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弗里曼住在博根郡，和纽约隔着一条哈德逊河。但是他说要来纽约处理一些事务，所以我就在西36街的一家餐馆里订了位置。

他又高又瘦，样子像一位专门演配角的演员，就是那种在勇斗恶人的英雄背后默默做掩护的老警察的角色，他让人感觉是值得信赖的——虽然你并不知道原因，因为他在电影里只有一两句台词。

他的头发几乎完全白了，还有他精心修剪过的大胡子也是，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他自我介绍之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他说他与一个叫戴安娜的女人有过近20年的婚姻，有一个叫托尼的儿子，刚刚满28岁，但是他很难见儿子一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离婚以后，他的前妻和儿子搬去了西雅图。他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当地一家广播电台当新闻主播。

弗里曼并不讳言，坦陈自己应该对离婚负全责，百分之百，因为他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且从前总是酗酒。在1969年那会儿，他是第一批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被分配到警局的警探，局里的一些人因此记恨他，尤其他还是一个非裔美国人。而且他强调，有人说种族歧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基本消除，尤其在小城镇的政府部门，这纯属谎言。当然，在那之前，电影里就已经开始有黑人演员扮演法官、原告、大学教授和警长的角色了，但是现实和电影是不一样的。不过弗里曼的收入不错——那时一个巡警一年能挣将近2000美元，而且他从小就想当警察。

他告诉我，在八十年代初，西温莎镇警局大约有50位警察，多数人年龄在40岁左右。局里只有一位女性，是当时新招的，而且除了一个拉丁裔[1] 警官何塞·门德斯，其他的都是白人。在新泽西和纽约，那是个冷酷的时期：快客瘟疫[2] 开始泛滥，虽然普林斯顿不算重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警察就日子好过。弗里曼在普林斯顿警局待了10年，然后在1979年去了默瑟郡的西温莎，在一个几年之前刚成立的侦探科工作。

他和我聊得很开心，并且坦言，自从退休以后他就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退休警察没多少知心朋友，这很正常。

“你为什么还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约翰？”他问。

他提议我们以名相称。虽然在他的口音和相貌中有些东西莫名让我有点儿畏惧，但是我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诉了他。我已经无力再编故事了，没有什么“韦德传记”，也没有什么“悬疑谋杀案面面观”，我确信面前的这个男人值得我完全信任。他如此善良，还不知道我是谁便同意会面，并和我倾诉他一生中的辛酸往事。

所以我坦诚相告，理查德·弗林写了一本讲述那段日子的书，但是书稿的一部分找不到了。我受雇于这本书的文学代理，正在研究——或者说调查这个案子，希望重构事实。我已经和一大批人谈过话了，但目前仍没有确凿的结论，也不能确定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指着他带过来的一个浅黄色信封。“我去了一趟侦探科，给你复印了这些。”他说，“我们到九十年代初才开始用电脑存档，所以这些是我翻遍了档案箱才找到的。没有秘密文件，所以拿出来很容易。把这些文件拿去读读吧。”他劝我说，并且把信封塞进我的包里。

接着，他给我简略讲述了一遍他所记得的事情：他怎样和法医去了韦德的别墅，此案在媒体上掀起的风暴，还有他们怎样缺乏有价值的线索，形不成一套解释凶案的理论。

“关于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相互冲突的。”他说，“教授过着安稳的生活，不涉毒、不涉黄，也不去任何不好的地方。他那时也没有和人有过摩擦，住在一个安全的街区里，邻里都是正派的人，相互之间认识很久了，都是学者或企业大亨。然后，突然之间，这家伙在自己家被打死了。他家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丢，甚至现金和珠宝还都好好地放在那儿。不过我记得凶手在匆忙中翻找了他的住宅，有的抽屉开着，文件洒了一地。但是我们找到的指纹都是来自已知者的:一个整理教授图书室的孩子，还有一个有门钥匙、经常去他家的修理工。”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文件，”我问，“有没有提供什么潜在线索？”

“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我记不得……所有东西都在这些复印件里了。但是我记得我们在别墅里发现了一个小保险柜，没人知道密码。于是我们叫了一个开锁匠来，他把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却只有一些现金、契据、照片之类的，没发现和案子有关的东西。”

“教授刚刚写完了一本书，似乎书稿丢失了。”

“他的遗物是由他妹妹打理的。她在案发几天后从欧洲赶过来。我记得她，她特别像个电影明星，穿着贵重的皮草，戴了一堆珠宝，像个歌剧女主角似的，说话还有外国口音。她确实很靓丽，不瞒你说。我们问了她几个问题，但是她说她和已故的哥哥不是很亲近，她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

“她叫英琦·罗西，”我说，“她在意大利已经住了很久了。”

“也许吧……你说的韦德的书稿可能在她手里，或者被别人拿走了也说不准。又过了几天我们把警方的东西都从那儿清走了，她妹妹没反映丢了东西，但是我怀疑她根本就不知道她哥哥有什么。我讲过，他们两个已经20年没见面了。她着急，想把事情尽快了结，葬礼之后立马就回欧洲了。”

“我知道有个年轻人是嫌疑人之一，马丁·路德·肯尼特，后来他因为杀害一对老夫妇入了狱。”

“对，伊斯顿夫妇，那真是桩残忍的谋杀……肯尼特被判了终身监禁，现在还在雷克斯岛监狱关着。但是他没有被指控杀害韦德教授——”

“是的，这我知道，但是有段时间他被当作韦德案的主要嫌疑人，是吗？”

弗里曼耸了耸肩。“有时候你还挺明白的……韦德是个名人，事情吸引了媒体，一度还受到全国关注，所以我们也有压力要尽快破案。州长办公室协助我们调查，而默瑟郡检察厅也从重罪科调来一位侦探，伊凡·弗朗西斯。他是那种往上爬的家伙，你懂我意思吧？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我们地方上的警察只是些小喽啰，所以一切都是这位侦探和检察官在幕后操纵的。

“我当时还是那种仗义执言的性子，我认为那个孩子，肯尼特，和伊斯顿夫妇之死以及韦德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绝对是认真的。检察官想把他视作韦德案的首要嫌疑人，正如你说的那样，所以其他的破案思路就被陆续放弃了。但这真是太蠢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个孩子可能不太灵光，但是他还没有蠢到把他从受害者那里偷来的珠宝，送到离犯罪现场仅有几条街远的当铺卖掉。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不去纽约，不去费城？没错，他是个业余毒贩，但是他并没有暴力前科。教授被杀那晚他还有一个不在场证明，所以他是韦德案凶手的可能性甚至压根不该予以考虑。”

“关于这些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点儿，但是你能肯定——”

“我正要跟你讲，他当时在一家游戏厅里。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监控，但有两三个人一开始就确认了，案发时间他们看见肯尼特在玩游戏，可是接着伊凡·弗朗西斯去见了他们，他们就改口了。另外，肯尼特的公设辩护人是个傻缺，他根本不愿和人辩论。懂了？”

“所以理查德·弗林那条线很快就没人管了？”

“是的，没错。那也是一条线，但不是唯一一条‘很快就没人管’的线索，用你的话说。我记不起来全部的细节了，但是我想弗林是最后一个见到教授活着的人，所以我们和他约谈了几次，不过并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把柄。弗林承认当晚在那里，但是他说他在案发前两三个小时就离开了。在那本书里他有坦白什么吗？”

“正如我告诉你的，书稿的大部分章节现在失踪了，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接下来要怎么讲。但是关于案发那段时间的事你有一点不知道，因为理查德·弗林、德雷克·西蒙斯和其他证人对此缄口不言，那就是有一个叫劳拉·贝恩斯的研究生当晚也在。西蒙斯告诉我，她和弗林在与教授见面的时候争执了起来。”

他笑了。“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警察，约翰。我知道有时候人们以为我们只是一群大嚼甜甜圈的蠢货[3] ，笨到在裤裆里都找不到自己的老二。我们当然知道你说的那个女孩的一切，她应该和教授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但是最后什么也证明不了。我约谈了她，但是她在那天晚上有一个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她不可能在现场——又是一条死路。”

“但是那个人，那个修理工——”

“至于那个修理工的说法……啊……他叫什么来着？”

“西蒙斯，德雷克·西蒙斯。”

他突然不说话了，朝着一片空白凝视了半晌，然后从兜里拿出一个小药瓶，倒出来一片绿色的药伴水服了下去。他露出尴尬的神色。

“不好意思……啊，对，他的名字是德雷克·西蒙斯，对。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但是他的说辞我们也没有采用。那家伙有病，健忘症，而且他穷到屋顶漏风，你懂我的意思吧？无论如何，虽然有点儿流言蜚语，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教授和那个女孩是情人，而且她的不在场证明很有力。”

“你记得是谁证实了她的不在场证明吗？”

“都在我给你的那些文件里。我记得是她的同学，一个女孩。”

“莎拉·哈珀？”

“跟你说了我不是所有的事都记得住，但是文件里面所有人的名字你都找得到。”

“劳拉·贝恩斯当时有一个男朋友，提摩西·桑德斯，可能他心怀妒忌，认为女朋友和教授有染。有人和他谈过吗？”

“劳拉·贝恩斯不是嫌疑人，我告诉你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调查她的男友？怎么了，关于这个人你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与这个案子相关的发现。很多年前他在华盛顿特区遭枪击身亡。警方说是抢劫引发的凶杀案。”

“哦，那真的很遗憾。”

我们吃完了饭，点了咖啡。弗里曼看上去精疲力竭、心不在焉，就好像我们的谈话耗尽了他的电力一样。

“但是为什么弗林没有被正式起诉？”我继续问。

“记不得了，但是我想，像弗朗西斯这样的侦探，一定是有充足的理由不把他送到陪审团面前。那男孩是一个大学生，有一份干净的履历，而且从不多管闲事。我记得他不吸毒、不酗酒，也没有暴力倾向，所以不像是个潜在杀人犯。对了，他通过了测谎仪测试，你知道吗？这种人不会突然冲出去杀人，甚至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也不会。有些人就是没有能力杀人，哪怕为了救自己或者至亲的命。前几年我读过一个研究，说‘二战’期间多数人其实只是在打空枪，而不是瞄准敌人。用一根球棒把人拍死，那真是难了去了，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么轻松。所以即使你认为那个孩子罪大恶极，我也不觉得他是我们要找的凶手。”

“罗伊，你认为一个女人能做得到吗？我是指在体力上。”

他想了一会儿。

“唔，把一个男人的头用球棒敲成那样？我觉得做不到。女人杀人比男人少见多了，而且她们几乎从来不会如此暴力地杀人。她们杀人的时候会下毒，或者用别的不血腥的方法，比如用枪。话说回来，法医学提供规律，但是没有定数，所以一个侦探从来不应该排除任何假设。我记得，韦德是一个壮汉，身形魁梧，必要的时候防卫起来也不会含糊。是的，他被杀前喝了酒。酒精含量可以揭示受害人被攻击时身体状态方面的很多信息，但也不是全部的信息。在同样的酒精摄入量下，有的人可能反应速度基本正常，而有的人可能就自顾不暇，这因人而异。”

“你考虑过西蒙斯的嫌疑吗？”

“谁是西蒙斯？哦，抱歉，那个修理工，那个人的脑子有点儿问题……”

“是的。之前他被控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精神问题被判无罪。为什么他不是嫌疑人呢？”

“他很配合警方，而且也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他只在最开始时被当作一个潜在的嫌疑人——其实每一个能和受害者扯上关系的人都会被考虑。他被问了几次话，看起来不是坏人，我们就没有再管他。”

***

他是坐火车来的，我开车把他送回他在新泽西的家。其间他给我讲了那个年代警察的生活。他住在一间松树环绕的旧平房里，在一条土路的尽头，靠近I-95公路。我离开前，他让我将调查接下来的新进展通知他，我答应了他，但是我知道自己就要放弃了。

不过，当天晚上我仍然读了他带给我的文件，却没从中发现什么我还不知道的信息。

理查德被约谈了三次，他的每一个回答都直接、明确。他甚至同意测谎，并且通过了测试。

***

劳拉·贝恩斯的名字仅仅出现在一份关于韦德的熟人及社会关系的报告中。她既没有被当作嫌疑人，也没有被当作证人，而且只被问过一次话。似乎有人怀疑她那天晚上可能在场，并且在9点理查德到来的时候离开了别墅。但是理查德和劳拉都否认了这一猜测。理查德和教授一起喝了酒，但是文件里他称劳拉当时不在现场。

后来，我心不在焉地上了会儿网，又想到了萨姆：她对我笑的样子，她眼睛奇异的颜色，她左肩上一块小小的胎记。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关于她的记忆已经逐渐开始模糊了，逐一退入那一幕幕我没有好好把握的过往。那些时光似乎成了一间间锁住记忆的密室，密室的钥匙已经被我丢掉，因为藏在里面的回忆实在太痛苦了。

直到黎明将至我才勉强入睡。我听得见这个城市深重的呼吸声，千万人的梦境和故事交织成一个大球升入天空，仿佛随时都会爆开。

***

之前几周，我给莎拉·哈珀打了好多次电话。见到弗里曼后的第二天，她终于给我回了电话，当时我正想找彼得把整个调查交代清楚，就此退出。哈珀的嗓音很好听，说她立刻就想见我，因为她不久就要出趟远门。她还记得哈利·米勒找过她，想知道我找她要做什么。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想见她。那时我已经和太多人聊过了，他们净告诉我一些互相矛盾的故事；与萨姆的分手对我打击很大，让我无法在这种陈年旧事上集中精力，我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和好奇。突然之间，这些事情好像变成了毫无深度的图画，就像童书里的平面插图，压根儿不能激发我的热情。我已经没兴趣再长途跋涉到布朗克斯区去见一个吸毒者，迎接我的无非又是一堆谎话，只是为了赚点儿快钱占个便宜。

不过她提议进城来见我，所以我还是同意了。我给了她一个街角酒吧的地址，她说她大概一个小时后到，到时会提着一个绿色的旅行包，我可以凭这点认出她来。

她晚到了10分钟，来时我正在喝意式浓缩咖啡。我用眼神确认是她，她走过来与我握手，然后坐下。

她的样子与我想象中的很不同。她身形矮小瘦弱，身材仿佛十几岁的孩子，皮肤白皙，正好配上她杏色的头发。她穿着便装:牛仔裤、印着“生活真美好”的长袖T恤、一件破洞牛仔夹克，不过装束非常整洁，散发着名贵香水的味道。我提议请她喝一杯，但她说自从戒毒禁酒以来，她已经一年不喝酒了。她向我确认，从那时起，她也不再沾毒品了。她指着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包，“我在电话里说过，我会离开一段时间，”她说，“所以我觉得最好先和你谈谈。”

“你要去哪里？”

“去缅因州，和我男友一起。我们将住在一个岛上，他在一个管理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基金会找了一份工作。我盼望做这种事情已经很久了，但我想确保万事妥当后再离开，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会想念纽约的。我的前半生不折不扣完全是在这里度过的，但现在这是个全新的开始，不是吗？”

她和我聊起天来似乎很自在，即使我们是初次见面。我认为她可能仍然在参加酗酒者互诫协会[4] 这种互助团体，她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但是绿松石色的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

“谢谢你乐意来和我聊，莎拉。”我说。我给她简要讲了理查德·弗林的书稿，以及我调查到的在1987年末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丑话说在前面，你要知道雇我的代理没有给这个调查准备太多的预算，所以——”

她挥了一下手，打断了我的话。“我不知道米勒那家伙告诉了你什么，但是我不需要你的钱。最近我已经攒下了一点儿钱，而且我将要去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我同意见你是出于另一个原因，这关乎劳拉·贝恩斯——或者韦思莱克，她现在把姓氏改成这个了。我想关于她有几件事情你最好知道。”

“我想再点一杯意式浓缩，”我说，“你要一杯吗？”

“一杯脱咖啡因的卡布奇诺就好，谢谢。”

我去吧台点了咖啡，然后回到座位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酒吧里渐渐挤满了喧嚷的顾客。

“你打算谈谈劳拉·贝恩斯？”我说。

“你对她了解多少？”

“几乎不了解。我们面谈过半个小时，通过几次话，就这样。”

“她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不是很好的印象，说实话。我感觉当我问她当年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在对我撒谎。只是一种感觉，不过我想她是在掩饰着什么。”

“劳拉和我曾是好朋友，我们做过室友。虽然她来自中西部，但是丝毫不闭塞，并且极其有涵养。她的那种诱惑力不仅吸引男生，同样也招女孩子喜爱。她很快就结交了很多朋友，每个派对都邀请她，教授们也对她好评不断，她是我们班上最受欢迎的学生。”

“她和韦德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你知道些什么吗？有人说他俩之间有一些说不清的事，理查德·弗林在他的书稿里面也这样暗示。但是她声称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暧昧过。”

她思索了一会儿，咬着下嘴唇。

“怎么说呢……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肉体上的关系，但是他们确实很在乎彼此。教授不像是一个会对年轻女人有意思的人，他只是自己有一种活力。我们都敬仰他，关心他，他的课讲得非常好，很有幽默感，让你感觉他确实对所讲的东西很在行，也确实希望你学到东西，而不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硬着头皮工作。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年的秋季烟火秀——那些年间有许多很蠢的仪式活动，有一部分可能现在还保留着——几乎我们全班人都去了，再加上几个教授，待在艺术博物馆前面的空地上，等着天黑下来开始放烟花。在半个小时之内，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不自觉地走到韦德周围，站成了一圈，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之前的一些同事说他是一个好色之徒，而且酗酒。”

“我不赞同，而且劳拉也没有对我说过那样的事。我倾向于认为那些都是闲言碎语。不管怎么说，劳拉那时候还是有一个男朋友的——”

“提摩西·桑德斯？”

“对，应该是这个名字。我从来记不住人名，但我认为你是对的。劳拉似乎确实在乎他，如果说她确实会在乎别人的话。但是除去她和那个男孩以及韦德之间的关系，劳拉开始向我展示出一副不一样的面孔，渐渐地让我感到害怕。”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