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进了悉尼乔治大街上的黑宝石旅馆。内尔坚持要自己住单间。店员在账目栏里是这样登记的：内尔·斯通，安德鲁·班克森，斯凯勒·芬威克。看到他俩的名字被我的隔开，我觉得很高兴。另外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是，我看到内尔拿到了她自己的钥匙，319号房间，比我和芬的房间要高一层。

我们连澡都没顾上洗，先到联邦银行去了一趟，然后又直奔一家名叫“白星”的售票点。内尔和芬在那儿办妥了两份去纽约的通行许可。我原本在想，他们也许得等好几个星期才能等到舱位。可没想到，因为倒霉的经济，眼下绝大多数班轮都有一半客舱是空的。这是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SS卡尔加里号”邮轮四天后就出发。他们将一沓纸币顺着柜台推了过去，那钱看上去跟假的似的。虽然天气很凉，屋里仍有电扇在转。风一阵阵地朝我们吹来。内尔在衬衣上套了件毛衣，这让她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里的电扇、硬地板，售票处那个男人梳得笔挺的头发和他的领结，用化学品处理过的皮革的气味，还有薄荷糖的味道。我也想要一张同样的邮轮票。或者，撕碎她的票，带她回基奥纳去。

我们无法忍受在黑宝石旅馆的高墙密室里待着，也无法忍受坐在人来人往的餐馆里，于是只好选择了散步。我努力适应各种噪声，适应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路上的交通，还有四周好几百张臃肿的、粉红色的脸，从那些人嘴里飙出的澳式英语在我听来已成了讨厌的嘈杂之声。甚至连路边店铺的招牌和广告牌也让我受不了。“您的燃气冰箱就是它了，太太。”“生命中最棒的东西都在这张玻璃纸里。”诸如此类。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把每段广告都读上一读。

曾经熟悉的东西忽然变得新奇和陌生，这种感觉我以前也曾有过。那是在我结束第一次考察归来之后。可这一回我的感觉却是厌恶。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加清楚，眼前这些街道是那些道德沦丧的懦夫们为他们自己建造的。那些人依靠边远地区出产的橡胶和糖，或者是铜和铁，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回到这个地方。在这里，不会有人怀疑他们从事的勾当和他们给工人的待遇，更不会有人质疑他们的贪婪。和他们一样，在这里，我们三个人同样不会受到指责。甚至永远不会有人问我们是怎么闹出人命来的。

芬还没来得及看清房间号码，我已抢先选了219号房间，它正好在内尔楼下。次日一早，我听见她的房门打开又关上，便飞快地穿好衣服，下楼去了吃早餐的餐厅。他们尚未开始提供食物，餐厅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内尔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她双手捧着茶杯，那样子仿佛她捧的是一个椰壳做的大杯子。我坐在她对面的位子上。我们俩都一夜没睡。

“比跑到外面去更糟糕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待在屋子里。”她说。

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我想让她承认我们俩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而且我们也任由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还想告诉她，芬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过我，他的目标就是那支笛子，我本来能阻止他，可我什么也没做。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上了他老婆。可我不想就这么坐在这儿告诉她，我想和她一起躺下，将她搂在怀里告诉她。“那天一看到那张字条，我就该马上动身去把他追回来。”

“你不可能追上的。”她的手指沿着茶杯的边缘轻轻滑动，“而且，你也根本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她身上仍穿着那件毛衣。聊了这么久，她尚未抬头看过我一眼。

“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像那几天一样和你待在一起。”我说，“我从未这么急切地想要过任何东西。”最后这几个字把我自己都惊着了。它们是那么真实，令我不禁心旌摇曳。见她没有任何表示，我又说：“我一点儿都不后悔。真的是太完美了。”

“可它值一条人命吗？”

“什么东西值一条人命？”芬问。他刚从我身后的侧门进来。

“你那支笛子。”内尔说。

他眉头一皱，仿佛她是个言语放肆、举止莽撞的毛头小子。他让刚走过来的侍者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已洗过澡，刮过脸，闻上去像个西方人。

我们又去散步了，去了一趟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我们看了朱利安·阿什顿的水彩画，还有一个原住民树皮画展览。我们在一家咖啡屋坐了下来，那里有桌子摆在户外，就像《纽约客》里画的那样。我们点了一些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的食物：小牛肉，威尔士兔肉，意大利细面条。但谁也没好好吃上几口。

在回黑宝石旅馆的路上，我注意到内尔走路时跛得厉害。

“不是我的脚。”她说，“是这鞋，我有两年没穿过了。”

刚好我们路过一家药店。我故意落在后面，闪身进了店里。柜台后面的女孩看上去有点像原住民，在当时的悉尼，这样的店主颇为少见。她把药递给我，没说话。

“给老婆买药的钱我还是有的。”芬把我推到一边，把钱递给她。

回到酒店，服务员递给我们一张字条，是悉尼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尔·伊内丝写的。她邀我们共进晚餐。

“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内尔说。

“我昨天给她打电话了。”芬说。

他要跟她谈笛子的事。

“晚餐？我们这身打扮怎么去呀，芬？”

“往那边隔两个门就是服装店，女士。”服务员说，“美发和美容店街对面就有。准保给你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双湾。克莱尔和她丈夫住在那儿，就在红叶池上面。

“漂亮，真漂亮。”芬把头伸出窗外，冲着那排临水的豪宅一个劲儿地说，他把头缩回车里，“克莱尔很有长进嘛。她嫁了个什么人哪？”

“采矿的，我想是。银或者铜。”内尔说。自打我们收到这份邀请，这还是她头一次开口说话。

芬冲我得意地笑了笑：“班克森不爱听殖民者讲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晚宴规模不大。一共九个人，大家围坐在估计是客厅里的一张小桌旁。正式的大餐厅在屋子另一头。主人告诉我们，今晚只有四对夫妇和我这个从英国来的随宾，正式餐厅太大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既没打算回家，也没完成我的考察。我们根本就没好好考虑过这件事。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就这样毫无来由地跟着他们，一直跟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一直在等芬开口问我：“你为什么还黏着我们，班克森？为什么你他妈的就不能让我们自己待会儿呢？”这个原因他心知肚明，就是我爱上了他的妻子。他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心思说穿，他甚至可以在伊内丝的豪宅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么做，可他没有。相反，他只是说：“他一直在生病，癫痫发作。我们觉得他该找个大夫看看。”

于是大家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悉尼的医生，以及请谁来治我神秘的热带病最合适。后来，芬逐渐把话题转移到我们取得的“突破”，也就是我们发明的网格理论上来。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替出席晚宴的宾客和大家都认识的熟人在网格中找相应的位置。在座的有位留大胡子的客人，他在拉包尔做项目的时候认识了贝蒂；另一位客人曾在剑桥和我父亲一起上过动物学课程。而克莱尔似乎认识每一位我们说得出名姓的人类学家，就连我们系在三个别的国家折腾出的那点小道消息她也如数家珍。

芬在这群新认识的宾客面前异常活跃。他给大家讲起了他曾给我讲过的孟般亚那些故事。我在一旁注视着他，看着他轻轻转动手里的酒杯，用纯银的蚝叉享用大虾，心安理得地让其他宾客用镂空雕刻的打火机为他点烟——而这正是几天前我看见的那个在沾满另一个男人鲜血的树皮船旁边吓得跟孙子似的人。此刻我终于明白，他所有的悔恨都是装出来的。他谈兴正浓，正在他生平最大的舞台上尽情施展着身手。而在他大快朵颐的同时，我和内尔却在一旁惊愕不已。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伊莎贝尔·斯维尔夫人旁边。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她丈夫亚瑟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醉得说不出话，还用一种类似狗在网球场上追逐网球的愚蠢方式关注着我们的谈话。斯维尔夫人一直缠着我，她问了许多关于基奥纳部落的问题，可我回答的时候她并没有在听。她问的问题是散乱脱节的，并不能引发真正的交谈。她的左腿从晚礼服的开衩处露了出来，跟我靠得越来越近。等到甜点端上来的时候，她那条腿已和我的腿紧贴在一起。她会把嘴唇凑到我耳边跟我说话，或者突然令人费解地大笑一声，一边笑还一边把头夸张地向后一仰，还有，她会抓着我的手看我指甲底下的黑泥——她所有的举动和仪态都在向在座的人表示，我和她已迅速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内尔直接冲我鄙夷地看了好几眼。当我看到因我而起的表情从她脸上一闪而过时，我发现我心里居然有些得意。而此时，在桌子另一头，芬正低声与克莱尔·伊内丝谈着什么。

晚餐过后，伊内丝上校邀请所有男宾观赏他收藏的古代兵器。而克莱尔则带着女士们到后面的露台上喝助消化的饮料。我缓缓跟在男人队列的最后。我听见芬正压低嗓音告诉上校，他手里也有一件十分罕见的史前古物。听到这儿，我立刻转身往回走。我在厨房前边的狭窄走廊里碰到了内尔。我一把握住她的手腕，把她拦了下来。

“你在文明社会里挺能混的嘛，尤其在女人跟前。”她说，“你就别再装了。”

“拜托你，别无中生有行吗？”

她的脸忽然变得苍白起来，憔悴得厉害，就像我初次见到她时一样。

“你跟着我，”我说，“跟我一起回基奥纳。回英格兰。只要你跟着我，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斐济，”我绝望地说，“巴厘岛，都行。”

“我一直在想，刚到塔姆部落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赞本是神，是圣灵，是个法力无边的死人。可现在他真的成死人了。”她还想说些什么，可声音被堵住了。她朝我偎依过来。

我把哭泣的她紧紧搂住，抚摸她松开的头发，发丝微微有些缠结。“跟我一起留在这儿。或者，让我跟你一起走。”

我的头被她扯了下去。我吻到了她。那吻是温热的，咸的。

“我爱你。”她说。她的双唇紧贴着我的。然而这意味着“不”。

回城的一路上她都沉默不语。到了旅馆，她直接回屋，跟我们俩谁也没说一句话。

芬拿着上校送他的一瓶白兰地对我摇了摇：“再喝点儿？对睡眠有帮助。”

我不相信他睡眠有问题，可我还是跟着他进了他的房间。我并不想去，但我总觉得我们俩应该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基奥纳部落的男人遇上这种情况，他会给另外那位伙计开价，几根长矛、一把斧子，外加一些槟榔，那人的老婆就是他的了。

芬的房间跟我的差不多，只不过是在楼道另一头。同样是刷成绿色的墙，单人床上铺着白色的编织床罩。床头的托盘里摆着两只玻璃杯。他往里面倒了些白兰地，然后递给我一杯。

他的旅行袋都敞着放在窗户边。那笛子不在里面。屋里没有壁橱，也没有衣柜，门边倒是有个放衣服的带抽屉的小箱子，可那里面肯定容不下那笛子。

“在床底下。”他把他的杯子放回托盘里，然后把笛子从床下滚出来，露出半米长。它仍被毛巾裹着，外面捆着细绳，绳子已经松了。反反复复包上又打开似乎已经让他厌烦了。

“它太漂亮了，班克森。比我印象中还要漂亮。上上下下都刻满了雕纹。”他弯下腰去解绳子。

“别，别解开。我不想看。”