中的疯子，回归清洁的生活。

他离开之后，特空团官兵才感到轻松自在了。虽然路虎上的八个人属于D中队（轻型车辆专家），而马丁是A中队的自由跳伞兵，但除了两人，其余他都认识。于是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做了只要有时间英国军人都要做的事：他们沏了一壶浓茶。

上尉选定的进入伊拉克的越境地点是在荒凉地区，这有两个原因。他们要穿越的乡间越是荒凉，遇上伊军巡逻队的机会就越小。他的任务不是在开阔地上比伊拉克人跑得快，而是要完全避开他们的察觉。

第二个原因是，他必须把荷载尽可能卸在最靠近那条伊拉克公路的地方。该公路从巴格达西行穿过沙漠大平原，经鲁韦希德抵达约旦边境。

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西北边缘角落，从边境到通向巴格达的那条公路距离最短。上尉知道，在东边，从巴格达到沙特的地形应该是平坦的沙漠，大部分地区光滑得如同台球桌，可以从国境线快速到达去巴格达的最近一条公路。但那个地区也很有可能有伊军的巡逻兵。而伊拉克西部是山地，雨季时洪水顺着山谷冲刷下来，形成很多深谷，即使干旱季节也要小心行驶。但这里不会有伊拉克巡逻队。

选定的越境地点离他们站立的地方有五十公里，跨过没有标记的国境后，到巴格达-鲁韦希德公路只有一百公里。但上尉估计需要整整两夜一天，夜晚行军，白天拉上伪装网钻到下面睡觉，第二天夜晚再继续，这样才能把荷载卸到能步行到那条公路的地点。

下午四点钟他们出发了。太阳仍像一团火球挂在西边的天际，行车如同驶过热风炉。六点钟，黄昏降临了，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到七点钟，天已完全黑了。身上的汗水干涸了，幸好他们带着小羚羊飞行员嘲笑过的厚毛衣。

在领头的那辆汽车里，一名导航员坐在司机旁边，不时地核对着他们的位置和行驶方向。当初在基地，他与上尉一起伏在一系列大比例、高倍照片上研究了好几个小时。那些照片是由在塔伊夫基地的美国U-2飞机提供的。

他们是熄灯驾驶的，但导航员使用一支笔灯以保持行驶的方向，每当因为遇上溪谷或峡谷而不得不转向绕行时，他都在行驶路线图上随时更正。

每隔一个小时，他们停下来用GPS核对方位。导航员已经在照片上标上了经纬度，所以他们可以根据GPS显示的方位读数确定他们在照片上的位置。

行程很慢，因为每到一道山梁，其中一名战士就会下车跑到前方去瞭望一番，以确认山梁的那一边没有敌人。

黎明前一小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陡壁旱谷，就把汽车开进去，盖上沙漠伪装网。一名战士退出来，跑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去俯视他们这个营地。他下命令作了一些调整，直至他认为除非侦察机一头栽进这个旱谷，否则没人能看见他们。

白天他们吃、喝、睡觉，并一直有两名哨兵放哨，以防有徘徊的牧羊人或孤独的旅行者走近。好几次他们听到伊拉克喷气飞机从头顶上飞过的声音，还有一次听到附近山丘上有山羊的咩咩叫声。但那些山羊似乎没有牧羊人相伴，它们朝另一个方向游荡过去了。太阳下山后，他们又出发了。

那条公路上有一个伊拉克小镇，名叫鲁特巴。凌晨四点以前，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小镇昏暗的灯光。GPS确认他们是在计划好地点：镇子南边，离那条公路五英里。

四名战士到附近去侦察，一名战士找到了一处旱谷，底部是柔软的沙子。在那里他们开始静静地挖洞，用绑在路虎汽车侧面的挖沟工具把浮沙挖出来。他们把配有加强轮胎的越野摩托车和备用油桶埋了进去。两样东西都套上了强化聚乙烯塑料袋，防止沙子和水的侵蚀——以后会有雨天的。

为防止贮藏物被水冲走，他们垒起了一堆岩石阻挡雨水的冲刷。

导航员爬上旱谷上方的山丘，记下了该地点相对于鲁特巴上空的无线电发射塔的方位。无线电塔上的红色警告灯从远处就可看到。

当战士们埋头工作时，麦克・马丁脱光了全身衣物，从背袋里取出伊拉克劳动者、花匠助手马哈默得・阿尔科里的全套行头——袍子、头巾和凉鞋。一只布制的马桶包里盛放着当早饭的面包、黄油、奶酪和橄榄，一只破烂的布包里放着身份证和马哈默得的年迈双亲的照片，一只旧锡罐盒子里放着一些钱和一把折叠小刀。他整装待发了。路虎越野车需要一小时远离这里，找到一个隐蔽地点度过白天。

“祝你好运。”上尉说。

“大展身手。”导航员说。

“至少你还有机会吃上一顿像样的早餐。”另一个战士说。战士们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麦克・马丁挥挥手，开始了他穿越沙漠的徒步跋涉。几分钟后，路虎越野车也开走了，旱谷又变得空荡荡了。

摩萨德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在通讯录里找到一名银行界的沙燕，是奥地利国内一家主要清算行的一位执行董事。站长要求他尽最大可能写具一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详细报告。他只告诉这位沙燕，有几家以色列企业想与温克勒银行建立业务关系，希望能了解其可靠性、发展经历及其金融业务。他还遗憾地说，当今银行界欺诈事件太多了。

那位沙燕接受了查询的理由，尽他最大的努力详细了解了这家银行，结果情况相当好，因为首先他发现，温克勒一直按照几近绝对保密的严格标准操作业务。

该银行现在只有唯一一个所有人，也就是现任总裁温克勒。其父亲老温克勒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创办了这所银行。一九九〇年，总裁温克勒先生已有九十一岁，在维也纳银行界被称呼为“老头子”。虽然已是高龄，但他仍不肯让出总裁职务或唯一控制权。因为孤身无孩，没有自然的家庭继承人，因此控制权的最终处置必须等他的遗嘱公开才知道。

然而，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三名副总裁负责。老头子温克勒大约每个月在私家别墅里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所关心的主要事项似乎就是确保他自己定下的严格标准能继续维持下去。

经营业务决策由三位副总裁——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共同决定。当然，这不是一家清算银行，没有往来账户户头，也不签发支票本。其业务是为客户投资基金，主要在欧洲市场。他们的客户能得到磐石般稳定的储存和安全的投资。

虽然客户在这里的投资回报从来不曾进入同行业的前十位，但这不要紧。温克勒银行的客户并不追求快速增长，或者高利息收益，他们追求的是资金的安全和绝对匿名。而温克勒向他们保证，他的银行可以提供这两者。

老头子温克勒誓死维护的标准包括，对编号账户的户主身份绝对保密，以及完全避免各种——用老头子话来说就是——“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在这种排斥现代化设备的指导思想下，该银行禁止用计算机储存敏感账户信息，禁止使用传真机，而且尽可能也不使用电话。当然他们接电话，从电话中接受指示，用电话得到信息，但决不会用电话向外泄露这些情况。温克勒银行喜欢以珍贵讲究的专用信纸和信封，使用老式的通信方法；或者客户只能来银行面谈。

维也纳市内的信件和报表，会用蜡封的信封，让该银行的信使亲自递交；只有国内或国际信件，银行才会使用公用邮政系统寄送。

至于外国客户的编号账户——那位沙燕已按要求去尽量了解这些情况——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据传闻透露，银行里存着几亿美元。如果此言当真，那么这些账户是如何操作的？对此，温克勒银行绝对不肯吐露一个字：反正我处理得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吉迪・巴齐莱一边读这个报告，一边长久地大声咒骂着。老头子温克勒也许对最新的电话窃听和计算机侵入技术一无所知，但他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在伊拉克到处收集毒气制造技术期间，从德国购买技术和设备的每一笔款项，都是通过三家瑞士银行的一家清算的。中情局已经侵入到了这三家银行的计算机中——本来是为追查毒品洗钱，结果偶然发现了伊拉克的交易细节。有了这个内部信息，华盛顿就毒气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向德国政府连续几次提出了抗议。后来抗议被驳回，但情报是完全准确的。

吉迪・巴齐莱本打算侵入到温克勒银行的中央计算机，但是他错了。那里没有计算机。那就剩下房间窃听、电话窃听和邮件截取。问题是，这些手段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许多银行在操作账户、提取存款和转账时都需要一个密码，但户主通常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信件报出密码，从而确定自己的身份。但温克勒银行对于耶利哥那样的有巨额存款的外国客户，似乎操作程序要复杂得多。户主要么带着大量的证明文件正式登门；要么以准确的格式准备一份书面指令，再加上准确的密码和标记，出现在预先同意的准确地方。

看起来，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划入款项，温克勒银行都会接受。摩萨德知道这一点，因为它一直在向耶利哥支付他的血汗钱，每次支付都要以温克勒银行确认有效的一组号码，转入其内部的一个账户。但说服温克勒银行把钱转出来，完全是两码事。

老头子温克勒的内心，似乎猜准了非法截取信息技术会胜过正常的信息转移技术。这个该死的瘟老头子。

那位沙燕唯一能核准的另一件事是，这些巨额编号账户肯定由三名副总裁中的一名亲自操作处理，不会是其他职员。老头子选对了部下：这三名副手全都以极其认真负责著称，薪酬也很高。总而言之是无法攻破的。那沙燕补充说，以色列用不着担心温克勒银行。当然，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十一月的第一周，吉迪・巴齐莱已经对温克勒银行的情况厌烦透了。

黎明后一个小时，一辆长途大客车开过来了。这里离鲁特巴不到三英里，大客车司机看见路边岩石上一名单身旅客站起来招手，就慢慢地停了下来。那人上车交出两张皱巴巴的第纳尔纸币，在后面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把鸡篮子在膝盖上放平后就睡着了。

镇里有一个警察检查站，大客车轰鸣着停在了检查站里，一些旅客下车去工作或去赶集，另有一些旅客要上车。警察在查验上车旅客的身份证时，透过布满尘土的车窗玻璃打量了一下留在车上的三五名旅客，根本没注意坐在车后带着鸡的那个农夫。他们是在搜寻颠覆分子和可疑分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长途汽车隆隆响着驶向东方，一路上摇摇晃晃，有时候驶到旁边的硬路肩上，让一队军车驶过。军车后面的车厢里坐着满脸胡茬的应征士兵，他们阴郁地盯着车后飞扬的沙尘。

麦克・马丁闭着眼睛倾听着周围人聊天，尽力理解不熟悉的词语，重新熟悉他已经忘记了的口音。伊拉克这个地区的阿拉伯语与科威特有较大的差别。在巴格达，如果他想要装扮成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实巴交的下等人，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口音和短语会很有用。乡下人最能使城里的警察放松警惕性。

关在他膝盖上篮子里的母鸡，正经受着颠簸。马丁已经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玉米撒在了篮中，又把水瓶里的水让它们分享了，但汽车每倾斜一下它们总要咯咯咯地提一番抗议，或者蹲下身子拉粪便。

要察觉出篮子的外部比内部多四英寸，需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母鸡脚下那层厚厚的粪土遮盖了尺寸的差异。其实粪土只有一英寸厚。在二十乘二十英寸的篮子下部，四英寸夹层里藏着一些设备，肯定会使鲁特巴警察感到惊异和产生兴致。

其中一件物品是折叠式卫星天线，收起来如同一把短短的折叠伞。另一件是收发报机，其功率大于马丁在科威特时用过的那一台。在伊拉克，再也不会有边在沙漠里游荡边发报的那种便利条件了。长时间发报会暴露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镉银电池之外，夹层里还有最后一件物品，一台磁带录音机，而且是一台特殊的录音机。

新技术产品刚刚开发出来时，似乎都体积庞大、使用麻烦，然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内部机件越来越复杂，但体积却越来越小，而操作越来越简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工们偷运进法国交给英国特种行动队使用的无线电台，用现代标准来衡量简直是一场噩梦。那种发报机，一台就会占据整个手提箱，所需的天线有几码长，电子管的尺寸有电灯泡那么大，还只能发射摩尔斯电码。报务员要花很长时间敲击电码，其间德国的反间特工队就能测出发报源头，从而可以包抄进去。

马丁的磁带录音机操作起来很简便，但功能非常全面。发报时，先对着话筒，将长达十分钟的信息慢慢地、清楚地读出来，用一块硅晶片把这段话加密成一段乱七八糟的音频，即使伊拉克人截取了也无法破译，之后再把这段已经加密的音频录到录音带上。

之后，把磁带倒带，再让它重新录音，但这次以二百倍的速度，把这段信息压缩成无法追踪的三秒钟的噼啪声。

连接上卫星天线、电池和录音机后，发报机要发射出去的就是这种噼啪声。在利雅得，这段信息会被接收到，降慢，解密，重新清楚地播放出来。

当长途客车在拉马迪停下后，马丁下车转上了另一辆长途大巴。第二辆汽车经过哈巴尼亚湖和老旧的皇家空军基地（现已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伊拉克战斗机机场），最后停在了巴格达郊外，所有旅客都接受了身份证检查。

马丁低声下气地排在队伍里，手里提着装鸡的篮子。旅客们依次向警察中士坐着的桌子走过去。轮到马丁时，他把柳条篮往地上一放，出示了他的身份证。中士看了看身份证。中士已经工作了长长的一整天，又热又渴。他指了指身份证上出生地一栏。

“这个地方在哪里？”

“是在巴吉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那里的西瓜很有名，贝依。”

中士的嘴巴颤动了一下。贝依是早在土耳其帝国时代的一种尊称，现在很少听到，只有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人才这么说。他挥手示意让马丁离开。马丁提起鸡篮重新上了客车。

七点不到，大客车慢慢停了下来，马丁下车进入了卡迪米亚区的巴格达长途汽车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